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凯林，资深传媒人，财经作家，青春工场创始人 。历任《英才》杂志执行主编，《商界评论》执行主编。曾创刊《东方人物周刊》，出任执行总编一职。著有财经小说《门后》、职场小说《走！到二线城市去！》、律政小说《最后一平米的战争》、财经访谈集《突破》，作品《苏宁撤购的背后》曾入围2007~2008年度“中国最佳商业案例”。
人物评价
作为一名活跃在第一线的财经记者，凯林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实地考察国内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与一些活跃在公众视线内的民营
企业家进行沟通。这样的工作让他有机会去了解中国民营企业的全景图象。
现实状况是，在企业家所创造的巨额
财富的背后，仍有很多令人悲观的东西。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赋予了民营企业家们不寻常的视觉及思维方式，而这些所有的主观意识指导着或反作用于他们客观的行为方式，由此也引发了一些民营企业独特的“中国式”故事。
宏观角度来看，民营经济的所有制烙印使得民营企业家成为了一个群体，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角色地位有着很多的共性。微观个体层面来看，民营企业家们在人生的境界中又分别处于各自的阶段，在行为方式上又表现出不同的气质特征。
在凯林看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一种境界应该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衣带渐宽终不悔”。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多为“草根创业”，往往是苦心经营和积累才置下一片家业，也就是说中国第一代的
创业企业家是以苦作舟，以勤为径，“人憔悴而终不悔”。
第二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处在这一阶段里的民营企业家既有成功后的喜悦，也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选择”。如果以企业的发展阶段来描述这种境界，此时的企业所面临的是“发展瓶颈”，是一个重大的拐点，虽然可以“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而一旦战略选择错误，脚下的路便到了尽头。
民营企业家的第三种境界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企业都讲究一个“悟”字，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茫然、疑惑、痛苦、执着、忍耐、欣喜、绝望等各种曾经所遭遇过的情绪，都有可能在突然间参透真渧，统统释怀。“蓦然回首”的“顿悟”也是一种智慧。
凯林认为，他看到的企业家，大多处在“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的第二种境界，他们所面临的是创业道路上的“第二次选择”。这是凯林一直在思考问题的所在，他希望能找寻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给人以启示。慢慢地，在思索中，他想到了“突破”。
企业家需要突破自己
对于一名记者而言，发现问题可能是容易的，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却显得比较困难。事实上，更多的财经记者一直承载着揭露，发现的使命，而把理性的建设留给了别人。学院出身的凯林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他不仅发现，而且建设，这种独有的特色，不仅使他的工作质量很高，而且赢得了诸多企业家的认可。
凯林的观点非常清晰，他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地完成三大突破：其一是企业家自身的思维突破，完成自己的基因突变，以适应发展潮流；其二是企业内部制度的突破，也就是微观企业个体的管理制度突破；其三是民营企业外部生态环境的突破，这包括法律制度的完善，社会心理对企业家的态度等。
在凯林看来，民营企业家最危险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大脑，实践中有不少的案例告诉我们，很多企业帝国的缔造者往往也是企业帝国的毁灭者，很多轰动一时的企业死亡案例，其最后的论证结果其实就是“自杀”。
不妨以哲学观点来加以说明：内因和外因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规定事物发展的基本前途和方向；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可以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变化过程；外因总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它们共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
不难看出，一件事情要变坏，内因是主谋，外因是
帮凶；而一件事情要变好，内因是主角，外因是配角。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因素从表面上看是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成败似乎是听天由命。而事实上人对事物认识的深度是可以通过经验、学习或其他方式来得以延伸的，除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可抗力”。
企业家自身突破的案例在本书很多篇章中都能见到，属于一个认识论的范畴。企业家对管理的态度，对产业战略的思维模式，对竞争对手的辨证认识以及对企业家基因突变的感悟，等等，这些都是自身的突破。
所有这些自身突破的努力，都是一场企业家与自己之间的战争，如果不能战胜自己，超越自己，就不可能演变成“职业企业家”。
