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

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抗日名将

张发奎（1896年9月2日—1980年3月10日），又名逸斌，字向华。广东省始兴县（今属韶关市）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抗日名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日），张发奎出生于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城太平镇。祖居地为始兴清化矮岭（今隘子镇彩岭）张村。张家祖辈世代务农，张发奎的父亲张居之曾为刑房小吏。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发奎入私塾学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当地土豪李淑的儿子溺死，李淑咬定是张发奎所为，张发奎被迫辍学逃亡广州，先当佣工，后入习艺所学习染织。

投身革命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张发奎投身模范团从戎。民国元年（1912年）春，他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经该校教官邓铿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民国三年（1914年），升入湖北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在校期间曾参与密谋刺杀湖北督军王占元。

民国五年（1916年）5月，张发奎偕同学数人离校回粤，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讨袁之役，在广东对龙济光、莫荣新作战。翌年（1917年）随胡毅生在广东士敏土厂任事。同年12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张发奎随军前往福建漳州。民国九年（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张发奎任督战队队长。11月，粤军进行整编，组建第一师，邓铿任师长，张发奎升任少校副官。

民国十年（1921年）12月，孙中山于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从第一师抽出三个营成立大本营警卫团，张发奎任该团第三营营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孙中山回师广州，决定改道北伐，设大本营于韶关。张发奎随部移驻该地。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击总统府，并派兵进袭韶关。张发奎率部战于翁源，后退入粤北始兴仙人岭。其后，归粤军梁鸿楷第一师统领，与其一同归附陈炯明。9月，调至广州整训，第三营被整编为第一师辎重营，驻番禺官山。不久，改驻肇庆。11月，改隶第一师第二团的第三营，继任营长。年底，孙中山联络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入粤讨伐陈炯明，张发奎率第三营与工兵营营长邓演达在肇庆起兵响应，共同组织讨贼联军，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5日进驻广州，后退守江门。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任大元帅，张发奎以进攻肇庆有功，升任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独立团团长。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独立团改称第一团。

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张发奎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乱，第一团屡立战功。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8月，驻粤各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张发奎任独立旅旅长。9月，他参加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及南征邓本殷的战斗。张发奎在南征中升任第十二师副师长，率部渡海占领琼崖，歼灭邓本殷部残余。翌年（1926年）1月，升任师长。

北伐名将

主词条：北伐战争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第四军进入湖南。张发奎奉命率领第十二师由琼崖北上进军湖南，相继攻占醴陵、浏阳、长沙，进迫平江。 8月19日拂晓，第四军向驻于平江的北洋直系吴佩孚的部队发起攻击，在农民组织的配合下，进展顺利，激战半天就将守军全线击溃。张发奎所属的第三十六团，绕道从平江城东北侧攻入北门，突击北洋军司令部，使其溃败。

8月下旬，张发奎率部随第四军向湖北挺进。这时，叶挺独立团归其指挥。25日，经过通城、崇阳，抵达汀泗桥附近。汀泗桥是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南、北、西三面环水，东面是高山；易守难攻，历次军阀内战，均为必争之地。吴佩孚在此布防不下两万余人。27日，张发奎率领第十二师在右翼高山地带，配合左翼的第七、第八军对据守汀泗桥之敌发起猛烈攻势。苦战一天，进展困难，一时处于胶着状态。当晚8时许，他采纳了所部团长黄琪翔的建议，令该团乘夜渡江插入敌后。同时，以叶挺独立团从东侧夹攻。10时左右，全线同时突击。经过彻夜激战，吴佩孚部腹背受敌，无力抵抗，纷纷败退。28日，北伐军攻下了汀泗桥（参见词条汀泗桥战役）。这天，张发奎率部乘胜前进，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首先占领咸宁，直趋贺胜桥。这时，吴佩孚已率陈嘉谟、朱大霈等部两万余人赶来增援贺胜桥守军。但北洋军在汀泗桥惨败之余，无心恋战，经过北伐军再度激攻，便纷纷溃退（参见词条贺胜桥之战）。29日，北伐军攻克贺胜桥，从而打开了通往武汉的两道门户。

吴佩孚在失去汀泗桥、贺胜桥两个战略要地后，又以陈嘉谟、刘玉春等部三万余人死守武昌。张发奎指挥所属各团，会同陈铭枢的第十师及第七军，突破北洋军层层防线，直逼武昌城下。 9月3日，进攻武昌城的战斗打响了，北洋军在蛇山上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北伐军先后两次攻城受挫，牺牲甚大。第十二师各团新组编的攻城敢死队屡次强攻，均未奏效，战斗一时陷于停顿状态。这时，北伐军不得不改变战略，以第八军先攻汉口，对武昌采取包围战。张发奎即在邓家湾指挥所部参加围困武昌战斗。在攻下汉口、汉阳后，叶挺独立团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于10月10日攻城爆破成功，经过六小时激战，终于攻克了武昌，取得了北伐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参见词条武昌战役）。

武汉战事结束后，张发奎部奉调援赣，归李宗仁指挥。当时，蒋介石亲任进军江西的总指挥，以李宗仁为左翼军指挥官，朱培德为右翼军指挥官，南北夹击孙传芳部。10月下旬，张发奎率领第十二师取道大冶入赣。28日，抵达江西的箬溪，旋转赴白水街接防。11月1日，配合第七军等部向南浔路发动攻势。这天下午4时许，他见第七军已克德安，乃亲率三个团，协同湘军贺耀祖师攻击马回岭。经过三天激战，全歼孙传芳麾下谢鸿勋部，夺得山炮八门、步枪一千余支。接着，又配合贺耀祖击溃德安的北洋军。不久，他随左路军相继克复九江、南昌，孙传芳逃回南京。江西残敌一肃清，张发奎即率部回武汉休整。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张发奎晋升第四军军长（第四军扩编成三个军，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辖第十二、二十五两师。同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赠第四军铁盾，誉以“铁军”荣誉。同年春，武汉反蒋运动高涨，张发奎积极赞同反蒋，因陈铭枢拥蒋而脱离武汉国民政府，又兼任第十一军军长。3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张发奎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宁汉分裂后，奉系的张学良率十万奉军与吴佩孚残部联合，经河南南下进窥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举行“二次北伐”，联合冯玉祥消灭奉军，会师中原，以稳定武汉政权，扩大革命力量，相机讨伐蒋介石。张发奎任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司令官。4月21日，张发奎奉命率领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为左翼，沿京汉路向河南进军。5月21日，在上蔡大破奉军，生擒奉方第十一军军长富双英。26日，在漯河抢渡铁桥战斗中，张发奎亲自督率部队连续冲锋，夺得胜利。28日，他配合友军在临颖与奉军主力决战，激战三昼夜，将奉军击溃，连克郾城、许昌、新郑。6月4日，与冯玉样的国民军会师郑州，进占开封。10日，冯玉祥、汪精卫等举行郑州会议，张发奎亦前往参加。正当二次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鄂、湘的夏斗寅、许克祥部叛变，使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危机严重。有鉴于此，张发奎在同月13日随唐生智班师返回武汉，将河南交冯玉祥整理。

在北伐期间，张发奎所率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英勇无畏，冲锋在前，带领官兵打了许多著名战役，使第四军的战斗力最强，战果最辉煌，荣获了“铁军”的称号。张发奎也以英勇善战、足智多谋、行军作战身先士卒、善于团结所部官兵等表现，赢得了“铁军英雄”的荣誉。

起义之间

二次北伐结束后，武汉政府以讨伐蒋介石为名计划东征，将唐生智部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以唐生智兼任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第二十军。

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6月，张发奎与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邓演达、徐谦等联袂抵达郑州，并电约冯玉祥，策动了“郑州会议”，一为密谋南下反共，二为部署“东征”。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决定在武汉“分共”。当时，张发奎部下的共产党员最多，且多为第四军的骨干。他为了保存实力，并不热心反共，还在拥护汪精卫的前提下声称要“保护”共产党员，接纳张云逸、叶剑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到第二方面军任职。

7月下旬，张发奎率部沿长江南岸东下，先头部队陆续抵达九江、南昌。这时，除第二十军外，其他各军的共产党员都已被迫离开，官兵士气日趋低落，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东进讨蒋也不感兴趣，多数人希望在东进途中经过江西折回广东，再作打算，张发奎看出这种情绪，便与汪精卫商量后，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就东进讨蒋与回师广东问题征求意见，结果大多数人都主张回师广东。当贺龙、叶挺的部队到达九江——德安一线时，汪精卫也于20日从武汉到庐山，同张发奎、唐生智、朱培德等召开反共会议。他们认为贺龙、叶挺部队“共产党人多，太红了”，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命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将部队集中德安，准备解除其兵权，瓦解其部队。但他们的阴谋被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知道，及时同贺龙、叶挺研究了对策。

7月29日，张发奎又参加了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紧急会议，商讨对付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的办法，作出了三条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报》，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会后，张发奎将驻九江的军官教导团缴械，强迫共产党员离开部队，并命集结在九江的部队向南浔路警戒布防。30日，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在前委驻地召开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不认可一些人认为张发奎是有实力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要取得他的支持的观点，主张“我们党应该站在领导地位，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决不能依靠军阀张发奎”。就在第二天，张发奎亲往德安，企图阻止所属部队参加起义。当周士第团拒绝接受命令时，他即急返九江，率领缪培南等三个师向南昌逼进。

8月1日，第二方面军所属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的第二十五师及第三军的军官教官团等，在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张发奎闻讯后，立即带着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和总部卫队营乘火车向马回岭追来，意图阻挠第二十五师开往南昌，但遭到起义军第七十三团第一营的截击，只能跳车而逃。他的卫队营刚一进站，即被起义军第七十五团包围，全部缴械。5日，起义军退出南昌，沿赣江东岸南下。张发奎即令所部进占南昌，镇压参加起义的革命群众。不久，他受汪精卫指使率部回粤，将部队交给黄琪翔带往韶关，自己经上海转道去香港。

