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

中华民国时期政治人物

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13日），字哲生，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翠亨村（今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中华民国时期政治人物，孙中山与卢慕贞所生长子。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八日（1891年10月20日），孙科出生。他是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长子。孙科生后的第二年（1892年），因孙中山在澳门镜湖医院就职，他即随卢慕贞去澳门居住；不久改在香港定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为安全计将孙科母子等送往檀香山，请哥哥孙眉照顾。

孙科童年先随卢慕贞习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七岁入伯父孙眉聘请同乡黄瑞祥为其开办的私塾，随塾师读“四书”“五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入当地天主教会办的圣安东尼学校（St. Anthony School）攻读。他聪敏好学，成绩优异，八年课程四年就学完毕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檀香山的圣路易士学院（St. Louis College）。

宣统二年（1910年）3月，孙中山到檀香山开展革命活动，在大学求读的孙科决心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参加《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工作。翌年（1911年），他从圣路易士学院毕业后，到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他参加当地华侨创办的《少年中国晨报》编辑工作。同年底辛亥革命爆发后，孙科四处演讲宣传革命，学业暂辍。民国元年（1912年）2月曾回国，7月再去美求学，文理两科兼学，并阅读大量名著。民国五年（1916年）大学毕业后，孙科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修政治、经济，选修新闻，翌年（1917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图册部分来源）

随父革命

民国六年（1917年）8月，孙科学成归国，正值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护法军政府，任命他为大元帅府秘书兼外交部秘书。后奉命与陈民钟、黄展云赴菲律宾募饷。

民国八年（1919年），孙科任参议院议长林森的秘书，并在同年（一说1918年）与黄宪昭合办英文《广州时报》，任副主编。

民国九年（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孙科出任广州市政厅长兼治河督办。不久广州改制为市，他任首届市长。任内，孙科精心制订《广州市组织条例》五十七条，规定市政府设公安、工务、财政、教育、卫生、公用六局，并一一明确职责。

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孙科任“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和拟订新的党纲、总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再任广州市市长，继续大兴市政建设，为讨伐陈炯明筹集军费，倾力支援筹建黄埔军校。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筹措经费，为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孙科奉孙中山之命，去沈阳联络奉系首领张作霖，以图南北合作，共讨直系。11月，孙中山北上，12月4日抵达天津，孙科从沈阳至天津迎接，此后随同赴北京。之后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孙中山患肝癌不治去世，孙科一直随侍在侧，也是“孙中山遗嘱”的证明人之一。

任职国府

民国十四年（1925年）7月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孙科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孙科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5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暨建设厅长，并重主穗政。北伐战争开始后，孙科督率铁路员工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与畅通，将北伐军将士及军需物资迅速运往前线，为北伐当好先行。11月，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

随着北伐战争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12月迁往武汉，孙科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在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并兼青年部长等职，遂辞去所有在粤职务。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继而“分共”，西山会议派又先在上海另立中央，孙科深为国民党的分裂局面不安，乃积极奔走于九江、南京、上海，游说各方，并倡议成立中央党部特别委员会以求党的统一。该建议终于获得三方赞成，孙科成为9月15日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委员。20日，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改任建设部长。但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依然激烈，孙科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与胡汉民等出国赴欧洲和中东、近东考察各国政治经济状况，以求建国之鉴。6月，他们在巴黎商议未来政府应按孙中山之构想试行“五权之治”，孙科执笔起草《党国训政大纲及应付外交办法》草案。9月回国后，他参加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10月，国民政府改组，孙科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及行政院铁道部长和交通大学校长。他主掌铁道部，前期着力于整理和养护全国线路，恢复战后铁路通车，并收回日军占领的胶济路，以及将粤汉路收归国有；同时他积极筹划修建新路，主张利用庚子赔款重点建设陇海铁路，组织勘探、设计等工作。兼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他重视铁道建设与交通人才培养，在扩充学科建设、筹措学校经费等方面颇有建树；还主持成立交大电机、机械、土木、科学、管理五大学院，确立该校理工管三足鼎立及工文并重发展方向。此外，孙科还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航公司，任董事长。

