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学派

明朝理学学派

“三原学派”又称“关学别派”，是以明王恕为代表的学派。

学派介绍

因恕及其门人多为陕西三原一带人，故名为“三原学派”。理论无多建树，为程朱绪余。赞同孟子尽心知性知天说，认为“盖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尽心而穷究之，岂易知哉！既知其性，则知天理之流行，而付于物者，亦不外是矣”（《明儒学案·三原学案》）。又认为“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有天理即无人欲，有人欲即无天理”（同上）。为学“大抵推之事为之际，以得其心安者，故随地可以自见”（同上）。处事提倡“中和”，强调“天下之事，处之得中则成，不得中则不成，故中为天下处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则行，不和则不行，故和为天下行事之达道”（《石渠意见》）。学派重气节和风土，冠婚丧祭必率礼而行，影响三原土风民俗甚大，门下亦多以气节著称。其后学思想不尽相同，马理“墨守主敬穷理之传”；韩邦奇明于数学， “论道体乃独取横渠”；杨爵主“天人一理”，强调“中和”；王之士则潜心理学，又南下问学于许孚远，转宗湛若水之学。

创始人

〖三原学派〗创始人王恕，字忠贯，号介庵，晚年又号石渠，明朝中期陕西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不详其师承，但由学术可以窥见受关学和洛学影响较明显。该派学者有王承裕、马理、杨爵等。王承裕，为王恕之子，受家学，曾讲学于宏道书院，马理为其弟子。该学派以实践儒说为主，于哲理少有发明，然而也有自己的见解。该学派主张“我”是宇宙的本体。认为：“天地之育，我育之也；万物之育，找育之也。”（杨爵《论学》）又认为人性源于天。所谓“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真理甚微，非尽心而穷究之，岂易知哉？”（《石渠意见》）“中和”是“性命本然之则”，致“中和”，就是“止至善”（《论学》）。社会伦理观是“存天理，去人欲”。认为“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有天理即天人俗，有人欲即无天理”（《石渠意见》），“人能不以饥渴贫溅动其心，则大本立而过人远矣”。这显然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延续。社会政治是反荒淫，反贪暴，主张存恤百性。基于“去人欲”，认为“人心”一动，就是“人欲”，人心一动，就走在凶险的道路上，丧德灭身，亡国败家都由于此（杨爵：《漫录》）所以说“人心惟危”，且又引《尚书。五子之歌》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王恕巡抚云南，揭露宦官钱能等贪暴行为，使钱能遭罢撤。王恕在知杨州任上，岁饥请赈，不待批准旨意下达即先行开仓发粟，使饥民免于沟壑。杨爵在御史任上，上书言五事，反贪暴，反不恤民。因此遭五年牢狱而不侮，并说：“见得义理，必直前为之，不为利害所休，不为流俗所惑”。但是“志在经济”的王恕，既不主张实行井田制，也不主张均田，面对“人稠地狭”和“户口年年有消长”的农村现状颇无良策。该学派徘徊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认为“鬼神以物为体，而无物不有。如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木主为鬼神所栖是也”（《石渠意见》）。但又认为：说它存在就好象存在，但“非实有也”。该学派主要著作有王恕《石渠意见》；韩邦奇《乐志》；杨爵《沦学》、《慢录》。

学派后学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三原学派》仅为明时关学一大重要流脉，其实不然，学问自有其承传之理，清代或者说清末，《三原学派》可以说又达到了一次高潮，陕西近代许多名人皆出于此。这个载体就是三原宏道书院。它是陕西省关中明、清四大书院之一。为明代三原县北城人王承裕（字天宇、嘉靖时户部尚书）创办。弘治癸丑年（1493）王承裕举进士后陪伴其父王恕（字宗贯，孝宗时曾任吏部尚书）回县，一些儒生向他求教，便借僧舍为讲学之所，题名：“宏道书屋”。弘治乙卯年（1495），王承裕赴京做官，当了几个月的兵部尚书，因病回里。这时向他求教者更众，于是，众议募捐，借北城永清坊普照寺废院建起书院。

书院落成，南北40丈，东西12丈，座北向南。大门题名“仰高”，二门曰“恭敬”，三门曰：“中立”，仰高门内植有梓树，象征着培育英才；中立门内栽有松柏，有期待栋梁之意。整个书院花木葱郁，建筑坚固，雕刻细致，绘画朴素，取名“宏道书院”。

