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己亥杂诗注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是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刘逸生。

内容简介

《己亥杂诗》是清代诗人龚自珍于公元1839年（农历己亥年）创作的一组诗集，共计315首，其中第五首及第一百二十五首收录于我国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观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诗中选用“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诗的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龚自珍不仅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又是清代著名的诗人；而且“诗人龚自珍”的名气也决不逊色於“思想家龚自珍”。一百多年来，龚自珍的诗同他的政论一样，也产生过重大影响。晚清民初之际，学龚诗、集龚句的人之多，打开几大册《南社诗集》便可见一斑。南社诗人柳亚子推崇龚自珍的诗是“三百年间第一流”，决不是过誉之词。

可惜在龚自珍身后，著作严重佚失，而以诗为尤甚。龚氏於己亥年（一八三九年）出都时，曾自称“诗编年始嘉庆丙寅，终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卷”（见《己亥杂诗》第六五作者自注），那时还未包括《己亥杂诗》。但这二十七卷早已佚失，今除龚氏自定的《破戒草》《破戒草之余》外，都是后人陆续收拾的，全部合起来不过二百八十余首。龚诗现存而最完整的，就是《己亥杂诗》了。

《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共有三百一十五首，都是七绝（有些是不那么按照格律的古绝）。这一大型组诗写於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一八三九年）龚氏辞官返家之时，由当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写起，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龚自珍於庚子年（道光二十年）春给友人吴虹生的信中，提到这事：

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持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於帐簿纸，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龚自珍全集·与吴虹生书（十二）》

这一组诗，是龚自珍有意识地对前半生经历作一小总结而写的（当然其内容不限於总结过去）。其中不少篇章是自述家世出身，仕宦经历，师友交游，生平著述的。这种自述性质的诗，可使人更好地了解作者的生平为人。但这仅仅是内容的一部分，《己亥杂诗》所涉及的远不止此。

龚氏在写给吴虹生信中的所谓“往返九千里”，大抵是这样的：己亥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出北京，行前向一些老朋友告别，然后遵陆路南行。五月十二日抵达江苏省清江浦，再南行至扬州，沿路会见一些友人，渡长江到镇江，历江阴、秀水、嘉兴，於七月初九日抵达杭州。在杭州稍作停留，与旧友相见，大约八月底回到昆山县的羽琌别墅。住到九月十五日再出发北上迎接妻儿。九月二十五日重到清江浦，十月初六日渡河北上，在山东曲阜稍作勾留，然后在河北省固安县等候妻儿出都。十一月二十二日，与妻何颉云及儿子昌匏、念匏女儿阿辛等南归，至十二月一干六日抵羽琌别墅。《己亥杂诗》就是在这大半年时间内写成的。

正像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龚自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起着承前继后的作用。他的思想照亮了清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令无数的人“若受电然”。而他的诗作雄奇瑰丽，生命力之旺盛，自屈原而下，一人而已。《己亥杂诗》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刘逸生先生的注本对于读定庵诗者决

龚自珍简介

龚自珍，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璱人，号定盦，又名巩祚。生於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得年五十岁。

龚自珍生长在经济号称繁庶，文化也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门第又可称得上书香世族。祖和父辈除了任官，还有著述；外祖父段玉裁更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父亲丽正有史学著作，母亲段驯也是诗人。龚自珍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封建文化传统的教育，对经学、史学、古典文学、诸子百家，或深入研究，或广泛涉猎，早年就打下相当扎实的学问基础。其时正当乾嘉考据之学盛行，龚自珍的师友辈中，不少又是考据学者，加上祖父辈的薰染，所以龚自珍自幼便养成考据的癖好，懂得如何“以字说经，以经说字”。他十二岁开始习诵《说文解字》，十四岁考订古今官制，十六岁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搜罗罕见古籍，致力於目录学，十七岁进一步收集石刻，研究金石文字，进行古文字学的研究。凡此，都说明他自小深受乾嘉朴学的影响。假如不是“世变剧烈”，迫使他走上另一条道路，他大有可能沿着阎若璩、戴震、王念孙、段玉裁等人开辟的路子走下去，成为著名的考据学者的（清《皇朝经世文编》《经解续编》均收录龚自珍的《大誓答问》；光绪重修《杭州府志·人物志》列龚自珍於“儒学”，可见当时一些人的看法）。

不过，龚自珍在仕途上是很不得意的。由此终於阻塞了他亲手施行改革政治的宏愿。

龚自珍於嘉庆十五年庚午（公元一八一○年）首次应顺天乡试，考中副榜第二十八名，那时只有十九岁。但在龚自珍自己看来，还是很不如意的。因为乡试的副榜贡生，在一般人心目中还不是正式举人，比秀才高不了多少。龚自珍不满意这个“出身”，因此他在嘉庆十八年癸酉（公元一八一三年）和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公元一八一六年）两次再应乡试，希望取得正式举人的资格，可惜都落了第。直到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公元一八一八年），第四次应乡试，即清嘉庆帝六旬万寿恩科，他终于中式第四名举人。那时不过是二十七岁。第四名举人是所谓“五经魁”之一，这使龚自珍大受鼓舞，以为科名从此一帆风顺，可望置身於卿相之列，实现改革政治的理想了。

不料事与愿违，龚自珍再考进士试，却连连落第。嘉庆二十四年已卯是恩科会试，不第；嘉庆二十五年庚辰是会试正科，仍不第，只好出任一名内阁中书的微官；道光二年壬午是道光皇帝登极恩科，会试仍未第。这样一直到道光九年，龚自珍已经三十八岁了。这年是第六次会试，才勉强中了第九十五名，殿试为三甲第十九名，连一个翰林院也考不上，只好仍旧回到内阁中书的老位子上。

我们知道，科举出身的高下，在那时是极关重要的。龚氏既无法“掇取巍科”，此后就始终被弃置在中书、主事的冷署闲曹之中，无从施展抱负。十年之后，终于迫得他不能不辞官而去。这就是龚自珍在官场上坎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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