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仲实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

黎仲实，广东省高要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19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

投身革命

早年进入广州时敏学堂读书，1902年，黎仲实被学堂选拔，成为该校首批自费留学生留学日本。后黎仲实肄业于日本同文学校。在东京认识了“以日本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广东老乡、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不时与黎仲实倾谈革命救国思想及道理，悉心指导其从事革命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受其影响，又因当时爱国和革命思潮的推动，黎仲实的思想慢慢地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不久就踏上了民主革命之路，成为留日学生中的早期革命青年。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兴中会（孙中山于1894年组建），坚决拥护孙中山的“推翻封建帝制”革命主张，随后又成为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的好帮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黎仲实参加留日学生组成的国军民教育会，并加入拒俄义勇队；这个革命小团体由拒俄义勇队（1903年4月成立）改组而成，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用“鼓吹、起义和暗杀”等进行革命活动。7月，孙中山自越南河内抵达日本横滨，在山下町本牧桥附近租一洋房，各省留学志士数十人先后访谒孙，聆听孙的教诲，他们促膝谈心，畅论国家大事与救国之道，其中就有黎仲实。孙中山在《孙文学说》写道：“过日本时，有廖仲恺夫妇、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予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往国事；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①8月，孙中山在东京秘密建立青山军事学校，招收中国自费留日学生为学员，聘请好友、日本军事家日野熊藏为校长，聘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向学生传授军事知识及制造盒子炮、各种火药的方法，特别是各种游击战术，为日后的武装起义奠定基础。孙中山对入学要求非常严格，凡成为该校学生者，先必填写盟书，宣誓忠于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革命思想。②有志于革命的黎仲实第一个报名，与李自重（1882～？，广东台山人）、胡毅生（1883～1957年，广东番禺人）等14人成为学校第一期学生，半年后因故而解散。③黎仲实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感召下，决定献身革命，从事推翻满清帝制、创建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黎仲实经孙中山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中山“命黎仲实与某武官（法国的，编者按）调查两广”革命实力，为发动革命武装起义作准备。④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廖仲恺（1877～1925年，广东惠阳人，中国民主革命活动家、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与何香凝（1878～1972年，广州人，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动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结为夫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廖仲恺、何香凝二人先后到日本东京留学。廖仲恺在早稻田大学预科政治科学习，何香凝则就读于东京目白女子大学。黎仲实依照孙中山的指示，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于革命之士，广为结交。光绪二十九（1903年）春，黎仲实在某次留日学生聚会上认识同是来自广东的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经过几次接触，得知二人有结识孙中山的愿望。于是在初春3月的一天晚上，黎仲实把夫妻俩带到小石川一间叫“下宿屋”的旅馆拜访孙中山先生，听孙中山畅谈爱国救国形势和革命道理。从此，何、廖二人走上革命道路，积极参加各类进步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为孙中山在东京成立新的进步革命组织进行准备工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的一天晚上，由黎仲实为第一介绍人，孙中山为第二介绍人，何香凝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9月1日，在孙中山的见证下，廖仲恺也成为中国同盟会的一名成员，而黎仲实和何香凝则是廖的介绍人。⑤

