黄彝

革命烈士

黄彝（1903-1934）又名聪训、剑津，化名荒木。湖南长沙人，1903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曾任中共山西特委宣传部长，特委书记。

人物生平

黄彝少时从长沙县五美小学毕业后，得徐特立资助，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因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参与建立救国十人团、话剧团，在长沙县东南乡和浏阳县西乡一带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活动。1926 年秋，由徐特立推荐，回五美乡担任济贫女校校长。挨家挨户说服家长，动员贫苦人家女儿上学。还到岳云庵、南薮庙、五美山等地协助组建妇女会。1927年初，到长沙市周南小学任教。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转移到武汉。1928年初潜往上海，先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后到上海艺术大学读书。后因参加与组织学生运动被捕，经组织营救出狱。1929年春，前往厦门中华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斗争。不久，先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1930年春，调任福建省互济会主任。5月，任省委组织的劫狱特别委员会秘书长，参与组织思明县 (今厦门市)监狱劫狱斗争。仅用十分钟时间，打死狱警20多名，救出党的干部和党团员40多名。1931年夏奉调去香港。同年冬，返回上海，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及中央组织部工作。1933年初、调任中共山西特委宣传部长，后任特委书记。在险恶艰苦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使受到严重破坏的太原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壮大。由于积劳成疾，下肢严重浮肿，医治无效，于1934年3月20日在太原不幸逝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人物事迹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全国，身为长沙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的黄彝，积极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他同好友蒋长卿等率先在学校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并与部分同学组成话剧团，活跃在长沙县东南乡和浏阳县西乡的村村落落，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他们的演出象星火，在人民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6年，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日子，黄彝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乡。经徐特立推荐，他担任长沙县五美乡济贫女校校长。一到学校，他便满怀热情地投入了工作。济贫女校的学生分赤贫、次贫两种，赤贫全部免费，次贫免费二分之一。当时，社会上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很严重，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很少，黄彝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他的4个姐妹自小到大未进过学校的大门。为了能让贫苦人家的女儿上学，为了唤醒千百万妇女的觉醒，黄彝不辞劳苦地奔忙。在学校，他既是校长，又是教员，课余还要到岳云奄、南薮庙、五美山等地访问农民群众，从事协助组建妇女会等工作。那时，蒋长卿担任五美高小校长，与济贫女校相隔不过半里，黄彝常与蒋长卿商量开展革命活动问题，共同组织宣传活动，培养了不少革命骨干。1927年初，他到长沙市周南学校任教，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发生后，长沙一片白色恐怖，黄彝随熊瑾玎一道奔向了武汉。1928年，他又从武汉到上海，先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后到上海艺术大学读书。不久，黄彝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囚禁于提篮桥西牢，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29年春，黄彝与张耕陶、周剑正等3人从上海调到厦门中华中学任教，并从事地下斗争。不久，他又先后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1930年，调任福建省互济会主任。黄彝办事沉着果断，工作一丝不苟。当时，国民党思明县(今厦门市)的监狱里关押着党的干部和团员40多人。怎样才能使这些同志脱身牢狱呢?一个劫狱计划酝酿成熟了!以省委书记罗明和省团委书记王德均等为首成立了特别委员会，陶铸担任特委会书记兼劫狱行动总指挥，黄彝担任特别委员会的秘书长。他一想到那么多同志还在监牢里备受敌人的折磨，心就如火烤般难受。他到处奔波，不辞辛苦，做了许多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因为准备组织工作周密和指挥有方，这次劫狱前后只用了10分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打死了狱警20多人，顺利地救出了这40多位同志。中共中央对这次劫狱斗争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这是“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当时的《申报》和《厦门日报》都作了详细的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长期的地下斗争，既磨炼了黄彝的意志，也丰富了他的斗争经验。有一次，他偕妻子由上海返回福州，轮船眼看即将启航，忽然，大批水警气势汹汹登上轮船，强行检查船上乘客。情况万分危急!只见黄彝不慌不忙、镇定自若地拐入厕所，迅速将身上藏有密件的挂表从厕所丢入江里，才安然离去。

黄彝总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忘我的精神对待党的工作。1931年夏，中共中央调他去香港，这时，尽管他的妻子已怀有身孕需他照料，但他却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如期启程。这年冬，他又奉命调回上海，先后在上海沪西区委及中央组织部工作。1933年初，又调任山西特委宣传部长(后任特委书记)。对频繁调动，他毫无怨言，化名荒木，及时抵达工作岗位，认真工作，冒着风险，尽最大的努力使太原受到破坏的党组织得以很快恢复、发展和壮大。他经常废寝忘食，忘我工作，即使回到家里也不休息，把全部的身心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由于长年的劳累和生活的艰苦，他病倒了，下肢严重浮肿，经医治无效，不幸于1934年3月20日在太原逝世，时年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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