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伦·柯斯米斯基

英国理发师、“开膛手杰克案”的嫌疑人

亚伦·柯斯米斯基（Aaron Kosminski），全名亚伦·默多克·柯斯米斯基（Aaron Mordke Kozminsk，1865年9月11日—1919年3月24日），出生在当时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科罗达瓦镇，是一名理发师。是伦敦犹太人社区的成员，疑似伦敦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

人物生平

亚伦·柯斯米斯基（全名Aron Mordke Kozminski），出生在当时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科罗达瓦镇，是一名理发师。是伦敦犹太人社区的成员，当年被认为是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其笔记与杀手写给媒体信件上的字迹极其相似。父亲Abram Jozef Kozminski是一名裁缝，妻子名叫Golda née Lubnowska。

1881年，因东欧经济萧条和沙皇俄国的大屠杀，亚伦·柯斯米斯基举家移民逃往伦敦，并与许多同样是逃难来的犹太难民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贫民窟安了家。他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也离开俄国住在白教堂区，并且寡居的母亲在那之后也移民住了过来。

1890年7月和1891年2月，柯斯米斯基因精神失常送入米尔安德老城（Mile End Old Town）的济贫院。第二次，他被调到了科尔尼舱口收容所（Colney Hatch Lunatic Asylum），在那持续了3年。

直到1894年4月19日被允许送入了利维斯顿收容所（Leavesden Asylum）。病历记录表明柯斯米斯基至少从1885年开始就患有精神病。他的精神失常表现在幻听，妄想害怕被其他人吃掉而驱使他捡拾并吃当成垃圾扔掉的食物，而且拒绝梳洗。他精神失常的原因被记录为“自慰”。不良的饮食使他看上去常年瘦骨嶙峋；他的低体重被记录在精神病病历记录中。在1899年2月，他只有96磅重（44公斤）。

1919年3月24日，亚伦·柯斯米斯基在一家精神病院因坏疽去世，三天后被安葬在伦敦东部的东汉姆公墓，享年53岁。他一生从未被逮捕，因为警方直到现在都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此事，也致使“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成为了一个百年谜团。

2014年9月6日，48岁的业余侦探、商人爱德华兹（Russell Edwards）在英国《每日邮报》上刊文，揭秘了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称这名至少残忍杀害了5名妓女的凶手是波兰籍移民亚伦•科明斯基（Aaron Kosminski）。科明斯基当年生活在案发地带伦敦东区的白教堂，随后住进附近的一家收容所。

2019年3月12日，《法医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开膛手杰克”的身份之谜有望被揭开，研究者鉴定凶手是当时23岁的波兰理发师科斯敏斯基(Aaron Kosminski)。

2025年1月13日，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悬案之一“开膛手杰克”连环杀人案真凶，在犯案130多年后，身份或将终于大白于天下。在通过对附着在受害者衣物上血痕的DNA分析鉴定后，有证据表明凶手是亚伦·柯斯明斯基。同日，卡伦·米勒公开呼吁，支持拉塞尔·爱德华兹要求的重启此案的调查程序。另外四名受害者的后代——玛丽安·尼科尔斯、安妮·查普曼、伊丽莎白·斯特莱德和玛丽简·凯利，也支持这项活动。

人物事件

第一个被害者

“开膛手杰克”的第一个被害者死于1888年8月31日。那是一个周五的凌晨，天还未亮，一个名叫查尔斯·克鲁斯的工人正赶着去上班，他从白教堂附近错综复杂又脏乱不堪的小巷中穿行而过，当他来到一个马前的空地上时，看到不远处的地上堆放着类似于防雨帆布之类的东西，走近之后他发现躺在地上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仰面躺在地上，裙子被高高地掀起，一直裸露到腰部。就在此时，旁边恰好有另外一个男人经过查尔斯叫住了这个路人，昏暗的煤油灯让他们误以为这名女性是喝醉了酒或者遭到了他人的强奸，在白教堂一带，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为了给这名女性留有一些尊严，他们将她的裙子拉了下来，遮挡住了她赤裸的下身，然后去叫了警察。

