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里三公

安徽省合肥市境内景观

一里三公，位于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大兴镇的西南侧，又称“一里葬三公”。指的是前后不到一华里的范围内，原安葬着三位名噪一时的历史人物，他们分别是：包孝肃公（包拯）、蔡文毅公（蔡悉）和李文忠公（李鸿章）。后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爆发的种种运动及文革十年对文物古迹的疯狂摧残，三公之墓皆于那时被毁，今已荡然无存。

历史来源

老合肥人都知道“一里三公”的说法，即在此不到一里的范围之内，埋葬着三位合肥历史上著名的大人物，分别是宋朝的包孝肃公、明朝的蔡公、晚清的李文忠公。其中，蔡公指的是明朝理学名臣蔡悉（一说是明初将领张德胜，后证误），如今合肥市的淮河路步行街北面原来有一座蔡文毅公祠，地点就在如今合肥市向阳路第一小学的位置。

最早看中这块风水宝地的是北宋合肥人包拯，是他亲自选择了这块干暖朝阳的茔地悲痛地安葬了他夭折的长子包繶，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更合适的位置以待将来叶落归根。为了使这块土地永远清净，包拯还特地手书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64岁在开封去世后，其夫人、女婿千里迢迢将其灵柩运回合肥，在此修了一座地宫，隆重安葬。

而“蔡公”则是指明末理学名臣蔡悉，而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追封蔡国公的虎将张德胜（后被证实有误）

自包公逝世算起，又过了600年，晚清重臣李鸿章去世后亦选择安葬于此。李鸿章自小就受到包公思想的熏陶，生平敬爱包公，如今的包公祠就是当年李鸿章慷慨解囊，花了2800两白银重新修建的。据说，李鸿章生前亲自交代，死后定要与包公葬在一起，方才称心如意。当年李鸿章的墓比包公墓、蔡公墓更为富丽堂皇，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给他立的巨大的龟驮牌，有99间雕梁画栋的享堂，亦有成片郁郁葱葱的广玉兰林。

历史上三公之名，互相辉映，“一里三公”亦蜚声遐迩，给古城庐州增添一大景观，一位游客参观包公墓与李鸿章墓时，即景生情地作了一副对联：“大节堂堂包孝肃；小心翼翼李文忠“。十分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了种种“运动”，如今除包公的墓志和遗骨有幸保存下来外，其他二人的墓已荡然无存了。

相关人物

“一里三公”之包孝肃公

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7月3日），或称包文正，字希仁，庐州府合肥（今安徽省肥东县）人，北宋官员，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仁宗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

曾任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后为龙图阁直学士，故后人亦称“包龙图”，卒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1062年农历五月十三，包公上朝，突然病作，回到家中，过了十多天与世长辞。噩耗传出，宋仁宗亲自到他的家中吊唁，并派包公的女婿文效，护送包公灵柩回老家合肥安葬。第二年八月初四，包公安葬于合肥大兴集。

“一里三公”之蔡公

“三公”中的北宋名臣包公、清末重臣“文忠公”李鸿章可谓家喻户晓。而关于蔡公，一直以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朱元璋手下的合肥籍大将张德胜，战死在采石矶，朱元璋登基后追封其为蔡国公，据说合肥的四大名点之一麻饼就是他发明的，所以也叫“蔡国公饼”；也有人说应该是明朝理学名臣蔡悉。直到1973年发掘包公墓期间发现一块墓志铭，才证明了旁边埋着的原来是蔡悉的墓。

蔡文毅公生于公元1536年，卒于1615年，累任明朝湖广、两江、山东、福建、河南等地的地方官，最后任至南京尚宝司卿和国子监祭酒，位列九卿之重，正史为其列传以彰其功德。蔡文毅公最值得颂扬的是他对宋明理学的深入精到的研究，他融会贯通诸子百家之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儒家学术，晚年告老后，仍以著述讲学为事。后人公认在庐州三公之中，蔡文毅公的学识才华，时人谓“当列三公之首而无愧也”。

他生前著述颇丰，达七十余种，如《孔子年谱》、《儒学宪章记》、《颜子见知经》、《居身居家训词二十则》等，乃明朝著名理学家，为弘扬中华传统儒教做出了巨大贡献，使程朱理学得到发扬光大。他的道德操行也为世人所称道和效法，不仅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为其立传，《合肥县志》、《庐州府志》、《续庐州府志》均以公为荣，立有专门的章节。

清雍正乙卯年（1735年），提督安徽学政姚三辰巡回庐州府，对生员进行策问：“庐郡代产哲人，何以宋明为盛”其中一位姓许的生员答道：“必欲于其中较量其最优而可法者，则宋莫如包孝肃，明莫如蔡文毅。”