8月20日，第四军由南昌出发，经樟树、吉安，沿赣江与东面的贺龙、叶挺部队平行南下，互不侵犯，于9月中旬回到广东，分驻广州近郊和惠州、石龙、韶关各地，时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被迫派陈可钰迎接张发奎到广州主持军政。张发奎到广州后，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他表面上声称拥护李济深，实际上却打着“扶持农工”的旗号，利用工农的支持，与李济深及广西省主席兼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明争暗斗。他和黄琪翔一起，首先从政治上对李济深施加压力，要求把广东省的民政厅长、建设厅长、财政厅长、农工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长都要换上自己的人；在军事方面，秘密与第五军军长李福林联结，并与李济深的基本部队薛岳、黄镇球两师暗中合作。

10月底，汪精卫从上海到达广州，召集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开会，决定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成立政府，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可是李济深在政治态度上与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坚决不同意。而第四军的将领却支持张发奎、汪精卫的主张，但又不愿与老上司李济深兵戎相见，于是便筹划了一次“护党运动”的政变。11月16日，张发奎、黄琪翔以前往上海商议国民党重新团结合作为理由，用兵舰把汪精卫、李济深送离广州。此前，刚从日本返国到沪的蒋介石电请汪精卫北上，会商党事。南京方面的谭延闿、孙科等也再度致电汪精卫，主张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张发奎与汪精卫便以这两项邀请，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同时，电邀黄绍竑从南宁到广州一晤，商谈和李济深一固赴沪参会。二人不知是计。在送走李济深的当天晚上，张发奎、黄琪翔就发动了反对李济深的“广州张黄事变”。李济深的留守部队被包围缴械，黄绍竑的寓所和其他军政机关被包围。黄绍竑得报后，连夜逃出广州。17日，张发奎等宣言反对南京特委会。19日，他行使广州军事委员会公会主席职权，集结大军于东江、西江、北江，准备与李济深、黄绍竑的部队作战。

张发奎政变的消息一传出，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一番混乱。蒋介石马上派宋子文赶赴广州联络，表示支持。南京政府的动摇，给蒋介石的复职创造了机会。李济深则以第四军 “犯上作乱”为由，大兴讨伐之师，令桂系黄绍竑第十五军，与粤军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组成西路讨伐军，令陈铭枢第十一军，与粤军十一师（师长陈济棠）、钱大钧新1师（师长蔡熙盛），组成东路讨伐军，东、西两路军夹击张发奎。为了保卫广州，实现统一两广的计划，张发奎以李汉魂第二十五师驻惠州，防备东路讨伐军，以薛岳新二师及李福林的部队，进击在江门一带的徐景唐，以吴奇伟第十二师、许志锐第二十六师、黄镇球新三师开进梧州，计划先击溃黄绍竑第十五军，再回头打陈铭枢东路讨伐军。第二方面军所有可能调动的作战部队全数被调往前线，广州只留叶剑英教导团担任警卫，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以维持社会治安。

正当张发奎调动全部兵力准备对李济深部队作战的时候，一部分共产党人陆续经过香港，回到广州。当时第四军内部对此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必须提高警惕，以防有变；有的则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对李济深作战，共产党刚刚失败，不可能有什么行动。然而就在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发动了广州起义。张发奎在接到谢膺白的电话后，从广东东山住所出逃珠江南岸李福林的司令部（今广州海幢寺），催促李福林镇压起义军。在遭到李福林的拒绝后，他即以总指挥和军长的名义，电调薛岳、缪培南、李汉魂、黄镇球、许志锐等部回到广州镇压起义军。第四军与叶挺指挥的工农红军激战三天，起义军被迫向广州市郊撤退，张发奎和黄琪翔即乘“江汉”号轮回到广州市里。这时，张发奎遭到国民党反汪派的大肆攻击。14日，他被南京政府解除职务。同时，受到李济深和黄绍竑的联合进攻。18日，张发奎通电辞职，将部队交给缪培南率领（后该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四师），表示服从蒋介石，随即去日本。

联桂讨蒋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4月，张发奎从日本回国，蒋介石任命他为讨桂右翼军第一路军司令官，率整编后的第四、第十、第十一等师入鄂，驻于宜昌、沙市。5月初，张发奎兼任第四师师长。9月上旬，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下令调第四师限期移防陇海路东段阻击冯玉祥军，暗中计划于该部途经浦口时予以缴械。张发奎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在汪精卫的策动下于9月17日发出反蒋通电，被委任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由于反蒋的共同利害，桂系对张发奎的举动表示欢迎。汪精卫也给李宗仁发出电报，希望二人捐弃前嫌，共为“改革本党”而奋斗，并着张发奎军改易番号，归李宗仁节制。12月上旬，张发奎率所部一万余人在鄂西击败蒋军曹万顺师后，即取道湘西进驻广西梧州，恢复第四军称号，并在梧州附近的栗木根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会商，决定联合攻粤。桂系的第八路军除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自玉林、贵县至南宁一线外，其他部队全部东下。张发奎即率第三路军为左翼，从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张桂联军开始时进展顺利，但到迫近广州时，受到粤军增援部队的猛烈反攻，损失很大。随即与受挫的第八路军后撤到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理，这时正值隆冬，给养艰难，士兵仍多衣不蔽体。值此困苦之际，吕焕炎在玉林叛变。张发奎奉命率第三路军协同黄绍竑所率第八路军的一部，渡江袭击吕焕炎。不久，他将所部三个师合并为一个师，仍称第四师。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张发奎和李宗仁参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四十五名将领联衔讨蒋的通电。4月初，李宗仁与冯玉祥分别在原地联衔通电，就任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将广西的第三、第八两路军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张发奎任该方面军的第一路指挥官，辖第四军、第四十三师。

5月中旬，中原大战爆发，冯玉样、阎锡山与蒋介石在津浦、陇海两线已展开激战。而广西境内的战事却成胶着状态，桂系军队难以把入境的粤军驱逐出省。在这种情况下，张发奎与李宗仁、白崇禧一起筹商打破僵局的办法，确定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部会师中原。同时，他们将各路部队秘密北移。5月下旬，各部集中桂中，分三路入湘。他率第一路军取道柳州、桂林，出全州，直向永州、衡阳前进。

张桂联军北进，所至如入无人之境，湘军何键等部望风披靡。5月27日，湘军唐生明输诚，旋即占领衡阳，继续北进。6月3日，联军占领长沙。8日，张发奎所率第一路军与第二路军到达岳州，前锋已进入湖北境内，准备在15日攻占武汉，与阎锡山、冯玉祥等部会师。正在这时，蒋介石急调粤军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前往增援，乘虚夺取衡阳。张发奎和李宗仁害怕后路被断，联军即令桂军黄绍竑部进击耒阳阻击粤军，并相机占领衡阳。粤军利用火车输送，行军迅速，在黄绍竑部未到达耒阳之前，即已越过耒阳，进占衡阳，将北上的张桂联军与黄绍竑部拦腰斩断。黄绍竑无法攻下衡阳，张桂联军只好回头，与粤军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三等三个师在衡阳展开激战。稍后，湘军第五十三师、空军相继投入对张桂联军的作战，实力对比更加有利于蒋方。加之给养中断，军心涣散，缺乏重武器。到7月底，张桂联军再度败回广西。

张发奎自荆沙南下后，首受挫于广东的从化，再败于广西的北流，这次又败于湖南衡阳。撤回广西时，全军仅剩两个团、一千余人。他看到所率部队没落至此，心灰意冷，即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宣布要解散队伍。退抵桂林，他再三请求将第四军番号撤销。李宗仁慰勉他说：“胜负为兵家常事，不必消极。”为维持第四军，李宗仁将本部的许宗武、梁重熙两个师的番号取消，所有装备和少校以下官兵约六千人，都补充给第四军。但张发奎只收了士兵和枪械，各级官佐都陆续退还李宗仁的司令部。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年底，张发奎离开第四军前往香港。

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于南京汤山，两广反蒋各派和汪精卫等于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5月20日，张发奎偕同白崇禧至广州，与陈济棠商讨两广军事统一问题。

两度请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息争，张发奎经香港至上海，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请缨开往东北前线，支援黑龙江马占山抗日。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发奎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张发奎被第十九路军邀往协助指挥军事，但无实际兵权。在此期间，他反对消极作战的手段。当时，日军在上海驻留三千余人。他向十九路军蒋光鼐建议说：“应不顾一切，采取迅速而彻底的攻击，以车辆输送部队，突击虹口之日军司令部，并以商轮堵塞吴淞口，遮断其水陆之交通，只有这样才可以歼灭上海的敌人，并引导于我有利的战斗。”并指出：“为顾虑国际与外交，是战略政略上的最大错误。”但蒋光鼐以“只有应战，不能求战”的见解，否定了他的建议。3月，张发奎到南京再次请缨率领第四军北上援黑龙江，但蒋介石不予理睬。年底，张发奎奉派以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名义，赴欧美各地考察军事，作为建军的参考。他先到欧洲之英、法、德等国，目睹各国三军的装备与军事教育技能，均随科学之发展而改良，尤其以德国的伞兵、装甲兵等特种部队的训练，与民族精神士气的激昂，深为感动。在欧美各国，张发奎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在伦敦曾对天津《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祖国在今日，已危如累卵”，“苟有人愿牺牲一切，力捍外侮，余愿为一走卒，以从其后”，“如有机会，余愿率一旅之孤军奋起抗日，期有报国仇于万一也”。第二年（1932年）冬，他又转赴美国考察了八个月，感到“见闻益深，耳目为之一新，真是胜过读书万卷”。他说：“依我考察所得，过去之平面战争，已进步到立体战争，无空防即无国防。”他本想留美再学空军，因体格检查不合格未能如愿以偿。