值班的警察约翰·内尔很快赶到了现场，借着手中的灯，他发现这名女性既不是喝醉了，也不是被人强奸了，而是被人杀害了。她的颈部被砍断，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涌出来，她睁着双眼，身体尚有余温。内尔大惊失色，几乎是下意识的，他吹响了随身携带的警哨，正在附近巡逻的另外一名警察听到声音立刻赶了过来。他们合力找来医生，其他人去叫了救护车。理茨·列维林医生最先赶到了现场，但是他仍然没能挽回这名女性的生命。他对尸体进行了大致的检查，并得出了初步的结论。被害者死于颈部的砍伤，她的颈部有两处伤痕，气管和食道都被砍断了。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发现尸体的地方就是案发现场，被害者的死亡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这一点内尔也可以作证，因为他半个小时之前巡视这个地方的时候，并没有在现场发现尸体。

内尔和其他警察合力将被害者的尸体运到了停尸间，斯普·拉特林警官按照规定把死者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竟然发现这名死者的腹部被人剖开了。警方立刻叫来之前做过初步尸检的理茨医生，让他为被害者做了详细的尸检。而这次的尸检也有了新的发现，被害者除了腹部有一条深长的V形切口之外，下体还有同一种凶器造成的刀伤。理茨医生在被害者的左下颌还发现了一些挫伤。从死者腹部又深又长的切口来看，现场应该有大量的血迹，但现场的血迹并不多，所以理茨医生判断被害者腹部的V形切口是在她死亡之后才有的。

被害者是一名白人女性，褐瞳，褐色头发，缺了几颗牙齿，身高157厘米。她身上穿着破旧廉价的上衣和带有兰贝斯济贫院标志的衬裙，戴了一顶天鹅绒的帽子，随身携带着梳子、镜子和手帕。根据这些信息和案发现场的遗物，警方开始着手调查被害者的身份。有人被谋杀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得飞快，很快就有人向警方报告了被害者的信息，有人说被害者名叫波莉，从事皮肉生意，住在斯罗恩街18号的一座按周出租的寄宿公寓里，而一位在兰贝斯济贫院工作的女士则认出了她就是自己认识的43岁的玛莉·安·尼古拉斯。

波莉原名玛莉·安·尼古拉斯，是一名锁匠的女儿，她的丈夫威廉·尼古拉斯是一名印刷厂的工人，玛莉和丈夫共同孕育了5个孩子。贫贱夫妻百事哀，加上玛莉染上了酒瘾，所以两个人之间不断发生争执。婚姻破裂之后，玛莉为了维持生计，干起了皮肉生意。玛莉性格温和，不酗酒的时候很少发脾气，邻居都很喜欢与她相处。案发后第二天，玛莉的父亲和前夫前往停尸房辨认尸体，确认了被害者是玛莉无误。

第二个被害者

第二个被害者叫安妮·奇普曼，闺名爱莉莎·安·史密斯，绰号“黑安妮”，47 岁。“黑安妮”和玛莉一样，也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黑安妮”的丈夫名叫约翰·奇普曼，职业是马车夫，两人在1869年结婚，婚后接连生下了3个孩子，不幸的是，其中一个孩子因为患上了脑膜炎不治身亡，另外一个孩子则不慎残疾。夫妇二人都对伦敦东区特有的烈性杜松子酒非常上瘾，经常酗酒，这样的现实让他们的生活很难有积极的改善。两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从最初的争吵到后来的大打出手，直至离婚。不过离婚对他们而言反倒成了一种解脱。离婚后没多久，约翰因无力养活自己，在贫病交加中身亡。而“黑安妮”的生活无疑更难过了，约翰一死，她失去了丈夫提供的那笔赡养费，为了维持生活她经常做一些手工，拿着这些简单的手工制品和花一起贩卖，但是这样也很难让她的生活继续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黑安妮”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她还是走上了出卖肉体养活自己的道路。和丈夫离婚之后，她失去了固定的住所，只好四处流浪，挣一些钱之后，就住到白教堂附近黑暗、拥挤的公寓中，钱用光之后她就只好再次流落街头。

