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星垣

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常务理事

黄星垣，四川人，中西医结合临床学家。多年从事中医治疗热性病和急症的研究，在发掘整理中医治疗急症的丰富经验和更新其应急手段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并取得可喜进展。培训了一批从事中医急症研究的科技人才。

人物概述

黄星垣，中医内科专家。四川峨眉人。1949年毕业于国防医学院大学部医科系。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重庆市第一中医院副主任工程师，重庆市中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常务理事。长于中西医结合诊治肾盂肾炎，内科急症。主编有《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急症证治》。

生平简介

黄星垣又名茂和，字亚申。家境清贫，早年丧父，赖母为生，其母积劳成疾，苦无医治，故在幼年即怀习医济世之愿。1943年考入全公费的军医学校大学部，使习医之志，如愿以偿。这所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内迁贵州安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迁上海江湾复课，更名为国防医学院。入学之后，连续以学习成绩优异而名列前茅。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0月随第二野战军卫生部进军西南，此后一直在重庆从事临床医疗保健工作。1958年经选送离职学习中医两年半，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获中央卫生部颁发的一等奖。

学习中医之初，他对中医药这个伟大宝库尚无深入了解，只抱着多学点本领，对解除患者疾苦总是有好处的想法，坚持了学习和研究中医药。30年来，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他深刻地体会到，中医药学不仅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医学，而且也是一门融医理、哲理、心理为一体，具有高深科学内容的人体生命科学。尽管在学习和工作上历尽困难和曲折，但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开辟的这条航道，是条正道，从而较为珍惜所学的内容，热爱自己的岗位。同时还体会到，西医学习中医的关键是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而且这种学和用，应该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

所谓“古为今用”，就是将古代医学的学术理论和医疗经验，用于今天防治疾病和保障人民的健康；所谓“洋为中用”，就是运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进一步挖掘和阐发中医的特色，充分展示其专长；所谓“推陈出新”，就是把西医和中医知识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为总结探索出新的学术理论和临床规律，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些年来，他的这种探索，主要是围绕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研究整理中医理论资料和更新中医急症治疗思路方法等3个方面进行。

1961年10月，正值农村因工作失误，出现“肿病”的困难时期。当时他脱产学习中医正进入结业阶段，被重庆市选派担任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病低血糖昏迷研究组副组长，通过调研和尸检发现，这类病人的内脏器官及全身肌肉，都极为衰竭和萎缩，代谢功能低下，无法对抢救治疗注入的大量葡萄糖液利用转化和贮存；从中医辨证分析，其病情属阴阳两竭的脱证，采用大剂量葡萄糖液冲击注射疗法，疗效极差，病死率高达80%以上。经过分析比较研究，改进为如下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疗法，即：①加强保暖以散寒固脱；②改大剂量葡萄糖液冲击注射为小剂量分次注射，以维持有效的血糖量；③加用自制的人参注射液、附片注射液注射，以助糖液在体内利用转化和贮存；④增加摄入食物热量，少食多餐；⑤加用益气健脾的中药丸剂，以助食物的消化吸收；⑥加强夹杂感染的防治。经过这样的治疗改进，临床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病死率由85%下降到5%，重庆市及时召开了经验交流会议，从而将这一重危急症的病死率，很快在全市范围内控制了下来，这是他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首传捷报。

1963年5月，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审订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百余名代表，全系中医界知名专家，他和另外3名西医学习中医代表，受邀参加会议，并分派到相应的教材组编写和修订。总评时8门审订教材中的《内科》和《金匮要略》未达标，全部重写。由于会期已近尾声，会议决定留下20多名代表，延期3周，突击完成重写任务。他接受的任务是重新撰写内科总论，在黄文东、曹鸣皋两名老中医的协助下，由他执笔突击加班，昼夜奋战，最后提前两天完成6万字的内科总论。此稿以《脏腑、气血、痰湿病证概述》为题，对其辨证论治要点，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由于文稿能反映中医内科理论的特色，切合实用，受到教材学术评审专家一致好评。会后卫生部领导又决定由金寿山、曹鸣皋两名老中医、西学中的张大钊和黄星垣4人组成统稿组，并指派黄星垣为小组负责人，在沪历时两个半月，完成了统稿任务。同年11月，又受邀去合肥参加第二批教材的审订。这次被分配到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组，在任应秋老师的指导下，执笔完成中医各家学说总论，首次较深入地论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出历代各家学说的学术发展和成就。此稿由于撰写内容和体例新颖，系统性和逻辑性强，也受到教材学术评审专家的较高评价。

