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

中国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土木系”首领

陈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原名陈德，乳名德馨，字辞修，号石叟，浙江青田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土木系”首领，也是国民党的党、政、军首要人物之一。

人物生平

巧获提携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898年1月4日），陈诚（原名陈德）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外村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其父陈希文，曾任青田县立敬业高等小学校长。

幼年时的陈诚，体弱多病，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从堂伯父课读。陈希文也常亲自督教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陈诚进青田县高市小学读书。课余时候，他常和村里一班朋友上山砍柴，赶牛吃草，下地劳动，到江边游泳，体质渐强。陈诚性格倔强，非常调皮，跟人斗殴，从来都不服输。经常背后插着四面令旗，三个跟斗便到台前，村里人说他像个戏台上的武生。因调皮出格，陈诚常被父亲痛骂，但却天资聪慧，成绩优良。

民国元年（1912年），陈诚小学毕业后，陈希文考虑家庭经济拮据，打算留他在家里经营小本生意，佐理家务，让其弟陈正修考中学。但陈诚却力图以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便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功课一年，然后瞒着父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一百多里，来到处州（今浙江丽水）莲城书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陈希文见状，只好让他继续上学。在校内，陈诚爱好体育，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操都有所涉猎，特别喜欢玩耍棍棒，每天早晨都要锻炼一番。在一次全校性运动会上，他在翻单杠比赛中还得了第一名。

民国六年（1917年），陈诚在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第二期毕业。适逢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陈希文又是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这个缺。但陈希文不愿被别人认为这是在“以权谋私”，遂予以严肃拒绝，结果陈诚没有去成。这时，陈诚已经二十岁了，与同乡同学吴子奇的妹妹吴舜莲结婚。民国七年（1918年），他带着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仅一个月就毕业了。随后暂居杭州，准备另图深造。

正当陈诚为前途无着而苦恼的时候，陈希文的老朋友、同乡杜志远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经杭州。陈诚即上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杜志远看到陈诚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轻，便带往北京。陈诚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于民国八年（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翌年（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保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肄业。

三炮起家

主词条：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征

陈诚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少尉排长。他看到干了两年还没有晋升，便觉得在浙军中很难有所作为，决计另找出路。正逢此时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从老乡那里得到这一消息后很高兴，因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他即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便不顾军纪的约束，径自跑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2月，他随邓演达到了广州，之后将原名“陈德”改为“陈诚”。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团长，陈诚由黄琪翔介绍，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

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桂军司令沈鸿英暗中勾结北洋政府，发动叛乱。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时任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适来肇庆，乘便赴医院慰问伤员，对陈诚抚慰有加。此为陈诚第一次认识蒋介石。

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严重援引，于9月调到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次，他跟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读起《三民主义》。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发现他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便停步询问其姓名。陈诚见状，立即立正回答。随后，蒋介石又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一一背了出来。蒋介石听后连连点头，拍拍陈诚的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叛变的陈炯明。15日拂晓，攻击淡水城的战斗打响，蒋介石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陈诚指挥炮兵，猛烈轰击，命中目标，摧毁城墙多处，由教导第一、第二团官兵组成的奋勇队随即从缺口发起冲击，攻下淡水城（参见词条淡水之战）。东征初战告捷，陈诚的炮连受到蒋介石的赞许。

3月12日拂晓，陈炯明麾下的林虎部，乘右翼的东征军久战疲惫，大举反攻，与教导第一团激战于棉湖。当时，教导第一团以一千余人的兵力，抵挡住了总数达两万有余的敌人，情况十分险恶。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看到陈炯明部步步逼近，焦急地和苏联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吼道：“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将炮瞄向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发发都在陈炯明的大本营中炸开。全连炮兵受到振奋，纷纷向敌军开炮，阻止敌军的进攻（参见词条棉湖战役）。在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多年后，何应钦回忆这一战役时说：“棉湖之役在今天看起来是一个很小规模的战斗，但在当时却是吃力的一战。那时的炮兵不像现在，有马匹或车辆拉曳，那时的炮，要由人扛抬。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身为连长的陈辞修，不论步兵行军多快，他总是使他的炮兵跟得上，每次都能完成任务。虽然炮弹有限，但他弹无虚发，对促使这一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最有功劳的人之一，那时我就看出他是一个勇敢沉着的人。”

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底，东征军回师广州。正当陈诚仕途升迁有望之际，他突然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不得不先请假回家。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因伤未痊愈，陈诚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他有了外遇，瞧不起自己，便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后送医院救治未死。陈诚见家里接连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跑到杭州请求省长夏超在警界找一个位置，可是没有被录用，只得再回广州炮兵营。

6月，陈诚奉命参加平定桂军刘震寰部和滇军杨希闵部的叛乱。13日，败退增城的杨希闵部胡思舜旅，突然回师广州，反攻观音山。正率炮连在北校场出操的陈诚，见事态危急，当机立断，命炮兵向滇军轰击，首发击倒胡思舜旅的军旗，敌军惊恐，四散奔逃。黄埔教导团闻警赶去，将其部歼灭。

9月，国民党政府为统一广东，进行第二次东征，以求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的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陈炯明部的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惨重，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侧防机枪的火力点悉数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战后因功获赏银五百元。这时，他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北伐沉浮

主词条：北伐战争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严重任教练部主任，陈诚被调任炮兵科长。6月，又升任严重的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陈诚率第三团随东路军第二纵队进军江西赣州。不久，第一补充师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第三团也改为第六十三团。他仍任该团上校团长。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麾下的孟昭月部展开激战，到2月中旬退据杭州。此时，喘息稍定的孟昭月部试图反攻。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的浪石埠过江，与北洋军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巨大。后来，他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北洋军司令部。北洋军不知虚实，自相惊扰，仓皇退走。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攻克新登，继入杭州，浙江平定。之后，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苏皖。第二十一师随东路军取淞沪，陈诚率第六十三团攻占吴江。3月22日，乘夜攻克苏州，又占领松江，在常熟东门外河下截击直鲁军毕庶澄轻重部队和军官教导团，俘获颇多。4月7日，第二十一师进驻南京。随即，他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仍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天，陈诚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重说：“我要解甲归田。你自己拿定主意吧。”陈诚想起自己到黄埔军校以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觉得其人“登龙有术”，政变“必有成功之可能”。当受蒋介石召见时，当即表示：“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严重不愿参与，于是托病请假，保荐陈诚升代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天，陈诚前往拜谒严重，说：“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就被视为共产党，这样谁还敢干！”继又含泪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法子干的。”严重慰勉道：“这是一支革命的部队，你要好好地维持下去；我虽然离开，当尽力帮你的忙。”

5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陈诚奉命率第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相继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6月下旬，奉调回师南京。这时，唐生智挥师东下讨蒋，陈诚又率部前往徐州云龙山一线，掩护北伐军总退却，受到蒋介石的嘉许。7月，年仅30岁的陈诚被提升为第二十一师师长。

8月，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栖霞一带，与孙传芳的六个师展开激战。第二十一师奉何应钦命令，赶往下蜀迎击孙传芳部。刚好，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着轿子上前线督战。在龙潭战役后，第二十一师开往苏州整训。这时，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埔一期同学倒陈。10月，陈诚被何应钦免去师长职务。他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取胜，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排斥异己，对人发牢骚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随后，他接受同乡的意见，立即去南京找时任军委会军政厅长严重。经严重向何应钦代为解释，并加以保荐，陈诚就任军政厅副厅长兼上海办事处主任，不久后任代厅长。但他与何应钦不合，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苏州“养病”。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复职不久的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的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以及宪兵第一、二团，还指挥炮兵第一、二团。其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陈诚从进黄埔军校到参加北伐战争，仅仅四年的时间，就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升到中将警卫司令。同时，他与黄埔军校同学建立了紧密联系。第二期炮兵大队学生在他的炮兵连见习，第四期炮兵大队学生与他系师生关系。这就为他在黄埔系中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混战中原

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六个师。蒋介石见五个师长系黄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便任命陈诚为该师副师长，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愤而出走上海。蒋介石特派随从副官把他找回南京，当面“交底”。经过一番面交，陈诚才于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他对曹万顺表面恭顺，办事认真，以身作则。还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风气。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十一师受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指挥。陈诚与罗卓英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协助曹万顺率部分部队经瑞昌、武宁，越过九宫山、通山、咸宁，进入武汉。他还亲赴汉口的桥口、武昌的南湖督训部队。4月，陈诚部出其不意，进兵贺胜桥，将桂系与湘鄂的联络截断，致使武汉陷入孤立境地。这时，冯玉祥部虎踞中原，第十一师遂奉蒋介石命令，于5月开往鄂北的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不久，曹万顺因处事失当，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

陈诚一上任就对第十一师进行整顿。他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服从其命令。他大量罗致黄埔学生，用为中、下级干部，裁汰曹万顺的旧部。随即将曹万顺的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加上自己任警备司令时的两个警卫团，编成两旅六团制。同时，对部队加强整训，提高作战能力。

同年10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兵洛阳。蒋介石兵分两路迎击。陈诚受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节制，率领第十一师扼守襄阳、南漳。在襄阳城郊与冯玉祥军激战两天，将其麾下张维玺部击败。随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别向草店、均县追击，直到冯玉祥军向白河、安康退去。

蒋冯战争刚一结束，在河南抗击冯玉祥军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12月1日在郑州通电反蒋。陈诚即派副师长罗卓英赶赴湖南，说服何键部旅长王东原按兵不动，以解除蒋介石驻武汉部队的南顾之忧，以便调兵北上参加讨唐。同时，他迅速率领第十一师从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赶到确山以东的刘店一线，协同刘峙部与唐生智军作战。一天，唐生智军骑兵袭击第十一师指挥所，陈诚亲率特务营参加战斗。刚好第六十六团自信阳押运弹药赶到，加上第一师丁德隆团增援，才将敌方骑兵击退。在战斗中，陈诚侦知唐生智军中有三个师的广西部队军心涣散，便派人前往劝降，使其中一个师投诚。唐生智军溃败后，第十一师一路追击到临颍。

民国十九年（1930年）初，第十一师开赴武汉。2月间，陈诚派部队将驻武昌的曹万顺残部第六十六团包围，实施武力解散，将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第十一师所管辖各团。4月，又奉蒋介石命令，收编湖北的徐声钰独立第十三旅，将第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

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的第十一师属刘峙的第二军团战斗序列。9日，蒋介石令全线发起攻击后，他率部攻占马牧集，连克宁陵、睢县。继而西进，攻击兰封、杞县之间的杨固集、柿园集。这时，几经进攻兰封、杞县的蒋介石部队，遭到晋军依托坚固工事的抗击，伤亡很大。陈诚便自告奋勇，采用中间突破战术，企图在杨固集打开缺口，再向两翼卷击。但猛攻两天，仍未得手。随后，他又协同蒋鼎文、赵观涛师向左翼推进，却遭到西北军孙良诚、吉鸿昌等部从杞县方面的阻击，连攻数日，也无进展。后从杞县以南迁回，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也遭到庞炳勋、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陈庄一带展开了争夺战。