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后，黎仲实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从那时起就一直为中国同盟会的最终组建而奔走。孙中山指示黎仲实，要在东京寻觅一处较隐蔽的场所，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为组建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作铺垫。黎仲实多次找到在东京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的廖仲恺和何香凝，请二人帮忙解决。为避免因来往陌生人多而引起本地人的怀疑，黎仲实建议让他们搬迁。廖、何夫妻俩积极协助，在稍为偏僻的神田租了一套房屋住了下来。经过黎仲实的再三努力，他们的租居的寓所就成为孙中山在东京的主要通讯联络站和集会场所，孙中山和一些革命者经常在那里集会，商议和策划革命活动。⑥黎也不时来处此帮忙挑水，暗地里担负防卫任务，顺便取走孙中山的信函，传递消息。这座寓所还成为部分早批同盟会会员办理加盟手续的历史见证物。在那里，黎仲实、何香凝、马君武、胡毅生等庄严地举着右手，在孙中山引领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这些人和稍后入盟的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分子。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赤坂区松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召开筹备会，与会者有黄兴、陈天华、冯自由、宋教仁、黎仲实、马君武、朱执信、李四光等7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的17个省，研究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会上，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说，分析革命形势和实行方法，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成一个大团体，以便同心协力，从事革命工作。孙中山的建议获得黎仲实等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成。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经过讨论，新的团体定为中国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宗旨。孙中山当即起草盟书，内容有：联盟人XX省XX府XX县XXX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愈此，任众处罚。天运年月日中国同盟会会员XXX主盟人XXX介绍人XXX。与会者纷纷缮写签署盟书，再进入另一小房间内，由孙中山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宣誓，然后教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秘密召开，出席会员有100余人，大会讨论通过黄兴等人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总理之下分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各省、区再成立分会。孙中山被推选为在同盟会总理，黄兴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大会决定《民报》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宣传革命思想。⑧

筹备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06～1908年），黎仲实来往于日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及南洋之间，为举行镇南关、马笃山、河口起义筹备军械弹药、粮饷和军用券，并参加起义，成为黄兴的得力助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黎仲实遵照孙中山的指令在广东、广西两地调查革命实力；黎仲实一行来到广西桂林，与黄兴等人商议武装起义的相关事宜。由于黎仲实等人的提前准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2月1日，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的枪声顺利打响；当天同盟会会员黄明堂率80余起义军攻占镇南关炮台。孙中山、黄兴和胡汉民闻讯，即从越南赶赴起义地点指挥战斗。但因资金短缺，黎仲实所准备的弹药非常有限，最终炮台重陷敌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3月27日，黎仲实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随黄兴在广西钦州马笃山发动起义，参与者200余人，号称中华民国军南军，大部分是同盟会成员，后队伍发展至600余，转战钦廉上思一带达40多天，多次重创清兵，后因力量不足而退到越南。4月29日，黄明堂、王和顺按照孙中山的部署，率镇南关起义后退到越南的义军开赴云南河口，再举起义大旗，黎仲实随黄兴一道参战，先后攻克河口、新街、南街，直逼蛮耗、蒙自，孙中山电令黄兴任云南国民军总司令，黎仲实被人称作“副元帅”。5月9日，因所收编的降卒不听调度，起义部队被迫退回河内；5月26日，清兵攻占河口，起义又遭失败。⑩。

暗杀载沣

1906至1908年，中国同盟会在国内组织多次武装起义，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清政府到处捕杀革命党人。为对抗清政府的镇压，革命党人秘密筹备政治暗杀，想通过这种反清暴力斗争的特殊方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虽然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低潮时采取的极端的暴力方式，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时设立了一个专司暗杀的机构称实行部，准备组织对清朝官员实施暗杀活动，以方君瑛为首，成员有黎仲实、喻培伦、黄复生、汪精卫。光绪三十四年夏（1908年），黎仲实、方君瑛、喻培伦、黄复生、、曾醒、汪精卫、陈璧君7人在日本组成暗杀团，试制炸药。因担心在日本试验会暴露目标，黎、汪、黄、陈、喻于年底转移到，暗中把机关设在香港黄泥涌道，在那里秘密进行炸药（喻培伦亲自制作）试爆。宣统元年（1909年）12月，暗杀团成员黎仲实与喻培伦、黄复生、汪精卫、陈璧君先后潜入北京，筹备刺杀行动；方君瑛和曾醒则留在香港作后继。