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后，与国民党内外许多派系矛盾激化，内战频仍，政坛风云迭起。孙科虽然不满蒋介石的专权独裁，但竭力避开冲突，维持合作局面。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孙科素来与胡汉民交谊深厚，闻讯后愤然而起；原来拥戴胡汉民、鼓吹“再造”国民党的“再造派”成员，这时也以孙科为领袖。孙科离开南京去广州，以两广为基础，联络各派反蒋势力，于5月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任两组织的常务委员。两广正谋起兵北上讨蒋，“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上下强烈呼吁息争御外，宁粤双方应谈判解决“党争”。孙科出席“和平统一会议”，会后被推举为中央常委，并出任行政院院长，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元旦就职；但他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无力处置财政危机和外交困境，于1月25日即辞职，拱手将行政院长一职让给汪精卫。这年10月到12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结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

此外，孙科还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筹办和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民国二十年（1931年），孙科在家乡创建“总理故乡纪念学校”（今中山纪念中学），11月回乡主持奠基典礼。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又担任中苏文化协会首届会长，积极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并在全面抗战爆发与苏联方面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争取苏联的军械援助和贷款。

黯然下台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科在民国二十五年（1946年）初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同年10月任“制宪国大”主席团成员。民国二十六年（1947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任主席，孙科任副主席兼立法院长。8月，他回到家乡翠亨村为母亲卢慕贞祝寿，宴请乡亲。

民国二十七年（1948年）3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蒋介石当上了总统，孙科被其提名参加竞选副总统。孙科原本嫌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差使，还不如当立法院长实在，后经蒋介石说服，并许诺当选副总统后仍可兼立法院长，乃参加竞选。但因“蓝妮事件”爆发，经过三次选举，虽有蒋介石及其部属的支持，孙科终究抵敌不过李宗仁而落选，仍任立法院长。同年11月，孙科被蒋介石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下野后，他于1949年2月5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对代总统李宗仁持不合作态度。后经李宗仁劝说返回南京办公，但在部分立法院、监察院委员攻击下，于3月8日辞职下野。

辗转赴台

孙科离职后，于1949年5月去香港休养，1951年（一说1950年）秋偕同夫人陈淑英赴法国就医疗养，1952年移居美国。

在美初期，孙科和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他们夫妇一直和次子孙治强一起生活，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只能依靠儿女的小额接济过日子，所以生活越来越清苦。后来，为了节省开支，孙家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还自己种菜。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全家人分工负担清洁及其他工作，孙科负责各室内的卫生，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打扫；夫人陈淑英负责烹饪和厨房的清洁工作；儿子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儿媳则负责照顾孩子及琐碎的家务事。当时的一家华文媒体曾报道称：“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大陆方面则一直惦记着孙科。孙科在香港时，中共方面就曾通过相关人士与他联络，欢迎他回大陆。但孙科对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怀有很深的成见和对抗情绪，拒绝了邀请。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英国客人马坤时，请这位与孙科有数十年私交的人代向他致意。周恩来说，我们不能让孙中山先生的儿子长期流亡国外，中国政府仍然欢迎孙科先生返国。这次，孙科仍表现出一种“倦于政治”的姿态，对周恩来的口信没有作出回应。

尽管孙科在美国以读书打发时光，但是他又不甘寂寞，始终关注台湾政局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几次想返回台湾，然而台当局的冷淡令他望而却步。因此，他一直和台湾故友保持密切联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台湾，重温昔日在政坛上的风采。20世纪世纪60年代，一些孙科的“知心”故旧开始为他回台多方活动。1962年10月，台当局“立委”刘崇龄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当局主动邀请孙科返台。“行政院”在请示蒋介石后由“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复说：“‘政府’非常欢迎哲生先生回来，而且在筹备中的第三次阳明山会谈，哲生先生也列入优先邀请的名单中。”1964年，由台当局出资，在美国成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并推举孙科任董事长。此后，孙科与台当局重新建起了联系。

1964年4月，孙科在检查身体时发现血压偏高，小便有血球，因担心是膀胱癌，入院手术三星期出院，又调养了三个月，方完全恢复。1965年10月29日，孙科以参加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的名义，搭机从美返台，在台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及2000余人的欢迎。30日，恰好是蒋介石的生日，孙科偕儿子孙治平在蒋经国、郑彦棻的陪同下，乘飞机专程飞往台南，拜见蒋介石。蒋介石邀孙科共进午餐，并于餐后邀他共同游览风景区，又亲自送孙科回到行邸，给予其极大的礼遇。自此开始，一直到12月底，孙科在台岛出镜的频率甚高，不是参加宴会，就是应邀讲演、参观、揭幕、剪彩、接见。1966年11月12日这一天，是孙科返台一系列活动的高潮。上午，他参加了各界举行的“庆祝国父百年诞辰纪念大会”。