6月24日，第六十一团阵地被梁冠英部夜袭失守。次日，陈诚即令旅长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团反攻，激战终日，伤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肾囊中弹，对陈诚说：“陈庄失守，应由刘团长负责。”团长刘天铎是刘峙之侄，陈诚置各方面说情不理，经报请蒋介石同意，立即执行枪决。

6月底，蒋介石发现冯玉祥军“诱敌深入”的企图，急令刘峙将部队撤回睢县、河堤岭一线。7月1日，陈诚奉命率第十一师开往津浦线，参加对晋军作战。这时，晋军张荫梧、傅作义两路军，从平津南下，围攻曲阜，企图直抵徐州。他带领全师部队，每天以一百二十华里的速度，赶到兖州，直趋曲阜，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将晋军的李生达第四军击溃，解了曲阜之围。7月底总攻开始后，陈诚又率部相继击溃晋军丰玉玺部，进占宫里、楼德镇；击溃李生达军，进占莲花峪、华丰、磁窑；激战傅作义部，攻占界首、白马寺。随即沿铁路线，经万德、张夏、崮山、党家庄，向济南追击。8月15日，他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之后进入济南。此后，津浦线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犒赏各军。第十一师领到奖金二万元，陈诚晋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34岁，时人以“童子军”相称。

8月下旬，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郑州展开决战。郑州是中原的心脏，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集中主力加紧攻击。陈诚与夏斗寅师奉命编为一个纵队，担任前锋穿插任务。9月6日总攻开始后，他和夏斗寅率部以郑州为目标，运用锥形战术，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大胆实施钻袭。夏斗寅师到五女店受阻。陈诚则在占领石象镇后，以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董家店，前后纵深七十里。吉鸿昌等部向蒋介石投诚后，陈诚部继续钻进到洧川附近，将冯玉祥军在郑州的外围阵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蒋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击前进。这时，忽然传来郑州密报：“敌将全线撤退。”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轻信。但陈诚研判当面敌情，认为此言非虚，便超越新郑，督师兼程猛进。为了抢先占领郑州，向蒋介石报捷，他事先拟好电报稿，并派附员石心志随萧乾前卫团跟进。10月6日，萧乾团在二里岗击溃冯玉祥军的掩护部队后，便跑步由郑州南门入城。这时，已近黄昏，石心志看到占领郑州已成定局，便飞驰回到师部。陈诚立即填上时间发出告捷电报。当日黄昏，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的便衣队也搜索到郑州东站，但没有进城。

蒋介石收到第十一师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后大悦，说：“子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当即发给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回报说“拟分（奖金）半数给四十六师”。他将所得十万元，发给每个官兵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后来创办了“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这样，既拉了上官云相一把，又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这年11月，陈诚以观操武官身份，陪同蒋介石前往日本观看军事演习。还参观了军事学校，访问了侨界，使政治身价大为提高。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陈诚将教导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了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不久，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

三度“围剿”

主词条：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带领第十八军从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当时，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薄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与国民党部队展开“盘旋式”运动战。陈诚指挥第十八军在南城、黎川、广昌、永丰、吉水、宁都、兴国等地，来回奔驰了两个多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的踪迹，反而精疲力竭。到9月初，他撤到吉安。

在这期间，陈诚以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收编杂牌部队，进一步扩充实力。9月，他奉命接过被红军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师番号，以第十一师独立旅和第十四师攻城旅编成一个师，自兼师长，升任周至柔为第十四师师长。不久，又以两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对驻吉安西南地区的第四十三师采取包围态势，威逼其师长郭华宗离开，任刘绍先为师长，归第十八军建制。后来，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将川军张英的第五十九师包围于永丰，除李弥团逃往抚州外，其余全部缴械。经过两年多时间，第十八军就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元旦，在与原配吴舜莲离婚后，经蒋介石与其妻宋美龄主婚，陈诚与已故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三女谭祥（也是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在上海结婚。

主词条：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933年）1月，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作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迄今尚未实现，而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的拥护。因此，他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

这个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以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的第二纵队、第八军军长赵观涛指挥的第三纵队，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采取“齐头并进，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击广昌。当时，红一方面军奉命进攻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南丰县城，以击破第四次“围剿”。陈诚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固守，同时急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但红军已采取退却步骤，撤围南丰。陈诚的第二、第三纵队被红军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2月26日，第一纵队为配合主力寻机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二师、第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并进，将整个右侧翼暴露在红军面前。第二天，其第五十二师行抵黄陂、蛟湖附近时，突然受到红军拦腰攻击，被截成数段。经过两天激战，第五十二师被歼灭，师长李明负伤被俘。第二天，第五十九师东进至霍源附近与红军接触。师长陈明骥受陈诚指令率部亡命冲击，结果全师大部被歼，陈明骥也被擒。

3月中旬，陈诚改变部署，将六个师编成两个纵队，分前后两个梯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发，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以小部兵力在广昌西北担任阻击，吸引国民党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国民党军右侧的洛口、东韶、南团、小布地区待机。3月20日黄昏，陈诚的后续梯队第十一师进至草苔冈、徐庄一线，与前梯队相距近百里。这时，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温良旅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但师长萧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21日拂晓，第十一师被红军一、三、五、七、九军团全力围攻，伤亡过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讦。何应钦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电告蒋介石说：“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望委座撤销他全职，改编十八军。”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介石为避免国民党军内部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了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陈诚觉得威信扫地，无颜见人，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撤销中路军总部。不待回电，即从抚州回到南昌的家中，闭门不出，任凭同僚对他攻击。

主词条：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福建事变

陈诚回南昌后，数日不去拜谒蒋介石，蒋介石也不便召他。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认为二人不见面，将影响前方战局。而揣摩蒋介石之意，前方指挥非陈诚莫属。于是，他便去与谭样商量，请她邀请陈诚外出散步，然后去看望宋美龄。陈诚夫妻来到宋美龄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蒋介石即出见，笑着与陈诚握手，说：“这个，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听后，说：“我没为你争光。”这时，蒋介石向陈诚出示熊式辉的密件。陈诚一看怒火中烧，说：“委座如不需要十八军，请干脆撤销此番号，何必改成三师八团？否则，悉凭钧裁。”蒋介石却对他说：“予以改编为两军八师。”陈诚听说十八军的实力反比惨败前大长，转怒为喜，谈起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说：“辞修，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编好十八军，再由你出任总指挥。”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两个方案，请蒋介石决定。蒋介石估计到当时的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出发，把该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将吴奇伟所率的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

7月，蒋介石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抽调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团长以下军官受训两个星期，以加强思想教育，鼓舞士气，并抽调部分副师长、旅长担任营长。陈诚一上庐山就立即表示，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蒋介石效力。他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在讲演中，他还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他说：虽然有许多的同志、朋友来信指责，也只好求近舍远，先打了红军再说。同时，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以充实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军官训练团办了三期，受训人员达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辖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将第三路军总部和第十八军军部移驻南城。在“围剿”中，他恪守“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指挥原则，并把新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作战方略，简括成“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四句话，以便官兵易懂易记。同时，他先后在中央苏区周围筑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乡村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构成对苏区的严密封锁。

正值陈诚部开始向苏区步步逼进时，“福建事变”发生。蒋介石亲赴南城，与陈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督师向第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援第十九路军。过了数日，获悉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才放下沉重的“包袱”。他对蒋介石说：“这下子不怕了，十九路军是号称五个军，实则每军不过六个团，总计三十个团，即使能战，其力亦甚有限，故闽变不足虑。我们还要乘势反攻红军，把他们赶出江西。”

黎川为闽赣两省之交通孔道，握江西东北与东南，以及福建西北的枢纽，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北出金溪、资溪，以窥抚州，是红军控制三年之久的战略要地。为截断闽赣两省红军的联系，陈诚先命薛岳率领五个师占领东坪墟，进攻营前的红三军团。12月，令薛岳部东进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黄土关、杉关、邵武、光泽、飞鸢、洵口等地碉堡线。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初，又命第十八军修筑硝石到黎川的公路。1月下旬，将总部移驻黎川。随即，陈诚赴东山指挥各部相继攻占德胜关、狮子岭、横村、樟村，以及闽赣交界的朝天隘、茶花隘、寨头等武夷山岭线。

3月间，陈诚调集三十三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二十七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这时，蒋介石决定再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前方军事由罗卓英代理。这个训练团从7月初开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队外，均抽调少校以上军官轮流受训，以军长、总指挥担任营长，师长担任连长，副师长、旅长担任连附、排长。先后办了三期，于9月底结束。

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总部，立即召集师长商谈当前形势。他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时说：“困处于赣南狭小地区的红军，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围模样。希望大家最后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达宁都，得知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便保荐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吴奇伟、周浑元等三个军及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追击；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陈诚所部先后进占石城、宁都、长汀、瑞金

整备陆军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任该处处长。他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为整理处干部。19日，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商震部和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4月底，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

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陈诚根据当时国民党陆军部队的状况，拟定了整理方案。他认为当时的军情极其复杂。以派别言，有所谓中央军、地方军；地方军又有东北军、晋军、旧直军、国民军、川军、滇军等，“实于国军统一团结有甚大之影响”。再以编制言，每师有三、四团者，有五、六团者，有多至九团者，战斗实力既各有不同，指挥运用起来也有很多困难。再说教育，地方军队多系各自为政，很少有中心思想，故教育无重点，训练欠切实，将他们用于内哄有余，用于御侮不足。至于经理，则有“实费经理”和“委任经理”两种。委任经理，即包办性质，就地筹措，收支情形也多不公开，流弊百出。论人事各存门户之见，论作战则多怀保存实力之心。

陈诚基于对陆军这种现状的分析，在方案中专门阐述了整理的意义。指出：“最近调查，除新疆、外蒙、西藏、西康外，计有陆军一百八十个师，又九十四个旅，四十余个独立团，军官约在二十万左右；军费约耗国家财政总支出百分之七十以上。且此数仅指在中央所辖部队可统计者而言，其他直接取之地方人民者，更不知凡几。溯自袁世凯滥政以来，养成割据称雄，私兵自卫，不顾国家民族之痼习。因之虽有此庞大之陆军，而不能扫除革命之障碍。且年来战乱频仍，中央无整军之暇，各人存自满之心。军事学术既日益落后，战争工具尤异常窥劣，方之列强，几隔一世纪。揆诸优胜劣安之铁证，则革命前途，不卜可知。”