宣统二年（1910年）元旦，黎仲实等5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琉璃厂附近的马神庙胡同内，租赁一间临街的民居，开设一间名叫“守真”的照相馆。实际上，守真照相馆是中国同盟会部分革命党人设在北京的一个临时秘密联络机构。黎仲实等革命党人以开设照相馆的名义作掩护，伺机行刺清政府要员。暗杀团开初认为，清王朝庆王奕劻的势力最为强盛，应该向奕劻下手。但由于庆王府戒备森严，加之奕劻出入特别谨慎，很难寻得良机，最后决定谋炸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摄政王载沣。几经酝酿，3月31日，他们选择载沣每日上朝必经之路的什刹海甘水桥作为刺杀的地点，把炸药埋于桥下。但因不慎被朝廷密探发觉，炸弹被取走，暗杀行动夭折。4月16日，暗杀团的行踪被密探发现，守真照相馆遭受搜查，黄复生不幸被捕，汪精卫也在东北园住地被清兵带走。5月初，汪、黄两人以“未遂罪”，被朝廷判“永久监禁”。幸免于难的黎仲实与陈璧君，受同盟会负责人黄兴、胡汉民之命，继续留在北京，准备营救汪精武和黄复生。

行刺载沣的行动失败了，但也极大地震慑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虽然暗杀不是革命的主要手段，但在当时的环境中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正如当时负责暗杀组织工作的吴玉章（1878～1966年，四川荣县人）后来所说的：“在那‘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时代，暗杀就是革命党人投向清王朝专制统治者的一枚枚爆裂弹，像警钟，像惊雷，震撼着社会，惊醒了国人”13。谋刺摄政王载沣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置清廷于恐怖境地，使清王朝的大小官吏“谈虎色变”，不敢贸然公开与革命党人为敌；并且激发了一些革命青年杀身成仁的志气，鼓舞人民进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宣统二年（1910年）冬，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城召见黄兴、胡汉民等人。孙中山劝说胡汉民说:“我知子等谋营救精卫……子亦尝料满洲必覆，则何不劝仲实、璧君诸人集中致力于革命军事，而听其入京作无益之举，忠于感情，而失却辨理力，我不意子亦如是也。”14很明显，孙中山不支持暗杀行动，也不主张让黎仲实与陈璧君在京营救汪、黄二人。他认为，只有发动革命军起义，取得革命胜利，才是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胡汉民欣然接受孙中山的建议，立即通知在京的黎仲实、陈璧君返回中国香港地区，准备组织和参加广州起义，通过“迂回”战术，“曲线”营救汪精卫。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武昌起义爆发；11月6日，清政府果然释放汪精卫和黄复生。15

黄花岗起义

宣统三年（1911年），黎仲实直接参与广州黄花岗起义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具体负责购买军火及运输。2月至4月，受广州起义总指挥黄兴的委派，黎与吴玉章、方君瑛、曾醒、陈璧君来往于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广州之间，到日本购运枪支弹药，途径香港运回广州。当时购运军火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黎、吴等人想尽各种方法，为广州起义准备武器，功不可没。所有军械均从香港启运，大部分装在棺材中，由方君瑛扮作孝妇，披麻带孝运抵广州。4月27日下午5时左右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此时，胡汉民率黎仲实、方君瑛、曾醒、陈璧君等革命党人自香港乘船全力往广州方向赶，刚踏上珠江岸，得知起义失败，又见广州城门紧闭，无法进城。时官兵正在四处搜捕起义者，处境十分危险，黎等人只得返回香港。16虽则黎仲实没有直接参加黄花岗起义，但是，我们从后来孙中山的一些文集可知，黎在这次起义中的作用同其他参与者同等重要，得到孙中山的充分肯定。1916年12月孙中山撰写的《祭黄兴文》中就有“昨晨黄花岗同人等，念公一生勋节彪炳，志行艰烈，要以广州一役为最。爰集当时与其事者，……”之说，把“黎仲实、朱执信、胡汉民”等22人与去世的黄兴一并列为“黄花岗同人”和“当时与其事者”。17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激发广大民众继续起来斗争，为武昌起义到来和清王朝灭亡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后，黎仲实不时奔走于上海、越南、泰国、日本之间，继续为未竟的民主革命大业而奋斗，历经艰辛。

民国8年（1919年）10月1日，积劳成疾的黎仲实在上海病逝，年仅34岁。孙中山闻之特批抚恤金优抚黎仲实遗属，并于翌年亲笔为其题写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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