宏道书院以“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的儒教当作学习的核心内容，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作为办学的宗旨，并依据宋朱熹所办白鹿洞书院《书院教条》订立学规20条，对“明德、游艺以及会食、归宁（指回家省亲）”等都有严格规定，考经堂内存有上千卷书籍资料，王承裕每日向学生讲四书五经，告老归乡的王恕有时也到书院给学生以指教。书院学生分20岁左右和10岁左右两种，有堂上学生与堂外学生的区别，都按勤奋与懒惰、成绩优劣作为升、降级的标准。

当时书院学生中出名者颇多，如马理、吕、康海、秦伟、雒昂等。至清代，从书院中肄业而任职朝廷者如高陵白遇道、礼泉宋伯鲁等，均一时之名士。道光十年（1830），陕西省督学周之桢重修书院，使宏道成为陕（西）、甘（肃）两省学士深造的地方。道光二十三年（1843），督学沈兆霖，倡导各界捐资扩建书院。

清末，外侮日亟，国势日危。“废科举、兴学堂”，维新变法呼声日高。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颁布新学制，令全国废除科举制度，改旧儒学书院为学堂，废读四书五经，停习八股文体，中学西学并重。是年，省督学沈衡改宏道书院为宏道高等学堂，并味经、崇实两书院（均属泾阳）书籍、款项。宣统初，提学司余坤，改为宏道中等学堂，邑人胡均、张广文受遣赴日本，请教习、购织染机器，聘请日本人设计建西式教学楼，学堂更具规模。

宏道高等学堂为当时陕西省传播资产阶级新学的最高学府之一。1905年，陕西省派遣官费留日学生，名额定为30名，宏道占其半数。他们是：杨铭源（西堂）、张炽章（季鸾）、景志傅（岩征）、姚鑫震（伯麟）、李元鼎（子彝）、宋元恺（相庚）、张秉枢（治平）、李鼎馨（陋吾）、李述膺（龙门）、马宗燧（勋丞）、安兆鼎（珍三）、康耀宸（觐九）、茹欲立（卓亭）、李寿亭（伯鱼）、张宗福（景秋）等15人。

另外，于右任、李仪祉（水利专家）、吴宓（哲学家、文学家）、张奚若（建国初教育部长）、范紫东（戏剧家）、张季鸾（著名报人）等人都曾在此求学。

乾嘉以后，在三原学派中涌现出了几位很有影响的关学大师，代表人物有毛汉诗、毛班香父子、贺瑞麟和朱佛光。

毛汉诗（1821—1892），名亚苌，字汉诗，以字行。毛班香（1847—1909），毛汉诗之子，名经畴，字班香，亦以字行。清末西安府三原县（治今三原县）人。毛汉诗于咸丰（1851—1861）间乡试中举，因不满科举制度，遂终生以授徒为业，不曾出仕。生平涉猎甚广，喜草书，善为诗，性情诙谐，教人循循善诱。自言一生有两个得意门生：一是礼泉翰林宋伯鲁，一是长安名医张文秋；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期》一文中写道：毛师（指毛汉诗）“对我的期望尤殷，教导也特别注意。”他作草书，甚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笔意，以所临王羲之《十七帖》见长。作诗300余首，其中描写农村情景的长篇古诗尤为凝炼朴实，后编为《爱吾庐诗钞》10卷。宋伯鲁尝称：“毛师为诗，雅健质直，在宋元人之间。”

毛班香中秀才后，即继承父志，在三原县城东关新庄设塾授徒。在教学上，他注意因材施教，按程度把学生分为启蒙生和研读生两种。研读生大都是年龄较大、学问好点的学生，除学习时文以备应试之外，兼读经史典籍及唐宋以来名家诗文。启蒙生则分别由研读生担任讲解，以资教学相长。他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学中坚持以自学为主，着重指导学生精读深思解答疑问，使其借助已知，探求未知。所读之课，可以自由选择，他不以儒家经典为限，对魏源、王韬等进步思想家的时政论文及洋务运动中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亦广为搜求，编入课程讲授，开拓学生视野。于右任曾说：“毛班香先生是当时有名的塾师，我从游九年，读经书、学诗文而外，对于他专心一致的精神，尤其佩服。”毛班香受宋明理学的陶冶，主张为学以变化人的气质为宗旨。学生中于右任、王炳灵、杨帝臣等人较为有名。王炳灵清末至上海，后为《民立报》编辑，著文为时所重。杨帝臣不愿出任，授徒里中，人称名师。

贺瑞麟（1824—1893），原名贺均，榜名瑞麟，字角生，号复斋，又号清麓山人。清末西安府三原县（治今三原县）人。自幼好学，7岁时，其父出“半耕半读”，即应声对“全受全归”。人皆以为奇异。18岁中秀才。后至同州府朝邑县（治今大荔县东南朝邑镇）受业于关学大儒李元春（即桐阁先生）。同治初年返回三原，在南李村设“有怀草堂”教授生徒。同治七年（1868），应三原知县余庚阳之邀，至县城主讲学古书院。手定《学要》六则：一曰审途，一曰立志，一曰居敬，一曰穷理，一曰反身，一曰明统。其间，扩建了藏书阁。