在这之前，陈诚就曾拟了《整理军事意见》《国防陆军整理方案》《陆军整理意见书之补充》《整理炮兵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整理原则。如，依国防之目的，由中央确定编制；全国现有之陆军，以不妨绥靖任务，秉至公至诚之办法，分期抽选官兵，编成国防军；选取之各级军官，均混合编成，以消灭派别系统之弊；选取之士兵，分别籍贯，按照管区配置，以为实施征兵制之准备；国防军薪饷后之大部，就选取官兵原属部队之薪饷后拨充之，以减轻政府负担；所选干部，于未编国防军以前应集中训练，以收精神团结、教育统一之效。整军方案颁布后，陈诚即分别派员到各部队去，督饬军、师长依照所定编制实施整编。同时，成立军官教育团，收容编余军官，训练干部。

这年秋，蒋介石为统一川军的政治思想，在峨眉山举办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刘湘为副团长，由陈诚主持其事。他以各军长任大队长，师长任中队长，旅长任区队长，先后办了三期，每期学员约一千人，训练时间为三个星期。主要轮训军队少校以上、文职县长和中学校长以上人员。在训练中，集中灌输“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思想，以期打破四川军阀的割据观念。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武昌行营撤销，城防整理委员会隶属陆军整理处。陈诚兼任该会主任委员，着手对武汉城防进行整理。他针对当时各种不平等条约关系，敌海军深入长江上游，汉口租界敌之潜伏势力，确定城防方针，即：侧重江防，对敌租界作歼灭之处置。并判断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得以侵入的方面，配置陆防，使其与江防得以协力，以确保武汉的安全。根据这一方针，以武汉为中心，东起北白浒山，东南经九峰山，南经花山、八分山，西南经金刚山、天官山、大军山及黄陵矶附近的朱山，西经蔡甸附近的马鞍山、大黄山，西北经吴家山、丰荷山，北经横店附近吴家陡山，东北经阳逻附近的半边山、查家山等处，设计一个环形要塞，圆周约一百公里，核心半径平均一万五千米。他还拟在本防线前后，选择于战术上有重要价值的地点，构建“同等工事”，以便形成阻止堡或支撑堡，增强要塞抵抗能力的弹性。但是，正在实施细部侦察及阵地编成之际，城防委员会改为城防组，城防的策略和部署也随之进行了修订和调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红军第一、第五军团于陕北晋、陕交界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华北前线抗日。阎锡山告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率关麟征、李仙洲等部约十师之众赴山西增援。红军回师陕北后，陈诚又被调回南方。这时，各受编部队均已整编结束，经历一年的陆军整理工作暂告一段落。

6月，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陈诚任第一路总司令，急调第十八军经江西入粤。他一面进兵高要；一面亲自入桂拉拢白崇禧。事件解决后，陈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州分校主任，旋兼任广州行营参谋长，为蒋介石控制两广局势。

这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对蒋介石进行“兵谏”。在事变之前，陈诚的部下曾向他建议：全国人民希望抗日，以挽救危亡，而委员长不俯顺舆情，偏要“剿共”，不但人心背向，而且军心士气也难维系。陈诚便去洛阳见蒋介石，陈述这一意见。蒋介石为敷衍舆论责难，接纳了他的意见后，先派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开赴绥远，并准备续派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去协助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进剿李守信的伪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企图，以搪塞各方的抨击。陈诚奉命赴太原与阎锡山接洽兵站补给和晋军出兵问题。当他返陕向蒋介石汇报时，事变刚好发生，于是他也被扣留在西安招待所。陈诚对张学良说：“你把老头子扣起来，把中国交给你，你有什么办法搞好？”并表示要与蒋介石共生死，对张学良说：“如果蒋遇害，就早一点把我枪毙。”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陈诚对同僚说：“这次‘西安事变’，幸亏共产党方面没有同情张杨的举动。否则会闹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仅蒋个人垮台，连同被扣留的高级人员生命都不能保险。”但不久后，蒋介石扣留了张学良，还组织五个集团军进逼陕、甘，陈诚被派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经洛阳出潼关，屯兵渭南，奉行“剿抚并举”方针，震慑和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激战淞沪

主词条：淞沪会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视察地形。部属问他，现在内战停止了，国家总算统一了。国共两党曾经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战。陈诚回答说：“抗日迟早要抗日，但委员长的政略、战略思想，不是我们能够揣度的。我们只有服从命令，不好随便揣测。”

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可是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变”便开始了。

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他认为：“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有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一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蒋介石当即给他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加以协助；三是迅速拟定战斗序列。

陈诚当时没有担任直接抗战之任何职务，不知以何种名义从事蒋介石所赋予的任务，便向其说明此意。蒋介石问：“以何种名义为宜？”陈诚说：“如果领袖对余欲机动使用，可给一高参名义。”蒋介石则说以“行辕为佳”。当晚，陈诚与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委第一部长黄绍竑等会商战斗序列。第二天，他与熊式辉赴沪视察，于20日返回南京。途中，熊式辉问道：“返京后，对领袖报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陈诚说：“以分报为宜，如此领袖可多得一份参考资料。”

返京后，蒋介石询问视察情形。熊式辉说：“不能打。”陈诚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询问他的用意。他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蒋介石听后，表示“一定打”。陈诚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介石当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

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的一部及教导总队的一个团、上海保安总团的一部向张华浜登陆的日军攻击；令在吴福线的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的日军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的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以求合力歼灭登陆的日军。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他看到日军增援不绝，未能将其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第二天，日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陈诚向蒋介石陈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说，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10月1日，经蒋介石同意，左翼作战军继向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的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浜发起攻击。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一七一师、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和一七六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对这次作战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以第五路军由蕴藻浜北岸，同时以两个师由蕴藻浜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日军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浜南岸，以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六军的一部，再另外抽调几个师，由蕴藻浜北岸突击，围歼渡过蕴藻浜南岸日军；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五路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经统帅部决定采用第三条。但因情况所迫，于是决定乘日军攻击疲惫之机，突然予以猛击，以求击破渡过蕴藻浜南岸的日军。10月25日晚，开始总攻。经过三日激战，被迫溃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的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当时，这一线只剩第六十三师的两个营一个连守备，兵力极为单薄。他当即进行应急处置，以第二十六师进占松江，第六十一师占领闵行；令六十七师速渡松江向金山县前进，以警戒黄浦江左岸。同时令第七十九师在嘉兴下车，用汽车输送至平湖、新埭镇线上占领阵地，第六十三师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师由南桥方面，向登陆的日军发起夹击。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此时，蒋介石仍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淞沪战役虽以失败告终，但牵制和消耗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部队，使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宣告破产，“转变了敌‘沿平汉线南下’之原定计划”。陈诚在淞沪战场上的指挥被视为“战术战斗之败北，而得政略战略之成功”。

12月5日，日华中派遣军分三路迫近南京。在这之前，陈诚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商讨守南京问题。陈诚问：“是否叫我守？”蒋介石回答不是。他又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后经他与何应钦、德国顾问等研究，提出不能坚守的原因后，蒋介石逐决定不守，命陈诚即赴皖南部署。但在之后，蒋介石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对华侵略，当部队刚开始撤退时，又作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处置，又令部队返回原阵地坚守，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结果造成战斗秩序混乱，日军乘胜追击。13日，南京失陷，南京保卫战失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以“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为题，总结了“政略影响战略”“政治影响军事”“初期攻势不能成功”“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等十四个方面的教训。他认为，孙子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然而就“沪战经过”观察，所谓的准备、计划，似乎仍有待“吾人检讨之处”。但他认为，淞沪一隅已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

武汉保卫战

主词条：武汉会战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国民政府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

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之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陈诚认为徐州弃守后，武汉即是日军势在必取的唯一目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武汉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还在整理陆军期间，陈诚鉴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对武汉城防设计曾作了两次调整。其防务要点是：第一，对敌潜在的势力，预作歼灭的处置。第二，对长江上下游侵入武汉之敌舰，则巩固江防，加以歼灭。第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因此，对武汉城防附近的要塞筑城，大致又分为“江防”“陆防”两部分。他根据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工事”的手令，先构筑为阵地骨干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准备材料，等待作战部队临时构筑。这次的城防设计与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两方向，伸展到新沟和土地堂、贺胜桥，构筑坚固工事，以形成武汉的前进阵地。在武汉周围的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性工事为骨干，增筑野战工事及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极大纵深的防御阵地。1月26日，陈诚在武昌本部召集各军师参谋、工兵人员及各有关单位，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并成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筑路工程处等。2月22日，颁布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限期完成。

与此同时，陈诚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为原则，进行人员、物资、自卫及参战动员。其动员工作主要分为五类：一类是兵员的补充，即人员的动员；二类是物资的补充，包括军实饷粮，及一般经济上的动员与生产；三类是民众自卫，即地方治安与后方巩固；四类是军事配合，即运输、侦探及救护队的动员；五类是破坏敌人后方，铲除伪组织与肃清汉奸，即战区民众的动员。此外，他还下令实行“统制物质”“统制交通”“加紧军队政训”等措施。

6月，在长江南岸的第三、第五战区间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当时，日军以九个师团三个旅团和海空军各一部，约三十万人，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企图南北合围武汉。中国军队以约一百万人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进行防御。陈诚指挥武汉以东的江南防务。作战初期，他接到蒋介石的指示：“日军企图消灭中国军主力，结束战局。中国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他根据这一作战思想，以薛岳的第一兵团防守南浔铁路、鄱阳湖西岸一线，阻敌南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防守德安、星子、九江至田家镇的长江南岸；武汉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阵地，实施节节抵抗。

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以五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日军第一〇六师团重创。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瑞昌失守后，陈诚又令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二集团军，阻击向赣北马头镇和箸溪进攻的该路日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该路日军再占富池口时，第二兵团续调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驰援，先双方相持于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军一部苦战一个多月，于10月5日占领箬溪，继而攻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咸宁。这时，左路日军第一〇一师团、第一〇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德安。薛岳第一兵团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日军以有力打击。10月上旬，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灭日军四个联队（参见词条万家岭大捷）。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中，在蒋介石的指挥下，陈诚和李宗仁组织一百余万中国军队迎战日军十二个师团，杀伤大量日本侵略军，对于抗战全局组织战略退却和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辗转湘粤桂

