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勐海土司，刀述仁，男，西双版纳傣族，1935年生，1950年前曾任西双版纳勐海土司，由于年幼，由总头人刀承宗摄政。解放后，曾在云南历史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回西双版纳勐海劳动。1978年调云南省佛教协会工作，任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不久调到北京任中国佛教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人物简介
刀述仁， 傣族，出生在勐海的一个大土司家庭，傣名召相勐?“王室的国宝”之意 。那时的版纳与内地来往很少，世袭的土司制度，古老的农奴社会的生产方式，长期逆境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以及寺庙与学校合一的教育方法，使得这一古老民族保存着自己的行政组织、武装力量和经济模式，直到解放为止。这里民风古朴，全民族信奉佛教。傣族男孩必须到寺庙里生活一段时间，学习傣文和佛经，上层人士还要为子弟延师传授汉文化，以期承担重任。 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并行，幼年的刀述仁便生活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
刀述仁钻研佛学，对西双版纳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历史、教规、教义颇有研究。
他在云南工作期间，经常深入
西双版纳、德宏、双江、耿马等地的佛寺，宣传党的佛教政策，协调佛寺与教育、佛寺与村寨、佛寺与佛寺、僧侣与僧侣之间的关系，为规范佛教的教规，调动西双版纳僧侣建设边疆的积极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刀述仁曾多次率领僧侣代表团访问泰国、缅甸、日本、尼泊尔、印度等国，为增进中国佛教界人士与各国僧侣之间的友谊迈出了新的步伐。
人物生涯
1935年2月生，云南勐海人。
1947年世袭西双版纳勐海土司。
1954年后任西双版纳勐海副版纳长，自治州政府委员，云南省青联副秘书长。
1957年入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从事傣族及东南亚文化研究工作，并在云南大学进修历史学。
1981年至1984年任云南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会长。
1984年至2002年9月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2002年9月至今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2002年应香港佛教文化产业创办人/主席
庄世平先生及
祖古白玛奥色仁波切之邀，担任香港佛教文化产业荣誉顾问。
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人物经历
苦难历程
自从迎来解放大军的那一天起，刀述仁便被解放军和政府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品质深深打动了。他们大多是南下干部，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团结友爱，不谋私利。他们多数是汉人，却尊重所有的少数民族，为各族同胞办了很多好事，与解放前的国民党军队烧杀抢掠形成了鲜明对比。几年来工作中的接触与交流，刀述仁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个大土司的儿子真正认识到要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刀述仁常说，每当他随着大家高呼“共产党万岁”时便万分激动，对未来无限憧憬。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始，极“左”路线也渗透到西双版纳地区。组织上派人告诉年轻的版纳长，由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及复杂的海外关系，他不宜再担任这一要职。当时的形势已不允许刀述仁有自己的选择，他被送去“学习”。与过去不同的是，他的“同学”都是他原来的工作对象——一些亟待改造的上层人物。
“学习”结束了。这时
费孝通教授在云南建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小组，刀述仁被分配到这个小组。他选择了云南少数民族史这一研究课题。云南省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七个民族全民信奉佛教，三种语系的佛教?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
巴利语系佛教 ，信众在云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自己对有关历史资料熟悉，与各派宗教领袖也早有交往，研究这一课题也许会顺利一些。他到云南大学进修，师从方国瑜、汪应良两位教授，同时不断查阅资料，阅读典籍，研习佛经，参加民族调查与
民族识别的实践活动。后来这个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小组发展成为民族研究所，刀述仁的学识也在不断充实，对佛教经典的研究和佛教教义的理解早已超越幼时家庭的灌输与熏陶，而发展成为一种精神上的信仰。
“文革”开始后，刀述仁先在民族研究所里挨斗，后来便被送到人地两生的思茅地区接受监督改造。整整9年，他与家人音讯隔绝，又无分文收入，困境可想而知。但是，幼年时磨练出来的体魄，青少年时期养成的坚忍不拔的毅力，中年时期得到补充的广博知识以及对佛教虔诚的信仰，使他能豁达地面对一切。监管他的群众逐渐把他当成自己人，他们一起下田务农，上山打猎，谈天说地，也一起诵经念佛，直到母亲病危，刀述仁才被允许回到故里。即使现在，刀述仁对这些与他非亲非故，在逆境中保护过他的群众仍然铭感至深，不论在何处，只要是这里的群众找他办事，总是有求必应。