同治九年（1870），

贺瑞麟购泾阳县鲁桥镇

（今属三原县）北门外清凉山坡地，以土窑为室，创“清麓精舍”，授徒讲学，来者麇集。他潜心程朱理学，绝意仕进。同治十三年（1874），陕西学政仰慕其人，上疏荐举，因其坚辞，诏给“国子监学正”衔，与薛于瑛、杨树椿并称“关中三学正”。光绪七年（1881），贺瑞麟在三原知县焦云龙的资助下，以“清麓精舍”为基础，创建了“正谊书院”。计有五间大厅一座，为贺讲学之所，同时建有学舍窑洞多处，为师生自修宿息之所，另辟一窑为印刷局，依崖修成藏书洞三座。书院以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办学宗旨，故名“正谊书院”。贺瑞麟主讲书院20年，学兼体用，精研闽洛义理之道，不以时文为务，当时声誉甚高。书院还办有印书局，刊印《清麓丛书》，颇为时人所重。其编著有《朱子五书》、《信好录》、《蒙养书》、《清麓文钞》及《三原县新志》、《三水县志》等书。他还精于书道，楷书结构严谨，行草运笔浑厚，遗墨遍于关中。正谊书院在清末声誉颇高，关中名儒牛兆濂（蓝田县人，人称牛才子）亦曾一度主讲正谊书院。书院一直办至1948年，曾刊印《清麓丛书》，行销省内外；藏书洞藏书约万余卷。书院旧址已于“文革”中拆损殆尽，刻板及藏书亦散失一空。

大力资助贺瑞麟的时任三原县知县焦云龙也值得一提，该人为官清廉，常自书“求通民情，愿闻己过”的对联用以自勉。

光绪七年（1881），焦云龙捐资协助贺瑞麟“清麓精舍”扩建为“正谊书院”，并常以“学子”身份前去听讲。由于焦云龙倡导得力，贺瑞麟治学严谨，遂使正谊书院成就斐然，名闻关中。在任期间，他还聘请贺瑞麟纂修《三原新志》。书中虽不及自己的政绩，但其声望却不胫而走。关中学者牛兆濂于其所作《焦雨田先生像赞》中即有“不愿留像，不自表扬；黯然之道，历久弥彰”之句。

焦云龙处事公允，深得民心。后虽调咸宁（辖今西安市钟楼以东地区）、临潼任职，三原百姓遇有诉讼疑难之事，仍去找他公断。他在潼关厅（治今潼关县东北黄河南岸潼关）冒“犯上”之险，放粮赈灾，病累而逝。三原父老闻讯，有步行数百里前去吊唁者。

朱佛光（1853—1924），名光照，字漱芳，晚年改字佛光，以字行。清末西安府三原县朱家湾（今三原县徐木乡朱家湾）人。光绪十九年（1893）乡试中举。幼受家庭影响，不满清朝统治。自谓明秦王后裔，以种族革命为己任。甲午战争以后，外患日深，遂究心于经世之学，与孙芷源发起成立“励学斋”，广购科学书籍和新闻报纸，以劝导有志之士，宣扬科学知识。曾设塾于三原县城，并曾执教于泾阳崇实书院，长期从事教职。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他赞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劝学生踊跃参加反清革命。而对于康有为保皇立宪诸说，则随时随地指斥其非。辛亥革命时，西北主持革命者多是他的门生。陕西都督府成立后聘为顾问，他仍继续执教，自食其力。1918年任教于西安时，对陈树藩督陕极为不满，遂辞去督署顾问，回到三原，应于右任之邀，至靖国军总司令部讲解经史、政治。时因腿疾，总部为他备舆而不乘，仍扶杖蹒跚，颠顿于街衢间。同时兼任县城两所中学课程，风雨泞泥，从不间断。课毕，往往在街头一粥一饼，以了一餐。当时军、学、文、商各界，多为其精神所感动。他常说：“昔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我则遇人言革命而已。”他讲解经史疑义、科学新知、革命原理、议论风发，诙谐有趣，座无虚席。其时，长安毛俊臣亦以经术授学者，佛光与为昆弟，故关内称“朱毛二经师”。

直至清末民国时期，三原学派一脉相承者多有建树，其中淄博孙乃琨、高陵白遇道、三原员凤林、兴平张果斋张夫斋、清麓贺伯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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