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展之乱

公元760至761年长江下游地区遭受的严重战祸

刘展之乱是当时长江下游地区遭受的唯一一次严重战祸，发生在公元760至761年。

过程

安史之乱中，北方生灵涂炭，江淮以南则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发展。

刘展有才有名招人妒忌陷害。当时天下大乱，很多表面忠诚的武将都背叛国家屠戮百姓。加上算命谣传刘展将夺取李唐天下。唐肃宗听信谗言，批准杀死刘展的行动。刘展被逼反，生灵涂炭。后来名将田神功带领平卢军南下，击败并杀死刘展。但是平卢军掠劫稍重。

从《通鉴》的记载来看，造成这场严重战乱的原因极其简单：“展刚强自用，故为其上者多恶之。”据史料所载，刘展为淮西节度副使，“素有威名，御军严整”，临阵之时敌军“望风畏之”，可见此人确实是个将才。这样一个才望兼备的人恃才傲物，必然难以为上司所容，于是节度使王仲升通过监军的宦官邢延恩上奏：“展倔强不受命，姓名应谣谶，请除之。”一句话造成了一场无法想象的大变乱。

根据邢延恩的谋划，升刘展为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然后在就任途中擒住他。但刘展竟索取了节度使的印节，率宋州兵七千下江南就任。原任李垣奉诏拒之，一触即溃。刘展部将所向披靡。李垣等求救于平卢兵马使田神功，最终平定了变乱。平卢军在当地大掠十余日，司马光有关此事的最终评语是：“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战役影响

刘展事件多方面地暴露了八世纪中叶唐帝国的衰落和危机。首先，宦官干政至此已成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在这场事件中，邢延恩以宦官出任监军使，为诛杀刘展而奔走于淮西、宫廷及江南之间，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淮西节度使王仲升要除掉刘展，但畏其手握强兵而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要结交邢延恩向皇帝进言。（想来刘展对节度使都“刚强自用”，大概也就不会曲意结纳一个监军的宦官。）而此时的肃宗朝廷，只听了邢延恩几句话就同意捕杀一员大将，《通鉴》中只有极其简洁的三个字：“上从之。”可见当时的宦官势力，已达到内对皇帝、外对地方进行操纵的地步。对肃宗本人和当时政局来说，刘展事件还是相对比较次要的。就在这场事件前后，《通鉴》还载有两件更为惊人的宦官干政事件。一是李辅国以兵马强迫劫持上皇唐玄宗迁宫，一是鱼朝恩阻挠朝廷任郭子仪为帅北抗安史叛军。这两件事，一件关系到皇帝的父子亲情和千载孝名，另一件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战乱与安宁，但结果都由宦官拿了主意，此时宦官把持朝政的深度与广度，其实已不亚于晚唐之时了。邢朝恩谋杀刘展，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进行的。

刘展之乱还表明，当时的唐帝国已趋于瓦解，中央对地方已失去了控制。刘展事件实质上是一场地方权力斗争。淮西正副节度使王仲升与刘展不睦，邢延恩作为朝廷派往地方的监军使，本来是用于监视并控制地方军镇的一个工具，但他却作为一方，直接参与了地方权力之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任何中央政权在起作用，归根结底，朝廷是以一场大战乱为代价，替王仲升除掉了刘展。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语：他说这场战争是“令人难以分清敌友的”。在这场事件中，从头到尾都流露出朝廷对地方的权力失控。刘展调任江淮，本应单身赴任，但他竟能“悉举宋州兵七千南下”，可见这支吃皇粮的正规军实际上已经成为他的私人卫队，完全脱离了朝廷的政令军规。李垣等求救于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并“许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赂”，“神功及所部皆喜”，不等朝廷下诏，便迫不及待地杀入江淮，《通鉴》极具讽刺意味地写道：“至彭城，诏书乃下。”这诏书已完全是一纸空文，不受任何人理睬。田神功所部大掠广陵、楚州，“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而没有得到任何责罚。此时的大唐帝国治下，变乱的地方军固然是“逆贼”，平乱的地方军实际上也是公开的强盗。国法军纪，已失去任何约束力。这种情况与晚唐的藩镇割据局面相比，也只是程度上的深浅不一了。

刘展事件的同一时期，唐朝各地曾发生过多起类似的规模不大不小的变乱。一般讲来，这些变乱者都没有很大的实力和野心，即使刘展起事成功，也不过真的占据所任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做一个割据的节度使，不可能像安禄山那样攻占两京，僭号称帝。但刘展事件和与其相仿的这些变乱都发生在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牵涉了唐王朝平定安史叛军的精力，客观上延长了安史之乱的时间，对封建国家的繁荣与安定起了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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