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柱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

何柱成（1911年9月—197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安徽省六安县人。1929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红四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第三营第九连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委，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第三营政委，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党委书记、一分院政治处主任，中共川陕省委党校校长，中共巴中道委书记，中共大金（金川）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金川省委书记，金川红军独立第一师政委，红四方面军总部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委，八路军新编第一旅副旅长、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政委，皖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六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副政委兼东线剿匪指挥部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皖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安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11年9月，何柱成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今六安市裕安区）狮子岗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何举成。何柱成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全家8口人住在从地主家借来的几间草房里，租种着地主家的20亩田地，终年辛劳却依然缺吃少穿，并且还欠了地主150块银元的高额债务，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2岁时，他去帮地主家放牛做活。14岁时，父母供他读一年私塾后辍学，到本地一家制糖作坊干活。大革命时期，何柱成家乡所处的鄂豫皖边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六安特别区委成立，革命的火种重新点燃。在其领导下，六安县各个区、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

1928年，何柱成加入了少先队组织，在农会组织的夜校识字班学习。在夜校里，他学到了革命道理，回顾自己从小吃苦受难的经历，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决心跟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

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的爆发增强了六安县农民的斗争激情。9月，六安县党组织从农会中挑选一批骨干组成赤卫队和红军游击队，何柱成报名参加，成为一名游击队员。11月，六霍起义爆发，何柱成手中连枪都没有，但他手持一根梭镖跟队伍往前冲，一心只想缴一支枪回来。起义取得胜利后，他跟随部队在淠河以西一带打土豪、斗恶霸、消灭地主民团。12月，何柱成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4月，何柱成任红四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第三营第九连班长。国民党军队向皖西苏区进行“围剿”，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被迫转移到湖北麻城一带。在麻城红石岩一次战斗中，何柱成英勇无畏，一人就缴获了6支枪。8月，何柱成在英山转为中共党员。

1931年1月，何柱成升任任排长。年初，六安河西起义爆发，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又普遍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何柱成家也分得3石田（约合15亩）。此时，何柱成担任了红军游击大队分队长。当时，淠河以东聚集着大批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武装、反动红黄学刀会，还有从河西跑到河东的地主恶霸和民团武装，经常进攻、骚扰河西地区，牵牛、抓人、烧房子、抢东西、割庄稼，无恶不作。在县苏维埃政府、县赤卫军司令部和红军游击师的组织指挥下，河西各区乡特别是沿河各村的赤卫军都上了河沿，每隔一段设一个岗哨，红军游击队则担任巡防任务。为守住淠河，保卫苏维埃政府安全，何柱成积极要求参加河防军。何柱成所带的分队只有二十几支土枪和一些刀矛，没有钢枪，战士们最大的心愿使是从敌人手里夺取钢枪。因此，在巡守河防的同时，何柱成还多次乘风雨之夜偷渡过河，袭击河东的民团武装，夺取了一些枪支。对于这段经历，何柱成后来曾回忆道：“只要遇到风风雨雨，我们就趁黑夜偷渡过河，瞅准机会，想办法弄枪。河对岸不过是些团防局子的团丁，白天他们还看守河堤，夜晚就喝酒赌钱去了，一有风雨，河堤上更难碰上他们的影子，可是我们手里的家伙太不顶事。过河之后，不敢深入更远的地方活动，总是无法把枪搞到手。渐渐地，我们胆子开始壮了，活动的地方也更远了。一天黑夜，我们竟深入到河东一二十里的地方活动。看看天发亮了，没指望搞到枪了，我们打算返回河西。刚到了河岸，却不见了后面的掩护组同志，我急得正要派人联系，突然听到正东方向接连传来枪声，我估计是出了事，赶忙回头去接应。没走多远，就遇见了掩护组的几个战士押着四个俘虏，扛着四支钢枪往回走。原来，掩护组八个同志和敌人的六人侦察小组遭遇了，我们的同志放了两枪，机智地冲上去，一下俘虏了四个敌人，缴获了四支钢枪。这次缴获高兴得我们几乎是跳着回到了河西。”守岗巡防之余，他和战士们还大量地削竹签、刮木牌，刻写宣传口号和苏维埃政府法令。竹签和木牌顺流而下，在下游一带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使下游贫苦群众向往苏区，设法帮助苏区。为了打破敌人的沿河封锁，何柱成率游击队参加了大规模的河防破袭渡河行动，拔掉河东敌人的许多据点，还几次武装护卫大批群众到河东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盐仓，除召开当地群众大会当场分掉一些粮盐外，还挑回部分粮盐到苏区。6月，何柱成任连政治指导员。11月，何柱成升任营政治委员。1931年以后，国民党先后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何柱成率部参与了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2年3月，何柱成参加了配合苏家埠战役的作战行动。6月，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于是，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平汉线出击，企图夺取武汉。7月，何柱成调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三营政治委员。此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次南下围攻麻城，陷入了不利境地。8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后从麻城撤围，兼程向红安县开进。在七里坪战斗中，何柱成身先士卒，勇猛冲杀，右腿被子弹打穿，送到红军医院救治。之后，部队又连续进行两次恶战。由于伤员多，担架少，组织动员他留在地方养伤并拿出30块银圆作为他生活、治病之资，伤好后再找部队。何柱成向组织表示，自己是一名红军，更是一名党员，坚决跟党走，跟部队走。于是，他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一起向西转移。行军路上，何柱成右腿伤并没有痊愈，但他坚持把牲口让给其他重伤病员骑，自己一瘸一拐，拄着木棍艰难地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道上。时值严冬，他迈着一条伤腿不时地涉过一条条冰冷刺骨的河水。他在努力跟上队伍的同时，还鼓动战士和其他伤员要克服眼前困难，战胜伤病，跟上队伍。最终，他以坚强意志和大无畏决心跟随部队于1932年底到达川北。

