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补碘

1994年国家颁布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

1994年，全民食用加碘盐，与计划生育政策相类似，作为一项国策在中国强制推行。当年国家颁布《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在“食用加碘盐，健康全家人！”标语传播下，各地碘营养的复杂情况被严重低估。在全国范围尤其是沿海地区，食盐加碘政策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

背景介绍

中国曾是最缺碘的国家

中国一度是世界上缺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有7亿多人口缺碘，曾占到世界碘缺乏病人群的40%。儿童缺碘会导致智力低下、身体矮小，成人缺碘会乏力、身体浮肿，导致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大脖子病”；但过犹不及，碘摄入量过多也会对健康产生副作用，甚至引起碘甲亢以及其他甲状腺疾病。

于是，1994年，全民食用加碘盐，与计划生育政策相类似，作为一项国策在中国强制推行。当年国家颁布《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除了北京、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福建、山东和河南是全国八个高碘省市，可不需强制推行加碘盐，其余省市食用盐均强制加碘。而实际上，一些地方盐业公司为追求利润，在高碘地区也一律销售碘盐。

甲状腺疾病剧增

在“食用加碘盐，健康全家人！”标语传播下，各地碘营养的复杂情况被严重低估。在全国范围尤其是沿海地区，食盐加碘政策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

天津、沈阳、福州、广州、上海等城市，每年都有大批医学调查表明甲状腺疾病正在剧增，而碘过量被视为一个重要因素。

国策

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在全民补碘的大运动背景下，5亿碘充足人口的健康被完全忽视了。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本身属于轻度缺碘地区，人群膳食结构中蛋白质和富碘食物较其他地区多，全人群食盐加碘浓度有下调的余地。

事实上，原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滕卫平领导的科研小组从1999年开始，进行了一个为期5年的“碘摄入量对甲状腺疾病的影响”的项目，得出的结论显示：缺碘和富碘都会导致甲状腺疾病。2002年的“两会”期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滕卫平教授领衔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修改全民食盐加碘法规。议案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及时修改了食盐加碘国家标准，下调了食盐碘含量的下限标准。同年的“防治碘缺乏病”日，国家提出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补碘”的新方针。

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崔功浩说，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日均盐摄入量为11克，农村居民达到17克。这意味着，根据市面上多数碘盐中每克盐含碘20~50微克计算，中国人每天摄碘量达到了惊人的220~850微克，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200微克/天的安全线。

2009年5月，卫生部专门就碘盐问题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在浙江、福建、辽宁、上海四地展开“沿海地区居民碘营养状况”普查。普查提出的方针即“科学补碘，分类指导”。中国营养学会副秘书长杨月欣解释，“分类指导”就是指碘在食盐中的添加量应因地制宜。

结果

2009年2月公布的《全国碘盐监测工作简报》中，可以一窥中国“碘情”的复杂性：“在重点防范(碘缺乏病)省区内外，近年来水碘和重点人群尿碘调查发现，部分村水碘较高，且高碘和缺碘、适碘乡村混杂存在。”

全国共监测826968户居民家中食用盐，其中碘盐798725份，全国碘盐覆盖率为97.48%，自2004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95%以上。在省级水平，全国有24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碘盐覆盖率大于等于95%；有5个省(区、市)的碘盐覆盖率大于等于90%，但小于95%；西藏和海南的碘盐覆盖率低于90%，分别为53.08%和83.78%。

在全民补碘政策实施15年之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一些地区正迎来甲状腺疾病发病的高峰期。疾病暴发的时间段，刚好与强制食用加碘盐相吻合。

副作用

在全国范围尤其是沿海地区，食盐加碘政策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天津、沈阳、上海、广州、福州等城市，每年都有大批医学调查表明甲状腺疾病正在剧增，而碘过量被视为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很多研究结果发表在《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等权威医学刊物上。

在广东省疾控中心从事甲状腺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多年的钟文，近十年来多次进行相关调查。早在2001年，他就认为广东省部分地区人群尿碘水平有偏高趋势，广东食盐加碘量有必要下调在20—30微克/克。此后数年间，他又发表多个结论，指出一些地区的母乳高碘与食盐加碘过高有关，应该重视普遍食盐加碘政策带来的副作用。

2003年，广东省疾控中心与甘肃省疾控中心进行了一项联合研究，选择1996年开始食用碘盐的宁夏吴川县黄坡镇和尚未实施碘盐的广东徐闻县迈陈镇设调查点，调查人数分别为7万和5万。