“黑安妮”被杀前，曾经跟她的朋友阿梅利亚交谈，她说：“我身体很不舒服，我觉得我可能是患上了肺结核，我必须出去赚点钱回来，要不然晚上就只能睡大街了。”次日凌晨，“黑安妮”果然因为无力支付房租被房东赶到了大街上。就在她被赶出来的当天早上6点多，车夫约翰·戴维斯在汉伯莱街 29号的后院里发现了她的尸体，而此处距离她之前寄宿的公寓只有几百米之远。

和玛莉被杀时的状况类似，“黑安妮”的裙子也被凶手高高地掀了起来，一直掀到了骨盆处。警方在她的身上找到了一块布、一把梳子、一个小牙刷及装着药片的标有萨西克斯兵团字样的信封。警方还在不远处的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皮围裙。警方找来外科医生乔治·拜斯特·菲利普斯为“黑安妮”做了初步尸检，她的尸体还有余温，但是四肢已经开始僵硬，菲利普斯医生判断她死亡的时间是在4点30分左右。和玛莉一样，“黑安妮”也被凶手割喉，伤口绕了脖子一周，但边缘不太整齐，更残忍的是凶手还剖开了“黑安妮”的腹腔，她的小肠和某些器官被扯出来放在她的右肩上，左肩上放着她的一部分内脏，凶手割走了她的子宫及膀胱等部位，鲜血从她的伤口中涌出来，染红了地面。菲利普斯医生认为凶手是一个有着从医经验的人，这一点从凶手在尸体上留下的刀口就可以看出来。凶手很小心地避开了直肠部分和子宫颈，且刀法精准。

第三个被害者

第三个受害者死于1888年9月底的一个凌晨，发现尸体的是一个做假首饰买卖的俄罗斯裔犹太人路易斯·迪亚姆舒茨。发现尸体的地点是白教堂区波纳街上的国际工人教育俱乐部的院子。晚上，路易斯从市场上回到俱乐部，借着微弱的光线他看到院子中的墙壁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便忍不住划了火柴去细细观察，结果他看到了一个倒在地上的女人，他试探着和对方打招呼，但对方没有回应。他连忙进入俱乐部中叫出了一个人来帮忙，两个人走上前去，却看到汩汩的鲜血从女人的身上流淌而出，两个人吓得惊声尖叫。稍微平静下来之后，两个人连忙找来了警察。亨利·莱姆警官和另外一名警员只用了几分钟便抵达了现场。遗憾的是，尽管这名女性身上仍有余温，但她的脉搏跳动已经停止了。弗雷德里克·布莱克威尔医生和为“黑安妮”做过尸检的菲利普斯医生也很快抵达了现场，为这位被害者做了初步尸检。与之前两个被害者不同的是，这位被害者的衣服非常整齐，裙子没有被掀起来，但死状同样惨烈。被害者颈部靠近下颌的位置有一条非常深的直线割伤，气管被割断。两位医生判断喉咙上的割伤是导致被害者死亡的直接原因。布莱克威尔医生认为凶手的刀法非常娴熟，下手又快又狠，被害者的死亡时间在0点30分到1点之间。警方经过勘察发现，现场并没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留下任何作案工具。

第三个受害者名叫伊丽莎白·斯特莱德，45 岁，靠替人洗衣服和做针线活为生，有时候也卖淫，和白教堂区的大多数人一样，她也经常喝醉，喝醉后有时会闹事，但清醒的时候人们还是非常愿意和她交谈的。