“蔡公祠堂”今已无。站在如今合肥市向阳路一小的操场上，就是原蔡公祠堂所在地。《嘉庆合肥县志·祠祀记》记载：蔡公祠，在十字街东，祭明尚保卿蔡悉。合肥教育学院中文系老师蔡继忠是蔡公的十九世孙，他在《古合肥蔡文毅公祠简述》里较为详细地考证了蔡公祠堂的历史演变。

蔡悉是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经历了世宗、穆宗、神宗三朝，为宦五十年，官至尚宝司卿、国子监祭酒。蔡文毅公祠，也是合肥蔡氏宗祠，原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税课司舍。明朝天启二年，即公元1622年，明熹宗追赠蔡公悉谥号“文毅”，改税课司舍为专门供奉蔡悉的祠堂，后人称之为蔡文毅公祠。明清之时，蔡文毅公祠规模宏伟。世易时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侵华时期，这座宗祠也因遭受战乱的摧残而日渐衰落，但其原貌依稀犹存。

据说，解放前，那一带有好几处祠堂和庙宇，如今的合肥市向阳路一小，原来是蔡公祠堂和二郎庙。蔡公祠堂底第一进门厅在抗战时期改成了临街门面，当做瓷器店，房租作了祠堂经费。门面房后面是一个天井，院子里砖石码地，走过去就是祠堂的正厅。抗战以前，正厅北面神龛上供奉着蔡氏宗族列祖列宗的牌位，上悬蔡氏祖先遗像。神龛前的长条香案上摆满香炉、烛台、瓜果等祭器、祭品。正厅后面还有厢房，是祠堂执事人工作和休息的地方。再后面是一个大花园，只是后来年久失修，里面也是百草丛生。

解放后，蔡公祠堂在“私房改造运动”中，由地方政府接管为公房，分配给市饮食服务公司经营管理，后来在淮河东路修建商业街时拆除。而蔡公祠堂其余部分，早在1946年就由祠堂执事蔡荫青先生用作新生小学的校舍，即向阳路一小的前身。从1622年建立祠堂开始，到1946年止，蔡公祠堂整整存在了324年。

“一里三公”之李文忠公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于北京东城区金鱼胡同的贤良寺西跨院，享年78岁。1902年李鸿章魂归故里，归葬于合肥东乡大兴镇。合肥李氏家族为了祭祀李鸿章，在东乡兴建享堂，供奉其神主牌位。

相关研究

一直以来，“一里葬三公”有两种说法。官方的文字记载，“一里三公”墓主分别是包拯、张德胜、李鸿章，但是很多人对此存有疑问，认为其中一公不是张德胜，而是明朝理学名臣蔡悉。

蔡悉墓志的发现，终于使得“一里葬三公”有了盖棺之论。

三公故事

“1062年农历五月十三，包公上朝，突然发病回到家中，过了十多天，与世长辞。第二年的八月初四，包公安葬于合肥大兴集；元末明初，合肥人张德胜随朱元璋转战南北，战死后谥“忠毅”，葬包公墓右方；清末，北洋大臣李鸿章病逝后，谥“文忠”，昭葬在包公墓的右后方，三座巨冢鼎立相望。”

文革以前，“一里葬三公”的传说，只是在当地老百姓口中代代相传。1973年，合肥市文物专家、包公文化研究专家程如峰在发掘包公墓时，听当地老百姓说了有关“一里葬三公”的传说，遂将“一里葬三公”的传说整理成文字发表，文中提出了“一里葬三公”包括包拯、张德胜、李鸿章。

包拯、李鸿章一般人都知道，张德胜是谁，程如峰查了有关资料，明朝初年，朱元璋手下有一员虎将叫张德胜，是合肥人。元朝末年，张德胜带领巢湖水军投奔朱元璋，与汤和、徐达一起转战皖南、苏南各地，冲锋陷阵，攻无不克，使得敌军闻风丧胆。朱元璋十分器重他，委托他为枢密院事，参与最高指挥部的重大决策，可是不久他便在采石矶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朱元璋登上九五之尊位之后，想到张德胜的功绩，追封他为张蔡国公，谥“忠毅”。熟悉合肥历史的人都知道，张德胜与合肥的四大名点之一“合肥大麻饼”还有关系。相传：一次，朱元璋派张德胜率水军为先锋，攻打长江边的港口裕溪口。张德胜的水军都是家乡子弟。为了让士兵们吃得好，更好地战斗，张德胜命家乡合肥父老制作一种以糖为馅的大“金钱饼”，称作麻饼，作为水军的干粮。水军吃着家乡的点心，精神振奋，一鼓作气地攻下裕溪口，打败元军，并乘胜攻下采石矶。这一仗为朱元璋不久后攻占集庆（今南京）奠定了基础。朱元璋非常高兴，称这种麻饼为“得胜饼”。

