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包

互联网概念

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志愿者的做法。（就是通过网络做产品的开发需求调研，以用户的真实使用感受为出发点）。众包的任务通常是由个人来承担，但如果涉及到需要多人协作完成的任务，也有可能以依靠开源的个体生产的形式出现。在美国《连线》杂志2006年的6月刊上，该杂志的记者Jeff Howe首次推出了众包的概念，不过，从提出时间看美国人提出的众包比2005年在中国诞生的威客晚了一年。

概念

与“外包”的区分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外包服务应运而生，在全球化3.0时代每个人都能以个体为单位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似乎把外包发挥到极致就成了众包，但二者之间却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宝洁公司负责科技创新的副总裁Larry Huston评价道，“外包是指我们雇佣人员提供服务，劳资双方的关系到此为止，其实和雇佣关系没什么两样。但是现在我们的做法是从外部吸引人才的参与，使他们参与到这广阔的创新与合作过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Huston一语道破众包和外包的区别——众包的核心包含着与用户共创价值的理念。

此外，二者另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在于，外包强调的是高度专业化，而众包则反其道而行之，跨专业的创新往往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由个体用户积极参与而获得成功的商业案例不胜枚举。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分布式计算项目，成功调动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个人电脑的闲置计算能力，同样地，分布式的人力资源网络也可以使成千上万网民的闲置脑力得到充分应用。轰轰烈烈的软件开源运动证明，由网民协作网络写出的程序，质量并不低于微软、Sun等大公司的程序员开发的产品。维基百科更是树立了一个群体创作的典范。iStockphoto、eBay和MySpace等创造的盈利模式，如果脱离了用户的参与将是不可想象的。

就在《连线》记者Jeff Howe为众包开通的主题博客上，读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半的读者为此感到兴奋不已，但是以专业摄影师Harmel为首的一派，则站在了对立的一面。“数码相机可以使你很容易意识到自己拍了一张不好的照片，但是，要留下一张传世之作，还是需要天赋、汗水和多年的投入。iStockphoto的确为人们了解摄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但是同时它也建立起一种剥削投稿人的制度……这难道就是市场的民主力量在起作用吗？还是让某些人通过剥削大众使自己的口袋涨起来？”Harmel失落的表述一针见血。

与威客的区别

中国的威客理论　1、第一次提出时间：2005年7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网站bbs，2005年12月刘锋的新浪博客，从提出时间看，2006年7月美国人提出的众包概念比中国诞生的威客理论要晚一年。

2、核心思想：人的知识，智慧，经验，技能通过互联网转换成实际收益的互联网新模式。主要应用包括解决科学，技术，工作，生活，学习等领域的问题。人类的知识和智慧将会因为互联网而被无限放大和传播，并创造出令人惊讶的社会财富。

4、媒体报道：2005年11月 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次报道了威客概念，在此后的四年里，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英国经济学人，德国明星周刊，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韩国民族日报等数百家媒体对威客概念进行了报道，2007年5月威客进入高考试题，2007年9月进入教育部颁布的新汉语词汇。

从中国提出的威客理论看，美国的众包概念依然很不成熟。

第一，美国的众包概念不了解自己的起源，威客理论指出，这个领域起源于bbs的互动问答功能。

第二，美国的众包概念没有认识到互联网的知识智慧是值钱的，威客理论指出，只有承认人们的知识和智慧的价值性，才能鼓励他们积极地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

第三，美国的众包概念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型，甚至把维基百科也当作众包。威客理论提出，用悬赏模式应对低端任务，用招标模式应对中高端任务，为每个威客开辟个人空间进行能力展示和智力作品买卖，对每个任务发布者和威客进行信用评级，开发自己的支付宝进行支付保护。

出现背景

众包能帮企业节约大把大把的金钱。随着网络的大潮成长起来的公司，从一开始就在战略设计上融入了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思路，而越来越多的传统商业也开始为网络的群体力量所吸引。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低价的劳动力市场使他们垂涎欲滴，劳动力来自哪里并不重要，他们可以就住在隔壁，也有可能远在印度尼西亚，只要他们能上网就行。