第四个被害者

1888年9月底，在距离俱乐部大约400米远的主教冠广场出现了第四个受害者。发现尸体的是正在巡逻的爱德华·华特金警官，15分钟之前他刚刚巡逻过黑暗的主教冠广场，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就在15分钟之后，他再次巡逻的时候却发现了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他连忙吹响警哨，叫来了在附近执勤的其他警察，并让他们在附近搜索有没有可疑的人出没，因为从这名被害者被杀到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非常短暂，凶手肯定跑不远。

弗雷德里克·乔丹医生赶到案发现场为被害者做了尸检，凶手残忍的杀人手法令他大为震惊。和“黑安妮”被杀的手法一样，凶手将被害者的喉咙割开并剖开了她的腹腔，伤口一直延伸到她的脸部。被害者的脸部有着多处割伤，凶手不仅割开了她双眼的眼睑，还几乎割断了她的鼻尖和耳垂。乔丹医生判断被害者的死亡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第四名受害者名叫凯瑟琳·艾德伍斯，46岁，性格随和的她同样和邻居相处得很好，但和其他被害者一样，她也有酗酒的毛病，而且在酗酒之后会从事卖淫。被害的当天晚上，她对同居的男友说要去女儿那借点钱，她的男友本来担心白教堂附近的治安，便劝阻她，但是凯瑟琳承诺会早去早回。事实上，凯瑟琳出门之后并没有去找自己的女儿，而是不知道在哪里弄了点钱，买了酒，喝了个烂醉，热心的居民把她送到了警察局，她在警察局一直待到酒醒。她酒醒时已经是凌晨时分，她问了警察时间之后想起了之前对男友的承诺，便急忙往回赶，谁知道走到主教冠广场时遭遇了不测。

第五个受害者

第五名受害者死于1888年11月9日，这一天也是市长巡游日，对于伦敦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日子。一位房东约翰·麦卡西让他的助手托马斯·宝耶前去一个名叫玛丽·珍·凯利的租户那里，看看能否收到这个星期的租金，但是宝耶没有敲开凯利的房门，他不得不从窗户跳进屋里。进屋之后，他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屋子里光线晦暗，隐隐约约看到的东西让他十分恐惧，他连忙叫来了房东麦卡西，但房东麦卡西也隐隐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便和他一起去叫警察。当沃尔特·杜尔警官从窗户进入屋里之后，微弱的光线让他看清了屋子里的情形，他吓得遍体生寒，这里简直就是地狱。随后赶来的外科医生乔治·巴格斯特、菲利普斯和阿柏莱恩警长打开房门，适应了屋子里微弱的光线后，他们看到曾经风情万种的凯利在床上被人砍得七零八碎。

第一次寄信

老板街的新闻社曾在1888年9月27日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件，信件中的署名用的是“开膛手杰克”，这封信以红色的墨水写成。“开膛手杰克”在信中对警方对外声称的抓到了“皮围裙”，案情有了重大发展，以及对于凶手是一个医生等猜测进行了大肆嘲讽，并炫耀了自己的杀人手法。“开膛手杰克”还在信中写道：“我恨透了这些妓女，在你们抓到我之前，我不会停止剖开她们胸膛的行为，下次我会把她们的耳朵割下来送给你们。”由于新闻社已经收到了太多封自称是凶手的来信，以至于编辑以为这又是哪个自大狂的恶作剧，所以并没有太在意。

第二次寄信

1888年10月1日，开膛手杰克寄出了自己的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说：“你们应该猜出来了吧，毕竟上次我在信中给出的暗示非常明显，明天你们会听说'开膛手杰克’又干掉了两个人，第一个人被杀的时候叫了出来，所以我没来得及割下她的耳朵，寄给警察作为他们保留我来信的小小谢礼。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被怀疑