1933年3月，何柱成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党委书记。5月，何柱成任一分院政治处主任。在解放通江、南江、巴中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迅速开展了根据地建设。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下令各部队抽调有群众工作经验的骨干分子组成工作队，采取就近分片包干的办法，分头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和各级革命政权。在总医院负责的通江县城以北地区，何柱成带领工作队不分白天黑夜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救济贫苦农民度过春荒。随后，又组织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通江以北的泥溪场等地很快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各村镇纷纷成立了赤卫队和苏维埃政权。扩红也是地方工作队的中心任务。通过动员，大量的驻地青年要求参军入伍。何柱成带领工作队接收了大批青年转送到前方部队，对一些有大烟瘾的人就先组织戒烟，成功之后再吸收入伍。在扩红工作中，当地许多苦大仇深的妇女纷纷要求加入红军。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高度重视动员妇女参加革命。在她的领导示范下，何柱成带领工作队接收了大量女青年，把她们分别编入总医院的看护营、被服厂、洗衣队。因超额完成扩红任务，何柱成受到川陕省委的表彰，得到了一套衣服和一条毛巾的物质奖励。11月，何柱成任中共川陕省委党校校长，负责培训县区级党员干部。

1934年1月，何柱成担任中共巴中道委书记。他主要精力放在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支前参战、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等工作上，配合主力红军进行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为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作出贡献。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后，何柱成率道委机关和部分地方武装随部队渡江，踏上长征之路。8月，何柱成随左路军北上，第一次穿过草地后，由于张国焘拒绝继续北上，率左路军掉头南下，何柱成不得不随部队第二次走出草地。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创建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共大金省委（12月改称中共金川省委），邵式平任书记，何柱成担任中共大金（金川）省委组织部长（至1936年3月）。为保卫根据地，金川省委在建立和恢复各县、区党组积和苏维埃革命政府的基础上，还帮助藏族人民组建了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并先后组建了金川独立师（又称大金川红军独立一师、藏民独立一师）、丹巴独立师（又称大金川红军独立二师、藏民独立二师），两个独立师共3000余人，多为藏族，骑兵占多数，在金川省委和省军区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守卫本土、警戒交通线和配合红军作战等任务，后来又随军北上。

