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梅特·卡罗伊（英语：Károly Németh，匈牙利语：Németh Károly；1922年12月14日，帕考，——2008年3月12日，布达佩斯。）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1978年至1987年是仅次于卡达尔·亚诺什的匈共二号人物，1985年3月28日——1987年6月23日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副总书记；1987年6月25日——1988年6月29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
人物简介
内梅特·卡罗伊（Németh Károly，1922年12月14日——2008年3月12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
人物传记
政治生涯
1922年12月14日生于匈牙利西多瑙河地区
佐洛州伦蒂市帕考村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农业工人。早年当过肉类加工业技工。1943——1945年入伍服兵役，在战争中负伤后复员。1945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48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6年改称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45年起在其故乡从事党务工作，1946年先后任匈牙利共产党帕考区委书记和诺沃区委书记。1947年任匈牙利共产党佐洛州委员会群众组织部长。1948——1952年任佐洛州委党校校长、州党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和州党委意识形态书记。1952——1954年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1954——1959年任
琼格拉德州党委第一书记，1956年7月21日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7年2月26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9年12月5日——1962年11月24日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农业部长。1962年11月24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业），并任中央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参与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决策。1965年6月被免去中央书记处农业书记职务，1965年6月28日——1974年3月20日任
布达佩斯市党委第一书记。1966年11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11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3月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十一大”、1980年3月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十二大”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8年11月16日作为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候选人当选为琼格拉德州国民议会代表。1963年2月24日当选为佐洛州国民议会代表。1967年3月19日当选为布达佩斯第9区国民议会代表，1975年6月15日当选为布达佩斯第12区国民议会代表，1980年6月8日当选为布达佩斯第10区单一选区国民议会代表。1985年6月8日作为中央国家机关名单候选人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1967年3月当选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委员。
1974年3月20日——1985年3月28日重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74年3月——1980年3月兼任党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1974年3月——1980年3月兼任党中央委员会经济工作小组组长，1980年3月起兼任党中央委员会党的建设工作小组组长、中央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后改称党中央青年工作小组）主席。1985年3月28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成员。1986年兼任党中央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1987年6月23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上被免去党的领导职务，1987年6月25日当选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1988年5月22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改组党中央时以落选的方式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1988年6月29日免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和国民议会代表职务，退休。
主导改革
内梅特·卡罗伊是1956年
匈牙利十月事件以后成长起来的匈共“中生代”领导人，在卡达尔时代中后期成为匈牙利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成员，也是
卡达尔·亚诺什的重要助手和忠实支持者。20世纪70年代中期，正值“以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逼迫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刹车论战犹酣之际。1974年3月，力主
新经济体制改革的的
涅尔什·雷热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引退，稳健的内梅特·卡罗伊任中央经济书记，接手匈牙利经济和改革的领导工作，成为改革派阵营的主将。此后，他与
拉扎尔·捷尔吉搭档组成新的经济领导班子，协助卡达尔在艰难中缓步推进改革。在这一时期，匈牙利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中央管理同商品关系和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地联系起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计划，或者市场”，还是“计划与市场”这个问题上。1977~1978年，改革进入关键的转折时期，匈牙利再三掀起争论的浪潮，但重振改革雄风的呼声占优势。内梅特参与了匈牙利第三阶段改革的重要决策和部署，协助卡达尔在1978年重新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在1978年4月匈牙利社工党中央全会上，内梅特·卡罗伊任中央组织书记，成为党中央第二把手，取代了保守派的
比斯库·贝洛。
内梅特·卡罗伊主持制定了1975~1980年的匈牙利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以内梅特·卡罗伊为首的中央经济领导班子在经济政策和行动上致力于改善外贸硬通货的平衡，减少外债和消除国内矛盾。同时集中力量进行组织制度的改革和修改完善各种经济调节制度。这时期匈牙利在对“
一大二公”所有制结构变革方面加大了力度。1980年匈党“十二大”后，内梅特·卡罗伊主管党务、组织、干部和青年工作。作为党内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内梅特主张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1985年匈党“十三大”后任党的副总书记，代替卡达尔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20世纪70年代，正值世界经济和
新技术革命的飞跃式发展期，匈牙利作为东欧各国中最早实行改革的国家之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
卡达尔改革始终不敢从体制上真正有所突破，不敢超越
雅尔塔体系的雷池一步。圃于旧体制的束缚和外部条件的制约，从7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停滞不前，坐失了“黄金十年”的宝贵良机，改革之路一波三折。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经济改革出现了
重振旗鼓的态势，但雷声大、雨点小。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加之卡达尔和主持经体改革的内梅特、拉扎尔等匈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和社会实践中屡屡失误，错误估计和判断形势，没有对方针政策及时作出调整，许多改革措施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使得经济体制改革未能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1973年出现的危机苗头，经过十多年的潜伏，至80年代中期，在第二次
世界能源危机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冲击下爆发，匈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资金储备枯竭，
外债居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首，超过国家承受能力的极限，导致经济全面溃败和社会危机加剧。
在1983年初展开的国民经济问题大讨论中，出现了要求国家不要再干预经济活动和党退出经济活动领域的“对改革进行改革”和要求改革从经济体制扩大到政治体制，在各个领域实行“第二次改革”的呼声。1983年4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采取了坚定的态度，“坚持党在经济政策方面要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在经济工作中起组织作用。继续执行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体制，同时要不断完善，但新的改革没有必要”（卡达尔语）。1983年9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改革发展局限在经济领域，仍以社工党1966年的决议为指导方针。1984年，以卡达尔、内梅特、拉扎尔为首的匈党中央为继续发展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4年4月17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央协商委员会起草的被认为是80年代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但是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匈牙利在经济上活动的余地缩小，还债任务艰巨，没有多大能力增加生产，因此只能靠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来挖掘潜力。从长远来看，搞活经济只有在进行结构改革的条件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匈牙利国民经济结构不完善，盲目扩大再生产只会造成比例失调。而匈牙利领导人又下不了决心进行结构改革，不愿承担结构改革带来的阵痛和风险。卡达尔和党的指导思想仍留有“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并且背离改革原则，重新还原指令性计划的行政干预，严重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决议》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在改善企业内部经营条件、加强竞争性、建立市场关系和建立多种所有制结构改革等方面的措施也大都半途而废，收效甚微。1986年11月，匈牙利社工党中央全会研究了经济形势，但提不出解决办法，显得束手无策。
引退
1987年6月23日，匈党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班子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内梅特·卡罗伊被免去党的副总书记，改任国家主席团主席，拉扎尔·捷尔吉被解除政府总理职务，改任副总书记，“少壮派”的
格罗斯·卡罗伊任政府总理。此时，内梅特·卡罗伊逐渐被
边缘化。
为摆脱困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88年5月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纲领，即在“一党制条件下实行多元化”，并对党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大换班，13名政治局委员中有8人落选，包括内梅特·卡罗伊在内的卡达尔时期的党政高级领导人几乎全部下马，“激进改革派”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从而拉开了匈牙利的剧变的序幕，匈牙利正式进入“后卡达尔时代”。同年6月，内梅特·卡罗伊的共和国主席团主席职务被免除，由
无党派人士施特劳乌布·费伦茨·布鲁诺接任。此后，他退出匈牙利的政治生活。
2008年3月12日，内梅特·卡罗伊在布达佩斯
逝世，
享年86岁。
荣誉
主要著作
《赋以行动和责任心》（1974年）；
《在更高要求的道路上》（1979年）；
《党、社会、政策》（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