梅格纳特爵士怀疑柯斯米斯基为“开膛手杰克”的原因有很多：其一，柯斯米斯基长期独居，且脾气古怪；其二，柯斯米斯基憎恨女人，尤其憎恨妓女；其三，柯斯米斯基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和杀人倾向；其四，就是柯斯米斯基在1889年的3月因为发疯而被送到了庇护所看护起来，而1888年11月9日之后“开膛手杰克”再也没有犯案。而且柯斯米斯基无论是年龄、身形，还是性格等多方面都符合“开膛手杰克”的特征。虽然没有更多关于柯斯米斯基的资料，但梅格纳特爵士还是将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在凶杀结束的几年后，档案被发现并透露了警方对一个名叫“柯斯米斯基”的男人的嫌疑。一条由伦敦警察厅的郡警察局长的助手梅威尔·麦克那顿警官（Melville Macnaghten）所写的备忘录指出其中一个波兰犹太人嫌疑犯叫“柯斯米斯基”（没有名字）。据1959年电视记者丹·法森（Dan Farson）报道，麦克那顿的备忘录被发现于其女儿阿伯康韦女士（Lady Aberconway）的私人文件中，一份从伦敦警察厅档案被删减的版本在1970年代被公诸于世。麦克那顿声明说有充分的理由来怀疑“柯斯米斯基”，因为他“对女性有强烈的憎恨...伴有强烈的杀人倾向”。

1910年，助理局长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警官在他的回忆录《警官生活的轻松一面》（The Lighter Side of My Official Life）声称开膛手是一个“下层的波兰犹太人”。带领调查开膛手案件的检察长唐纳德·斯旺森（Donald Swanson）在安德森回忆录的赠送副本的空白处以笔记的形式写下了“柯斯米斯基”的名字。他附加说“柯斯米斯基”在他哥哥位于白教堂区的家中被警察控制，他被反绑送到济贫所然后又被送到科尔尼舱口收容所，在那之后不久便死了。包含斯旺森手写笔记的安德森回忆录副本被他的后人在2006年捐赠于苏格兰场犯罪博物馆里。

1987年，开膛手作家马丁·费多（Martin Fido）搜集任何名叫柯斯米斯基的收容者的收容所记录，并且只找到了一个：“亚伦·柯斯米斯基”。在凶杀案发生时，亚伦很明显不是住在普罗维登斯街就是格林菲尔德街，两个地址都离凶杀现场很近。收容所记录里给出的地址都在米尔安德老城，就在白教堂边上。在对亚伦症状的病历记录描述中表明他是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像例如包括连环杀手皮特·撒特克里（Peter Sutcliffe）一样。麦克那顿的记录说“柯斯米斯基”沉溺于“孤独的恶习”，并且在他的回忆录中安德森对他的嫌疑犯也写道“说不出口的恶习”。这两者都和病历记录中亚伦所犯的“自慰”的声明吻合。斯旺森的记录在他报告的亚伦从济贫院再到科尔尼舱口的已知细节吻合，但是最后有关于他过早去世的细节与亚伦活到1919年不吻合。

安德森声称开膛手被“只有眼力好才看得到凶手的人”认出，但是因为目击者和被指控人都为犹太人，而没有被起诉的可能，犹太人也不愿提供对犹太同胞不利的证言。斯旺森的记录说道“柯斯米斯基”在“海边的家”，也就是在布莱顿的警方疗养院被认出。一些作者表达了对此项鉴定是否发生的怀疑，而其他人则用它当做他们理论的依据。例如，唐纳德·罗比洛（Donald Rumbelow）认为这故事不太可能，但是同行马丁·费多和保罗·贝格（Paul Begg）认为有另外的目击者，可能是以色列·施瓦兹（Israel Schwartz），约瑟夫·拉文德（Joseph Lawende）又或者一个警察。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麦克那顿说“没有人看见过白教堂凶手”，这直接与安德森和斯旺森的回忆相矛盾。凶杀案当时的伦敦警察局代理专员亨利·史密斯警官在之后同年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尖刻地反驳了安德森的声明，说道犹太人不会做对彼此不利的证言，把它叫做一个对犹太人“鲁莽的指控”。最初负责调查的检察官埃德·蒙里德（Edmund Reid）也挑战了安德森的观点。除了麦克那顿的备忘录没有任何留存的官方警方文件有亚伦·柯斯米斯基的记录。