“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张发奎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从欧洲回国后，在上海向报界发表谈话，表示决心抗日。不久后，他在南京面见蒋介石，再次请求率部抗日。他对蒋介石说：“今后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战之一途。”蒋介石口头许诺他“日后抗战充先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张发奎出任皖、浙、赣、闽四省边区总指挥。9月12日，张发奎与余汉谋成为国民政府首批授予的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者。为奖赏张发奎在北伐时期的功勋，国民政府在11月颁授他宝鼎勋章。次年（1937年）春，改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驻嘉兴县，负责构筑苏、浙边境自乍浦——嘉善——西塘镇之线的国防工事。

坚守淞沪

主词条：淞沪会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发奎义愤填膺，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7月21日，张发奎得到紧急命令，并接受了预期于淞沪作战之积极准备的意旨。他立即从国防施工工地上回到嘉兴。8月初，奉命从事上海作战右翼的部署。他计划把辖下的部队利用夜间秘密推进到上海的边缘，以攻势行动，先歼灭上海驻留的日军，以收先制之利，并使日军海上增援的部队无法取得立足地位。他说：“攻击才能行动自由而立于主动的地位，而奇袭乃战术上最卓越的行动，胜利之冠。”根据一·二八事变时的教训，张发奎将所辖仅有的两个师，秘密地向上海附近推进，以李松山的第五十五师进出浦东及右侧的沿海地带；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进出于上海龙华附近；自己则携幕僚在奉贤县的南桥设立指挥所。

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揭开了序幕。最高统帅部下达了淞沪方面军队的战斗序列，张治中任左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并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李松山、阮肇昌、刘尚志三个师，以及张肇基的独立旅、炮兵第二旅第二团。同时，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也归入右翼军序列。随后，张发奎令张肇基旅推进浦东，接替李松山师的防务，李松山师移往上海方面，使其适时策应左翼军的作战；以刘尚志师推进至松江附近，作为集团军的总预备队；刘建绪部则由衢州向杭州推进，作为右翼军的第二线兵团。

同日，中日双方在上海的部队发生接触。张发奎指挥右翼军照原定计划开始攻击。经过数日的战斗，因没有摧破坚固工事的兵器，且不熟练城市作战，虽一度进出汇山码头，但日军的防线未被攻破。右翼军由于隔着租界和黄浦江，对中日双方均非作战重点，战况较为沉寂；而左翼军方面战况吃紧。张发奎用各种方法策应、支援该方向的作战，除将阮肇昌师增援外，还以炮兵在浦东洋泾附近设置阵地，袭击日军的左侧背，收效甚大。16日，日军因左翼攻势受阻，转而向右翼浦东方面进犯，以军舰数艘掩护其海军陆战队在浦东登陆。张发奎指挥第五十七师进入阵地，遏制日军进攻，先后与日军在三菱、三井、耶松码头遭遇。由于官兵英勇抗击，日军虽登码头而不能前进一步。当晚，他调集主力向日军进攻，并与日舰展开炮战，一度击伤日军旗舰“出云”号。日军在张发奎部优势兵力围攻下，不能立足，放弃进扰浦东的企图。

22日，日军增援部队第三师团藤田部、第十一师团室宗武部，以及第一、第八师团各一个旅团，同时在宝山、狮子林登陆，以主力向张治中的左翼军方面的宝山、罗店、浏河一线进攻。张发奎见左翼方面战况日趋紧张，一面指挥部队抗击川沙、浦东各地日军的蠢动；一面令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增援左翼，并亲自指挥炮兵策应左翼作战，轰击浦东对岸日军码头、货栈及虹口日军司令部，战况异常激烈，给日军左侧背以严重威胁。

在这次会战中，张发奎所指挥的炮兵队，曾有“神炮”之美称。这支炮队仅有六门“卜福斯”山炮，布防于浦东洋泾附近的竹林里，正对着虹口日军司令部，并钳制着黄浦江面上日舰及其后方部队的行动。炮队还利用海底电线在黄浦江对岸设置了一个秘密观测所，及时校正弹着点，使得在夜间也能准确射击。张发奎非常喜爱这支炮队，一到作战需要，便亲自去指挥。一次，新闻记者进行战地采访，邀请该炮兵营长在阵地前拍照留念。次日，采访消息与留念照片一并见诸报端。张发奎见军事机密被泄露，大为震怒，急忙令该炮队转移阵地。结果，日军飞机在当天中午对该炮队的原阵地进行轮番轰炸，竹林被毁，附近民房也被殃及。事后，该营长被撤职，报馆也受了查究，记者被扣办。

随着战事的扩大，日军不断从国内增兵，兵力已达二十万人，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准备进行决战。蒋介石也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七十余个师的兵力，不断地往上海输送。然而，上海是个不设防城市，中国军队只能在临时性工事中以血肉之躯、忠勇之气抵抗装备精良、拥有优势火力的日军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张发奎与张治中联名向蒋介石提出：应对上海会战可能适时运用兵力之最高点，作有效而精密的计算。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仍不能挽回战局，那就应该改变战略，进行持久消耗战，先以约十个师的兵力占领苏、嘉、吴、福之既设国防工事，作第二线抵抗。他们保证，在接受敌人攻击时起，愿意担任既设阵地上固守三个月的责任。但蒋介石认为上海是军事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来确保这个地区，以争取所谓国际支持和影响，因而拒绝了他们的建议。9月17日，蒋介石将左翼方面划分为两个地区，以陈诚取代张治中为左翼军总司令，另以朱绍良为中路军总司令，张发奎仍任右翼军总司令。

9月下旬，上海守军转入阵地防御战，战况渐趋不利，阵地次第失陷。30日，日军在万桥、严宅、陆桥三处突破，左翼军被迫退却。在右翼方面，张发奎指挥部队严密戒备，抗击了日军数十次的登陆行动。当时，杭州湾方面守备薄弱。张发奎考虑到历史上曾有过倭寇从金山卫登陆骚扰浙江的故事，认为日军有从金山卫登陆，威胁上海守军侧背的可能，于是亲自前往视察地形，在该地配置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警戒，构筑强固工事。另外，还派出船队出海搜索日军踪迹。但由于日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在该处强行登陆，守军兵力过于薄弱，未能遏止其攻势。

10月30日，日军从周家宅、姚家宅强渡苏州河。左翼军、中路军均败退，右翼军的处境极为不利。这时，蒋介石改以张发奎指挥左翼军及中央军，以刘建绪接任右翼军总司令。11月2日，张发奎把指挥所由南桥移到龙华西侧的北干山，以接近前线指挥战事。这时，战况又发生变化，第一线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渡河的日军从侧背的威胁愈发扩大，而张发奎手中又无兵力可资调遣。面对严重的残破局面，他心情极为沉痛，但仍表示“尽最后一分力”，“临到绝境”也“要死守下去”，“誓流最后一滴血”，竭力保持镇静，不断鼓舞士气，撑持危殆的局面。

11月5日，日军以第六、第八师团从杭州湾、金山卫、金公亭等处同时强行登陆，并迅速向松江推进。张发奎腹背受敌，急令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增援松江，以掩护上海守军撤退。但该军集结未毕，即仓卒应战，为日军所破，吴克仁及其所部英勇牺牲。9日，松江、枫泾沦陷，上海守军腹背受敌，呈全线崩溃态势，蒋介石只得下令撤兵，淞沪会战以失败告终。

这时，张发奎已奉命解除中路军总司令之职，重回右翼军的指挥任务。他当即电令第十集团军迅速占领乍浦、嘉兴一线既设阵地，拒止日军的追击部队。这一线的阵地，是张发奎在战前亲自监督完成的，故而对地形特别熟悉。他不顾幕僚反对，决定亲赴嘉善督师，以最大的努力迟滞日军由沪杭线南下。当张发奎于11月13日抵达嘉善时，才得知保存工事图表的人员，与掌管掩体钥匙的乡保甲长均已出逃，部队无法进入既设工事。他只好令仅有一师装备的兵力，占领近三十公里的正面，在暴露的土堆上构筑临时野战掩体，与当面有装备优势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和近卫旅团之一部抗衡。14日、19日，嘉善、嘉兴先后沦陷，杭州门户洞开。

11月下旬，日军以主力沿京杭公路、一部沿京沪铁路采取钳形的战略攻势向南京前进。张发奎被改派在宜兴方面指挥刚从广西调来的廖磊兵团，占领一个侧面阵地，以策应南京保卫战。12月初，张发奎部在吴兴一带被由京杭路进犯的日军击破。12日，南京沦陷。随后，张发奎率部进入皖北、皖南山区，一面进行整补，一面从事游击战。他在反思长江下游抗战经过时说：“我们不可讳言，这一阶段的军事方面，是失败了。不要带着阿Q的精神以自慰之口吻，夸说我们的战略如何成功。反之，我们更要承认错误，切实地去检讨，虚心地来接受教训，不要讳疾忌医，应即面对现实，承认事实，勇于进行改革，扭转一切颓风，以复仇雪耻。”

赣鄂作战

主词条：武汉会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张发奎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仍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武汉外围作战。所部作为该战区的基干部队，驻守江西九江以西地区并沿长江拒敌。该战役由于日军集中在华海陆空军最大的力量，采取沿江跃进、疾进直取的战略方针，企图迅速夺取武汉，控制长江天堑，横断中原，以遂其切断中国南北交通之目的。所以，张发奎部所防御的地带，既是御敌沿江西进的要冲，又是阻敌战略迁回的屏蔽。8月19日，右路日军波田支队对码头镇作试探性进攻，张发奎命第三集团军进行抗击，阻止了日军的攻击。21日，日军以主力第九师团、波田支队主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战略战役要点瑞昌。张发奎部未能支持半日，即于24日午间丢失瑞昌。