孙科返台定居不久，即受聘为“总统府”资政。虽身居闲职，但他常借同学、朋友及旧僚属欢迎之际，发表讲演，阐述自己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心得，如他对孙中山所提出之人口政策、“土地涨价归公”问题诠释比较合情合理。至于对以“三大政策”为中心的新三民主义则弃之不顾，这不仅是他内心的政治理念所致，亦是台湾之政治情势所决定。

1966年9月，经蒋介石提议，孙科被聘为“考试院”院长。孙科接“考试院”，按理可入住院长官舍，那是位于“考试院”斜对面一座宽大雅静的平房。可他却将其改为“考试院”图书馆，供属下充作进修场所，自己则与家人仍住在旧房。他任“考试院”院长期间，并没有实权，只能做些礼仪上的工作。不过，他在选拔人才方面着实也做了一些工作。原来，“考试院”曾有特种甲等考试办法，使得有博士、硕士高级学位的知识分子得到重用，但这一办法经过一年多，才得到“立法院”通过。通过后拖了约两年，“考试院”尚未订定细则。所以，在孙科从前任“院长”莫德惠手中接到“考试院”印信后的致辞中，王云五当面吁请孙科尽速订定“特种甲等考试细则”。孙科接任“院长”次日，即向王云五了解情况，并立令主管单位速拟细则，颁布实施，不久就连续三年举办特种甲等考试。因他领导有方，行政部门和人事单位主官对他非常尊重，“两院”协调密切，凡事也就迎刃而解。

1967年8月，孙科又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

高寿病逝

1973年9月13日下午5时，孙科突发心脏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83岁。

主要影响

政治

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但到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国民党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只得与国民党政权相沉浮。

孙科在国民政府担任立法院院长期间，投入很大精力主持宪法起草工作。他就任之初，就集中专家四十余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为副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分别组织起草了两部宪法草案初稿，以个人名义自行发表，听取各界反映。孙科决定以吴经熊稿为本参照张知本稿加以修订，提出实行内阁制，行政院负实际责任，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不负实际责任等。蒋介石等人大为不满，遂一再修改，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总统负实际责任，行政会议由总统任主席，行政院长对总统负责；还将总统选举改为由国民大会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并删去“军人非解职不得任总统、副总统及省长”等条文。宪法草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立法院会上三读通过，之后又送国民党中央审查，又经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五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反复修改，把十二章一百七十八条改成八章一百四十八条，再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1日回到立法院作形式上的通过，于5月5日公布。此后抗战爆发，蒋介石以战时体制为辞，将实施“宪政”束之高阁。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月，张澜在成都发起民主宪政促进会，讨论“五五宪草”，要求施行民主，促进宪政。孙科也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专权，主张实施宪政。但蒋介石说条件还不成熟，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在民国二十五年（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对“五五宪草”进行了讨论，通过《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决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制定宪草修正案；但蒋介石置政协决议于不顾，在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自行通过了修改为十四章一百七十五条的宪法。孙科主持起草十余年的宪法就此了结。

孙科在主持立法院期间，还在制订民法、刑法、商法及行政、司法、军事、税务等各项法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司法裁判的各种程序和手段方面，能适合于领事裁判权取消以后违法的外国人受中国法律制裁的需要。

孙科一生三次主政广州。民国十年（1921年）2月，他出任首届广州市市长，兼任广东治河处督办。期间，精心制订《广州市组织条例》五十七条，规定市政府设公安、工务、财政、教育、卫生、公用六局，并一一明确职责；拆除土地庙，公开拍卖，所得款项拨作市政建设经费；创办市民大学；拆除旧城墙，修筑道路，疏导交通；疏通六脉渠，促进全市卫生清洁。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再任广州市市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第三次主持穗政。期间科学规划广州城市建设，大力整顿市容，修筑道路，其中改造西关“盖渠筑路”工程费力甚大，收效显著。他还整理税收，规定公安、工务、公用、财政各局的税收项目，去除繁多的税捐，教育、卫生经费则由政府统筹解决。