其实我们的企业家们已经有这样的意识。再往前推几年，那些在商海沉浮的人并不介意人们把他们称之为商人或生意人。但是到了现在，他们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定位，在心理认识上已经形成了“
商人——
企业家——职业企业家”的转变轨迹。
内部制度也是个突破口
凯林把职业化和制度化联系在一起思考，他的口号，它有一些衡量的标准，与职业化相生相伴的，是企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沿着这种思路，凯林开始细分：即企业家只在思维认知上有“职业企业家”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公司内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职业化就只能停留在空想的乌托邦世界了。
显然，“非制度化生存”，这是广大民营企业的生存缩影。有人说这样的生存方式是形势所迫，大量潜规则的盛行哪还容得下企业家们精耕细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凯林对“非制度化生存”的理解与众不同，他认为大部分的因素是指企业“外部行为”的行为方式，而不是指企业“内部行为”。一支常胜的军队并不一定就非得熟读兵法，将在外，一切因势利导，兵无常势。也就是说军队的外部行为方式总是以“结果导向”为主，过多的制度规范往往是追求胜利道路上的绊脚石。
但是，一支常胜的军队，其内部行为往往是受到严明的纪律所约束，是标准的“制度化生存”。
企业生存也是如此，即便在商场竞争中的行为方式可以在制度化的边缘游离，但企业内部管理仍需以“制度化”为原则，这样的要求也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口号以及“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相匹配。
在企业内部管理结构上，我们广大的中型以上民营企业都有着自己的董事会，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结构安排是非常脆弱的，董事会制度的结构性制衡在创业者的权威面前就如同一只漂亮的
花瓶。
家族企业里的董事会制度是典型的“
封建君主制”。董事会在这类企业当中就像是聋子的耳朵一样，属于摆设用品。它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法律的要求，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可以充当企业君主的“民主幌子”。
“
君主立宪制”的董事会是专门为那些厌倦了独裁的企业家所准备的，此类企业虽然有“共和”的理想，但却没有做好放弃权力的准备，属于“民主投机者”，其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在巩固家族的权力，在为自己的“姓氏”服务。
好的企业内部制度可以弥补很多企业家自身的缺陷，能够缓和企业家的狂躁，抑制企业家的幻想和冲动，限制企业家的独断，惩罚企业家的错误。只不过这种内部管理的突破需要企业家放弃对“人治”的迷恋。“家天下”的企业形式会决定着董事会的运作模式，很难避免“一个人跳舞”的局面。
个人作品
代表作：《门后》、《突破》
作品评价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里有这样的记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为什么淮南又大又甜的橘，移栽到了淮北，就变成了又酸又小的枳？因为土壤不同，环境不同。同理，对于国内的民营企业家来说，环境选择的余地并不大，他们只能在发出一些声音的同时选择适应。
凯林承认一个社会的特征会给企业家一定程度的约束，但他认为，这并不表示构成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不需要突破，企业外部制度的建设是更大的社会工程，有建设性的土壤改良、环境优化是民营企业最期盼的突破。
在本书的一些篇章中就有这一话题的探讨。譬如民营石油的出路，民营钢铁业的状况，现有的金融制度以及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化动向等，这些话题都属于一个民营企业外部生态突破问题。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物种进化论或优胜劣汰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条不破的真理。但是，这样的生存哲学过于被动和消极，仅仅是被动地适应对于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以及社会评判体系没有太多的建设性，也不利于外部环境的突破。
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上来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便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所以生产关系自身存在一个内部改良的动力，因为被取代的风险会促使它自发性地突破和完善。
但是仅仅依靠这一自发的改良是不够的，生产力的话语权所产生的社会信号会形成一个更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在企业外部环境的突破上，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有“作为”的空间，而不是简单的“适者生存”。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非公36条等突破性的政策、法律的出台绝不是一个静静等待而来的结果。
看来，凯林把更大的突破留给了社会，留给了更宽阔的制度体系。我相信，这既是凯林的心情，也是《突破》一书更大的指向，我们相信广大的企业家也会认同凯林的观点，因为一代企业的成长，与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从来都是
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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