瑞昌沦陷后，日军占据了战役机动的有利位置：北可攻击江防要塞码头镇；西出阳新，可越幕阜山而踏上武汉平原；南下武宁，可迂回德安。鉴于这一恶劣形势，张发奎督饬第二兵团所属各部与薛岳所率第一兵团，利用瑞昌以西的幕阜山山脉及沿江要塞占领纵深阵地，与沿瑞（昌）阳（新）公路推进的日军第九师团等部激战近一月之久，在码石街、马头镇予日军以重创。随后，又在田家镇要塞与敌相战一星期，沉日舰数艘。29日，日军集中力量发动总攻，守军死守不退，全部战死，要塞陷落，使武汉门户被打开。

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张发奎所部退驻湖南平江。

粤北进击

主词条：第一次粤北会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间，张发奎出席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将全国重新划分为十个战区，鉴于张发奎过去与两广有着极深的渊源，任命他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两广军事；同时还要他兼任广东省主席。但张发奎以向无行政经验为由力辞，后由广东军人李汉魂出任该职。会议结束后，张发奎率幕僚回到广东。次年（1939年）元旦，在广东战时省会曲江就职。当即召集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李汉魂等会商，听取他们的情况报告，研究及交换战术上的意见。他号召广东军人摒弃成见，加强团结，发扬粤第一师精神，收复失地，一雪奇耻大辱。

当时，第四战区的当面之敌，有日军的第二十一军所属第十八师团和第一O四师团，以及海军陆战队的一部，共约四万人。日军以广州为中心，分兵进据江门、新会、三水、新街、街口、神岗、太平场、福和、增城、石龙等地，以作为外围据点，从事公路、铁路交通的修筑，实现长期占据广州的打算，并无积极进取的意图。而第四战区所辖部队，除粤桂南区第十六集团军夏威所属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六军的六个师兵员比较充足外，在广东方面担任守备的原第四路军余汉谋所部，仅有严重缺员的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六军及两个独立旅；还有战区直辖第六十四军的三个师。按编制定额约有二十万兵员，实则不足三分之一。基于这种敌我态势，张发奎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指示，采取确保粤北，占领英翁线既设阵地为守势的作战方针。从稳定第一线和整顿后方出发，加强阵地工事，调整军事部署，训练部队干部，整理后方业务，多方进行战备：

这一部署和人事区分，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大致同意，并颁布了人事和区分的命令。但由于两广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军人之间派系成见甚深。尽管张发奎与广东、广西均有极深的渊源，也不能指挥如意。广西方面，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是桂系的核心部队，张发奎无法指挥不。其后最高统帅部成立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行营主任，又将第十六集团军的指挥权从第四战区划出，改归桂林行营直辖。广东方面，第十二集团军只听命于余汉谋。张发奎所能指挥的部队，实际上只有第三十五集团军和只有空衔的第九集团军。即使这样，还有一部分军人指责他有意分割广东部队的统一，树立原第四军系统的势力。张发奎在回顾这段情况时说：“幸而我与李、白、黄诸将军以往有过革命历史上密切的友谊，彼此尚能推诚相见。遇事相互商讨，否则我这个司令长官不仅无事可做，而且实不能做。”

在这期间，张发奎还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规定，在南雄的修仁村成立了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他自任副团长负实际责任，余汉谋、李汉魂兼任团附。这个训练团，旨在使军政各单位能注入新细胞，发挥两广传统的坚苦卓绝、勇敢善战的精神，为国效劳。本着这一基本旨意，一方面将党政军各级干部轮流调训；一方面挑选优秀军士施以士官训练，作为部队初级干部之补充或储备。另外，还成立了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施以军事、政治训练，以备在战地组训民众及协调部队作战的政治工作。在训练期间，张发奎常常由曲江驱车前往各班作精神讲话及个别谈话，或在团上小住，与学员共同起居饮食。经过七个月的严格教育，先后培训了四千余人，分别派遣到各部队去服务，收到了不少效果。

在这期间，除海南岛、潮汕相继失守外，张发奎部的主要正面，一直与日军保持着对峙状态。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1月，日军在华南发动大规模攻势。15日，日军在钦州湾登陆。其第五师团、台湾旅团台湾守备队，及佐世保陆战队，配合第四舰队主力和台湾舰队的一部，飞机一百余架，由司令官今村均指挥；先集中于海南岛海面，并占领涠洲岛为前哨，于这天黎明开始，日炮舰向企沙、龙门、钦州湾守军沿海阵地射击，日机亦低空轰炸，日集团舰队在海空军掩护下逐次迫近。下午，日军施行登陆，攻陷防城、钦县，随后向桂南重镇南宁推进。当时，广西的指挥权已不属第四战区总司令部，但张发奎从第三十五集团军和第十六集团军接合部的安全考虑，为防止广州湾方面被日军偷袭，便亲自巡察西江防务。

与此同时，日军为策应桂南方向作战，在广州近郊集结兵种部队四万余人，企图向粤北进犯。面对这一情况，张发奎决定采取主动进击，制敌于先的手段，调集所部向日军展开进攻，以打乱其部署。他令第十二集团军以有力的一部据守粤汉铁路正面，以另一部进出广、花、增、从之间的地区，先行向日军袭击，主力集结于英翁线的山岳地带相机突击，并巩固曲江基地，粉碎日军北进的企图。11月27日，第十二集团军驻守铁路正面的第一五二师第四五四旅及第一五一师的一部，开始向铁路正面和增城方面的日军攻击。经两日激战，打破了日军企图攻击的准备。

12月15日，张发奎获得确切情报：日军的第十八师团在从化河以东的增城、东莞、宝安之间，第一O四师团一部在三水西南之江门、新兴之间，主力在江村、新街、军田、银盏坳、龙口之间。其近卫混成旅团也调到广州，向从化北进。张发奎依据情报判断，日军将以主力向粤北进犯。于是，他本着制敌于先的意图，命令各部先行发起攻势：以第十二集团军主力附第六十五军缪培南部向银盏坳、军田的日军攻击；第三十五集团军的一部向江门、新兴的日军袭击，另一部进出白泥对官窑的日军攻击，掩护主攻部队的侧背；东江游击队向深圳、石龙的日军突击，切断其后方交通。

正在这时，日军也发起攻势，其先头部队以骑兵为前导，利用空隙钻营突进。自12月18日起，战斗逐渐发展为全面的预期遭遇战。25日，战况发生重大变化。张发奎所属的左纵队在广韶公路方面受到日军主力的压近；第一五一师在军田附近与日军陷于苦战；独立第二十旅及第一五三师与日军在左潭激战后，有一千余名日军窜至梅坑；官渡附近也发现敌骑兵进出。面对这种态势，张发奎没有令部队以守势逐次抵抗。他认为，曲江是战区的基地，距第一线不及一百公里，再没有深广的地区可以逐次抵抗，必须以主动的攻击手段，把握时机，乘日军突进分离的时候，予以各个击破。因此，他立即命令增援的第五十四军由曲江向大坑口、新江墟、翁源方向急进，向日军攻击；令右纵队除第六十五军的一部扼守主阵地要点外，集结主力于佛岗、水头附近策应各方面的作战；令第六十二军所部约定日期向从化、良口之间钻隙迂回，截击敌后，攻占从化、增城以北地区；令左纵队以一部固守沙田、梅坑、新丰一线，以有力的一部尾击日军而将其歼灭；令东江指挥所的主力由惠州向龙门、左潭铁岗截击敌后，第二游击纵队积极袭击新街、龙口、江村的日军；令第三十五集团军暂二军，由四会向清远沿北江西岸夹击日军，第六十四军进出北江东岸，截击粤汉路及广、佛之间敌后的交通。张发奎下达命令后，对幕僚们说：“如果我铁路正面能拒止敌人，则敌必将陷于分离状态，广韶公路方面之敌，必将受我多方面之优势兵力压迫而崩溃。”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经第五十四军的攻击，进犯新江、翁源公路方面的日军开始退却；英德附近铁路正面的日军也呈动摇状态。7日，双方恢复了战前态势，第一次粤北会战结束。张发奎谈到这次战斗的价值时说：“我们虽然因力量不足，未能一鼓作气，直捣广州，但敌之出击企图，确已为我们所粉碎，粤北的形势亦趋于安定了。”

桂南设防

主词条：桂南会战

粤北战事刚一结束，张发奎就被解除广东方面的指挥权，将西江、东江、北江的指挥权移交余汉谋，转往广西指挥桂南战役。早在桂林行营成立时，最高统帅部就把桂南地区的指挥权从第四战区分割出去，划给桂南行营直接指挥，名为统帅两广的司令长官张发奎，实际上只有广东省的作战指挥权限。他认为，远在重庆后方的最高统帅部在桂林设置一个行营，就近指挥华东、华中、华南的第三、第四、第九战区，使之行动协调，这原本合理而有必要。但行营的指挥权亦应以此为限，如果将第四战区所属地区，无论是桂南地区，抑或其他地区拨交行营直接指挥，那是失当的。他看到统帅部这样任意分割建制，混乱权责，破坏战斗区的情况，感到困惑和愤懑。因此，他在解除广东指挥权的第三天，办完移交事宜，就回始兴老家休息，决不愿再往桂南。经陈诚、白崇禧和时任蒋介石待从室主任张治中等相继以电话或电报规劝，张发奎方才摒除成见，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20日离开老家。26日，随同陈诚、李济深等到达位于迁江的桂林行营指挥所。