交通

民国十七年（1928年）铁道部初立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铁道部长，也是中国历史第一位铁道部长。孙科上任之后，对于当时国有铁路的混乱实行改革，提出“管理统一”与“会计独立”两大原则，积极治理，为推动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提出“管理统一”与“会计独立”

孙科上任伊始，各国有铁路十分混乱，因军事频发，各路车辆被军队占用的情况非常严重，军队还通过设立税卡征收附加军事捐，强征军事协饷，致使铁路财务紧张，甚至入不敷出，还极大影响了各路客货运输。为此，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提出《铁道实政方针案》，要求军队放还车辆，取消各路协响以及附加军事捐，中央政治会议虽然通过该提案。由于各地军阀与军队并不完全从令，致使效果并不明显，在中原大战后才有所好转。

（二）拟定庚关两款筑路计划

孙科为了完成孙中山宏伟的筑路计划，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28日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庚关两款筑路计划》，并获得通过。孙科提出以各国退出的庚子赔款和新增的海关节余进行铁路建设，并设计了一套方案。但由于资金没有真正落实，他的筑路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即在孙科离任后，继任者利用庚款完成了粤汉铁路株韶段及陇海铁路潼西段，从而实现了粤汉铁路的全线通车和陇海路西延。

（三）依法治路

孙科在任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旧路治理上面，制定了各类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对铁路组织机构、经营运输工作及业务工作和其它附属事业都进行了整顿与规范。后世研究者认为，其对铁路法制层面的建构远大于其对铁路线路建设的贡献。

（四）整顿路风，严肃路纪

孙科重视整顿路风。他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颁布的《严禁额外需索办法》中指出，各路在规定运价之外，“多有非法征货之事”，“不特有妨路誉，抑且害商病民，自应严定办法迅予查禁，以绝弊端”。规定：“如发见铁路员工有要求或收受礼物或额外需索杂费妨碍货运，或对于运货人故意留难等情，除立予开革并呈部通令各路局永不叙用外，应将该员一并移送官厅依法治以受贿舞弊之罪”，要求各路局将本办法印制多份，与货物运价杂费表同时在车站、码头及轮船张贴，以便客商监督。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他又公布了《铁路员工服务条例》，规定：“意图倾覆火车或破坏行车交通者、造作谣言煽动工潮者、私运或储藏违禁物品者、营私舞弊有据、盗窃成或意毁坏公物者、其他有重大犯罪之行为省。”除革职外，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外，孙科还积极推进铁路教育，接管交通大学，并亲任交通大学校长，给予交通大学发展提供支持，增设学院以及各项教学设备，对各职教员待遇也进行明确的规定（参见下节“建设交通大学”部分）；孙科倡导留学教育，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公布《铁道部选派留学规则》，要求选派的留学生必须成绩优异或工作出色，对选派留学生的程序、留学期限和攻读专业等作了明确规定；对扶轮中小学及职工教育，孙科也同样重视，制定了若干条例，在劳工聚积之地创办扶轮小学及职工学校、识字班等。为改进铁路卫生医疗状况，孙科在部内设立了卫生处，制定铁路卫生医疗机构的组织规章，要求各国有铁路增设卫生稽查，检查客车车辆的卫生，同时增设医院、诊疗所。

孙科任职铁道部长二年半，曾有夙愿要完成孙中山的伟业，但受当时的政治环境与他这种单纯的理想实难相容，致使大多计划落空。就其任期的政绩来说，除了制定诸多规章制度外，并没有多少筑路成绩可言。这时的铁路一段段的被分割，新路建设更处于停滞状态，其制定的许多法律法规很难真正实行。