结果显示，补碘8年后，黄坡镇甲亢平均年发病率增加了一倍多，未补碘的迈陈镇没有多少变化。钟文解释，这种发病率的增高是一过性的——增加了然后又回落。

上海在轻度缺碘地区所做的调查也表明：甲亢发病率从加碘两年后约升高了2倍。而在实施碘盐防治多年的老病区在全民食盐加碘后，碘性甲亢并未上升，说明了人群已经适应了碘摄入量的逐渐增加，而刚刚实施碘盐防治的新病区发生了碘性甲亢的流行。

在缺碘的环境下，人体会自动调节，比如增大甲状腺体积，以产生足够的甲状腺激素，但碘摄入一下子突然充足了，人的机体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转变成正常状态。

调查

在浙江省疾控中心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去年完成的调查报告中，结论正好相反。这份报告内容是省内各重点监测县8-10岁学生和18-55岁妇女的尿碘监测，范围在淳安、庆元、安吉、桐乡、玉环和岱山6个县。其中前两个是山区县，中间两个是蔬菜加工区，大量采用非碘盐，最后两个县是海岛县。调查的结果显示：山区县的尿碘中位数最高，其中庆元达到268.5，而最低的是位于产盐区的岱山和玉环，分别为110和120。

由于对比组和全面调查数据缺失，没法说甲状腺发病率大量增多。他解释检出率和发病率是两个概念，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甲状腺主要通过触诊，而B超仪器能够做到结节直径超过3毫米就能检出，他认为甲状腺疾病增多，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检出率的提高。

医学界对全民补碘前后甲状腺疾病结构变化的关注，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张闿珍等人进行了一个历时10年的调查。他们发现普遍食用加碘盐，使低甲病患病率明显降低，但甲亢的患病率增加。在辽宁，原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滕卫平领导的科研小组从1999年开始，进行了一个为期5年的“碘摄入量对甲状腺疾病影响”的项目。

研究小组选取了三个地区进行监测，其中包括一个碘缺乏地区，一个碘超足量地区和一个碘过量地区。最终的结论是：碘营养状态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生态环境，人为地改变生态环境应当十分谨慎，碘摄入量绝不是越多越好。

专家建议

作为国内碘缺乏病的重点地区之一，从1997年开始，重庆市就采取统一供应碘盐等多种方式消除碘缺乏病。截至目前，我市碘盐覆盖率达90%以上，仅有丰都等区县，碘盐覆盖率为90%以下。按照“健康重庆”卫生行动计划，我市将在2012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

重庆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肖邦忠介绍，1997年前，我市碘缺乏病相当严重，以武隆、城口、黔江、巫溪、巫山等地最为突出。作为碘缺乏病的评估指标，儿童甲状腺肿大率达45%，尿碘为每升57微克。经过1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市碘缺乏病已实现基本消除的目标，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下降到10%以下，尿碘为每升200微克以上。

目前如有市民需要购买非碘食用盐，也非常方便，重庆市40个区县盐业公司均有非碘食用盐供应、销售，消费者只需持医院证明即可购买。

不要轻易否定全民补碘的科学性

凡事过犹不及，即便是大米饭，吃多了也撑得慌，更何况是微量元素碘。2009年8月12日《重庆晚报》消息说，2009年5月，一项“沿海地区居民碘营养状况”调查由卫生部牵头，在浙江、辽宁、福建、上海四省市，低调展开。原本预防大脖子病的碘盐，反而导致市民碘过量，存在巨大的健康风险。

媒体在炒作碘过量的健康风险时，恐怕也不能不提三个基本事实：一者，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病区涉及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7亿多人口缺碘，曾占到世界碘缺乏病人群的40%，实行普遍食盐碘化政策以来，碘缺乏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二者，全民补碘后，2003年，研究人员在京、津、沪、大连、广东等11个省的城市，对学龄儿童、育龄妇女、孕妇、哺乳期妇女、婴幼儿碘营养又一次进行了调查，这 5个人群的碘营养都基本适宜；三者，缺碘和富碘的确都会导致甲状腺疾病，但是，将甲状腺疾病高发的原因完全归咎于食盐加碘，也不客观，精神压力、感染、过劳、创伤，以及自然、社会环境改变、污染等都会影响甲状腺疾病高发，当下，一些与碘无关的肿瘤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从侧面证明了这个道理。

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科学补碘、分类补碘的道理，也不是说一刀切的全民补碘就永远正确。只是，我们在衡量或评价一项公共政策的时候，起码不能刻舟求剑，不能拿今天的情况去苛求昨天的理性——这就像读书时我们分析文学作品常用的历史分析法与阶级分析法一样。全民加碘政策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即便在当下，也是利大于弊。当然，公众的健康意识增强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生存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区别化地补碘也到了可以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但是，全民补碘之善与政策的科学性，恐怕也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