当时，桂南地区战况紧张。就在1月下旬，日军第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各一旅团，沿邕宾路向昆仑关阵地正面攻击；近卫师团的一个旅团，则由良庆沿蒲津道东进，侵占永淳，北渡邕江，迂回昆仑关，直指宾阳。面对这种态势，张发奎十分踌躇。他认为，战况不利的时候，更调指挥官是不合时机的。同时，他又考虑自己究竟是单独负起指挥责任，还是与桂林行营共同负责。但在一切情况未明了之前，张发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一个预先拟定好的正面部队撤退的命令。白崇禧告诉他说：“当晚的情况已到了不容丝毫考虑片刻。否则，昆仑关附近的部队就有被敌包围歼灭的可能。”2月2日，宾阳、思陇相继失陷。3日，日军又占领武鸣、黄墟，袭扰邹墟，隔清水河与守军新三十三师对峙。

（“不同版本的桂南会战”图册部分来源）

这次战役失败后，张发奎向最高统帅部请求处分。在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柳州会议上，一致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上级指挥官的判断错误和处置失当。因此，陈诚和白崇禧均受到降级处分；张发奎得到谅解，只记一次大过。

不久，张发奎从这次权责不明，双重指挥，导致战争失利中总结了教训，认为不能再为这个紊乱的指挥系统而牺性自己的责任；而且感到原战区地境的划分，与两广地形和交通隔离状态不适应，亦有调整的必要。否则顾此失彼，牵制丛胜，增加指挥上的困难。基于这个理由，他向上级提出建议：依两广的形势划分为两个战区。广东战区由余汉谋负责，自己专负广西指挥之责。当时，其部下和幕僚多加以反对，认为这样削减了第四战区的权利；也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示。然而，张发奎却认为，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一个军人只有自忖自己的能力，去做可能担当的事，醉心权力的观念是一种“英雄”思想或军阀野心。这年9月，最高统帅部同意将广东划为第七战区。

当时，张发奎的司令部已移驻柳州。这年冬，日军乘法国战败之危，进攻法属印度支那。桂南的日军为策应其海上进兵行动，自9月即将龙州、南宁的部队陆续抽调入越。到11月底，侵占南宁的日军全部弃城，由钦州湾登舰而去。这样，第四战区又进入平静时期。张发奎即加紧桂越边境布防和沿海戒备。他向中枢建议，把桂越边区的平孟隘、龙邦、水口、平而关、镇南关、爱店和粤越交界处滨海的东兴等国境要点，划为要塞区域，设置管理人员专门负责。但未被中枢重视，致使西南门户洞开，任凭边区“匪类”自由出入。

南宁收复后，张发奎进行了一次战场旅行。为探究日军以少数兵力据守南宁将近一年，而第四战区用十倍以上之兵力久攻不下的原因，张发奎在昆仑关、南宁等处，对日军的防御配备、阵地位置，以及筑城方法等都进行了考虑和研究。通过对战场遗迹的调查，他发现日军在筑城方面与中国军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例如，日军防御工事的位置，多构筑在较高而暴露的防界线上（为补救缺点，日方对于工事的强度特别讲求）；而抗战中期，国民党部队却力求低而隐蔽。他认为，这或许是日军对于空袭顾虑较少并注意节约兵力的原因。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冬，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要求，张发奎准备了一个入越作战计划。他的设想是：以一个军为基干的主力，由靖西向高平推进，攻击河内，并预期与滇境入越部队齐头并进；一个军由龙州方面向谅山前进，形成两翼钳形攻势；另一个军为第二线兵团，依情况加入左翼方面，由谅山北侧向河内攻击前进。同时，积极策动越南革命党人进行宣传，扰乱日军的内部秩序；并充分供给其军火，使之作为内应力量。次年（1944年）春，张发奎按照计划，组织所有预期入越作战部队的指挥官及主要幕僚和后方勤务人员，举行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参谋旅行演习。其演习和研究的课目，包括集中、机动、展开、战斗前、高平和谅山坚固据点之攻击、炮兵战车使用、步炮协同、陆空联络、后方勤务等十余个问题，并为预防日军的转移攻势，在邕龙路演习了防御的战斗和追击的行动。这样，使有关参战人员了解了中越边境地形和应有的作战准备。

桂东受挫

主词条：桂柳会战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9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先占平汉路，继占长衡路，控制粤汉路北段后，继续向桂柳进犯，企图打通湘桂、桂越二线。月初，其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十一军横山勇所率六个师团、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所辖两个师团，以及两个独立旅团和第五航空军，约十八万兵力，分别于湘桂路沿线和沿西江的肇庆、都城集结，其二十三旅团即集中于雷州半岛，对桂柳、邕方面分进合击。

当时，第四战区仅有第三十一和第四十六两个军，每个军又只有两个正规编制师和一个没有装备的后调师，而其防御正面约达一千五百余公里。同时，近年来战区的作战准备都以对越攻击为基准，现要把重点转移到北方的正面，愈增加了作战准备上的困难。张发奎接到统帅部确保桂柳的战斗命令后，一方面急令部队赶筑桂柳的城防工事和黄沙河、全县的前进阵地；一方面向统帅部申述，如果没有兵力增加，一切防守计划均难以实施。

增援的第九十三军入桂后，张发奎便决定了初期的作战部署。他将主阵地布置于湘桂路的正面，以第九十三军担任全县及黄沙河的守备，第三十一军守桂林；并命第十六集团军副司令韦云淞为桂林守备司令，以参加过衡阳会战的第四十六军之第一七五师集结于柳州附近，作为机动部队。9月5日，他带着少数幕僚，从柳州飞抵桂林组织指挥所。8日，前往全县视察第九十三军的防务，要求该军顽强抵抗，尽可能迟滞日军的行动，等待自己的撤退命令。然而，该军于10日晚至12日夜未经激烈战斗，便擅自撤离。

在全县失陷的同时，粤方的日军第十九旅团，也乘虚窜扰怀集、信都。雷州湾的日军第二十三旅团从粤桂边境攻击容县，企图与怀集方面的日军合击梧州。这时，桂林城又遭人放火焚烧，陷于混乱。张发奎分析了这种态势：虽然从九战区转进区的杨森集团军及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和由七战区转进的第六十四军，统归本战区指挥运用，但如果桂林以北的战况不能稳定，则这些部队的进出路均受到影响。于是，当即令第九十三军于兴安、大小溶江、灵川间利用隘路行逐次抵抗，迟滞日军南进，并严厉命令该部在28日之前不得让日军通过大小溶江东西之线。与此同时，他看到转进本战区各部队连月苦战，疲惫不堪，其兵力又不及编制的四分之一，不适合分兵向全县、兴安和信都、梧州进击，便决心先行集中兵力，以实行纯粹的内线作战。

10月上旬，白崇禧和军令部作战厅长张秉钧到桂林，与张发奎研究决定，由武宣经荔浦至桂林划一条弧形，作为战略上的利害转换线，预期在这一线各个击破陷于分离状态的日军。以夏威指挥第三十一、第九十三、第七十九等三个军担任桂林正面的作战；杨森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七等三个军，担任荔浦方向的作战；邓龙光指挥第一三五和第一五五师，担任西江正面的作战；较精锐的第四十六、第六十四两个军集结于荔浦附近，作为机动部队，等待时机投入攻击方面。计划还决定，以桂林为守势方面；西江和荔浦方面，则依况而转攻势。这个防御计划确定时，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兼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沃伦·史迪威、美国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先后到了桂林，白崇禧向他们保证在有美国兵器的援助下，“桂林可固守三个月的时间”。于是史迪威把许多美国新式步兵火器和弹药运来，配给守军。

内线作战部署既定，张发奎即令杨森集团军于荔浦、平乐，利用山地隘路布防，诱日军渡过漓江后歼灭；并同白崇禧一起前往侦察这个预想的战场。但该计划未能实施，直到10月中旬，龙虎关和兴安方面的日军没有积极前进的行动，而西江方面的日军，利用其水道交通的便利和绝对优势的兵力，渡过邕江，连陷平南、桂平，并有向武宣、来宾直趋柳州的态势。张发奎非常担忧日军越过武宣、来宾，将危及柳州和默桂路后方的安全。那时，即使能在荔浦方面取胜，也无补于大局。他当即决定将第四十六、第六十四两军转用于桂平方面，先击破桂平方向日军，以排除柳州侧背的威胁。此时，来到柳州的史迪威同意张发奎的主张，并允诺经常保持五十架以上飞机，协助对桂平日军的攻击。

10月21日，桂平攻击战斗开始。侵占桂平的日军为第二十二师团约一个旅团的兵力。张发奎根据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情况，将两个军致于主攻方面，重叠使用。以第六十四军的三个师展开攻击，以第四十六军作为战术兼战略预备队，预计三日内攻克其外围蒙墟据点，五日内攻略桂平城。但到第三天，阴雨连绵，空军与步兵的运动受到限制，直到27日才扫清日军的外围据点。等到继续向桂平城扩大战果时，桂林方面的战况却处于极度的不利。就在10月中旬，日军四十一军的四个师团，分三路进犯桂林：一路向大溶江的第九十三军阵地攻击；一路由兴安向高上田和灵田圩攻击；一路由灌阳向海洋平大圩攻击。当时，桂北军事指挥、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按照白崇禧、张发奎的部署，令第九十三军加强防御工事守备大溶江原阵地，第七十九军守备高上田一线，暂十九师守备海洋平一线；又命所部第十六集团军夏威从各军抽调六个步兵营组成一个纵队，立即开赴高上田归七十九军军长方靖指挥作战。17日、24日，日军相继发动总攻击。27日，第七十军向敏思师阵地、第九十三军之右翼阵地被日军突破，桂林外围的野战军受到日军主力的第五十八师团、第三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第四十师团的压迫，全线动摇。