以往架设在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之间的成本藩篱也由此被打破。市场的大门在一瞬间突然为爱好者、兼职者和发烧友打开，精明的公司也纷纷找到在人群中发现人才的捷径。这样的人力并不完全是免费的，但是比起传统的雇员，成本显然不足一提。外包并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样的趋势正是众包的概念。

科技的进步，使得从产品设计软件到数码摄像机等网络时代的产品越来越廉价。有人曾打比方说，如果燃油经济性的提高速度，能像硬盘价格下跌那么快，那么一加仑汽油就足以让我们往返月球114次。在众包的时代，这样的情况将来还真有可能出现。在人们饱受油价高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恶果之后，燃油效率、替代能源的问题可能一夜之间被宣布破解，而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由一名时装设计师或中学生完成的，当然，这个人也有可能就是你！

57岁的Ed Melcarek是一名物理学家，但是他却经常在一个小房间里倒腾一些化学瓶罐，而且，他并非受雇于任何一家化学用品公司，而更像一名自由职业者，他所做的研发工作，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以及体现个人价值的需要。大多数的周六，他会走进这所房间，倒上一杯酒，点上一支烟，然后开始向科研难题发起进攻，这些难题来自《财富》百强中的许多公司，曾一度困扰了他们的研发人员。

在一个名为“创新中心”（InnoCentive）的网站上，聚集了9万多名像Melcarek一样的科研人才，他们共同的名字是“解决者”（Solver），形成了这个研发供求网络用户的“半边天”。与此对应的是“寻求者”（Seeker），成员包括波音、杜邦和宝洁等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他们把各自最头疼的研发难题抛到“创新中心”上，等待隐藏在网络背后的高手来破译。

“创新中心”最早是由医药制造商礼来公司资助，创立于2001年，已成为化学和生物领域的重要研发供求网络平台。公司成员（寻求者），除了需要向“创新中心”交付一定的会费，为每个解决方案支付的费用仅为1万至10万美元。“创新中心”上的难题破解率为30%，“创新中心”的首席科技官Jill Panetta认为，在网上广招贤士的做法“和传统的雇佣研发人员的做法相比，效率要高出30%”。

“创新中心”为Melcarek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在过去三年里，每周他都要登录到这个网站数次，看看上面贴出来的新难题，虽然他从没有受到过生物、化学专业的正式训练，但是这并未妨碍他成为一个化学专家。“在我看来，那些化学难题都可以用我所熟悉的电子机械知识来解决”，Melcarek相当自信地说，“如果我思考了30分钟仍然没有头绪，我就放弃”。攻破一个难题，赚个上万美元，对他来说，“只需要花上几个星期，挺不错的”，Melcarek轻轻地笑了。

对那些苦苦寻求答案的公司来说，这同样是非常不错的交易，尤其是当它们面对日益高昂的研发费用。“我认识的每一个R&D高管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宝洁公司副总裁Huston说，“每年，研发的预算增长都超出了销售的增长率。‘创新中心’打破了目前的研发模式”。

2000年以前，宝洁公司的研发成本不断攀升，然而销售业绩平平，股价也下跌了一半多， Huston因而受命创新公司的研发之路，他放弃了裁减内部研发人员的做法（宝洁目现有研发部门有9000多人），而决定从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入手。

Huston发现公司很多成功的产品都是不同部门合作的结果，由此他想到，如果这样的“交叉授粉”范围扩大，将会催生更好的产品。同时，宝洁也树立了一个目标，把公司外部的创新比例从原来的15%提高到50%。六年过去了，据Huston介绍，宝洁的研发能力提高了60%，股价也逐步回升至新高。“我们对公司组织的定义有了很大的改变”，Huston说道，“我们目前有9000多名研发员工，而外围网络的研发人员达到150万人，二者的界限很难界定”。

宝洁公司是“创新中心”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企业用户之一，但“创新中心”并不是它使用的唯一研发人才交流平台，它同时还通过YourEncore和NineSigma等网站，抛出自己的研发课题，寻求外援。

美国国家卫生博物馆的负责人Claudia Menashe曾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图片来配合一次关于禽流感的展览，后来有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Mark Harmel愿意提供照片，并且考虑到博物馆的非营利性质，开出了每张150美元的优惠价。Menashe原本打算咬紧牙关购买四张，但是最后一刻她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在一个名为iStockphoto的网站上找到了需要的照片，关键是这些照片的价格低得惊人，每张只需要1美元！Menashe当即一口气选了56张，这样的花费比Mark Harmel四张照片售价的十分之一还便宜。