“蔡公”身份难定

有关“一里葬三公”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就提出不同看法。蔡氏后裔、原新华社空军分社社长蔡善武先生说：“我们看到程如峰先生的文章以后，就觉得程先生可能弄错了，但我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中一个墓葬不是张德胜的，而是蔡悉的。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在《蔡氏宗谱》中找到了一篇《理学符卿蔡公谥文毅事实序》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公葬东郊外十里许，墓在宋包孝肃公墓之右，相越不过数武。两公刚风毅节，俱高千古，墓亦相接，尤足异云。’由此，我们确信其中一公墓就是蔡悉墓葬。”

蔡氏后裔将有关材料给程如峰看了之后，程老也认为可能是当时弄错了。

程如峰老人说，发掘包公墓是1973年，当时正处于十年“文革”时期，涉及到“四旧”的事情，人人惟恐避之不及；图书馆中的古籍资料全部被封存，无处查阅；参加挖包公墓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考古发掘，有兴趣没经验。当时，我听挖包公墓的民工说“一里葬三公”的传说以后，很是感兴趣，但是他们大多说不出所以然，除了包公、李鸿章，他们只知道还有个“蔡公”。后来，我好不容易在《合肥县志》上找到了一篇《张德胜传》，看他的资料有点像，就把他当作其中一公了。

后来，程如峰老人回忆起，当年发掘包公墓时，他们还找到了另外一公墓志，是谁的墓志，当时没有在意。墓志被他们运到省博物馆就再也没有过问此事了。于是，程如峰老人找到省博物馆，希望能找到当年运到那里的墓志，这样“一里葬三公”之谜就能迎刃而解了，但是去了几次都没有找到。

“蔡公”之谜终解

吴兴汉，1973年主持发掘包公墓，当年找到那块墓志，他也是见证人之一。

吴老想起当年是找到多年以前出土的墓志，而且有两块，可以叠合在一起。因为当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包公墓，对这一合墓志没有太在意。但幸运的是，吴老最终找到当年的墓志拓片。

墓志是蔡悉的，上面一块写着“南京尚宝司卿肖谦蔡公墓志铭”，下面一块记载着蔡悉的生平简介。

原来，1973年发掘包公墓，一开始没有找到包公的真正墓室，吴兴汉和程如峰到附近村里，找老人们询问，在一农户院里，见到一个用墓志搭的简易桌子。凭着职业敏感，吴兴汉觉得应是文物，应该征集到安徽省博物馆。和户主说明意图，那位中年农民很开通，愿意将它献给国家，说你们随时可以来将它运走。据那位农民说，这块墓志是1958年从村子不远的一座挖开的墓葬里搬回家的。

发掘完包公墓后，他们找了辆车子，将这块墓志和包公墓出土的东西一同运到安徽省博物馆。临走时，问那个农民可有什么要求，他要了几块包公墓中出土的条石。回到安徽省博物馆，吴兴汉要写发掘报告，也顺便将那块墓志拓了拓片，但一直没有细心看上面写的什么东西。

正是这两张无意保存下来的拓片，使得多年来有关“一里葬三公”的争论终于有了定论，至于那两块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馆的墓志，记者和程如峰老人多次到安徽省博物馆打听，都没有找到，但安徽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墓志肯定还在，不会丢失的，只是要把它们找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被毁过程

上个世纪中期，“一里三公”墓先后被毁：历经900年风雨的包公墓终未躲过“十年浩劫”；蔡悉墓在“大跃进”中销声匿迹；李鸿章也被从棺柩中拖出来暴尸荒野。

上个世纪前中期，战争频繁，特别是1938年日军侵占合肥以后，合肥饱受战争之苦，民生凋敝，包公墓也仅存残碑断碣，游人稀少。1956年11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包公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把它置于国家法律的保护之下。1957年，神州大地，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一团乌云。1958年，云团迭起。当时大兴集尚属肥东县，李鸿章墓首遭人挖掘。接着该地兴建厂区铁路支线，蔡文毅公墓为铁路所覆盖。“一里三公”墓，已失其二，名存实亡。

“十年浩劫”，黑云压城，由批“海青天”株连到“包青天”，一时包公也成了众矢之的，说什么“清官比贪官更坏，更有欺骗性”。包公祠里的木刻包公神像被砸烂，包公祠更名为“人民公园”。包公后裔保存的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被付之一炬。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包公墓自然在劫难逃。1968年，包公墓终于步李鸿章墓的后尘，横遭盗掘。据参加者回忆，坟头下面有一座条石砌的地宫，他们撬开顶上的条石，里面黑洞洞的一池清水，像个洗澡池。探身下去，水深过膝，水冷扎骨，冻得浑身直打颤。他们又冷又怕在水中渡来渡去，弯腰摸索，摸到几块陶器碎片，连忙上来，一无所获。原想挖墓寻宝，没想到包公墓却是一池清水，什么都没挖到。

保护工作

1973年，为了保护包公墓，安徽省革委会指派多个部门对包公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历时4个月，清理墓葬12座，出土包公、夫人董氏等6人墓志，包公遗骨等物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包公遗骨记》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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