这时，张发奎看到柳州受到直接的威胁，便放弃了继攻桂平，重新考虑桂柳两据点的防御。他认为，桂柳的防御，当然应该竭尽血汗，但到了绝望的关头，也只有忍痛放弃。他根据战史和之前衡阳会战坚守四十八天而终于失陷的教训，大胆地变更了统帅部的指令，把柳州的防御寄托时间的争取，而不把数十万生灵关闭于死城内作无谓的牺牲。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张发奎对柳州的防御部署，拟定了一个河川决战防御计划：以邓龙光集团军占领迁江至象县、红水河北岸、柳江两岸的阵地；杨森集团军以一部连系邓龙光集团军于象县、鹿寨，沿河西岸占领阵地，并以主力固守柳州；夏威集团军连系杨森集团军沿永福河西岸，由黄冕至百寿间占领阵地掩护侧翼；第四十六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柳州西侧，乘日军攻击柳州据点时，协同守备兵团转移攻势。但在各兵团尚未完成部署时，夏威集团军即被日军击溃，使计划未能彻底实施。

11月6日，红水河、柳江及柳州城各方面全线展开激烈的战斗。张发奎看到自己所率部队的战力已到了最后阶段，无法再作长久支持，便于7日命令部队开始破坏柳州机场和柳州附近的铁道。11日，柳州据点被日军突破，守军两个团被围。这天，日军由漓江东岸渡河，突破了桂林的核心工事，第一三一师长自杀。东岸各独立据点的守军，被日军的毒气窒息于岩洞中。在桂林失陷的当天，张发奎将诸兵团主力撤至黔桂铁路的宜山正面，并于怀远、南丹部署了数道抵抗线，以迟滞日军行动。经过几次激烈抵抗，换取了三周时间，退到了贵州的安顺一带。

在桂柳会战中，张发奎根据战区兵力之劣势、装备训练较日军为差等情况，采取内线作战方案，指挥部队与日军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战斗。但未能阻止日军打通中越交通线的战役目的。他在总结这段战事时说：“这是我在军人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战，我为了它而兴奋、忧虑、悲痛和愤恨。”

整军反攻

张发奎在安顺停留两个星期，调整了司令部的内部，收容残部、安顿随部眷属。当时，有些幕僚产生了动摇心理，认为第四战区可能解体，或将留在敌后过上游击战的辛苦生活，或想脱离而另觅出路。张发奎认为，一个人不能在危难之中过着共同患难的生活，那是没有气节和道义的表现。他除保留大部忠贞干部之外，将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全部淘汰。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2月，张发奎奉最高统帅部命令，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至桂西最大的都市百色，将杨森集团军改归汤恩伯指挥，第十六集团军的第三十一、第四十六两个军和第三十五集团军的第六十二、第六十四两个军转入桂西，归第四战区指挥，担负对越南、南宁方面的警戒，以及整编部队。他表示说，桂西是偏僻山区，须激励部属以卧薪尝胆的意志，发奋图强，扭转西南边陲局势。与此同时，美军派遣博文上校到第四战区司令部，准备组成一个美军战地联络团跟随战区行动，担任盟军的联络，协助部队作战。22日，张发奎率部离开安顺，27日到达百色。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初，张发奎在百色召开了一个检讨会议。他强调说： “我们要从失败中去找出失败的原因，要从教训中去改正以前的过失。“这次会议作出了三个结论：第一，拟定了一个对日军山地作战的对策，效法日军编组若干特别装备的突击队，以飘忽敏捷的行动来担任战斗；第二，根据各军师长的现状报告，制定了一个减少番号、充实单位的缩编方案；第三，决定给予桂林守军军长贺维珍、桂绥第二纵队司令唐纪，以及在平南方面作战不力的第一三五师师长颜僧武处分。

部队整编方案经最高统帅部批准，决定取销第三十一、第三十七两个军，以及第一三五、第一五五、第一七O等三个师的番号。张发奎保证说这个整编方案是依据战绩和部队状况而核定的。但方案的实施，保留了广东的第六十二军和第六十四军，而且增加了第六十二军所属的一个师；广西部队却削减了一个军和两个绥署的纵队。因此，部队整编遭到桂系反对，白崇禧将其外甥海竟强任师长的第一八八师临时拨给第四十六军。结果桂系军队只取消了一个三十一军军部和两个后调师的番号。经过整编，第四战区仍辖三个军。

与此同时，张发奎请美军编训突击营。这种突击营由两个步兵连和一个输送连编成，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和持久性。每个战斗排配有三挺轻机枪、一门野战炮、六个掷弹筒、一挺战车防御枪和十八支步枪，火力强大，电器通讯也远比一般部队原有的灵敏。原计划每个师编组一营，因经费和装备关系，仅在两个集团军各先编成一个队。张发奎给予突击营特殊待遇，武器装备除步枪外，都是美式的。副食品供应也比一般部队翻了两倍。他强调说：“要求他们发挥高度的战力，则对其体力必需的营养，应予以充分供给。”两个月后，突击营因体力增强和良好的训练，在邕龙路方面取得五次辉煌的成绩。

在百色，张发奎遭遇了一个最艰苦而饥馑的时期。桂西山地贫脊，能供应部队的粮食甚微，而南宁产米区已经沦陷。但部队每日需要二十万斤粮秣。因此，张发奎每日要以大部分精力，审批幕僚们关于粮食短缺的重复报告，参加粮食会议。这期间，部队以稀粥度日的事常有发生。至于每日食米定量不足更为普遍。军校的学生也要成群结队，往返四日行程到百色挑运自己的口粮，以挑米代替军事训练。然而把握实权的政府官吏、豪门显贵却勾结巨商大贾，运用官僚资本及其职权，大发国难财。

这年3月，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当时，何应钦出任陆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昆明。美国为急于解决远东战争，应允以大量的武器装备配给西南的三十个步兵师，以协同美海军在西南沿海地带转取攻势。因此，将含有消极作战意义的战区名称，改为较有积极作战意义的方面军，规定滇越方面为第一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卢汉为司令官；黔桂铁路方面为第三方面军的作战区域，汤恩伯为司令官；湘西为第四方面军的作战区域，王耀武为司令官；张发奎所指挥的战区则为第二方面军。命令公布后，不少部属认为这样有欠公允，觉得张发奎资望最高、经历亦深，且是现役上将，不应与资历尚浅的王耀武等同列。张发奎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藐视和羞辱，想提出辞职，但又碍于国难当头，觉得军人只有服从，只能选择接受。

随着战区名称的更改，张发奎所辖的第十六、第三十五两集团军的番号也被撤消，夏威、邓龙光两个集团军总司令调任方面军副司令官，由方面军直接指挥三个军。同时，司令部的组织也发生变更，原来参谋处总揽的人事、作战、情报、后勤等业务，则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处。兵站总监部改为补给区司令部。副司令和一部分经理人员，任用了美国军官。张发奎也与美军将领进行了更多的接触，如博文上校、接替史迪威的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麦克鲁。

5月，张发奎获知驻守南宁的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主力已向越南撤走，仅留约两个团的兵力于南宁及其附近各据点，并有撤退迹象，当即决定进攻南宁，收复失地。他先派遣两个突击营于邕龙路两侧地区，以切断日军南宁与越南的交通。同月中旬，令第六十四军的一部潜过左江，在南宁侧后活动；其主力推进于南宁近郊，以压迫态势监视日军，伺机攻击南宁；还以一部便衣队，利用情报人员潜入城内，伺机内应；再以第四十六军主力推进于上林、宾阳附近，向邕宾路日军据点攻击。经过短期战斗，张发奎终于在5月底将南宁收复。这时，惨败的日军分向邕宾、邕龙路逃窜。张发奎即令第六十四军的一部向越南边境追击；以第四十六军切断向邕宾路逃窜的日军，并即乘势向柳州攻击。6月上旬至7月初，相继收复思乐、明江、龙州、凭祥，将桂南的日军驱逐于国门之外。

南宁克复后的第三天，张发奎即到南宁设立指挥所。6月11日，他命令第六十二军和第六十四军的一部，由靖西、镇南关方面，向越北的高平、谅山的日军攻击前进；令第四十六军不等第三方面军到达，主动先对柳州施行攻击，并以一部迂回柳州向雒容附近进击，切断柳州日军的退路。但陆军总部不同意这一部署，令第六十二军、第六十四军的一部不能轻率行动，应暂停止于国境；第四十六军不能单独行动，应撤回来宾、武宣、红水河地区，以掩护第三方面军对柳州的攻击。张发奎对陆军总部的命令大为不满，不承认自己是轻举妄动、急于功利的冒险指导，认为陆军总部过于重视西江方面的日军，忽略了桂平、平南日军也正企图退却。

柳州克复后，华南情势好转。7月中旬，陆军总部决定以南宁、柳州为基地，发动秋季攻势，进军广州。命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于9月1日前攻略雷州半岛，以作为进攻广州的前进基地；并将新一军、第五十四军、第八军划归第二方面军指挥。8月上旬，张发奎将该计划付诸实施时，因气候关系，将实施攻击的时间推迟了一周。8月15日，他下达了开始攻击的命令。当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1日，张发奎飞往湖南芷江，出席初步受降协商会议。会上，他接受了何应钦指定的广州、海南地区的受降事宜。会后，他即令新一军向广州，第四十六军向海南、第六十四军向四邑推进。9月7日，孙立人率新一军进入广州。随后，第二方面军前进指挥亦进驻广州，开始办理受降接收事宜。15日，张发奎率幕僚人员乘飞机回到广州，以胜利者的姿态检阅了军队，接受了市民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16日，他在中山纪念堂主持了受降仪式。广州方面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和海南方面的日军代表肥后大佐在降书上签了字。张发奎主张严惩田中久一，最终使其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被押往广州流花桥刑场枪决。10月底，广州地区的日军十万余人被全部解除武装。