主词条：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粤北会战、宜昌会战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重庆请训。他向蒋介石报告说：“以兼职过多，不仅招致物议，抑且有误事公。请就可能，畀以专职，或可无大遗误。”蒋介石面谕说：“以办理政治部事宜为主，鄂省主席则令严立三（即严重）兼代。”但实际上，他仍不时奉派赴湘、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岳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一夜之间，陈诚九次打电话命薛岳退出长沙，薛岳不听。此时，白崇禧也主张“不守”。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军事，在向薛岳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于是一面与白崇禧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岳的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中国军队自10月2日开始反攻，重创日军，使其伤亡四万余人，至6日即完全恢复战前态势。陈诚认为，“轰动一时之湘北第一次大胜利即在此‘最后决心’之下克告成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桂南、粤北会战期间，陈诚刚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又飞往桂林，“传达委员长意旨”。当时粤北日军为配合桂南战事，正秘密集结部队于银盏坳附近。陈诚前已预见此种形势，“乃秘与铁道运输司令蒋锄欧商，令在长沙准备一个军用之车辆，将九战区驻常德之第54军开至长沙，乘车至祁阳集结待命，并在祁阳控制一部列车备用”。12月下旬，当日军集中几个联队兵力，由银盏坳分三路北犯时，陈诚即令秘集祁阳的第五十四军，给予日军以迎头痛击，取得第一次粤北战役的胜利。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在桂南邕宁、邕钦和邕江南岸遭受打击的各路日军，集结约三个师团向昆仑关实施包围。陈诚又奉命由韶关转到迂江。正值主持该方面战事的行营主任白崇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等三十人，研究退敌与保守昆仑关的军事部署，请陈诚作结论。他看到大多数人均只注意昆仑关正面，而忽略左右两侧，危险性很大，但没有说出来，按多数人的意见遂成定条。2月，当日军迫近昆仑关时，因左翼方面兵力薄弱，宾阳、思陇遂被日本近卫第一旅团相继攻占。而昆仑关正面的部队苦战六日之久，给日军重创，被日方的广播誉为劲敌。这时，白崇禧又电话询问陈诚的处置意见，他陈述了此前的想法，要求迅速调整部署，并占领左侧要点，以免被日军包围。刚好后续部队赶到，于是中国军队以有力的一部拒敌前进，主力则从贵宾路方面侧击日军，连克甘棠、古辣、永淳，威胁日军的后方。日军见态势不利，只得退却。

在这期间，陈诚还参与指挥宜昌战役。宜昌失守后，张治中对陈诚说：“你太老实，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去的。”当他向蒋介石白请处分时，蒋介石解释道：“因为没有办法才叫你去。”

坐镇陪都门户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7月，统帅部以长江为中心，从第五、第九战区各划一部，建立第六战区。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节恩施，坐镇陪都重庆的门户。

第六战区的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湖北、湘西、川东等地。边区地带山岳连绵，形势绝险，进则可反攻宜昌、沙市，光复武汉；守则可以拱卫重庆。因此，蒋介石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的口号。陈诚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致力于“军”“政”两途协调并进，“在政治方面以建立三民主义新湖北自期，在军事方面以拱卫首都自负”。

当时，湖北全省七十一个县市，比较富庶的已沦陷殆尽；尚能行使政权的不过三十一县，均为地瘠民贫，数十万军队的物资补给困难。为实现军需独立之计，陈诚亲理省政，实行“二五减租”“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和“计划教育”等方针（参见“主要影响-襄助抗战”部分）。

主词条：鄂西会战

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陈诚为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发动了荆宜攻势。当时，日军在宜昌驻有第十三师团，并在当阳、荆沙、钟祥、京山各地分驻第三十九师团及独立第十八旅团，约有兵力四万多人。会战展开不久，他以一部由沙市、潜江及荆门、钟祥间南北夹击该地的日军；并遮断襄河及汉宜、京钟两路之交通，令主力向宜昌攻击，使日军不得不将攻击长沙的部队撤回。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因日军据坚固工事死守，陈诚部伤亡重大。长沙方面作战圆满告一段落后，他即将部队撤回。这次策应作战的成功，受到蒋介石的嘉慰。随后，薛岳又率部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

在指挥三次长沙会战期间，薛岳因各种困难和不悦，先后多次请辞，陈诚均予安慰挽留，并极力为其疏解。研究者认为：“薛岳之所以能按其想法和计划放手部署三次长沙会战，与陈诚对其的支持和信任不无关系。”

民国二十二年（1943年）5月，日军调集兵力六万多人，以及帆船、汽艇六百余艘，上至宜昌，下至石首、监利，沿长江要点，大举进犯。当时，第六战区前线指挥官对防御中心产生意见分歧：有的主张保守长江南岸洞庭湖区；有的主张防守长江上游据点，一时举棋不定。陈诚得悉后，急电恩施，令各部死守江防。他说，如江防消失，日军溯江西上，立刻威胁重庆，全国动摇。5月17日，他从重庆连夜赶回恩施，部署江防，并令胡琏率第八十军第十一师死守宜昌上游的石牌要塞（参见词条石牌保卫战）。这时，江防军仅有六个师，第十集团军尚待收容整理，无法与日军决战。陈诚便决定按预定“待敌深入至山岳地带后，再行截击敌之归路而求歼灭”的腹案，拟定作战指导。6月1日，在资邱、木桥溪、曹家畈、石版一线，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决战。陈诚令第七十九军由石门向渔洋关方面推进，第七十四军由桃源向石门集结，第二十七师向柳树店东南地区移动，对进攻清江两岸江防军的日军实施南北夹击。日军连遭防军痛击后，伤亡惨重，攻势顿挫。陈诚捕捉歼敌时机，于是令江防全线乘机转移攻势，果断实行猛烈的追击，相继收复日军所侵占的要点。时称“鄂西大捷”。

历时月余的鄂西会战，日军虽暂时打通了长江航路，但其歼灭中国第六战区野战军主力的企图未能达成。第六战区在日军进攻中虽有所挫折，但充分依托要塞工事和长江天险，基本实现了逐次防御、消耗日军之后再转入全面反击的预定作战方案。尤其在全面反攻作战阶段，以有效的地面和空中协同进攻，打乱了日军的撤退部署，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

鄂西会战亦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伦敦路透社远东观察家评论称：“日军最近在华所遭受显著而可耻之失败，乃中国于第六年对日作战期间一有意义之新页之开始。”蒋介石也肯定鄂西会战之胜利是中国抗战以来一次决定的胜利。

整训远征军

民国二十二年（1943年）2月，陈诚奉蒋介石命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仍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主席。起初，他一再坚辞，并反复向蒋介石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是远征军之行动关系国际声誉极大，其责任远非其他战区可比；二是各方面对此多有怀疑，而一般意见也难以达成一致；三是本席（陈诚自称）能力有限，不能胜任。但蒋介石不允，陈诚只能在3月12日自重庆飞抵昆明就职。

陈诚素有“四干将军”之称，即苦干、强干、硬干、快干。这次到任，又拟订了“三不主义”，即不耻过、不敷衍、不贪小便宜，以应付困难环境。他一到昆明，就遵照蒋介石的手令，即赴滇西、滇南第一线实地视察，了解到各部队均存在“莫大之危机”。在精神方面，因云南物价极高，官兵所受物资压迫较其他驻地的部队为大，而各部间的联系又较松弛；在纪律方面，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败坏纪律行为，也较其他驻地部队更多。在战斗力方面，一因各军之师管区远隔，兵员补充不易，而天候特殊，死亡特多；二因工价高涨，环境引诱，士兵潜逃颇多。他认为，以上三点，固然有客观上的困难，不能作过分要求，但精神、纪律关系军队的命脉，必须彻底纠正。

为加强远征军的战斗实力，陈诚在策定作战计划及交通、通信、补给、卫生等整备计划的同时，依据部队的情况，策定了“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令各部依制定计划，分别实施。4月1日，陈诚创办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内分步、炮、工、通信、电信、军医、兽医九科，还设有将校班、防空班、后勤队、泰越缅语班、军需班等。在美方协助下，调集各级干部，施以训练，以期增进知识，提高能力，振作精神。经过五个来月的轮训，培养各种专业干部二千七百九十多名，其中将校一百八十多名，为全面整训部队奠定了基础。

在加强部队整训的同时，陈诚还对各部队的编制、装备、人马进行调整和充实。经报请军政部核定，依照新的编制，为滇西十一个师、滇南六个师、昆明三个师、拱卫陪都部队三个师、六战区四个师，补充装备。4月底，预定给远征军之第二军、第七十一军、第五十三军、第九十三军、第六军、第八军，及第三十六师各部，补充官佐一千二百八十四人，士兵五万九千多人，乘马和驮马四千五百八十多匹，并限于8月底以前补充完毕。

当陈诚受命指挥远征军时，其嫡系部队黄维的第五十四军被划归何应钦派系的关麟征集团军。陈诚赴任后不久，黄维与关麟征就五十四军的军粮、军需及军长问题发生针锋相对的冲突，导致黄维被调。此事最终以陈诚另调嫡系将领方天出任五十四军军长而告一段落。不过，何应钦派系的将领关麟征、杜聿明等人却因陈诚的大力整顿而愈生不满。关麟征公然对陈诚表示：“谁报告不吃空额是欺骗长官”，“现在可以吃空额维持军队是好干部”。10月中旬，在远征军职务上不断受气的陈诚即因病而不得不离开远征军。

胜利前后

主词条：豫湘桂战役

陈诚离开远征军职位后不久，蒋介石即有意让陈诚取代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部长，但终因陈诚婉拒而作罢。正在此时，豫晋方面的日军调集重兵，大肆蠢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陈诚奉命赴豫西指挥作战。当时洛阳已经陷落，他遵照蒋介石的电令，命第六十八军以一部兵力守备鲁山，以主力准备与南犯的日军作战；第五十军迅速在内乡以西附近选定有利地形，构筑据点工事；汤恩伯兵团抽调有力的一部转移内乡以北地区待命；第五战区做好战斗准备，以迎击向南阳、襄樊进攻的日军。经过反攻，中国军队最后将向嵩县、鲁山以南地区攻击的日军击退，挫败其西侵的企图。

不久，蒋介石特调任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以彻底整理河南、陕西军事，增强防务。他调整了战区的部署，拟定了《作战指导纲要》《增筑国防工事》《兵站补给计划》《粮弹屯备计划》等。“纲要”对当面情况的判断是：“战区当面之敌，正在积极完成交通与加强工作中，随时有进犯西北之可能；陕北陇东‘共军’，仍在积极加强兵力，完成战备，作待机向我进扰之准备。”他根据这一判断，确定了第一战区的作战指导方针：为巩固抗战基地，准备恢复中原，并防止“共军”随时进扰之目的，以一部占领前方要地，行持久战；主力固守白河、安康间和卢氏、洛阳间的各处要隘，及虢函要点、豫陕河防、陕北陇东封锁线。另挺进必要兵力于沦陷区，建立反攻基地。并控制有力部队于各要地，加紧整训，完成攻守两势作战准备。陈诚说：“其作战对象，不仅对敌，亦以防‘共’，此与其他战区特殊者也。”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底，陈诚被调任军政部部长，负责整理国民党的部队。1945年5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不久，又兼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陈诚负责接收工作和主管部队整编。他把全国划分为十六个受降区，指使各战区司令长官或方面军司令长官垄断接收大权；命令中共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远在西南边陲。他便求援美国，首先空运、海运八个军，控制沿海、沿江的主要城市，然后陆续加强各方面的兵力，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