1936年3月，何柱成担任中共金川省委书记（至7月），统一领导地方党政军各项工作。金川根据地位于川康边境，是藏族聚居区，语言不通，开展工作困难。当时，红军粮食极度短缺，何柱成作为金川省委书记，主要任务就是为红军搞粮食。为完成这一任务，何柱成整天东奔西忙，费尽了心力。在筹措粮食时，何柱成很注意处理与藏民的关系和实行公平的买卖政策，一是用银子买，二是用枪换，做到买卖公平，群众满意。当时六七万红军在这一带滞留6个月，基本上没有饿肚子，临走时每人还带了7斤干粮，这是很不容易的。金川革命根据地的迅速恢复、扩大和巩固，使南下红军有了总的后方，对前线部队的粮食物资供应和红军的第二次北上，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金川省委主要领导的何柱成功不可没。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合后，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这时，何柱成改任金川红军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师长李彩云），随部队第三次踏入草地。8月，部队跨过草地到达甘南的渭源、陇西地区。9月，何柱成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何柱成随总部同红九军一道西渡黄河，开始了一生中最为艰苦悲壮的征程。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西征队伍组成西路军，共2.1万多人，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其中，红九军6500人，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随同红九军行动。13日，红九军袭占古浪，马家军随后蜂拥而至。16日，马家军在飞机配合下攻入城内，红九军与之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经过3天血战，红九年虽然将敌击退，但自身也减员2000余人，元气大伤。18日黄昏，红九军趁夜色从古浪突围，向永昌地区的红三十军靠拢，24日进驻永昌县城。此后一直到12月上旬，红九军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严寒，在永昌一带协同红三十军与马家军展开了持续的拉锯战。战斗最险恶的时候，军直属机关和各类勤杂人员全部投入了战斗，何柱成同战斗部队一起，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在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西路军无日不战，虽然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但自身伤亡消耗也很大。在得不到任何补充的情况下，部队已处于西进无力、再战困难的境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继续西进。

1937年始，西路军血战高台、倪家营等之后，剩下不到3000人。由于西路军伤亡惨重，再次精简机关，何柱成调任红九军政治部民运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此时，他努力发动当地群众支援红军，终因环境恶劣，敌众我寡，红军被迫经梨园口向祁连山区转移。3月12日，红九军余部在梨园口阻击敌人，掩护总部突围。3月14日，西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找到何柱成等人，交给他们27人和几名伤员，由秦基伟当队长、何柱成当政委，要求他们就地打游击。此时的祁连山区依然是风雪严寒时节，放眼望去，只见白茫茫的积雪和数不尽的悬崖峭壁，看不到任何村舍人烟，甚至连草木飞鸟也很少看到。何柱成等人穿着单薄的衣服，空着肚子，在饥寒交迫中和马家军在山中兜圈子。一路上，常常可以看到西路军牺牲战士的遗体，何柱成内心一阵阵痛楚。他们行进到甘肃临泽时，被敌人骑兵分割包围，经过数日苦战，队伍被打散。何柱成孤身一人通过马家军在山下的封锁线后，一路向东去找党和红军。由于身上没有分文，他就一路乞讨，昼伏夜行，寻找到达陕北的道路。对于这一段历史，他后来回忆：“我个人决心为党工作、革命到底，便向东走，过黄河到陕北找红军，路上身边无钱，非常困难，为了实现我的目的，就坚决一面走路一面要饭吃，决心到达陕北目的地。”西路军失败前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用各种关系和途径，寻找营救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3月中旬，由刘伯承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到达甘肃省镇原、平凉地区，得知西路军已经失败，遂停止西进，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中共中央在西安、兰州等地设立红军联络处，也积极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与此同时，马家军在河西走廊一带不停地抓捕西路军失散人员。为躲开马家军的搜捕，何柱成避开大道走小路，绕过村镇，沿着田坎河沟，白天躲藏，夜间赶路，风餐露宿，经过了甘州、山丹、永昌、凉州、古浪、永登等地区，于3月下旬来到了景泰县境内。此时已快到黄河边，何柱成满以为已经脱离了敌防区，心中正高兴，没想到忽然又被民团抓住，先后关押在景泰县政府、凉州监狱。4月，何柱成被押到兰州集中营。此时，随着国共关系转向缓和，中共中央加紧与国民党谈判，要求国民党把关押在兰州、西宁监狱的西路军官兵全部送回延安。在这种形势下，何柱成等300余人在兰州集中营关押了一段后又被押送前往西安。在前往西安的途中，有两天住在白水镇，何柱成见看押松懈，就同红九军总务处处长吴辉庭、保卫科长高占功秘密商量找机会逃走。这一天，恰好轮到何柱成几人做饭，他们提前把路线看好。当晚下雨，天色漆黑，何柱成和高占功在半夜时分趁无人注意，悄悄起来跳墙逃走。他们一口气走了十几里路，见天色发亮，就躲在山沟里，一直到晚上才出来向老百姓要点饭吃。从老乡那里，他们得知，镇原县有红军，距离此地大约三四天路程。何柱成欣喜万分，他和高占功继续乞讨4天才来到镇原县，找到了驻扎在那里的援西军部队。在援西军政治部，何柱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党组织的关怀让何柱成倍感温暖。回想过去数月九死一生的遭遇，何柱成忍不住潸然泪下。