柯斯米斯基在收容所里被描述为无害的。在1892年1月他对护理员挥动椅子和用刀恐吓自己姐姐。在1888年结束的“规范五”杀戮大多经常被归咎于开膛手，但是柯斯米斯基直到1891年才收手。

重启调查

2007年，爱德华兹在一场拍卖会上买到了来自一名该案受害者凯瑟琳（Catherine Eddowes）的披肩。据称，在当年的案发现场，这块披肩浸泡在血泊中，最后被一名警察拿走，而这个拍卖会的卖主，正是这名警察的后裔。

在世界知名法医——英国利物浦约翰莫斯尔大学亚里•洛海莱宁（Jari Louhelainen）博士的支持下，借助紫外线灯，爱德华兹和洛海莱宁在披肩上找到了一块精斑，随后通过先进的DNA技术，又在披肩上找到了受害者凯瑟琳和一位嫌疑人的DNA。而这名嫌疑人就是当年位列此案6大关键嫌犯之一的亚伦•科明斯基。他们同时还在披肩上找到了一些肾脏细胞，而这与当年开膛手杰克在作案过程中曾切掉一名受害者肾脏的事实吻合。通过DNA比对，亚伦•科明斯基被认为与开膛手杰克有99.2%的亲缘关系。

2025年1月13日报道，“开膛手杰克”连环杀人案真凶，身份或将终于大白于天下。在通过对附着在受害者衣物上血痕的DNA分析鉴定后，有证据表明凶手是亚伦·柯斯明斯基。在埃多斯的尸体上发现了一条血迹斑斑的披肩，这条披肩于2007年被作家兼“开膛手杰克”研究员拉塞尔·爱德华兹在拍卖会上购得。研究人员将提取到的DNA与埃多斯的直系后裔卡伦·米勒的DNA进行匹配，证实披肩上确实有埃多斯的血迹。“在测试中，第一个结果显示匹配率为99.2%。由于DNA有两条互补链，我们继续测试了另一条DNA链，结果显示匹配率高达100%。”调查人员说，披肩上精液痕迹的DNA与柯斯明斯基的后代相匹配。

当地时间2025年1月13日，受害者后代卡伦·米勒公开呼吁，支持拉塞尔·爱德华兹要求的重启此案的调查程序。随后，拉塞尔·爱德华兹在受害者亲属的支持下，聘请了一支法律团队来推动调查。

DNA证据

2014年9月，线粒体DNA分析被第一次报道在英国的每日邮报上，柯斯米斯基由于曾在据说凯萨琳·艾道斯尸体旁发现的的披巾上射过精而受牵连，也就是倒数第二个开膛手规范五杀戮的受害人。这个DNA是杰瑞·洛海莱宁博士（Dr Jari Louhelainen）从拉塞尔·爱德华兹取得的沾满血迹的披肩上提取并分析的。迄今为止，洛海莱宁的实验结果没有被同行审议所主张。

2014年9月7日，历史性DNA分析专家杰瑞·洛海莱宁博士宣称他被委任去研究一条可能是同艾道斯一起被发现的披肩，并且从中提取了匹配艾道斯女性后代和柯斯米斯基姐姐的女性后代序列的线粒体DNA。洛海莱宁博士说“第一串DNA显示了99.2%的匹配度，但分析仪器不能断定那缺少的0.8%的破碎的DNA序列。在测试第二串时，我们得到了100%的匹配度。