这年2月，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旨意，按照“美国的军事系统与组织”原则，拟定了整编军队的方案。当时，国内有一百二十四个军，三百五十四个师，三十六个独立旅，二十八个独立团，十五个独立营，总兵力为五百九十余万。拟至年底，裁减三十一个军，一百一十一个师，二十八个独立旅，一十三个独立团，十个独立营；并将四千五百五十个军事机关裁并为一千七百七十九个，九十二所军事院校裁并为七十所。总兵力为四百三十余万。他还计划在第二年，采取集体转业、个别转业和给资遣散三种方式，再行裁汰官兵一百八十万。但因整编裁军计划是针对非嫡系部队的，受到强烈的抵制。特别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裁军就不了了之。

助蒋内战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1日，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陈诚首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陈诚名位在国防部长白崇禧之下，但扬言“国防部长有权，参谋总长有能”，竭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招致白崇禧等人的嫉恨。

当时，蒋介石在中南地区的军队，大多数已经调集到长江以北地区，控制了华北和东北的大、中城市及铁路交通线。陈诚宣称：“现代国防部组织健全，各部队装备、武器精良，只要美国帮助，军援源源接济，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打垮共军是有把握的。”社会舆论责备陈诚是主张内战的顽固分子。一些老朋友劝他说：“大家都不赞成打内战，你应该婉言劝蒋不要再发动内战，有问题必须同共产党进行协商。否则，人民太痛苦了。”陈诚说：“蒋是听美国人的话而决定一切的。我不能阻止，即使讲了也是无益的。”朋友又说：“既然如此，恐怕人家会怀疑是你从旁推波助澜呢！”他说：“蒋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接着，陈诚又掉转话锋，说：“我胃病很深，苦头没有吃透，看来还得再作恶几年才能了事。”

6月下旬，国民党部队首先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的围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29日，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奉命率十二个整编师，即第五绥靖区孙震所部整编第三师、第十五师、第四十一师、第四十七师、第四十八师，第六绥靖区周碞所部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七十二师、第七十五师、第十一师，第一战区胡宗南所部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七十六师、第九十师，以及一个骑兵旅和汉口、西安两地的空军，向宣化发起猛攻，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压迫至桐柏、大洪山区，一举歼灭。但中原军区李先念所部，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突破了蒋介石部队的包围。9月，刘峙指挥定陶战役，又损兵折将，整编三师师长、整编六十八师的一个旅长被俘。这时，陈诚亲赴河南封丘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认为围攻中原失利，整编三师被歼，是因刘峙指挥无方，友军之间不能协同，部队作战不力，遂将刘峙和参谋长赵子立撤职，并撤销郑州绥署，改为陆军总司令郑州指挥所。

在内战初期，陈诚除致力建立各种军事制度外，还分赴各地“抚循宣慰”，传达蒋介石的意旨。仅一年间，先后赴兰州、徐州、济南、青岛、北平、沈阳、归绥、太原、苏北、张家口等地督察战事，了解情况，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兵败东北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月，陈诚被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8月28日，蒋介石为挽救东北战场的危局，派陈诚接替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当时，国民党的东北战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的严重打击，八万军队被歼，四十二座城市丢失，局势日益恶化。有人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在蒋介石面前失掉的信用。也有人说，陈诚是临危受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按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为蒋介石分忧，也是义不容辞的。

9月1日，陈诚飞抵沈阳述职后，以“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培养战力”为方针，刷新政治，整编部队。他首先撤换了一批军、政要员。接着，将东北的九个保安区司令部和十一个保安支队，及青年军第二〇七师，分别扩编为新三军、新五军、新八军和第六军，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部队恢复到十个军、五十余万人。

陈诚到东北不久，美国特使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就到东北视察。他与魏德迈在沈阳“晤谈竟夜”。魏德迈回南京后，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放弃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当时，有人说这是上策，可能是陈诚与魏德迈商谈研究的结论。但蒋介石既怕影响“国民大会”的召开，又怕影响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因而没有接受。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已转入战略反攻。陈诚调整军事部署，将十个军分为第一、第六、第八、第九四个兵团，采取“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以图在北宁、中长两路实行重点防御，并伺机打通锦承路。9月中旬，林彪、罗荣桓率领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秋季攻势。陈诚在北宁路的防线被突破，增援部队在杨家杖子附近被歼三个师一万五千余人，新六军等部被迫南援锦州。10月初，其中长路防线又受到民主联军的第六次攻势，西丰、公主岭、梨树、八面城等地相继失守，开原、西昌、四平、抚顺告急。陈诚急调长春的新一军南下四平，又命新六军回援铁岭。但民主联军主力即挥师北上，以六个纵队围攻长春、吉林地区，使其外围据点尽失，陷于孤立的境地。经过五十天的战斗，其部又被民主联军歼灭近七万人，不仅北宁、中长两路没有保住，反而丢失了海城、朝阳、阜新等战略要地。

随后，陈诚又一面扩编部队，新组建了两个军；一面收缩兵力，以十三个正规军固守在沈阳、锦州、四平、吉林、长春等大中城市内。12月15日，在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下，沈阳吃紧，法库受困，彰武丢失，一个师被歼。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初，陈诚调集十五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由铁岭、沈阳、新民增援法库，企图歼击民主联军于新民、法库之间。当中、右两路受阻后，左路的主力新五军，于1月7日在辽西公主屯被民主联军四个纵队包围歼灭，军长陈林达等被俘。接着，新立屯、辽阳、鞍山、法库等地丢失，四个师被歼，营口守军一个师起义。驻守吉林的第六十军惧怕围歼，逃向长春。3月13日，四平被克，一万九千余人被歼。这次抗击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持续三个月之久，国民党军被歼一万九千六百余人，十八座城市被解放，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据点。陈诚星夜发电向蒋介石告急。8月，蒋介石飞抵沈阳，内部围绕着“该谁负责”的问题争吵得无法收场。陈诚只得站起来说：“新五军失利，完全是我指挥无方，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治，以肃军纪。”蒋介石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定功过。”

陈诚眼看局势无可挽回，便向部属表示说：“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沈阳失守，我定自杀殉职。”但在暗中，却由谭祥出面，向宋美龄疏通，说陈诚溃疡病复发，急待修养，无力指挥军队。经宋美龄说情，蒋介石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20日宣布卫立煌为东北“剿共”总司令兼东北行辕副主任。2月5日，陈诚悄然从沈阳飞返南京，稍作停留，就住进上海国防医学院，施行手术治疗。在4月召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上，许多人对陈诚群起责难，“声色俱厉”，有些人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5月13日，陈诚以健康欠佳为由，请辞参谋总长本兼各职。不久，获蒋介石批准。10月，赴台湾疗养。

锐意经营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底，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以图确保台湾。这是蒋介石“引退”前在人事上的一个重要部署，认为“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陈诚于1949年1月5日到台湾就职，锐意经营。7月18日，他又任刚成立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设公署于台湾，辖台、苏、浙、闽、潮、汕等沿海区域。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直飞台北，陈诚亲往松山机场迎接。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视事，于8月提命陈诚为台当局“行政院长”。6月，蒋介石宣布解散派系林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重新建立了一个由十六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陈诚任委员，负责改组国民党。1952年10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1954年3月，当选为“副总统”。11月，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0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副总裁”。次年7月，改任“行政院长”。1960年3月，在换届选举中再任“副总统”。1963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九届副总裁”。12月15日，因肝病恶化，请辞“行政院长”。

陈诚在台湾期间，注意吸取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努力缓和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矛盾，推行“三七五减租”和以工商企业股向地主赎买土地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他还主持兴建了石门水库（具体建设措施参见“主要影响-建设台岛军政”部分）。

病重去世

陈诚早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于上海施行胃部手术时，即已发现肝脏有中等程度的硬化现象。此后，多年来不断对肝脏功能及肝硬化可能导致的并发症作定期检查和经常性治疗。自1964年9月3日起，陈诚连续腹泻，体重骤降，虽经药物及营养治疗，亦未见效。10月底，经医生诊断确定为肝癌。随后，主治医师遵蒋介石、宋美龄之嘱，于陈诚官邸设立设备完整的临时病室。因“目前各国实无根治肝癌之疗法”，故医疗团队想尽办法“延长其安适而无苦楚之生命”。经一个多月连续使用营养、止痛药物，陈诚一度食欲增加，消化良好，精神、体力俱见增进。但其癌肿则继续增大，并转移至左肺下叶。

1965年1月17日，陈诚突患重感冒，合并支气管肺炎，病状持续两周之久。经对症治疗，急性症状逐渐消失，但体力及精神迅趋下降，食欲消失，两腿浮肿，腹水增加，肝癌增大至脐下，皮下现出出血性紫斑及黄疸。经再请中医诊视，亦作肝癌的诊断，并认为无根治之中药疗法。3月3日起，陈诚已不能饮食。同日晨8时左右，他屏退医师、护士，召长子陈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三条：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段遗言思路清晰，内容完整，是他对人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然而，与陈诚一贯的思想、言论及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相比较，这段话中竟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一类的词句。这被后世研究者视为“殊堪玩味”的举动。

同年3月5日上午，陈诚神志逐渐昏迷。下午1时10分，宋美龄前来探视弥留中的陈诚。晚7时5分，陈诚在台北去世，享年68岁。

台当局对于作为蒋介石副手的陈诚的逝世，极为重视，给予了特殊的哀荣。蒋介石在其逝世当天，下令由张群、严家淦、黄国书、谢冠生、莫德惠、李嗣璁、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薛岳、谷正纲、谷凤翔组成治丧委员会。他还下令：自3月6日起，全体军政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等，一律下半旗10日，并停止娱乐及宴会；公祭及殡葬之日，民间一律悬挂半旗，并停止娱乐及宴会。台当局“国防部”亦下令，三军为陈诚服丧，各单位自6日晨6时起至15日日落时止，一律下半旗志哀；官兵自6日起至15日止，一律缀佩丧章；凡备有礼炮的部队，于6日中午12时，鸣放哀炮19响。10日上午，陈诚遗体在台北市殡仪馆入殓，张群为主祭官，蒋介石、宋美龄前往含泪吊祭。蒋介石在此后还两次来到陈诚灵堂致祭，并亲题挽匾“党国精华”。8月30日，启灵仪式开始，陈诚最终被安葬在台北县（今新北市）泰山乡同荣村的墓穴中。此处距离青田县的直线距离仅有约400公里。

主要影响

土木系首领

陈诚是黄埔嫡系干部，备受蒋介石信任、倚重，受到其在党政军各方面全方位的培植，因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军事集团。他的用人特点颇有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之风，其成员分别来自保定军校、黄埔军校、陆军大学，其集团中高级将领也来自全国各地。如其左膀右臂罗卓英为广东人、郭忏为浙江人，其他骨干将领亦遍布各省。因此，陈诚集团人才众多，且不乏能战善战能谋善断之辈。何柱国称陈诚“在人和方面比较能收效果”。

