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发生的历史事件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试图彻底解决西北问题。东北军内部在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导致“二二事件”的爆发。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借抗日同志会的名义枪杀了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六十七军副官处少将副官长宋学礼，同时还处死了“西北剿总”参谋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史称“二二事件”。少壮派此举直接导致了东北军分裂，西北“三位一体”也随之解体。事件的爆发使东北军不得不接受陕甘善后乙案，东调安徽，最终被全部拆散，尽遭瓦解。这对东北军来讲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但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及全国性抗日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事件背景

扣押张学良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束。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在西安事变的谈判中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获得的仅仅是蒋介石的口头承诺，并无多大效力。东北军、西北军最担心的莫过于来自南京方面的报复，中共则认为“今后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能不折不扣的实行诺言。”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张学良即遭扣押。12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高等军法审判，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此后，中央军大举西进，加剧了西北局势的动荡。

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之方略”，彻底解决西北问题。蒋介石一方面意欲借助扣押张学良引起的东北军分裂之机，拆散东北军、西北军、中共之间的“三位一体”军事同盟;另一方面以军事威胁为手段，派中央军大举西进，逼迫西安方面就范。1月4日，国民党军集结十个师以上的兵力集中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地区，并筑垒布阵。

善后方案的出台

1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陕甘善后方案”，“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下担任陕西绥靖事宜。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带罪图功。并指定驻地区分”。蒋介石意图使东北军、西北军分散驻防，以中央军作为牵制来达到拆散“三位一体”军事同盟的目的。

维系东北军稳定与凝聚力的关键在于东北军对张学良的忠诚度与张学良的个人威望，因而中共和杨虎城一致要求张学良返回陕西。蒋介石却无意让张学良回陕。由于张学良被扣留不归，东北军的稳定便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1月7日，张学良致信蒋介石，提出陕甘善后的两种方案:甲案:匪剿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二、杨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乙案:匪不剿一、调杨虎城到甘陕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

同日，蒋介石提出张案的修正案:“甲案: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二、第十七路军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乙案:一、东北军全部调往豫鄂两省，可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二、以王树常(或由汉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三、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帅在鄂豫皖之东北军。四、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任十七路军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蒋介石提案的目的还是通过驻地划分，以中央军作为牵制，实现分化三方的目的。

1月9日，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翰焘携带甲乙两案到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其中一种执行。1月10日，蒋介石致电杨虎城，明确告知张学良已无法返回陕西。张学良不论自身的结局如何，终究希望通过抗日使东北军回东北。

各方态度

1月15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商量，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需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西北军各一部......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央，愿意接受辞职，并希望张学良返回陕西主持一切。

1月19日蒋介石复电表示“释放张学良为不可能之要求，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置喙，即汉卿今后行止若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1月21日，东北军、西北军召开军政会议，作出接收甲案的决定。1月22日，蒋介石决意由顾祝同负责陕甘善后的全部事宜，由顾祝同负责与西安方面举行谈判。

1月26日，杨虎城与于学忠等人决定派李志刚与顾在潼关谈判，“并拟定与顾谈判的三项要求:(一)部队撤退展期两周;(二)张学良回部队讲话，部队即移动;(三)五届三中全会前给张学良名义，并使之出席三中全会。”在随后的谈判中，顾祝同明确拒绝了这一提议。

事件过程

渭南会议

1月29日，东北军少壮派提议在渭南召开集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和战问题。何柱国等人认为一旦战争失利，张学良自然不可能回来，东北军同样有被覆灭的危险，要求主和。少壮派应德田等人认为为营救张学良，不惜与南京打一仗。在东北军少壮派的鼓动下，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的主战决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因而拒不执行。于学忠是张学良离陕时指定的东北军的最高负责人，王以哲希望由于学忠来下最后的决议。1月30日，于学忠由兰州飞往西安，拜访生病在家的王以哲，最终接受了王以哲主和的建议。

王宅会议

东北军内部关于和战的争论愈演愈烈，于1月31日在王以哲家中开会，决定最终的和战问题。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等人作为代表出席。于学忠坚决主和，并要求与顾祝同谈判撤军。王以哲、杨虎城同意了于学忠的意见。会议作出主和的提议，使得少壮派大受刺激。

1月31日上午，于学忠向东北军传达了撤兵的决定。2月1日，于学忠、杨虎城派李志刚到潼关与顾祝同谈判，并命令前线指挥官立即撤退警戒部队，以便中央军能够如期进驻西安。