1963年9月，重庆市开始筹建中医研究基地，抽调一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家，充实到重庆市第一中医院，黄星垣被抽调到内科担任主任，并负责肾盂肾炎的中医治疗研究。当时此病的临床治愈率一般为40%～60%，远期疗效巩固率只有20%～40%，他们专用中药治疗观察141例的研究结果，把临床治愈率提高到79.7%，远期治愈巩固率为75.8%，经逐级评议，最后于1965年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鉴定，评为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他本人还被国家科委正式聘为中医中药组成员。1965年7月，经过会诊和批准，专用中药三黄五味消毒饮治疗2例肾盂肾炎并发大肠杆菌败血症成功，收到体温在2天内开始下降，4天内降至正常，相继血培养转阴的优良效果，此后运用此方治疗各型败血症18例，除2例因胆石梗阻改用手术治疗外，其余16例均获痊愈，这为他在以后研究中医治疗急症，开拓了思路。

1979年11月，受卫生部中医司的委托，由他主持在重庆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草拟编撰《实用中医内科学》的编写大纲，商定由他担任常务主编，经过6年的协作努力，这本包括120个常见中医内科病证，共11章，近200万字的中医内科专著，终于在1985年出版问世。这部专著由于广征博采，芟除芜杂，体例新颖，论述精要，内容丰富，受到好评和赞誉，1989年获全国优秀科学技术出版图书一等奖。

1980年以来，由他负责的中医治疗内科急症研究，由于把继承传统经验和更新中医的急救手段结合起来，把临床治疗验证、改进剂型和实验研究结合起来，且重点抓了①深入开题调查；②提出合理设计；③组织技术协作；④进行药物剂改；⑤开展治疗验证；⑥采用中医综合急救；⑦制订中医急救常规；⑧及时总结经验教训；⑨培训技术队伍；⑩邀请专家评议等10项改革措施，因而工作进展较快，为深化中医内科急症治疗研究，提供了经验。1983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以重庆市中医研究所为现场，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交流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同年在重庆建立了全国中医急症培训中心，由他担任主任，先后开办培训班15期，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一批中医急症科技人才。

技术成就

黄星垣自60年代初期，刚踏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岗位之际，通过中医对肿病低血糖昏迷和败血症治疗效果的观察分析，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中医不仅能治好慢性病，而且对急症治疗也具有一定的潜力。不过这种潜力，尚待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掘和开发。因为中医治疗急症的剂型比较单调，应急手段比较落后，处理急症多系临证之时，评脉处方，诊后才煎煮汤药服用的程序，因而不能适应今日城市医院成批日夜收治急症群体病例的需要。况且急救处理，全凭医生各自的经验，缺乏统一的诊治常规和急救规范，急救病种范围受限，疗效不稳，尤其对汤水难进的重危急症，更感棘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从1965年起曾立题上报，筹措开展此项研究，后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断，1978年才重新开始这项研究。

为了使中医急症治疗研究能更有效地深入开展起来，他们深入总结了过去研究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分析过去有效的病种和具体方药，邀请院外专家评议咨询，最后吸取了过去治疗病种选得过多过难的教训，缩短战线，集中精力，主攻中医温病的高热、厥脱、救阴保津“三关”。由于温病急症的病情危急，变化迅速，若无统一的辨证治疗规范，没有可靠而及时的急救处理手段和有效制剂，要使研究取得进展，是很难设想的。

