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内阁

1913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任命中国进步党领袖熊希龄组成的内阁

名流内阁，指1913年7月31日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任命中国进步党领袖熊希龄组成的内阁。

内阁名单

熊希龄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冠雄，教育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梁启超、交通总长周自齐、农林总长兼工商总长张謇。

相关介绍

国务总理熊希龄组成“名流内阁”

1913年9月11日，熊希龄内阁正式成立，熊希龄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其他总长是：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冠雄，教育汪大燮，司法梁启超，交通周自齐，农林、工商张謇。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利用以中间派自居的进步党作为实现帝制复辟的工具。7月，他授命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组阁。进步党受宠若惊，企图乘此扩张党势，组成一个完全的政党内阁。梁启超便拟定内政、外交、军事、实业、行政、教育等方面的施政纲要。但袁世凯把持陆军、内务和外交等要害部门，熊希龄只拉进梁启超、汪大燮和张謇，组成所谓“名流内阁”。

郭沫若和“名流内阁”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国共合作的一件大事。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当时，我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要通过第三厅，来推动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唤起广大民众进行全面抗战，突破国民党的片面抗战。

郭沫若和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最初都不愿意去这样一个机构工作。周恩来耐心地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可以利用第三厅这个招牌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周恩来对郭沫若说，“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看得太菲薄了”，如果能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顽固派一部分颠倒黑白的宣传活动。正像当时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回忆的，“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去三厅，但周恩来告诫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当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还是去了。郭老任厅长，我在郭老领导下工作。实际上，我们都是在恩来同志和长江局领导下工作。”郭沫若想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在三厅工作，周恩来劝他服从党的需要，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出任厅长。并要他说服田汉、胡愈之也到第三厅工作。

日寇大规模入侵，一个个城市被攻陷，国民政府临时退到武汉。1938年上半年，第三厅在武汉成立，下设三个处，每处三个科。郭沫若出面请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三个处长中胡愈之主管一般宣传工作，田汉主管艺术宣传，范寿康主管对外和对敌宣传。洪深是六处第一科科长，负责戏剧音乐宣传。冯乃超是七处第三科科长，负责对日文件起草，协助鹿地亘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七处第二科科长董维健是留美博士，第一科科长杜国庠是日本京都大学学士，冯乃超是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高才生。还有金山、赵丹、冼星海、郑君里、张乐平、李可染、叶浅予、傅抱石、张曙等，这些知名演员、教授、导演、画家、音乐家、作家，为抗战不计个人荣辱，放弃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以一己之长投身各种形式的民众动员。第三厅最盛时有两千多人，聚集的名流不下百人，“名流内阁”的雅号由此而来。

第三厅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还有著名的“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还有战地慰劳总会、寒衣委员会。

为了动员全国的老百姓，陷侵略者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第三厅刚刚成立几天，就在武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周。开幕当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第一天，文字宣传日;第二天，口头宣传日;第三天，歌咏日;第四天，美术日;第五天，戏剧日;第六天，电影日;第七天，游行示威日。宣传深入到工厂、农村、前线、战壕。北伐时曾盛极一时的武汉，经过十年内战，有人说变成了一座死城，宣传周把睡狮唤醒了，几十万劳苦民众无比热情地参与各种活动。

两个多月后，“七七事变”一周年，第三厅又组织了纪念抗战一周年宣传周。据郭沫若回忆，其中的“七七”献金活动感人泪下。当时，国民政府政治部主任陈诚强烈反对献金活动，他对郭沫若说“不行这一项一定会大失败哪里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台上来献，没钱的人根本不会来献。”第三厅成立前，国民政府政治部搞过3天募捐，一共募得4千元。结果，民众的抗日热忱使献金破天荒的成功。“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掀翻了整个武汉三镇。献金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郭老说，“简直是狂了。”五天募捐100万法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

献金的主要人物是谁呢？是擦皮鞋的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澡堂擦背的、餐馆跑堂的，甚至还有叫花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捐出一天的伙食费。第三厅下属的孩子剧团的小演员李少清，和街上擦皮鞋的孩子交朋友，一起擦皮鞋，又讲抗日道理。穷孩子商量好，献出一天擦皮鞋的钱支援抗战。当擦皮鞋孩子的代表捧着一堆零钱送到献金台时，四周民众拼命鼓掌，好多人眼泪止不住滚下来。老百姓有的献了一次又一次，有的献了十次二十次。不仅如此，好多人还跳上台子极热心地做义务宣传。5天中，很多民众义务宣传员喊破了嗓子。郭老说“那些时日的武汉报纸保存着极丰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泪的纪录。”

周恩来把当月的副部长薪水240元全部献出。毛泽东从延安打电报，献出他的国民参政员的月薪。

冯乃超当年曾负责把这次献金账目的报告编辑成书。郭沫若说，这书，“我认为是最宝贵的记录，这是真真实实人民的行状，其中浸润着多少爱国者的宝贵心血呀谁有这本书，我希望不要轻视了它，不要以为只是一些市井小民的零碎帐目而任意把它扔掉。认真说，假如今天谁还保存着这本书，我倒要奉劝他，把它当成国宝，子子孙孙永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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