矛盾激化

1月31日于学忠撤兵命令下达以后，东北军少壮派苗剑秋、应德田等人一致反对撤兵，并坚决要求张学良回陕，认为何柱国和王以哲不同意张学良回陕是有意向南京方面妥协，并要求除掉二人。2月1日晚，西安街道上打出了“锄奸”的标语，应德田、孙铭九等人拟定了捕杀计划。2月2日，孙铭九派人到王以哲家中将其杀害。何柱国、于学忠躲进杨虎城公馆，得以幸免。孙铭九等人自知无法控制局面，不得不请求周恩来出面平息事件，最终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被剖腹，事件得以缓和。

2月3日，已经撤出渭南前线并驻防高陵的刘多荃师向西安方面警戒，声称要为王以哲报仇。东北军骑兵军第十师师长檀自新也与开封的刘峙接洽，彻底倒向南京。

南京方面乐见东北军的内乱，想尽可能利用此机会把东北军彻底肢解。2月8日，蒋介石作出将“原拟东北军西调甘肃的计划，改为东调苏皖边境，以备整训”的决定。蒋介石在1月7日致张学良信中提到过东北军东调安徽的计划，在1月10日日记载“调东北军到鄂皖如何”。从蒋介石拆散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的目的来讲，令东北军彻底调离甘肃、调往安徽不失为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事件影响

对东北军的影响

二二事件是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与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在救张学良问题上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双方矛盾一直存在，只不过张学良在时，表现尚不突出。张学良被扣后，围绕着救张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元老派极力主和(即主张先撤兵后救张)，少壮派主战(即主张先救张后撤兵)，认为张学良不回来，则坚决不撤兵，并不惜与南京方面开战。双方争执不下，到渭南会议和王宅会议时，这种冲突达到了顶点。

二二事件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张学良走后，王以哲是唯一能将东北军团结起来的将领。王的被害，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对东北军来说，也是一个悲剧。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并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王以哲之死实际上已经标志着东北军的分裂，意味着善后中以东北军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已经决定性地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只有听从蒋介石的安排。

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并未结束，继孙铭九派其卫士营连长于文俊枪杀王以哲后，刘多荃(东北军105师中将师长，该师等于一个军)又派人枪杀了于文俊和对联共抗日起过重大作用的高福源，祭奠王以哲。为挽回局面，杨虎城签发了让前方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撤退、坚持要张学良回来的命令。但由于王以哲的被杀，东北军已失去了团结的最后希望，逆势无法挽回，驻防前线的与王以哲关系密切的刘多荃、缪激流(57军中将军长)因王以哲已死，已率领部队自动撤退，并威胁西安，从而给中央军让出了进入西安的通道，中央军已向渭南开进。这时摆在东北军面前的已不是主和、主战的问题，而是按照南京方面的意见选择一种比较有利方案的问题了。可悲的是，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东北军因张学良回陕无望，王以哲已死，人心涣散，志灰意冷，已无意留在西北，从而主动放弃西北，放弃甲案，接受了乙案。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离开陕北苏区，先躲入天津租界，继又躲进上海租界，再后来孙铭九、应德田投靠汪精卫当了汉奸，孙铭九官至伪山东保安司令，应德田任伪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苗剑秋民族良知未泯，辗转到香港，一度干上了军统，其后流亡到日本，创办了《自由中国》月刊。

对十七路军的影响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以抗日为基础形成了一个联盟，当时被称为“三位一体”。由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及他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大，“三位一体”的核心为张学良。张学良不回来，东北军内部很难团结，实力最强的东北军发生问题，“三位一体”也就难以存在，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生存将受到威胁。东北军因为王以哲的被害，其分裂之势已经不可避免。

二二事件后，杨深感仅凭十七路军无力支撑西北局面，开始考虑自己及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为保存实力，在中央军进入西安之前，已令十七路军撤到三原，最终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东北军的道路，接受了中央整编。二二事件前，西安方面已经决定接受甲案，按照甲案，“三位一体”仍然在一起（均在西北）。二二事件后，东北军主动放弃甲案而接受乙案，离开西北，这就给蒋介石一一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从而决定了杨及十七路军的悲惨命运。也就是说，二二事件是东北军被瓦解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是十七路军被迫接受中央整编的决定性事件。

对抗战大局的影响

二二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三位一体”中实力最强的东北军瓦解，天平快速地倾向于南京方面。只拥有四万兵力的杨虎城，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只有步东北军的后尘，接受中央整编。这对抗战大局来讲，无疑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否定，杨的做法也是为了抗日。但是，在日本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全国民众特别是军队必须团结起来，接受南京政府的统一领导。从这个角度出发，杨之行动(指西北半独立)是不利于抗战大局的。如果没有二二事件，十七路军也会接受中央整编，但这一历程恐怕会更长一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接受中央整编，也加快了国共双方谈判的步伐，国共联起手来抗战，对中华民族无疑是有利的。

二二事件加快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裂的步伐，特别是极大地削弱了东北军的力量，他们最终被迫接受中央的整编。但是从抗战大局出发，它在客观上却有利于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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