在1984年发明DNA指纹图谱的法医科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教授（Professor Sir Alec Jeffreys）评论说这项发现是”一个需要详细分析披巾起源以及所说的DNA本质与行凶者后代DNA匹配和它的辨别力并且要受到同行审查的有趣但非凡的断言“。他继续指出该证据还没有被第三方机构接受和检查。帮助法医研究的戴维·米勒博士（Dr. David Miller）寻找到序列为腔体和器官的上皮细胞使得研究小组惊讶万分——他们没有寄希望于在126年后找出有用的线索。

唐纳德·罗比洛批判了此论断，说警方列入的艾道斯财物中并没有披肩，而且线粒体DNA专家彼得·吉尔（Peter Gill）说这条披肩”来源可疑并且已经经手几个可能分享该线粒体轮廓的人“。两个艾道斯的后人所知在2007年与披肩同房了3天，而且，一位评论家说，”这条披肩公开经手过许多人并且被摸过，呼吸过和吐唾液“。

洛海莱宁和米勒设法在2001年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有关白教堂凶杀案的电影《地狱来信》公映后最后彻底地解决案件。在书《名叫开膛手杰克》（Naming Jack The Ripper）中英国作者拉塞尔·爱德华兹将柯斯米斯基命名为开膛手杰克。是爱德华兹从拍卖会上买下披肩从而在上面提取了凯萨琳·艾道斯和柯斯米斯基的DNA。米勒然后委任洛海莱宁协助他分析披肩以获得法医DNA证据。爱德华兹说柯斯米斯基是警方列入的嫌疑犯但是在当时没有足够证据让他入狱。然而，他说，“DNA样本证明柯斯米斯基是明确的、直截了当的、绝对的，对东伦敦杀戮狂也就是开膛手杰克干的白教堂凶杀案负责的人。”“我有在整个历史上唯一的针对此案的法医学证据”，他对伦敦独立报说。他接着说“我在此花了14年，并且我们已经明确解出了谁是开膛手杰克之谜。只有不信的人才想对神话保持怀疑。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撕下了他的面具。”

对最初报道的主要批评声集中在第一家报道出现调查成果的英国每日邮报。其中一位批评家，美国俄勒冈州报的苏珊娜·L·博德曼(Susannah L. Bodman)指出“每日邮报对科学和科学证据的报道不是强有力的”。其他的批评声包括有关“证据链或披肩来源”的问题，事实上在出版社发行信息“不是像在同行日报上报道和出版你的方法”，而且整个有关开膛手杰克一般的调查和历史性的法医学工作指出“方法和远见卓识”、“人类利益角度”、验尸官法庭的回收证据和其他来源以及被普遍接受的误报和都市神话的事实已经破坏和拖垮了引导客观、科学性的调查有多频繁。

其他嫌疑人

蒙塔古·约翰·朱依特

蒙塔古是一个教师，但他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朱依特家族有着抑郁症和自杀的历史。蒙塔古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就因为抑郁症和偏执被送到了医院，而蒙塔古也被抑郁症和偏执等精神问题困扰，就在凯利被杀案发生后不久，蒙塔古就自杀了。梅格纳特爵士之所以怀疑他，是因为他的家人曾经怀疑他就是传说中的“开膛手杰克”，而且蒙塔古自杀的时间就在凯利被杀后不久。但是在亲友的印象中，蒙塔古本人非常友善，热爱体育运动，在人际交往中很受尊敬，从现有的证据上看，蒙塔古并没有暴力倾向，而且他消瘦的身形和证人证词中“开膛手杰克”中等偏胖的身材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外，蒙塔古看上去并不像犹太人或外国人。在“黑安妮”被杀的当天上午，他参加了板球赛，赛场设在布莱克海瑟，从时间上考虑，蒙塔古根本来不及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一带杀死并解剖“黑安妮”再坐上火车去参赛，所以他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