沉浮内战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3日，国民政府晋任张发奎为陆军二级上将，以填补杨虎城空出的陆军二级上将空缺。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结束，张发奎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这年1月5日，“国共停战协定”达成，张群、周恩来、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执行停战令。当三人小组前往广州，要求把中共在广东的曾生东江纵队和在海南岛的冯白驹纵队调往北方时，张发奎断然拒绝调处，说广东方面根本没有中共的军队。马歇尔认为他破坏了调处，便告知了蒋介石。不久后，蒋介石将张发奎召到重庆，面告其必须遵守调处。当时，马歇尔通过张治中转告张发奎，打算约其晤谈。但张发奎反对马歇尔的“调处”计划，拒绝与他会面。在重庆，叶挺打电话给张发奎，准备前来拜访。叶挺本是张发奎年轻时的同期同学。张发奎当师长时，叶挺又在他手下任过团长。他到达重庆时，正好叶挺刚从监狱释放出来。两人私交一向很深，依理应该接见。但张发奎认为，叶挺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所谓前来拜访，不过是来谈广东方面调处问题的借口，也坚决给予拒绝。当晚，廖仲恺之子、一贯称张发奎为“张伯伯”的廖承志也打电话，要求来看他。张发奎揣测廖承志是为曾生、冯白驹两个纵队的调处而求见，便当即在电话中拒绝会面。

这年秋，张发奎转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得李宗仁、白崇禧及魏德迈等人的支持而历任要职，战后蒋桂矛盾复起，他便受到了排挤，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冬被调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南京蒋介石政权危机益深，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势力颇为活跃。张发奎时任国民大会代表，决心趁机再起。在副总统竞选运动中，张发奎与余汉谋、薛岳、香翰屏、李扬敬等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筹经费，拉选票。经非正式协商，内定了一个孙科的影子内阁：张发奎为国防部部长，薛岳为参谋长、余汉谋为军政部长、陈策为海军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钟天心为教育部长等。当国民大会进行第二次投票时，南京《救国日报》披露了粤人为孙科拉票的丑态。据说张发奎得知后等亲率大批代表，打砸该报社。该报社的编辑部在楼上，社长龚德柏拔枪守在楼梯口，声称有人上楼，必与一拼。张发奎等不敢上楼，便和龚德柏隔梯对骂一阵，愤愤而去。

同年冬，在辽沈、淮海战役后，张发奎与薛岳等广东派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主粤。宋子文被迫辞职，余汉谋、薛岳分别被蒋介石委为广州“绥署”主任、广东省府主席，张发奎则接任余汉谋的总司令之职。

1949年1月，张发奎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2月，他接受薛岳、余汉谋的电请，回到广州。他们以“团结大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相号召，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企图在广州建立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割据局面。3月，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张发奎就任陆军总司令。他劝代总统李宗仁清除蒋介石的掣肘，以两广为基地反蒋反共。他还建议李宗仁把蒋介石扣留起来，但计谋未成。7月，他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便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出走香港。

居港及逝世

1949年7月，张发奎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遂辞去陆军总司令出走香港。11月，李宗仁亦去香港，想要与张发奎共同部署华南反共军事，请其再任陆军总司令，他公开声明拒绝。此后，一直寓居于香港。期间曾与顾孟余等从事“第三势力”政治活动。1976年11月被聘为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还曾任香港崇正总会名誉会长，是旅居香港的客家总会发起人。

（“晚年的张发奎”图册来源）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因心脏病在香港逝世，终年84岁。张发奎逝世后，新华社发了消息。3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致电张发奎的亲属，唁电全文如下：

香港

张向华将军家属礼鉴：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

特电致信，尚希节哀。

叶剑英

蒋经国也对张发奎的逝世表示哀悼，颁发褒扬令称赞他“执节怀忠”。台湾始兴同乡会曾开会追悼并献一挽联：“望出曲江，绪承风度，千载道范，先后献身邦国，古今辉映；声扬咸宁，威镇华夏，一代名将，从此撒手人寰，中外同哀。”

主要影响

军事活动

讨伐军阀时期：张发奎于民国五年（1916年）随朱执信、邓铿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同年5月参加讨袁之役。翌年12月随援闽粤军去福建漳州。民国九年（1920年）回广东参加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民国十一年（1922年）随孙中山北伐到韶关，后所部战败退入广东始兴。年底，孙中山联络滇桂军讨伐陈炯明，张发奎与邓演达起兵响应，组成讨贼联军，次年初进驻广州。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后又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10月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是年冬，率部去琼崖歼灭邓本殷残部。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张发奎奉命由琼崖北上进军湖南，担任湘江东岸作战。他在醴陵、平江等战役中击败直系吴佩孚的军队，8月26日，率部参加汀泗桥之战，指挥黄琪翔团、第三十五团及叶挺独立团夹攻铁桥，攻克汀泗桥。30日，指挥叶挺独立团和缪培南第三十五团攻克贺胜桥，打开了通往武汉的重要门户。随即参加围困武昌的战斗。10月10日，吴佩孚军第三师吴俊卿开城出降，张发奎师与陈铭枢师迅速将刘玉春、陈嘉谟两部缴械，攻克武昌。后率部参加马回岭战役，又协同第七军及湘军贺耀组师，击溃德安之敌。第四军在北伐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被人们誉为“铁军”。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21日，张发奎率第四军、第十一军出师河南。5月13日，张发奎在汝南指挥所部分头向黄埠、上蔡、蔡部口等地前进，嗣后又进占临颍城。6月5日，张发奎部进克开封城。后奉命回师武汉。

反蒋混战时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张发奎先接受蒋介石的任命，9月在汪精卫的策动下再次举兵反蒋。他在鄂西击败蒋军曹万顺师后进驻广西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联合攻粤。12月，张、桂军在广东花县和广西北流被击败，张发奎率余部退回广西。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张发奎与桂军举兵策应反蒋。张发奎与桂军共同入湘，6月初占领长沙、岳阳。在得知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等入湘后，联军即令桂军黄绍竑部进击耒阳阻击粤军，并相机占领衡阳。粤军在黄绍竑部未到达耒阳之前，已进占衡阳，将北上的联军与黄部桂军拦腰斩断，截为两部分。联军只好回头与粤军在衡阳展开激战。因蒋方援军不断，联军遭遇惨败，于7月底退回广西。

抗战时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发奎两度请缨开往东北前线，支援黑龙江马占山抗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淞沪会战时，张发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右翼军总司令，负责浦东战线作战。他在奉贤县南桥设右翼军总司令部，积极构筑工事备战。战幕揭开后，因主要战场在左翼，张发奎派炮兵增援沪西陈诚部作战。8月下旬，日军第三师团藤田部及第十一师团室宗武等部在宝山、狮子林等处登陆，猛攻左翼军的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同时对右翼军方面之川沙、浦东各地也取攻势，双方展开猛烈阵地战。鉴于日军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张发奎联合左翼军总司令张治中等向蒋介石建议，主张精确规定作战兵力使用的最高点，在苏嘉、吴福设第二抵抗线，如不能压制敌人，则使之转为持久消耗战。蒋介石未采纳他们的意见。9月7日至10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发动总攻。30日，日军在万桥、严宅、陆桥三处突破第七十七师正面阵地，左翼军被迫全面退却。同时日军亦从右翼对张发奎部发动数十次攻击，均被击退。为了防备敌人从侧面迂回，张发奎于金山方面配置炮兵及步兵警戒，并派出船队出入海面搜索敌军行踪。10月30日，日军强渡苏州河，左翼军及中央军均败退，蒋介石改以张发奎指挥左翼军及中央军。11月2日，他移指挥部于龙华附近的北干山。5日，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等处登陆，直趋松江。张发奎部腹背受敌，他急令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死守淞江，以掩护淞沪六十万大军撤退。9日，吴克仁及其所部英勇牺牲，日军侵占松江、枫泾。12月初，张发奎部奉命撤往江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张发奎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武汉保卫战的外围作战。10月，武汉、广州先后失守，张发奎部退驻湖南平江。翌年春，张发奎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辖吴奇伟、余汉谋、夏威三个集团军，于广东曲江设战区司令部，负责广东、广西两省军事。同年冬，张发奎部在粤北与日军苦战获胜。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日军集中三个师团对桂南发动攻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张发奎率部取得昆仑关战役胜利，随后收复龙州、邕宁、钦县。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0月，日军企图打通平汉、粤汉及湘桂等铁路交通线，由湘粤分兵三路进攻桂林、柳州，张发奎部牺牲甚大，经黔桂边境撤退至桂西百色地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冬，张发奎改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率部反攻，先后收复邕宁、龙州、凭祥，并进兵梧州，准备反攻广州。

社会活动

张发奎是个家乡观念较重的人，因而在寓居香港后，有不少海外华侨团体邀请他参加各种公益活动。1971年9月29日，为了庆祝香港崇正总会成立五十周年暨“崇正大厦”落成，该会邀请了世界各地四十七个客属社团二百五十多名代表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该次大会选举张发奎为会长，黄石华任理事长。与会代表决议将这次规模宏大的世界性客家社团活动定名为“世界客属第一次恳亲大会”，并决议每隔两年轮流在世界各地举行会议。从此，恳亲大会一直坚持召开至今，在海内外有很大的影响。

张发奎任会长后，秉承崇正总会创始人赖际熙、胡文虎等“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的遗训，大力弘扬客家精神，敦睦乡谊，服务社会，造福民众，关心和积极支持祖国的公益事业，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海内外客家人的团结，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了贡献。

重视文教

张发奎一生戎马，但颇重视文化教育，曾在家乡创办风度小学，于第四战区创办志锐中学（今广东北江中学），培养了不少热血青年。任第四军军长时曾赠始兴中山图书馆《万有文库》《四部丛刊》各一套。