陈诚以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作为根基向外输送军事干部，所扩大的部队也就逐渐成为陈诚的嫡系部队，形成“土木系”势力（因陈诚是以十一师、十八军起家的，而“十一”两字可并为“土”字，“十八”两字可并为“木”字，所以在蒋介石军中将陈诚系称为“土木系”）。第十八军前师、旅长一级的方天、彭善、霍揆彰、夏楚中、傅仲芳、黄维等成为抗战时期陈诚集团的高层干部，担任集团军主官或主力军军长，而旅、团长一级的罗广文、方靖、柳际明、李及兰、宋瑞珂、赵秀昆、胡琏、覃道善等人则担任了中层干部，控制集团中的基层军、师。抗战开始不久，陈诚军事集团经过扩充后，共有第十八军、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四军、第九十九军等七个军，而第十、第二十、第二十六集团军也先后归属过陈诚集团。

抗战时期，“土木系”重要将领有周至柔、罗卓英、郭忏、宋希濂、王敬久、胡琏、霍揆彰、阙汉骞、夏楚中、黄维、方天等人。陈诚直属的部队虽然较少，但却是第六、第九战区乃至远征军中各长官倚重的劲旅，在各个战场均有极大影响力。此外，第四军出身的粤籍将领薛岳、吴奇伟，以及孙连仲、周嵒等人也被视为“准陈诚系”。

襄助抗战

陈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先后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政治部长，远征军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暨冀察战区总司令，军政部长等高职，参与和指挥过淞沪、武汉、南昌、长沙、桂南、粤北、宜昌、鄂西等著名战役，是正面战场上重要的高级指挥官。

淞沪会战是陈诚率部参与并直接指挥的第一个重大战役。当时他任淞沪战场左翼军总司令和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后为前敌总司令），以总司令和总指挥的双重身份，协调和指挥淞沪战事，是淞沪前线负实际指挥责任的最高指挥官。他直接指挥了罗店战役、刘行战斗，在蕴藻浜与大场同日军浴血拼搏，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至撤退阶段，又令自己的嫡系部队第六十七师黄维部，不惜遭致重大牺牲，掩护大军撤退。陈诚在淞沪一役中，作为高层指挥官，虽对中方的失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帮助蒋介石定下并实现了扩大淞沪战事、向沪增兵，迫使日军的进攻由纵向改为横向这一战略决策。对于扩大沪战之得失的评价，史界虽有争议，但此战延缓了日军的进军速度，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从而为中国抗战的持久进行奠定良好基础。

武汉保卫战是陈诚在抗战期间直接领导与指挥的又一个重大战役。在此期间，他身兼武汉卫戍总司令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二职，全力指挥武汉战事。就此役而言，陈诚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认清“持久消耗日军”的战略目标，及时捕获战机，能动地歼灭日军有生力量。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7月间，武汉外围战事激烈进行。他注意到，将大量部队集中于沿江、沿湖地区，将使战局限于被动，故提出集中兵力给日军一次打击的计划。蒋介石复电决定“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8月初，陈诚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拟定武汉会战的作战方针为：“以保卫武汉要枢，达成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浔路线，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以主力控制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将其击破而歼灭之。”本着这一方针，在陈诚的统一指挥下，“大部分的战斗，几乎都是一个山头、一个村镇的往复争夺，所以双方的伤亡都很大”。10月初，陈诚所部终于在德安西南的万家岭捕捉到战机，用薛岳第一兵团的三个军，将日军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各一部包围于万家岭，并迅速发起攻击，歼灭大量敌军，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在此次会战中，陈诚又一次从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取得成功。不过，在战术指挥上，陈诚也不无缺失。如他曾在报告中称自己“指挥无方督率不严”，致“岷山与崇阳各役，我军不战自溃，影响整个计划，又在修武路附近，因军纪废弛，致使民众受扰”。

在抗战后期，陈诚又于民国二十二年（1943年）五六月间，在身兼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双重职务的情况下，成功坐镇指挥了鄂西会战。在战斗紧张、激烈进行之际，他严令自己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胡琏部固守石牌，待援军到达后，在清江两岸地区南北合歼日军。随后，日军因猛攻石牌未克，改向西进，转攻三斗坪。江防军总部急电陈诚，请求变换阵地。在此危急的情况下，陈诚严令江防军“竭力守备现阵地，各军按预定计划反攻”。由于他的果断指挥，使日军在鄂西的攻击计划告破，至6月20日，全线重又恢复到日军进攻前的态势。鄂西一役，共毙伤日军三万余名，而中国官兵伤亡及失踪一万九千七百二十五人。是役中，中日兵力伤亡的变化，被认为“是中日战斗力变化的一座里程碑”。

此外，陈诚在抗战期间，还参与过宜昌、南昌、长沙、桂南、粤北等正面战场重要战役的指挥。在这些战役中，蒋介石对陈诚的使用，殊异于一般将领。呈现出哪里困难，哪里需要，就将陈诚派往哪里的状况，不按所任职务、所属战区出牌。

陈诚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就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起，即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暨冀察战区总司令，历时六年。除先后曾由严重、朱怀冰代理省政而外，坐镇恩施，实任两年又五个月。其时，在全省七十一县、市中，能完全行使政权者仅存三十一县。陈诚主持湖北省省政期间，为动员组织全省力量、支持抗战，主持制定和实行了许多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政策与举措。

为解后方物资缺乏之困难，陈诚在鄂西实行了“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凭证分配”的经济新政策。为了增加生产，陈诚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主持制定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将粮食生产的增产措施列于农业计划之首。他说：“增加生产，以粮食为主，其他生活必需品为副。提倡公共造产，扩大春耕冬作。一保一井，挖渠筑坝，贷款良种，繁殖耕牛，防治兽疫及作物害虫。”按大纲规定，在五年内，全省将双季稻和再生稻的种植面积扩大五十万亩，将小麦栽种面积扩大一百万亩，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一百五十万亩；新建纺纱厂四所，拥有纱锭二十万枚。

征购实物一项，既为国民政府的既定国策，也是湖北省试行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陈诚规定：“征购实物，从大户富户开始，除田赋改征实物，征购余粮外，其他民间生产剩余的必需品，如棉、油、麻、柴、茶等，均扩大范围，由政府征购，公平分配。”“征收实物均以稻谷为主体。如确系不产稻谷的地方，得兼收等值之小麦、包谷。”在陈诚实任省主席期间，各年均能超额完成中央下达的征实数额。据统计，民国三十年（1941年）中央核定对湖北二十六县征实稻谷六十万市担，实征得七十二万余市担；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中央核定对湖北三十二县征实稻谷一百万市担，实征得一百零二万余市担；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中央核定对湖北三十四县征实稻谷八十五万余市担，实征得一百零六万余市担。

对于有限的消费品，则实行“凭证分配，平价供应”。陈诚解释说：所谓“凭证分配”，“即对每人所必需之各项生活消费品，在规定限度内，凭证向政府所办之商店或合作社购买。所谓规定之限度，视足以维持每一人生活为准。”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止，陈诚已在公教人员及其眷属、学生共二十七万人中，实行了凭证分配；在恩施居民中，实行了计口售粮；在鄂北、鄂中的一部，实行计口售盐。为了组织平价供应的物资，并按定量进行分配，陈诚责成省银行组织“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由省银行行长周苍柏兼任经理，动用省银行资金，甚至提取库存金银，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收购。这一举措，保证了省级机关、学校、企业的公教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未成年的弟妹，每人每月得到一定的生活物资供应。

陈诚主持下的经济新政策，在战时环境下，对于支援前线、保障后方、稳定城镇经济、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显著作用。

陈诚上任那年，鄂西屡遭旱灾，民食军粮两感焦急。他仔细考察之后，发现农民耕地，正粮收获都归地主，只有杂粮方归佃农。而稻子枯死愈早，反而可以提前播种杂粮。因此，农民对于稻子的早旱枯漠不关心。有鉴于此，陈诚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他说：“渠生长农家，深知农民痛苦。要解决农民痛苦，最简捷的办法，便是减租。”所谓“二五减租”，就是“农民佃租，定为正产总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总收获量中先提二成五归佃农，其余七成五由地主、佃农对分”。但当时农村中封建的潜在势力很大，推行新法十分吃力。总的来说，“二五减租”的施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战时农村的社会矛盾。

在抗战中，陈诚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武汉失守时，有两万多青年流离失所。陈诚自兼校长，成立了一些全部公费的联合中学，以资收容，试行“计划教育”。凡是符合其规定者，除免缴学杂、书籍等费外，并免费供给膳宿；师范及职业学校的学生，还发给服装费及零用费。同时制订了统筹升学就业办法。对于湖北省的高等教育事业，陈诚格外重视。他聘请了留美的教育学博士张伯瑾、陈友松分任教育厅长和省立师范学院院长，农学博士管泽良为省立农学院院长，医学博士、外科专家朱裕璧为省立医学院院长等。陈诚此举，对于提高鄂西北地区的文化水平，保存湖北省文化知识界的后备力量，培养战时科技人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三禁”（禁烟、禁赌、禁娼）政策曾在鄂西深入人心，其中尤以禁烟一项，做得特别有声有色。陈诚自称：“我到省主政以后，觉得‘禁烟’实在不是细务，必须彻底禁绝；否则不但抗战难得必胜，而且建国更难保必成。”对此，他确实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全省行政会议上说，“以金钱而论，我们湖北宁可大家饿死，也不想从鸦片烟土取一文钱。”陈诚规定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1月1日起“如尚有愍不畏法之徒，概处极刑，以绝烟毒”。嗣后在实行中，他抓了一批、杀了一批毒犯，使社会风气大有好转。严厉禁烟的成果，净化了社会风气，增强了民众的体质。

在战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陈诚主持湖北省政务，推出各种创新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措施，保证了大后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正常运转，保障了对前线的供给和支援。不过由于战时环境的限制，陈诚制定的政策与措施，有些未能完全兑现，有些覆盖范围有限，有些在执行中发生多种弊端，从而也影响了实际成效。

党团负责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蒋介石筹建三民主义青年团，命陈诚为筹备委员会常委和召集人，还兼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临时干事会第一任书记长（仅次于团长蒋介石），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卸任，由张治中接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陈诚再任书记长，直至党团合并。由于长期参与三青团的领导，陈诚在团中拥有较大的势力，其亲信王东原（训练处处长）、戴之奇（训练处副处长）、庄明远（总务处副处长）、柳克述（秘书处处长）在团中担任重要职务。甚至在党团矛盾中，陈诚的影响也至为重要。

在出任三青团书记长的同时，陈诚还担任了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筹划党政干部的训练工作。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中央训练团成立，陈诚任教育长，专门负责“训练党政军干部人员”。通过中央训练团，他成为国民党的重要负责人。