迈克尔·沃斯特德

迈克尔·沃斯特德是一个俄罗斯医生，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罪犯，他出生于一个犯罪家庭,曾经因为偷书被人送进监狱,判了10年。他非常狡猾,且善于撒谎，有很多化名，他向别人介绍自己时称自己是一个落魄的波兰贵族。他的确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做一份正当的工作养活自己，完全不成问题，但他不知悔改，屡屡因为犯罪而不断出入监狱。梅格纳特爵士认为迈克尔符合“开膛手杰克”的很多特征，如他是一个外国人，还是一个医生，有犯罪的历史，在“开膛手杰克”杀死受害人的时间，他不能够提供自己不在场的证明。他甚至交代不出自己当时在哪里。但迈克尔也有与“开膛手杰克”特征不符的地方，首先就是他的年龄，在命案发生的时候，他已经是50多岁的老人了，这一点与证人证词中“开膛手杰克”年龄在 30岁到40岁之间并不符合，还有一点就是他个子较高，与“开膛手杰克”的中等身材区别很大。

迈克尔最后一次被抓是因为发疯杀人，接受审判的时候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完全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尽管这种表现遭到他人的质疑，认为他是为了减轻刑罚才故意装疯卖傻，但法院的判决最终没有将他送到监狱，而是把他送入了疯人院。

戴维·科恩

另一个被提出是开膛手杰克嫌疑人的波兰犹太人是亚伦·戴维斯·科恩或者是戴维·科恩（Aaron Davis Cohen or David Cohen）。他在科尔尼舱口精神病院被监禁的日期与凶杀结束时间大致吻合。他在1888年12月12日被指控犯罪，也就是在9月9日玛莉·珍·凯莉（Mary Jane Kelly）遇害后大约一个月。在精神病院时他被描述为暴力反社会、表现出破坏性倾向的并因此不得不受约束。他与柯斯米斯基同龄并于1889年10月死于精神病院。作家马丁·费多在他的《犯罪，侦查和开膛手杰克之死》[The Crimes, Detection and Death of Jack the Ripper(1987)]一书中提出“戴维·科恩 ”的名字被精神病院用于简单称呼一个真名叫柯斯米斯基或卡米斯基(Kosminski or Kaminsky)的名字太难拼写或容易被混淆的同院病人。费多将科恩认作“皮围裙”，一个在当地凶杀传闻中备受指责的波兰犹太靴匠，并且推测科恩的真实身份是南森·卡米斯基（Nathan Kaminsky），一个住在白教堂区一度接受过梅毒治疗的靴匠。费多在1888年5月之后就没法追踪到卡米斯基的下落了，并且在那年12月对科恩进行记录。费多提出警方把卡米斯基的名字搞混成柯斯米斯基，从而导致嫌疑人弄错了。至于科斯米斯基，精神病院的病历中说他只会讲意第绪语。

暗含的信息表明卡米斯基的梅毒在1888年5月没有被治好，但是还处在缓解期。他出于报复杀妓女的原因是病毒影响了他的大脑。然而，科恩的死亡证明中没有提及梅毒，给出的死因却是“耗尽的狂躁”且伴有肺痨，而这种病是肺结核的一种流行形式，它被认为是次要的死因。卡米斯基像每年成百上千死于19世纪末的人一样，“默默无闻”地离去了，那就能很好解释为什么费多没办法找到关于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可能生存时期时的死亡记录。

奈杰尔·考桑（Nigel Cawthorne）排除科恩为可能的嫌疑犯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收容所时的攻击目标是不明确的，行为野蛮而不受控制，反之开膛手的方式却特定而不动声色。与此相反，前FBI犯罪分析师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在他的《困扰我们的案件》（The Cases That Haunt Us）从谋杀的所有行为线索上来看都直指一个人“警方所知的戴维·科恩...或者是有个非常像他的人”。通过犯罪分析技术道格拉斯和罗伊·海兹伍德（Roy Hazlewood）得出结论：白教堂凶手是一个与柯斯米斯基或科恩同龄的人，从表现出的不稳定或非理性的反社会行为而得知其婚姻状况和社会地位（低下），并且住得离凶案现场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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