作为铁道部部长，孙科还兼任交通大学校长。为了进行大修铁路的宏伟事业，他重视延揽人才和交通教育，推行“交通行政与交通教育相辅而行”的政策，把培养交通建设的专门人才视为实现铁道部整个建设计划的关键。他认为：“建设之道校长百端，而交通为之枢纽，人才为其骨干。”上任之初，他把“整理人事、培养人才”确定为发展铁道建设的四大方案之一。部中曾有人向孙科建言，若需要人才可以到教育部所属大学去选用，不必自办，况且停办大学还能节省不少经费。孙科却不以为然，主张“非自办不可”，认为求人不如求己，且交大有着数十年的办学经验。他还认为不仅要自办，而且要大办。在黎照寰悉心筹划下，孙科以铁道部部长身份的有利条件主持设立了交通教育整理委员会和铁道部选派留学委员会，以部、校双方重要职员为委员，着重对交通大学进行规划与扩充，提出了为期10年的人才培养计划与校务规划。人才计划是要在未来10年内，培养出具有高深学问的专门人才2800名，其中包括土木工程师1000名、经济家1000名、机械工程师500名、电机工程师300名。校务规划包括十个方面：改善组织；增加经费；重建校舍；提高程度；充实内容；增进教学功能；改善教职员待遇；部、路、校联成一体；加强研究调查；改订毕业生实习及留学办法等，以期“从物质上重新建设交大”，同时也“从精神上提起交大的精神”。

为了更好地发展校务，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交通大学成立扩充设计委员会，下设课务、设备、建筑、经济四个组委会，制订学科课程、设备经费、校舍建筑等具体方案，开始协同铁道部全面实施上述规划。经过1年多的筹划安排，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从领导体制、培养目标与任务、教学方针、学校规模、经费来源和校舍建筑等方面，学校都制订了比较全面的实施细则，基本上把“部（铁道部）、路（铁路）、校（交大）联成一贯”，形成“部校合作”体系和“建教合作”精神。这种体系和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领导体制方面，学校直辖于铁道部，办学经费由铁道部拨发，校长由铁道部确定后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任命。二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根据铁道交通机关的需要、要求和特点，确定教学方针，设置学科，制定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三是人才出路问题，学校培养的是铁道交通建设所需的专门人才，部校双方注意供求调剂，毕业学生多分配到铁道交通系统。这样，校中师生都能安心教读。

孙科兼任校长期间，尽管政务繁忙，莅临学校不多，但他在谋求改进校务、完善学科上还是尽力以赴。鉴于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他在黎照寰的协助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将学校数、理、化三个系扩充为科学学院，以充分利用学校工科的优越条件，研究实用科学，并增聘教师，添置设备。这样既推动了数理化基本学科的发展，又加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为工程学科提供较为优越的实验条件，提高工程教育的效率。孙科对科学研究同样予以重视。他将原有工业研究所扩充为交通大学研究所，分工业研究和经济研究两大部门。同时学校还制定六条措施鼓励教师开展研究和著述，除学校拨款外，还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基金补助，争取到分三年逐批拨发九万元的资助，有力地缓解了研究经费的拮据。

为改善办学条件，孙科在任职期间，加大学校基本建设投入。早在20世纪20年代，学校连教师工资都不能按时如数发给，但孙科在任职期间，学校经费有了较大幅度增加。由于经费相对充裕，学校添置较多图书、仪器及卫生消防设备，校舍建设也获得较大发展。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铁道部先后两次拨给学校基建经费，先后建设执信西斋、翻砂厂、锻铁厂、金工厂、铁木工厂等。在当时环境下，学校建设能有如此进展实属不易。铁木工厂落成之际，孙科特地题写了厂名。

外交

抗日战争期间，孙科为改善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关系不遗余力。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孙科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改善两国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孙科三次会见苏联驻华大使，使《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很快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21日签订。为争取苏联的军械援助和贷款，孙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3月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三次出访苏联，取得成功。他竭力推动蒋介石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使抗战前期两国政府关系比较融洽友好；但他后来终究无力阻挡和扭转蒋介石推行反苏亲美的外交方针。

历史评价

胡汉民曾形容孙科：“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蒋介石曾骂孙科是“总理（孙中山）的不肖子孙”，是“阿斗”，说他“卖党”“卖国”等。但到孙科逝世后，蒋介石又评价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多溢美之词。

张发奎称孙科“他学问渊博，但私生活异乎寻常”。

人物荣誉

孙科曾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及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轶事典故

喜爱读书

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孙科早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中山在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仍是议论读书。晚年到美国后，因生活困难，孙科竟连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但这丝毫不改变他对读书的嗜好。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