全面抗战时期

1938年2月，何柱成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何柱成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8月起）（团长韦杰）。

1939年1月，为协同作战，六八八团暂归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指挥。在河北威县的香城固伏击战中，六八八团担负阻击日军的任务。六八八团虽然是红军老部队，可刚从太行山下来，擅长山地作战，平原打阻击的经验不足。能不能顶得住优势火力且报复心极重的日军的猛攻？如果顶不住，部队在平原地区往哪里撤？能不能撤得下去？这些问题一直在何柱成脑中盘旋。虽然已是凌晨时分，他和团长韦杰顾不上刚刚打完一仗的疲劳，带着作战参谋把香城固及其周围的地形地物又察看了一遍，然后召集全团连以上干部开会研究战斗方案。在韦杰详细分析了香城固打伏击的有利条件后，何柱成进行了有力的动员：“小鬼子的特点大家很清楚，只要吃了亏，他们一定会疯狂报复。我们在香城固打伏击，一定能钓上条大鱼，关键就看我们六八八团打得怎么样了。我们是老红军，有光荣传统，虽然武器装备不如鬼子，可香城固这里的地形有利，战士们求战杀敌的热情高，一定能打好这一仗。”最后，何柱成说：“我们六八八团要打不赢这一仗，只有倒提着枪，回太行山打兔子了……”他的话让所有人都轻松地笑了起来。战斗中，日军放起了毒气弹。何柱成与韦杰团长命令战士们靠近敌人，缠住他们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战士们接近日军之后，端起刺刀猛冲。经过40分钟激烈拼杀，消灭了这股日军。此后，六八八团奉命西进邯郸、磁县及平汉铁路线，以游击战阻击日军南犯。同年秋，六八八团调回太行山进行整顿时，何柱成被选举为晋冀鲁豫边区出席中共七大会议的代表。

1940年2月，六八八团与晋豫边游击支队合编，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一旅（旅长韦杰），何柱成担任副旅长。5月，新一旅改归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建制，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1年2月，何柱成改任新一旅政治部主任。

1942年夏，在一次反“扫荡”行动中，新一旅组织奇袭营，偷袭了日军重兵驻守的长治飞机场，烧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何柱成参与指挥了这场战斗。

1943年3月，新一旅编入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何柱成担任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在8月发起的林南战役中，何柱成与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为西集团指挥员。东、西集团经过9天作战，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据点80余处，给予汉奸庞炳勋、孙殿英部以毁灭性打击，保卫了太行根据地。林南战役结束后，何柱成前往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

1944年1月，何柱成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何柱成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12月，太行军区第二支队（石志本支队）正式改组为晋冀鲁豫军区（1946年7月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旅长石志本，政委何柱成（至1948年5月）。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1月，何柱成先后率第十七旅参加白晋、安阳地区的反击作战。8月，陇海路战役发起后，第六纵队被编入右路军，主要任务是夺取陇海路中段重要城镇兰封，截断陇海路。8月5日，何柱成根据第六纵队的指令，率部出发，从城西、城南攻击兰封，协同第十六旅夺取兰封。9日，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十九团团长李德生接替石志本担任第十七旅旅长。李德生、何柱成指挥部队拆毁铁路，炸掉铁路桥，攻占兰封火车站。陇海路战役中，第十七旅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坦克11辆和其它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战役结束后，李德生、何柱成带领第十七旅参加定陶战役、巨野战役。在部队休整时，何柱成领导第十七旅深入开展“王克勤运动”。接着，第十七旅先后参加滑县战役、钜金鱼战役、豫皖边战役和汤阴之战。

1947年6月30日夜，何柱成率第十七旅从濮县东南之李桥、于庄一带突破黄河天险，割裂围歼山东鄄城之敌，接着与六纵主力攻歼定陶之敌4300余人，并参加六营集战斗、羊山集战斗，为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作出贡献。8月，第十七旅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奉命向大别山腹地挺进。20天内，部队连克黄安、新洲、大悟、黄冈等县城。何柱成在协同指挥作战的同时，以较多精力投入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中去。