历史评价

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曾对张发奎说：“向华，你是个模范军人，我希望你不要卷入政治中去，希望你别学陈铭枢，他喜欢干预政治，却不顾及他自己的军事职责。你与他不同，你真心关心自己的部属，所以他们为你效命。我希望你将来远离政治，把精力集中于军事任务，注重军事训练。倘你这样做，你的前程无量。”

英国政府在授予张发奎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的褒奖状中称：“英军服务团总部设在张将军统率的第四战区两年多，鉴于所有的通向我们前方阵地的交通线都要经过他的战区，也仅仅因为他的同情与持续不断的协助，英军服务团才得以顺利圆满达成一切任务。正由于他自身树立了一个感人的榜样，他的属下军官在战区内同我们通力合作，竭诚援助，致使中英两方的协作臻于完美，使我们毫无损失地顺利撤走服务团总部及其数百名中国雇员，同时在他英明指挥下及时摧毁有关设施，有力地延宕了敌军向桂柳的进逼。”

美国政府在授予张发奎自由勋章时，其褒奖状说：“为了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非常卓越的服务，兹授予张发奎中将金棕榈自由勋章。作为第四战区最高指挥官与中国陆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将军以其技巧、勇敢以及完全献身高级职守的精神，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施展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他在整编所属部队、发起成功的反攻、收复南宁机场与南宁市区、把敌军逐出印支——柳州走廊期间，发挥了最佳的领导才干。在日本投降前，第二方面军成功地把敌军赶出中国的西南。该方面军坚如磐石、同舟共济、士气高昂。这一绩效是张发奎中将在中国历史上最危急情势下所发挥的高水准指挥艺术所显现的直接成果，也反映了驻华盟军对他的最高信任。”

张发奎晚年时，曾对他人询问自己“是怎样成长为一名优秀军人的”时回答道：“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可是我有责任感。”

曾在张发奎手下任第四军参谋长的谢膺白，曾写了一篇《张发奎传略》，对他的人格、政治立场横加抨击，但也承认他“自从带兵以来，约束自身相当严格，生活相当俭朴，不敢浪费”。

在第四军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的麦朝枢在《我所了解的张发奎》一文中，称“张氏有其他军人所不及者二事，即一不浪杀人，二不念旧恶。前者指独操生杀之权，而从不以私意杀人，故能得部属之信任，第四军解体后，其精神永远存在；后者系指他对朋友及部属之过失，说说骂骂便了，而从不存心算账，故部属都具安全感，语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1992年11月6日，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在招待刘景容等张发奎亲属的宴会上致欢迎词，说：“张发奎将军是广东人民所熟悉的一代名将，他在北伐战争中，率部英勇奋战，痛歼北洋军阀，战功卓越，勇冠三军，以‘铁军’称号享誉海内外。在抗日战争中，他支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率部力抗敌寇，厥功甚伟。张将军的这种热爱祖国、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尚情操深为后人所赞颂。”

1992年11月12日，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在款待刘景容等张发奎亲属的宴会上致祝酒词。祝酒词中说：“张发奎将军是为世人赞誉的一代名将。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中，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率部英勇奋战，力克顽敌，为推翻北洋军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张将军所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也以‘铁军’之名扬威中外。铁军中的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与张将军紧密合作，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抗日战争中，张将军严词拒绝汪精卫的拉拢引诱，保持凛然大义的民族气节，率部艰苦奋战，力抗强寇，厥功甚伟。他坚持团结抗日，保护了一批在其部队中工作的进步人士。在皖南事变中，他是惟一没有发出反共通电的。张发奎将军的历史功绩和识大体、重大义、顾大局的高风亮节，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撰写《张发奎传》的作家王心钢说：“将军无疑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他经历了民国史上许多的重要战争，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无愧为一位‘摧锋陷阵，如铁之坚’的铁将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与众多漂泊老死在海外的国民党要员相比，将军无疑是幸运的，他用不着像于右任老人那样站在孤岛上望大陆而太息，而是选择了回家，安静地回到了故土（指归葬故乡）。”

负责校订、注释《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胡志伟（香港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说：“张发奎打仗很勇敢，他曾和蒋介石对战过三次，可蒋介石却从未处分过他，为什么？因为张发奎非常能打，还有一点是他不贪污。从张发奎的一生来看，他对百姓从未施过苛政、对士兵实行民主管理，基本上两袖清风。”

人物荣誉

轶事典故

个人语录

坚持立场

张发奎早年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汪精卫降日后，张发奎即动员在粤北的党政军要人签署通电，还向广东民众发表广播演说，谴责汪精卫叛国投敌。虽然张发奎本人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但他坚持“民族大义重于私人恩怨”，“我敢毫无疑问地说，余汉谋、白崇禧、薛岳与我不顾及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是因为他坚持抗日。国难应该重于一切私怨的”。

捍卫权益

抗战胜利后，盟军总部原已决定第四战区派大员去香港接受日本驻军投降仪式，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面子，便要求美国人去游说蒋介石，最后蒋介石同意由英方主持受降典礼。张发奎说：“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不应该屈服于英美的压力。对于香港受降任务，我特别感到兴奋。香港在国人心目之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官僚们的乐园。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都直接受香港的影响。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划定香港地区归中国接收，根据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

抗战胜利后，在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任上，他毅然下令逮捕意籍日本间谍、法国领事卫映章的姘妇贝安加，并派兵包围法国驻穗领事馆，强行搜索该犯之来往文件档案，勒令法国领事当面签字认错。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张发奎派刘绍武师长率部封锁穗澳边境，禁止肉类蔬菜出口，迫使澳葡当局引渡匿澳日本战犯与汉奸且查封其财产。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张发奎批准军统广州站组织特别行动队，在港九散发传单，警告港英当局停建屏山机场、取消限制华人入境，引渡所有汉奸到广州受审，否则将发动十万青年对香港实施毁灭性行动。凡此种种都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

与胡志明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中国，从西安到延安，加入了八路军。不久，他加入了叶剑英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去衡阳，任教于政府军的游击训练班。胡志明在这个顾问团负责党务工作。后来，他去了柳州与桂林（属张发奎辖区），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返回延安。据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何廉所说，自己任经济部次长时，曾在重庆化龙桥红岩村周恩来住所见过胡志明两次。周恩来对何廉说这是“印度支那的胡同志”。几年后，何廉问陈诚“胡同志”是谁。陈诚说，他就是胡志明，一直由张发奎庇护。

人际关系

主要作品

自1958年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夏莲瑛在到香港两年、访问张发奎400多次录音记录的基础上，辅之以在港台两地访问国民党有关军政人员梁华盛、杨清文、黄旭初、邓龙光等人获得的旁证资料，又与黄旭初、李宗仁、蔡廷锴等人的大量回忆录和其他历史文献核对考证，将记录整理为《张发奎回忆》。最初的英文抄本共1089页，约50万字。张发奎在访谈中说话坦率，牵扯到个人恩怨政坛是非的词句甚多。故他声明，第二十章的内容，在他有生之年，不得公开。其他章节涉及人物评价时也吩咐记录者用双括弧圈起，暂不公开。今存简体版《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及繁体版《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张发奎生前还主持撰写抗战回忆录，特请彭程加以整理，并请黄宗潮审阅，名为《抗日战争回忆录》。此书正拟付印时，张发奎病濒于危，逝世前夕，仍一再叮嘱此书不可散失。1981年，该书终于在他病逝后一周年出版，为后代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后世纪念

故居

张发奎故居，名“贵庐”，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隘子镇风度村彩岭村小组。张发奎故居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建造。该楼为砖瓦木构筑，面阔19.4米、进深19.6米，楼高二层共9.2米。由厅堂、住房、厨房、饭厅、花园等组成，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式建筑。2012年10月，张发奎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墓葬

张发奎墓位于其故乡广东始兴。张发奎临终前交代妹妹说，如果有机会，你回家乡去看看，如果父母的墓地还在，就把我的骨灰葬在他们的旁边；如果没机会，就把爸妈的灵骨带到香港，好好厚葬。张发奎夫人刘景容为实现他的遗愿，于1992年11月6日亲自携定居美国的儿子张威立、女儿张丽芳等亲友与旧部，将张发奎的骨灰，从香港奉回家乡始兴安葬。他们一行经过广州时，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肖耀堂亲到火车站迎接。当晚，省政协设宴为刘景容一行洗尘。7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会见刘景容、张威立等。8日上午10时，广东省各界人士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缅怀张发奎将军仪式”。叶选平、刘田夫、吴南生、杨应彬等省领导出席。张威立发表讲话，代表母亲和家人，向出席仪式者表示最高的敬意。9日，刘景容一行护送张发奎的骨灰终于回到始兴隘子镇彩岭村。陪同前往安葬的有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华、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以及韶关市、始兴县的有关领导等50多人。

张发奎的墓园由几部分组成，除了他本人的墓地外，在西侧山梁上，还有张发奎父母的合葬墓，墓碑由李济深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题写。还有为纪念东征牺牲的弟弟张发萱所立的“贵斌亭”和他的衣冠冢。另外，在1992年11月，志锐中学校友会为纪念张发奎，集资建了一个双层飞檐的琉璃八角亭，正面上方，携刻着“向华亭”三个字；后墙上是一幅《张发奎将军事略》石刻。

2007年9月27日刘景容逝世后，其骨灰经张威立护送至始兴，于11月20日与张发奎合葬一处。张发奎夫妇的遗属和亲友，时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健，以及韶关市、始兴县党政官员等，与隘子镇民众共八百多人参加了刘景容灵灰安葬活动。

纪念活动

1996年，广东省举办了“纪念张发奎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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