建设台岛军政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1949年7月18日，他又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南京、上海解放后，驻江苏、浙江、福建的国民党部队陆续溃退到台湾。第十二兵团司令胡琏在淮海战役中突出重围后，被任命为第二编练司令，收容残部，补充新兵，重新编成第十八军、第十军，并受蒋介石密令，开往潮汕，后又开往金门。原第十八军的第十一师，在掩护国民党守江部队撤退后，其师长刘鼎汉收容各军溃散小部队，充实力量，退到福建三都澳，由陈诚派船接往台湾。还有从上海撤退到台湾去的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青年军第二〇四师、第九十九师；从青岛撤去的第五十军等部，共约八个军的兵力，占台湾陆军的半数以上。

陈诚将收容起来的残部进行了三次整编。第一次统一编制；第二次减少指挥机构，将各高级指挥部全部归属于长官公署；第三次扩充部队，包括步兵新军的建立和装甲部队的增编。在整军过程中，加强对军官的训练，分为养成教育与补习教育两种。养成教育是以较长时间专门训练各级后起军官，以担任各级军事工作，补习教育则为适应性教育，在短期内训练现职军官佐，以增强其现阶段工作的能力。经过三次整编和扩建，共编成三个军团，胡琏、刘安祺、石觉分任军团司令。其中原属陈诚军事集团的主要将领有军团司令胡琏、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第十军军长尹俊、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第六军军长戴朴、第五十军军长叶佩高、第二〇六师师长彭战存、第二〇四师师长蓝啸声、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等，都是黄埔军校或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

（“陈诚墨迹”图册来源）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解放厦门后，继而解放金门以北的石井、莲河、大小嶝、澳头等地。陈诚认为金门地区防守力量空虚，一旦失守，不仅沿海各地难以确保，而且台湾本岛亦受威胁。于是，他当即派人携函赴广州晋谒蒋介石，并请王世杰将此情况代陈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准备飞往重庆部署西南军事，接到陈诚函件后，即改飞台北。经蒋介石批准，陈诚即抽调胡琏兵团的第十九军增援金门。

陈诚在整训军队，加强台湾守备的同时，还致力于整顿台湾的政治与经济。他接任省主席之始，为人事安定计，原省府各厅、处级干部概不变动，并宣布所谓“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治台方针。任职后的第二个月，为配合军事戒严，他颁布“入境限制办法”。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共产党所谓的“渗透”活动。

台湾地处亚热带，适于种稻。但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农田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与当时全省人口的最低需要量尚不敷四十三亿六千万余斤。为了解决严重的粮荒问题，陈诚上任后的第一次全省行政会议，就提出把增产粮食作为施政的中心工作，订定增产计划，分到各有关部门实施，以期达到足食的目的。他采取了五条增产办法：一是廉价供应肥料，减低农民生产成本。省府一面将被炸毁的肥料工厂恢复生产，一面设法向外购入肥料，采取补贴制度，订定以谷换肥办法，廉价配售给农民，提高其耕种兴趣；二是低价配售棉布，供销食盐，减轻农民生活负担。省府为配合粮食增产政策，拨出大量资金，由粮食局购入白布十三万五千匹，直接廉价配售给农民。食盐经批准，减轻税收，减价供销；三是稳定粮价，收购余粮。政府收购大中户地主余粮，以掌握大批粮食，平时足够十万军队和公务人员的供给，还可应付一般收成年景的需要；四是省府与农复会专家合作，加强耕作技术指导，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五是兴修水利，便利灌溉。省府致力于河川堤防和灌溉工程兴修，农田受益面积增加二万五千二百六十多公顷。结果这年粮食增产一百四十亿斤。

1949年6月10日，成立台湾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陈诚兼主任委员，对公营事业进行整顿。当时，台湾的公商事业分为三大类：一是国营事业，包括金融工矿等二十六个单位；二是国省合营事业，如电力、机械、造船等八个单位；三为省营事业，计有农林公司、铁路局、公路局、港务局、樟脑局、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台湾省合作金库等十余单位。这些公营事业，因币值不稳，关税结汇年制不良，原料缺乏，销路不畅等因素，生产经营达不到预期效果。为加强管理委员会职权，推行业务，陈诚决定各公司组织的事业、所董、监事会都暂时停止执行职务，待整顿有成效时，再行恢复其职权。同时，省府特颁“各公营事业重估资产，调整资本办法”，通饬各公营事业将固定资产重新核定估价。所有资本总额核定后，即依额发行股票，按公司法规定，召开股东大会，正式办理公司登记手续，使公营事业逐步完成新企业组织经营的规模。

陈诚认为，实施“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必须从减租工作着手，仍根据过去的土地法规定“三七五”地租法案。为推行减租政策，省府举办“三七五”减租工作人员讲习会，召集各县市地政、民科股长、区长、自治指导员等参加讲习，学习有关法令，研究各项实际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同时罗致人民团体、民意机关代表及与减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地主、佃农等代表合组机构，共策进行。各区乡亦分别由区、乡、镇长、学校校长、教员。警察派出所主管，地方公正人士，农会代表，地主、佃农、自耕农代表等组织减租分会，协助办理减租订约。经过一个多月，全省共完成换约农户二十九万九千多户。因佃权获得保障，租额有限制，佃农对耕作的兴趣提高，收入增加。

改革币制，是陈诚整顿台湾经济所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财经措施。原来，台币币值比国民政府的法币为高，后因金圆券急剧贬值，台币受到影响，在汇兑上蒙受重大亏损，使台湾金融大起波动，物价狂涨。加上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军公费用及各公营事业的资金，多由台湾垫借，为数很大，成为台湾财政上最重的负担。为解决面临的财经危机，陈诚于6月15日颁布了《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新台币发行办法》《新台币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组织规程》。币制改革的要点为：以台湾银行钞票为主币，以美元为计算单位，以台湾省区为限。并采取各种措施逐步实行，把金融活动纳入正轨。

陈诚主持台湾军政一年多，采取各种措施，整顿军事、政治、经济，为蒋介石去台湾作了准备。

1950年陈诚任台当局“行政院长”后，以“确保台湾，准备反攻”为施政总目标，开发经济，控制财政。在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在财政方面，强调以“开源”与“节流”为根本，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确立预决算制度。他所著的《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国文字，成为一些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资料。

历史评价

陈诚早年的上级严重对他非常器重，曾在日记中称赞道：“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

蒋介石对陈诚极为倚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求人未得，焦虑莫名，外交、军事、政治各方相知之友，皆不能负责任敢担当之人，而尤其不见血心（性）之士也。军事上，陈诚、胡宗南、刘烨、敬之（何应钦）或较为有才也。”到台后，蒋介石称赞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时）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措施，尤多建树，……敭历中外，文武兼资。”陈诚去世后，蒋介石书挽联道：“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虽见其刻意将对陈诚的悼念与“收复”大陆联系的企图，但也可见对陈诚的倚重。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在陕西白家坪接见埃德加·斯诺时谈到陈诚，认为他在国民党军官中，算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是“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1961年下半年陈诚应邀赴美时，周恩来认为他“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1965年7月18日，周恩来为欢迎李宗仁归来，在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室对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各界人士讲话时说：“陈辞修是有爱国心的人”，“陈不准美帝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死的早了”。他还说：“他（陈诚）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发表。”旋即说了一遍陈诚的遗嘱。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日本《朝日新闻》称陈诚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被称为支那青年军官领袖”，并认为“他的军政手段十分了得”。

张治中曾在抗战期间致信好友陈诚，劝导说：“兄一向肯负责，有担当，苦干，硬干，对领袖，对国家，贡献甚大！不过求治太切，不免操之过激，负责太重，往往超过其力量。”

“土木系”的核心成员罗卓英曾写下了《辞修兄六十寿（四首）》，称赞道：“光风霁月丽中天，名世从知五百年（以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言来比拟陈诚所建功勋）。闻道石门双柱峻，煌煌先后两青田（刘基、陈诚）。”

与陈诚在抗战期间合作作战的张发奎晚年在访谈中称赞陈诚与钱大钧“是第一师内众多非粤籍军官中的表表者”。张发奎还称赞“陈诚很够义气，他就是这样的人，有肩膀，敢负责”，“陈诚迅速崛起，在军人中，他享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他还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掌握党权。他敢于对蒋先生直言，既有力又具决策性，对蒋先生帮助极大。我们很感激陈诚，他言出必行，所以我和他相处融洽”，“在能力方面，何应钦与陈诚相比，陈当然比何精明强干，他坚定、果断、敢作敢为”。他甚至直言：“陈诚的去世是蒋先生与‘中华民国’的巨大损失。……因为陈诚敢于捋虎须，敢于在蒋先生面前进逆耳忠言……我相信，陈诚走了以后，没人敢对蒋先生进逆耳忠言了。”但张发奎也批评道：“陈诚有时做事不很公平，我举另一个例子：他要我代表李芳郴向蒋先生求情，盼望我要求蒋先生宽恕李芳郴。我拒绝了。毕竟李芳郴是违反军令临阵退缩的罪人”，“陈诚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他一意孤行”。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

曾为“土木系”成员的宋瑞珂晚年回忆道：“陈单名诚，他立身、行事与待人、也最重诚字：确是人如其名。他痛恨谎言诬语，巧言令色，他厌恶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不做实事的人。因为诚，立身行事，从不苟且，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容丝毫假借，因为诚，爱人如己，嫉恶如仇。因为诚，不轻然诺，重信守约。陈的勇与他的诚相映生辉。他作战勇敢，往往在最危急的时刻，他出现在第一线，力挽危局，转变局势。他勇于任事，勇于负责，勇于任怨，勇于任谤，勇于言他人所不敢言，勇于为他人所不敢为。尤其当重大问题需要处理时，稍有迟疑、畏缩或瞻顾，便造成严重的后果，或错失良机，因为他勇敢，就能当机立断，防患于未然，定大计，决大难。陈凡事以身作则，禁止赌博、吸烟，自己先做到，而后要求部下。因之他的助手郭忏，周至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烟。夏日行军顶着烈日，不戴斗笠。他要求服装整齐，即使在酷溽盛暑，他起床后即打好绑腿，直至晚上就寝才解脱，从任团长时起到师长、军长，直到任总指挥时都是如此。我曾任他总部警卫团长两年多，我看他天天这样，从未松懈。这样一位高级将领，还以身作则地严格讲究遵守军风纪律。他之敢于严惩贪污人员，首先因为他本身廉洁。”