风流经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暮春的一天，孙科应邀回上海参加朋友陆英的家宴。他在席上遇见了名门闺秀蓝妮，不禁怦然心动，惊叹世上竟有如此美女，遂向蓝妮敬酒。席间，二人热烈攀谈，彼此产生相见恨晚之感。蓝妮担任孙科的机要秘书后，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当天，孙科不事声张，只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风趣地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哟。”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就在孙科参加国民政府副总统的第一轮竞选时，《救国日报》于4月23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大致内容是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就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说蓝妮是孙院长的夫人，要吴任沧看在孙院长的面上，将颜料发还她。《救国日报》报道了孙科和蓝妮的事件后，在副总统选举的第一轮中，孙科就落在李宗仁之后。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她从此和孙科分手。

孙科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时，还曾与私人秘书严蔼娟发生感情。二人同居近4年，严蔼娟怀上孙穗芳时，孙科与其分手，迎娶了蓝妮。孙穗芳1岁时，母亲嫁给继父。据孙穗芳称，继父经常对其毒打，并视其为“摇钱树”，屡屡指使严蔼娟向孙科讨要抚养费。经杜月笙和上海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生活和教养费用。日本投降后，严蔼娟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能看在女儿份上，给予资助，她还给孙科写过两封信。不久，孙科有了回信，并赠送款项。孙科想把孙穗芳送到美国读书，弥补他欠下的父爱，却遭到严蔼娟反对，而孙穗芳因未能见到父亲，也负气拒绝了这个赴美的安排。直到1966年底，30岁的孙穗芳才第一次见到孙科，完成了她“认祖归宗”的夙愿。

四大公子

关于一般流传的“民国四公子”的版本，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当属张伯驹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所著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记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但这不是所谓的“民国四公子”，因为张伯驹自称“人谓近代四公子”。而学界有些研究则认定“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实际上，张伯驹笔下忽略了流传甚广的另外三种说法：即“民国四公子”为“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卢永祥之子卢筱嘉”；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张謇之子张孝若”，再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段宏业”。此事来源于北洋时期所谓“三公子会谈”的历史事件。其实，三公子聚会只是巧合。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孙中山派孙科到奉天与张作霖面谈讨直事宜，恰巧，卢永祥也遣儿子卢筱嘉来拜见张作霖，请求军火上的支持。张学良此时在他的父亲手下任职，他与孙科和卢筱嘉的会面成为不可避免，于是便有了“三公子会谈”的传言。

人际关系

孙中山的先祖在元末明初时期，由浙江杭州举家徙居广东南雄珠玑巷，后迁居到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再迁到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东莞上沙地区仍保存有孙氏大宗祠、孙中山一至四世祖墓和分支香山的三世祖祠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孙满、孙乾兄弟曾往上沙寻根、拜祖，同年秋孙科在校正国民党党史会所编《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关于其先世一段内容时，只将孙乐千分居“左沙头”的“沙”字更正为“埗”字，对其祖籍地东莞“员头山”和“上沙乡”均无异议，他还与员头山孙族通信，称茶山圩（即员头山）为“总理原籍故乡”，称茶山圩的孙洁生、孙受匡、孙广林为“宗兄”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孙科又为上沙车站茶亭题字“国父先代故乡” 。

孙中山一生有过3次婚姻，留下了一子孙科和二女孙娫、孙婉，均为他与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

其实孙科共有三位太太，原配夫人陈淑英、二太太严蔼娟、三太太蓝妮（蓝巽宜）。三位太太分别为孙科生下二子四女：长子孙治平、次子孙治强和四个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孙穗芳和孙穗芬。

孙治平、孙治强两兄弟的名字都是孙中山所起，意在“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而他的女儿名字中的“穗”字，则来源于广州的简称（孙科曾三任广州市市长）。

主要作品

孙科的著作有《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国之前途》《孙哲生言论选》《孙科文集》《八十述略》《广州市政忆述》等，还曾翻译罗威尔所著《公益与民治》。