Menashe发现的这个像宝藏一样的iStockphoto原本是一个免费的图片共享和交流网站，现在每张图片价格仅在1美元到5美元之间（尺寸、像素非常大的图片最高售价也不超过40美元）。它之所以能提供如此廉价的图片作品，完全得益于它的2.2万名业余摄影爱好者的贡献，他们的照片每被使用一次，仅获支付几十美分。

iStockphoto和其他类似的图片社曾一度引起了大型专业图片社的恐慌，2013年2月，占据全球市场份额30%的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iStockphoto。“如果有人要抢你的生意，最好把它变成你的生意的一部分”，盖蒂的CEO Jonathan Klein总结道。2013年，iStockphoto收入的月增长率达到了14%，预计其2006年被购买的图片数量将达到1000万张次——这将是盖蒂售出的昂贵的专业图片数量的几倍。2013年，iStockphoto的大客户不仅有很多小型设计公司，还包括IBM、United Way等大型公司和机构。

“现在看来，这是大堤上的一个漏洞啊，”专业摄影师Harmel过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iStockphoto是怎么一回事。在2000年，他为图片社提供100张专业照片就能赚到6.9万美元，但是2012年，他的收入减少了1万美元，为维护这个收入所提供的照片数量却是原来的10倍。这又岂止是事倍功半？

Harmel并非唯一觉得受到威胁的摄影师，在图片社摄影师联盟的论坛上，艺术家们的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在我看来，专业自由摄影师是不会有什么前途了”，Harmel无奈地说，他打算今后把工作重点放在命题作品上面。

评价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科技创新的讲师Karim Lakhani一直很关注“创新中心”的发展，“‘创新中心’的力量源泉在于，‘解决者’们多元化的知识背景”，在追踪调查了由26家公司张贴出来的166个问题后，Lakhani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我们发现，‘解决者’越是对某个领域不熟悉，越是容易出成果”。先锋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把这样的现象称之为“松绑的力量”—最高效的网络，是那些联结了最广泛的信息、知识和经验的网络。

“解决者”们来自世界四面八方，背景也是五花八门，在车库里做实验的大有人在，还有的是在校学生，破解化学难题的高手里面也不乏律师。

上文提到的Melcarek原来所学的专业是微粒加速器，由于经济上的压力，他不得不放弃深造的机会成为一名工程师，每天从事设计加热孔、工业喷漆机器人等工作，“朝九晚五的日子让我感觉很不好”，他感到自己的科学知识和探索的欲望完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创新中心”，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舞台，他的得意之作之一，是为著名的日用品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提供了一个方案，用电子物理的方法解决了牙膏封装的难题。

“这个办法极其简单，” Melcarek说，为什么高露洁没有想到呢？“他们的研发人员可能都是和试管打交道的化学家，缺乏物理专业知识”。Melcarek没花什么力气就赢得了2.5万美元，同样的课题，如果由高露洁公司自己的研发人员来解决的话，花费可能将是这个数字的几倍——前提是如果他们能解决的话。

Melcarek对自己的业余成就和收入相当满意。但是，对Melcarek来说像天使降临一样的众包大潮，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如同魔鬼一样可怕。

众包案例

人人猎头

人人猎头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众包招聘的创新者。它采用企业悬赏招聘的方式，在众多网络平台（包括自营的移动应用，微信，微博，合作网站）发布悬赏职位，鼓励用户推荐或者自荐来应聘。产品上线五个多月以来，已经实现百万人民币的营收并完成了首轮千万量级的融资。

批评的声音：猎头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行业，人人猎头“游戏化”的操作流程是无法产生真实有效的推荐的，即便产生了海量的推荐，海量的人才筛选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

易到用车

它的模式简单说来就是：用户通过呼叫中心或APP向易到用车提交需求，易到用车将需求导入数百家上游租车公司，在一分钟内回复是否可以接单，易到用车根据公司评级和服务满意度，选择某个租车公司完成上述订单，并获得分成。易到用车本身不拥有车辆及司机。