在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这些年，是刀述仁一生中思考最多的时期。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没有了少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取而代之的是稳健与严谨。随着年龄及阅历的增长，待人接物及思维方式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向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努力。这一时期也是他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的研究，为他后半生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通读了
《资治通鉴》等。这一切对刀述仁今后的工作都大有裨益。
宗教贡献
云南这个边陲省份有它的特殊性：边界线长，百姓与境外的交往多于与内地的交往；少数民族多，信奉各种语系的佛教徒多。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而落实宗教政策又是关系到边境安定团结的关键。于是，恢复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简称省佛协。 刀述仁的家庭背景、海外关系、个人阅历及
宗教信仰都表明，省佛协会长这一职务非他莫属。加之他不但有丰富的宗教知识，更有一大批宗教界朋友，为他担任这一职务带来很多有利因素。
万事开头难。刀述仁决定从两座佛塔的开光法会入手，来促动云南西部和南部的宗教政策的落实。云南西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长老在“文革”中不是死于非命便是被迫还俗，惟一幸免的是越过中缅边境在缅甸境内结茅修行的伍并雅·温撒。这位道行高深、志向高远的大比丘把缅甸边境上的一座小寺庙发展成了颇具规模的中心寺院，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寺庙办学的传统赢得缅甸境内佛教界的极高评价，缅甸政府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被选为缅甸僧侣委员会的12位委员之一。他到仰光开会都是专机接送。刀述仁认为，只有请回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老才能体现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群众心中的疑虑才会消除。
他多次敦请伍并雅·温撒返回故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后，大比丘终于同意先回故乡看看，并且答应主持边境界碑旁新建的姐勒佛塔开光仪式。当大比丘战战兢兢回到故乡时，地方干部又以“不允许外国人参加中国宗教活动”为由，反对伍并雅·温撒主持开光法会。试想，这位德宏地区九死一生、历经磨难、“文革”后惟一幸存的长老回到了故乡，却被当成了外国人，广大佛教徒会心寒到什么程度?再提落实宗教政策就是一句空话。
刀述仁也理解地方宗教干部的难处，他们怕担风险，更主要的是怕上面的政策有反复。为了不让这些宗教干部为难，刀述仁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将姐勒佛塔的开光法会安排在夜间举行。后来，各种佛事活动持续了三天，十几万群众云集中缅边境，秩序竟然好得出奇，边境上呈现出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氛。地方干部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逐渐了解了云南省佛协；伍并雅·温撒也终于相信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真正落实了。后来，这位大比丘终于把缅甸的教务工作交给弟子们管理，自己回到了故乡。他不负众望，根据傣族佛寺办学的传统，把当地的佛教教育搞得有声有色，所有适龄儿童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他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直到如今。
在刀述仁的参与下，云南省佛协加强了对全省僧人的教育，在各地举办了培训班，所有寺庙的僧人都参加了培训。现在，上级主管部门为云南省批了经费，给了编制，正式办起了云南佛学院。
1997年第五届亚洲宗教者和平会议在曼谷召开。由于会议经费不足，李登辉便利用这一机会大搞“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他向大会的组织者提出愿承担所有会务经费及代表们的往返机票，条件是派一个独立的“台湾代表团”出席会议。
不知是主持会议的某国宗教领袖糊涂还是别有用心，居然允诺了，而出席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及东道主泰国方面却一无所知，直到大会开幕。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刀述仁配合中国代表团团长、基督教两会主席丁光训大主教立即当机立断，马上用英文发表演说，向大会组织者提出强烈抗议，然后一面通过我国驻泰使馆与国内取得联系，一面用英文起草中国代表团的严正声明，代表团的成员不但在大会上据理力争，而且在会下还与各国代表?包括台湾的“代表” 广泛接触，进行宣传，取得支持与理解。
大会秘书处的泰方人员给予配合，帮助印制各种宣传材料，结果，大会的前两天成了是否驱逐“台湾代表团”的辩论会。当丁光训大主教上台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中国代表的严正声明后，全体代表昂首阔步地退出会场，登上早已迎候在门外的破例为中国代表准备的高级奔驰车。这意外的事件让国外新闻舆论大为震惊，他们想不到中国宗教界人士政治立场如此鲜明坚定，处理问题如此果断干练，各种安排如此得体有序，人们惊讶地说，想不到中国宗教界有这么多的精英。
获得殊荣
2009年3月11日，
斯里兰卡佛教主要派别之一的阿斯羯利派向在斯里兰卡访问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刀述仁颁发荣誉学位证书。阿斯羯利派长老高度赞扬刀述仁副会长长期以来为传播
佛教文化和促进斯中佛教交流所做的贡献。
刀述仁会长感谢阿斯羯利派授予其荣誉学位，希望中斯双方佛教界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
斯里兰卡佛教荣誉学位专为对佛教文化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设立。几十年来，仅有三位外籍人士获得该项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