孙科书法功底深厚，楷书有颜柳风神。骨健肉匀，恭谨沉稳；行书则是“二王”一系，清婉秀丽。

（图册来源）

后世纪念

墓葬

孙科去世后，葬于台湾省台北市阳明山双重溪。

旧居

孙科住宅（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行政办公楼），又称孙科别墅，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番禺路60号，民国十八年（1929年）设计，民国二十年（1931年）建造。原为鄂达克建造自用，后转让给孙科。住宅占地约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砖木混合结构，假三层。住宅以西班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为主，并揉和其他多种风格的元素。平缓的筒瓦屋面，檐下半圆齿形装饰以及正立面四联窗间的螺旋形柱，突显西班牙建筑风格。壁炉烟囱的小尖拱券装饰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特色。入口门廊气派，拱形大门古朴厚重，门楣渐收，形成透视门的效果。各层窗框形式多变，底层为尖供、二层为弧拱、三层则为平供，在同一立面和谐相处。外墙追求简洁明快，极少装饰，在东面转角处有八角形、弧形和圆柱体组成的立面。宅内使用柚木楼梯，各主要房间的地板都用柳安木镶嵌成罗席纹铺设。底层东侧大房间极有特色，地坪有高差，屋顶有横梁和木托架，两根科林斯式矮柱共同托起一个大尖拱。宅前是典型的中国式庭院。该建筑在1991年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孙科旧居，或名孙科公馆、圆庐，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街道李子坝嘉陵新村189号。该建筑坐西向东，一楼一底，建筑面积419平方米。建筑型制为圆弧形外墙围合的园顶灰色碉楼式建筑，直径17.4米，通高10.4米。二层均为圆弧形，内外两节不同高度的同心圆包合而成。耸出的中心圆柱原是一个大舞厅，室内有4米以上，以壁间数根大圆柱支撑。环抱圆厅的是一圈成扇形分割的房间。抗战时期孙科曾在此居住。1942年秋，周恩来曾与国民党代表在这里共商国是。1986年按原貌维修。

孙科在江苏省南京市的公馆至少有4处：一处位于中山陵8号（原7号），一处是中山北路254号，一处在鼓楼新村15号（原13号），一处即原武夷路7号。

中山陵8号公馆

孙科公馆旧址中山陵8号公馆坐落在中山陵西南约600米处，又称延晖馆，是孙科在出任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期所建的，现为南京军区招待所。该公馆建于民国二十七年（1948年），由基泰工程司建筑师杨廷宝设计，陶馥记营造厂承建。高两层，混合结构。前后有半圆形凉台，因而楼房平面壮如风车。楼房外观采用西方现代派建筑手法，造型呈简洁的几何形组合，配以弧形平台与花架，形成虚实相间、明暗对比的效果。该公馆占地面积约40余亩，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入口朝北，前院开阔，设有警卫室、车房、停车场等。住宅东南面植有大面积的花草树木，环境幽雅。公馆前有门廊，底层有大客厅、餐厅、客房、卫生间及其他辅助用房。二楼主要有卧室、书房、客厅、卫生间。室内地板、门窗以及书房内的壁橱全用进口高级木料制成，至今完好。在朝南的主卧室平屋顶上，还设有一个深约1米的水池，水位由浮球阀自行控制。从底层由专门楼梯可达半地下室。该公馆旧址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中山北路254号公馆

中山北路254号孙科公馆，俗称“孙科楼”，是孙科在出任铁道部部长期间兴建的。该公馆属西式建筑，由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陈植、童寓、赵深设计，砖混结构，建筑面积529平方米。造型别致，设施齐全。大楼左右不对称，左边为2层，右边为3层。楼顶覆盖红色筒瓦和板瓦。墙壁呈乳黄色，采用弹涂工艺做成。大门呈拱形，有门三重，第一重是雕花镂孔的铁门，第二、第三重是木门，这在民国官府中是不多见的。在公馆的后面，还有一个露天的喷水池。该公馆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使用。

鼓楼新村15号公馆

鼓楼新村15号公馆，是孙科在行政院院长任上建造的。占地面积904.7平方米，建筑面积320.7平方米。有砖木结构的西式2层楼房1幢，还有门房、车库等附属建筑。现为南京大学使用。

原武夷路7号公馆

孙科在原武夷路7号还有1幢公馆。民国二十五年（1946年）7月15日，孙科等人曾在此处召开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此后，孙科曾不止一次召集陵园管理委员会成员在其公馆召开会议，商讨有关中山陵的保护、修缮等事宜。但该公馆今已无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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