1948年5月至1949年4月，何柱成任皖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司令员曾绍山），主持政治部工作，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当时，由于敌人的残酷“清剿”和破坏，皖西军民经受了极为严峻的困难和考验，正如1948年12月20日何柱成在皖西军区年度政工会议上所作的《组织宣教联席会议总结》中所说：“这一年来的困难是八年抗战和两年自卫战争所没有遇到的，有些地方成了无人区，在某些地方也超过了红军长征时期的困难。”面对这种形势，富有长期政工经验的何柱成殚精竭虑，积极谋划，狠抓都队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强意志信念教育、气节教育以及形势、政策纪律的宣传教育；努力纠正先前工作不当的错误，克服失败恐慌情绪和各种思想混乱；不断培养、提拔干部，开办各级干校，在独立旅和各分区设立轮训队、教导队；在全体官兵中开展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运动，发展党员，健全党团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和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保障思想宣传工作、组织工作、统战工作、保卫工作、群众工作、敌军工作等各项政治工作的有力进行；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念，使各级武装地方化、工作队化；普遍组织工作队帮助地方党政组织广泛发动和团结群众，贯彻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恢复、发展生产，保护、扶持工商业；加强政权组织建设，发展地方武装，提高战斗力，不断打击敌人。经过全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到1948年冬终于渡过难关，皖西形势的全面好转。

1949年1月，六安解放，何柱成担任六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带领六安市政府在加快新政权建设的同时，动员干部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在渡江战役前，刘伯承南下经过六安，表扬了六安支前工作。4月，何柱成调任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至9月），留驻六安负责指导原皖西军区各分区的武装工作、剿匪工作和群众工作。当时因解放军主力渡江南下，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纠集散兵游勇、反动会道门和土匪、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编组政治性股匪1.5万余人，妄图开辟“第二战场”，在鄂豫皖边区各县疯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掀起血雨腥风，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支前和发展生产，皖北区党委把“彻底肃清残余武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作为中心工作。何柱成参与指挥警备旅和各分区部队及县区乡武装开展分区清剿，在剿匪斗争中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对匪特的政治攻势。至6月底，仅六安地区内就歼匪达2636人，我军控制区由4月份的24个区、1116个保扩大到39个区、2333个保。股匪经部队打击后，转人分散隐蔽，化整为零，与我军周旋，实行反动的游击战争。为彻底肃清大别山区匪患，根据武昌剿匪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8月，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成立，指挥部驻罗田滕家堡（现名胜利镇，邻金寨县），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副政委何柱成。安徽省内，成立了鄂豫皖东线剿匪指挥部，驻金寨县麻埠，司令员梁从学，政委何柱成。由第三野战军调来二十四军七十一师和皖北军区警四团负责东线，六安军分区武装第七团驻麻埠、流波一线，配合主力行动，八团为机动部队，负责山外清剿，防匪流窜；湖北军区独立第三师负责西线；四十二军一二六师和河南地方部队负责北线。指挥这次剿匪的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鄂豫皖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转战祖国南北、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名将，对国民党残匪是一种很大的心理威胁。9月5日，三省会剿开始，东、西部队一举攻下土匪活动中心金家寨。针对股匪分散隐蔽的活动特点，梁从学、何柱成等领导决定改变进剿战术，以分散游击对付土匪的分散游击，一股股匪徒不断地被消灭。到9月下旬，东线部队一举摧毁“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活捉“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将汪宪。

建国之后

1950年5月，何柱成任皖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常委，被评为二等甲级伤残。9月，何柱成任华东军区皖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至1951年1月）。

1951年1月，何柱成任安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0月，何柱成到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至1953年）。

1954年8月至1955年4月，何柱成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5月至1965年9月，何柱成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60年10月起）。

1955年9月，何柱成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0月，何柱成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来到驻守海防第一线薛家岛上的某部四连，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列兵生活。当兵期间，他以列兵身份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命令，尊重骨干，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期满，何柱成被连队评为“五好战士”。

1965年9月至1968年7月，何柱成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1965年11月至1968年7月，何柱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平建设时期，何柱成更加关心群众疾苦，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多次到灾区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驻点村更是挨家挨户地走访，与干部群众研究生产救灾和脱贫致富的具体措施，并拿出自家的部分口粮和衣服送给困难群众，人们赞扬他“官大没架子，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

1967年2月，由于工作过度劳累，何柱成突发脑溢血，从此卧床不起，病情稳定后离职休养。

1974年9月1日，何柱成于济南病逝，享年63岁。何柱成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

轶事

何柱成与开国中将鲍先志是儿女亲家。两人都出自红四方面军；鲍先志担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主任时，何柱成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政委；鲍先志任皖西军区副司令员时，何柱成任皖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鲍先志担任过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何柱成担任过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都在山东工作。

所获荣誉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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