相关信息

谁在拥抱众包革命

△亚马逊：网络零售巨头推出了提供众包服务的平台Mechanical Turk（Beta版），企业用户针对的是那些需要以数美分起价外包简单计算任务的公司，而个人用户将通过完成某项工作获得小额的报酬。

△OhMyNews：韩国著名的“群众媒体”已有70万读者，4.1万名记者。

△标致汽车：举办标致设计大赛，发动人们设计自己梦想中的汽车，2005年的获奖作品Moovie出自一名23岁的葡萄牙学生之手。

△宝马汽车：宝马在德国开设了客户创新实验室，为用户提供在线的工具帮助他们参与宝马汽车的设计。类似的做法还有奥迪在2001年～2004年间开设的虚拟实验室。

△乐高：这家深受人们喜爱的玩具公司一直鼓励和资助用户们参与公司的各项设计任务，从机器人操纵系统到积木套装产品。

△Marketocracy：提供金融服务的社区，拥有6万名在线股票交易员，追踪最顶级的100只股票并提供投资策略参考，在过去的17个季度中，已有11个季度的指数优于标准普尔。

△宜家：通过举办“天才设计”大赛，吸引顾客参加多媒体家居方案的设计，得奖者将获得2500欧元的奖励，其作品将投入生产和市场。

△阿迪达斯：阿迪达斯的粉丝不仅加工了他们自己的跑鞋，而且还放到eBay上出售。

△欧莱雅：全球最大的化妆品帝国近期推出了一个活动，让用户参与欧莱雅的广告设计。类似的做法还被麦当劳、万事达卡等公司采用。

△不列颠泰特美术馆（Tate Britain）：这家美术馆拥有1500～2000年间丰富的美术作品，让参观者自己为展品写讲解说明，被选中的将制作成标签展出在美术巨作旁边。

网络社会的社会生产

过去十年，世界各地的人们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行为：人们集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任务，有人甚至分文不取；而这些任务曾经是由某个专业领域的企业雇员完成的。简单地说，“众包就是社会生产”。众包的出现，始于开源软件。Linux操作系统的开发证明，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能够创造出比诸如微软公司等商业巨头所能够生产的更好的产品。　网络社会中的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

“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的概念，由Mark Prensky在2002年率先提出。

“数字原住民”是指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有”互联网的一代人；而“数字移民”则是指成年后才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一代人。数字移民也许本能地抵触变化，而数字原住民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长大，长时间在线、用手机拍照、看游戏电影，他们虽然与数字移民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可以同时做很多事，能随时和素未谋面的人融洽合作，最重要的是：过去几代人消费媒体的热情，已变成了创造媒体的热情。这就是众包的一代，他们完全能够适应网络社区取代传统公司的未来；这场革命将由孩子们发起。

不要问大众能为你做什么，问问自己能为大众做什么。网络2.0的经营者们大多意识到了，成功的大众参与，就是网络版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最高层次的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社会中的人们总是需要满足一些心理、社会或者情感上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他们就不会参与了。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转变一般雇佣关系中的思路。如果iStockPhoto建立社区的目的是创造廉价的业余摄影师劳动力，它可能会失败。好在创办人利文斯通的初衷是创造一个网上家园，热心的人可以在此分享作品，给其他人的作品提提意见；当然，还可能顺手赚上几美元。

大规模的业余化

众包植根于一个平等主义原则：每个人都拥有对别人有价值的知识或才华。众包作为桥梁将“我”和“他人”联系起来。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特质，每个“我”都站在众包的中心，这不是人类20世纪来商业社会的思维习惯。——自然创造了人类个体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存在于一大群人中时，构成了多样化。

另一方面，群体的定义是“一群因共同特点结合在一起的人”。如共同点太多，会削弱集体智能；而集体智能的活跃程度和一群人中多样化的程度，及人们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成正比。多样化要想战胜超人能力，必须满足一些限定条件。首先，这个问题必须真的很难解决。其次，大众必须具备随时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参与者必须来自一个足够大的人才库，以确保各种方法都有。另外，他们表达自我个性（即他们局部的“隐性知识”）的能力必须没有受损。群体的智慧因此胜过其中最聪明的人。