他们设计的研究方案认为，更新中医的急救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急救有效方药的剂型改进和投药途径改进密切相关，但这两种改进，必须以中医的理法方药为依据，以现代先进科技为手段，以现代医学的检查诊断作参考。在具体步骤上，首先通过临床治疗筛选有效方剂，再按照现代工艺技术程序试制新制剂，取得安全有效的实验结果后，在临床上进行验证治疗观察，同时进行相应的药效学和药理学探讨。这种改进研究主要是围绕温病“三关”的急救，因此投药途径则以静脉给药为主，将抗高热的“清气解毒针”，抗休克的“参麦针”，救阴保津的中药大输液“增液针”的研制为重点。治疗验证结果提示，“清气解毒针”抗感染性高热的疗效，据191例治疗对照统计，3天内体温降至正常者为67.8%，对照组为62.0%；“参麦针”抗休克的疗效，据131 例统计，48小时内休克完全纠正率为91.6%，明显优于对照组；中药大输液“增液针”对纠正阴液失调的疗效，据324例对照比较，较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液有更明显的抗炎和解热作用。这表明对中药急救方药进行以上“双改”，是更新中医急救手段的有效途径，确能明显提高中医急症治疗的临床效果，而且便于推广。与此同进，他们从1981年起还制订出“高热”、“休克”、“昏迷”、“抽搐”、“喘促”、“出血”、“心痛”、“中毒”等8种常见急症中医诊治常规，在临床试用，有的还被收入《实用中医内科学》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中医急症试用证治常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内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始于50年代后期，集中于编撰出水平较高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第一版中医学院教材问世，未能达到这一要求，于是1963年第二版审定会就明确提出，每门修订的教材均要重新撰写一篇具有系统学术理论性论述的总论，各论的体例内容，也应创新和改进。黄星垣分担执笔撰写的内科总论，改变过去习惯于将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四诊八纲等基础概论，作为内科总论的主体框架，更新成题为《常见脏腑、气血、痰湿病证概述》的内科总论，由于这篇总论既能体现内科常见病证辨证论治的规律，又能反映中医内科学的学术特点和研究进展，因此这本内科教材至今虽已修订5版，但其总论的主体框架和学术内容，基本上保留了下来。在那次教材审订会上，他执笔撰写的另一篇中医各家学说总论，首次从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各家学说的概述，各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各家学说对祖国医学的影响等4个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深入的分析，精要地归纳反映了历代各医药学家的学术成就，对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80年1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1991年改称中国中医药学会）在昆明召开了第一届中医理论研究会，会上他宣读了题为《扬长补短，推陈出新》的论文，对当前中医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具有新见的评论，论文指出，“扬长”，重点是发扬中医独特理论体系之长，办法则是借鉴历史成功的经验，大力改进研究工作；“补短”，迫切需要改变中医诊治手段落后现状之短，办法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知识，将中医的诊断治疗技术，迅速革新和改进；“推陈”，就是从实际出发，打破思想上的老框框，办法是实事求是，探索能大力促进中医理论发展的科研方法；“出新”，就是在中医学术理论的发展上，鼓励标新立异，办法是突出重点，有的放矢，集中力量，深入研究。他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从事中医急症临床治疗研究的改进和提高；一方面着手《实用中医内科学》和《中医内科急症证治》两本著作的编撰。由于急症治疗研究任务繁重，风险较大，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安全和顺利完成，他坚持深入临床和一般医生一样，参加值24小时负责制的急症班，住在医院内，坚持对重危急症日夜查房和巡诊，且挤出几乎是全部假日及大部晚上时间，整理和撰写研究资料，这样持续6年，终于在1985年由他主编的《实用中医内科学》和《中医内科急症证治》两书均正式出版发行。此后1987年、1988年和1990年还相继主编出版了《中医急症大成》、《温热求新》和《中医药临床科研指南》。在80年代的10年间，他还先后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如何实现中医现代化》、《温病卫气营血研究概况》、《内科急症中西医结合成就》和《多学科、多途径开展中医科学研究》等70 篇论文，对中医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他在开展中医急症治疗研究的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人才、科技和基地是保证研究顺利进行的三大要素，其中人才培育尤为重要。所以从80年代初期他就着手科技人员的培育。他们培训的原则是“联合”和“配套”，培训的办法则是从实践中学习与办班相结合。所谓“联合”，即培训的急症技术队伍，包括临床医生、中药制剂、基础实验各方面的人才；“配套”，即临床、药物和基础配套的梯队。培训内容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组织有实际经验的专家编写出《中医内科急症》和《中医内科急症剂型改进》等著作，把传统的理论经验与近代研究进展结合起来，把概念的原则与具体有效经验结合起来，收效较好。从1982年起，受卫生部中医司委托，开办全国中医急症和药物剂改班共15期，培训中高级科技骨干近千名，来自21个省市的学员，结业返回单位后，相继开展了中医急症的临床和药物研究。

主要论著

1.黄星垣.中医内科.总论.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4：1-26.

2.黄星垣.中医各家学说.总论.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4：1-29.

3.黄星垣主编.中医内科急症证治.总论.中毒、痧症.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4.黄星垣.实用中医内科学.辨证、急症.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

5.黄星垣.中医急症大成.总论.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14-45.

6.黄星垣.温热求新.温热急症心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54-83.

7.黄星垣.中医药临床科研指南.概论.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1-34.

8.黄星垣.如何实现中医现代化.上海中医药杂志，1980，（5）：1.

9.黄星垣.扬长补短，推陈出新.中医杂志，1980，（1）：8.

10.黄星垣.中西医处理急症的现状及改进中医急救治疗方法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杂志，1985，（9）：571.

11.黄星垣.辨证论治形式和应用探讨，中医杂志，1985，（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