虚拟组织既是公司，更是社区

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认为的“下一个社会” ，“既是一个知识社会，也是一个组织社会，因为只有通过组织化的实践，知识才能够产生效用。而且，这个知识社会中的企业更像一个社会化和网络化的非营利机构。”众包的实践，验证了德鲁克20多年前的预见：其一、众包的知识组织也是一种类学术机构。同样早在1983年，MIT的电脑专家理查德·斯托曼就决定一个人对盖茨开创的软件工业宣战，他还为黑客团体模糊的偏好下了“专业团体”的定义。“这是伟大革命的第一枪，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听到”。其二、就是本节的主题：组织更像一个个NGO和社区，而不是公司。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公司制就是人类最好的生产方式。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也认为，“公司制不过是人类社会近150年来选择的一种生产方式”。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VISA信用卡：这家世界最大的公司，其实是一家虚拟企业。迪伊·霍克，VISA的创始人及CEO，于1992年被美国《金钱》杂志评为“过去25年间最能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八大人物”之一。他非凡的商业思想使VISA成为了一家由所有信用卡持有者共同拥有的虚拟企业。迪伊认为：商业和金钱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应当尽力地消除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企业要与用户共同经营、拥有；要建立商业生态系统；用东方的整体论、而非西方的还原论来思考商业；研究虚拟组织中的复杂性科学等等。——不知是不是巧合，VISA公司成立于1969年，与互联网在同一年诞生！

更为平等开放的商业文化

平等的创造者。“众包”与福特主义是对立的，后者代表着主宰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精神。而众包提供了一种假设：我们都是创造者——艺术家，科学家，建筑师，设计师……或者他们的结合。它带来了希望，探索创造性表达的新途径，释放出一种潜力，即每个人都能在不止一种职业里追求卓越。众包所包含的这种潜力，换句话说也是种威胁，它提供给某个职业一种思路，就像在工业时代提出了手工制品——互联网上大规模的个性化，成为了可能。

社会人而非企业人。另一点文化上的转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感情上，不再狭隘地属于某一个公司的企业人，而成为属于整个行业的社会人-- 职业人更是社会人。又是德鲁克，他说，“公司也是社会政治的机构” ——经理人的决策依据，并不是“什么是对的”，而是“什么是公司可以接受的”。经理人既不能做出牺牲公司利益的决策，也不能做损害消费者的事情。这是从道德上的自我判断，从感情上也是如此。

教育过度的副产品。西方中产阶段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受到的教育过多了。美国大学委员会的统计，“从1940年起，25岁~29岁完成4年或超过4年大学学业的人口比例翻了4番”。这也是一件好事。教育是推动信息经济向前发展的引擎，从金融服务到市场营销，它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尽管趋势是，让学生倾向于取得比如工程、商业、通信等能尽快谋生的学位，但可以看到，大学生的课程中选修课占了大半。因此，“即使是最专心致志的商学院学生也可能爱上艺术、历史；即使最专心致志的人类学的学生，也可能发展出对气象学的喜爱”，学生们可能在上课时学到摄影或播客之类的技能，但会迅速地将这些所学运用到生活中。开始是选修，逐渐成为兴趣，毕业后便成为副业。特别是如能轻易在BBS上找到许多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互动交流，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众包利用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兴趣比名片给人的遐想更多样化。

消费者的创新权力。2005年，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团体的领导人，里克·冯·希贝尔出版了《民主式创新》，讨论消费者如何慢慢地获得创新权——生产的权力也决定了分配的权力（林永青语）——“富有创新精神的用户能自己将真正想要的东西制造出来，而不是让制造商代为完成（大多数时候不尽如人意）。”冯·希贝尔写道。众包并无一系列固定的规则，有时最好的战略就是运用才华即兴创作和创新。

众包也需要领袖。对众包的误解之一是，大众是分开工作的。事实上最成功的众包都是由大众和指导他们的某几个人合作完成，这些人在开源软件中称做“仁慈的独裁者”。2006年，计算机科学家杰龙·拉尼尔在网络杂志《边缘》上发表文章，名为《数字毛泽东主义》。他有一些精辟的总结——“在我所知道的（运用）集体智慧的每一个实例中，都有一些善意的个人，他们指导和鼓舞着群众。这些人把注意力放在集体身上，在某些应用中，他们也纠正了一些人云亦云造成的错误。”换言之，就像在开源软件计划Linux中林纳斯·托瓦兹的作用一样，我们需要一些决策者，社区也需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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