陈诚的心腹部将方靖以“待部下宽厚、诚恳”“用人之道”“代人受过，不诿于人”“屡屡临危受命”“过分护短”来总结自己对陈诚的看法。

国民党军政人物黄少谷曾回忆与陈诚相处的印象，以“忠、诚、勇、拙”四个字来概括。

史学家章开沅称陈诚为“追随蒋介石最久，最为忠诚又最受信任的得力助手”。

《陈诚传》的作者孙宅巍认为：“除了在性格和作风上比较踏实、清廉和雷厉风行外，陈诚的主要特点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即‘反共、忠蒋、爱国’。……由于陈诚与蒋介石同是国民党内掌权派的代表人物，因此对陈诚的评价，基本上可以与对国民党的评价同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反击外国侵略的时候，陈诚的活动，基本上应得到肯定；不过在肯定的同时，对于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应予批判与否定。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或准备‘反攻大陆’的时候，陈诚的活动，基本上应予否定；不过在否定的同时，对于那些开发祖国边疆、抵御自然灾害、反对‘台独’和‘托管台湾’等方面的努力，则亦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陈诚坚决主张‘一个中国’，曾谴责从事‘台独’‘托管’活动者为‘野心分子’和‘不肖之徒’。尽管他所主张的‘一个中国’乃是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但这在客观上，却有利于祖国的独立、完整和统一。”

学者肖如平、潘建华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将领研究》中认为：“作为黄埔嫡系的高级干部，陈诚是蒋介石培植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

人物荣誉

军衔

勋奖章

陈诚一生获得中外勋章、奖章、纪念章共47枚。

轶事典故

伯温自勉

陈诚的家乡浙江青田高市附近有一处名胜古迹，名为石门洞，山上有座“刘文成公祠”，据传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读书的地方。陈诚少时经常来此地游玩，每听到老人讲述刘基辅佐明太祖打天下的故事，即为之神往。为此，他给自己取了个“石叟”的别名，矢志以刘基自勉。

蒋陈关系

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蒋介石执政的心腹之一，在当时有“小委员长”之称。虽然陈诚早年曾追随邓演达，但蒋介石仍将陈诚收为己用，不仅在职务上予以提拔重用，而且在生活上予以关怀。蒋介石的知遇，令陈诚对其在“公”怀有报效之心，在“私”亦有报恩之情。蒋介石对陈诚苦心栽培，除军事上给予指点外，还以宋明理学为武器，以父兄、师长、领袖的身份从修身、治学方面悉心指导。与此同时，他又令陈诚在党政方面历练，使其逐渐由军界向政界扩充，向党内发展。经过多年培植，陈诚逐渐对蒋介石产生了信仰，“成为蒋之信徒，奉蒋为唯一领袖，唯蒋命是从”，蒋介石也视其为门生嫡系。正如陈诚在家书中所说：“以我个人论，年来追随蒋先生为革命奋斗，蒋先生之爱我、望我，虽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今后“只有以蒋先生之意志为意志，我决不能单独干或不干，因人格关系不能不如此也”。后来，他甚至对蒋介石表示：“职于钧座，名虽部属，恩深骨肉，私心自矢，虽天荒地老，犹为信徒。”二者的关系“犹如父子、君臣”。

据《陈诚回忆录》记载，当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9月陈诚向蒋介石请辞远征军司令长官后，蒋介石在复信中竟称：“凡你要求者，无不遵你意旨照办；于我个人，无论公私，我以为已到至极地步”，“现在除向你三跪九叩首之外，再无其他礼节可以表示敬意”。研究者认为，蒋陈二人“这样的交流，恐怕再不能从蒋与其他任何一个下属中间找到”。蒋介石甚至表示：“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陈诚也曾在对妻子谭祥论及其与蒋介石、邓演达的关系时，强调“论私谊择生不过系我友，而蒋先生实无异父兄”。

与张治中

陈诚与张治中的来往始于黄埔军校。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黄埔军校炮兵队改编为炮兵第一营，特别官佐陈诚调任第一连上尉连长。同一时期，张治中也从桂军教育机构正式转入黄埔军校，最初担任第三期入伍生队上校总队附，不久代理总队长。张治中晚年回忆说这段时间内二人“虽是黄埔同事，但没有什么交谊，以后他常在外边，会晤的时间并不多”。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诚逐渐跻身国民政府军事高层，两人交谊日久渐深。

淞沪会战期间，陈诚与张治中合作抗日。在张治中因蒋介石斥责而提出“引咎辞职”时，陈诚电呈蒋介石，替张治中说尽好话。不久后，张治中重返南京，旋即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到武汉会战期间，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仍兼武汉卫戍总司令、军委会政治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多项要职。武汉陷落后，湖南成为抗日前线。在此时期，陈诚把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迁设长沙南门外章宅。但在“文夕大火”发生后，他异常愤怒，大声怒斥张治中道：“敌人未有缴我的械，你把我的械都缴光了，你叫我这长官怎么当法？”张治中解释说：“辞修，不要说下去了，我是该死，大火的事我完全不知情。”事后，蒋介石不满陈诚“厚于责人而不愿助人”，要求他“不怨不尤”，与张治中“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陈诚虽解释自己是“只对事，不对人，明是非，负责任”，但却在家书中批评道：“文白兄为人最爱好、最要面子，此次主湘确抱无限希望。惟可惜相助者不得其人，一切均重表面，而不切实际耳”，“我自问对于文白帮忙不少，但文白太无人了。”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张治中就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此后陈诚与他的误会慢慢消失。张治中回忆说：“我到侍从室以后，与陈诚的友谊，显然在继续增进。几次战役，他去前方，我们常常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有一次打到七十分钟，拿电话筒的手都酸了。”经过一年多良好互动，陈诚称赞张治中“无私心，无野心”。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8月，陈诚专事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张治中接任其政治部长、三青团中央书记长职务。二人一个在鄂西恩施，一个常留陪都重庆，但在许多问题上始终保持联系与沟通。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陈诚因胃溃疡出血，卸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回重庆近郊休养。张治中写信劝导他“今正可利用养息之闲暇，加以检讨省察，养成恬淡、和平、专一之性格”。过了一段时间，张治中上门探望，陈诚深为感动。有一次，二人谈起军队危机和军政部腐败现象，竟然从下午4时聊到午夜。

不过，陈诚与张治中虽然私交之情甚笃，但在对中共问题上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张治中联共主和，陈诚反共主战。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后，张治中留在北平，从此与陈诚分道扬镳。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张治中撰写回忆录，还专门辟出一节“一个武将——陈诚”，以此怀念他与陈诚长达二十余年的个人友谊。

与罗卓英

陈诚与罗卓英的交往，堪称佳话。他们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的同学，并从此结下莫逆之交。二十多年戎马生涯，二人既是战友，又是上下级，罗卓英更多是作为陈诚的副手出现，也最受陈诚信任。在陈诚的“土木系”中，罗卓英被称为“二当家”，被公认为是该集团最核心的成员和最重要的谋士。

陈诚过六十大寿时，罗卓英还写下了《辞修兄六十寿（四首）》。到罗卓英去世后，陈诚连夜亲笔撰写了悼文《哭尤兄》。罗卓英去世后三年多，陈诚肝癌恶化，也病逝于台北。

与叶挺交往

叶挺与陈诚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叶挺为第六期工兵科学员，陈诚为第八期炮兵科学员。据知情者回忆，他们在军校期间关系比较好，叶挺的学习成绩比陈诚优异，常常在学习上帮助陈诚，而叶挺又因家境贫寒而在物质上得到过陈诚的不少帮助。

叶挺毕业后，回到广东粤军工作，陈诚毕业后，则回到浙军服务。不久，叶挺的好友邓演达到上海招揽人才，恰好看中了年轻气盛、雄心勃勃的陈诚，于是将陈诚带回广东粤军，安排在自己带的团里当连长。而此时的叶挺，在粤军第一师任步兵营长。就这样，叶挺和陈诚又得以共事，两人的关系仍好如当初。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陈诚因为转而追随蒋介石，在思想上与叶挺渐行渐远，两人才逐渐中断联系。

民国三十年（1941年），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捕，这时的陈诚已经官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诚多次“规劝”叶挺，但叶挺均礼貌回绝，不为所动。蒋介石无奈，但又不死心，仍希望陈诚能够逐渐“感化”叶挺。次年，蒋介石下令将叶挺转押至陈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的湖北恩施。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除短暂羁押桂林外，叶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恩施度过，但是，陈诚最终还是没能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只好下令将叶挺重新押往重庆。同年，叶挺致信陈诚，说自己和三个儿子被带到重庆，不想儿子们无故失踪，不知下落。他们的冬季衣物尚在自己这里，希望陈诚能派人将衣物带给孩子；另外，其妻李秀文生活无着落，缺少钱物。而他在恩施尚有一些借出的钱款，已经到期，可以取来支用，也请陈诚能够从中给予帮助，将取款信及借据通过赵淳如兑付陈诚拿到此信后，即将叶挺所托付诸事，交由自己的部下、军政部储备司司长庄明远办理。然而，让陈诚没有想到的是，庄明远虽然是国民党身份，但他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故而早已与共产党有所接触。接到任务后，他随即将信中这些信息，先行通知了周恩来等人。最终，在重庆地下党组织等各方面的努力下，叶挺得以获释出狱。

人际关系

家世背景

陈诚的先祖是河南人，自明嘉靖年间始迁居青田，因家居县署旁司下，故人称“司下陈家”，后于明亡清兴兵乱之中避祸前往石盖、四都等处。等到传至陈茂远时，才迁到高市乡。陈茂远为武学诸生，其长子陈采芹生子陈国善，成为乡中首富。陈国善就是陈诚的高祖。陈国善之子陈廷珪，生有六子，长子陈锦芝，娶妻刘氏（分别为陈诚的祖父母）。陈锦芝生二子，长子陈登迁，次子陈希文（名应麟）。

陈希文是晚清的诸生，后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最初为村中塾师。他曾任青田县立敬业高等小学校长10余年，以教育事业终其身，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逝世于校长任上。陈希文与妻子洪氏共生三子一女，长子即陈诚，次子陈正修，三子陈勉修，其女则嫁徐姓人士。洪氏1953年寿终于台北，享年85岁。

家庭生活

民国六年（1917年），陈诚经同乡同学吴子奇的媒介，和吴子奇的妹妹吴舜莲结婚。两人未生有子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元旦，陈诚与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女儿谭祥结婚。谭祥还是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民国十九年（1930年），谭延闿患脑溢血病故，临终前嘱托蒋介石和宋美龄为其物色才识卓越、前途远大的乘龙快婿。二人亲自作媒，在第二年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他一见满口答应：“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虽说陈诚个子不过一米六，其貌不扬，一张略长方形的书生白脸，稀疏的头发往后平梳着，但也清秀。特别是那严肃的仪表，也博得谭样的好感。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便与谭祥商量于12月去上海结婚。但谭样提出要推迟，说：“你同吴舜莲的离婚手续书还没办好呐。”于是，他将时任第十八军军部军需主任吴子奇，特地从南昌传到南京，代替其妹吴舜莲写了一张离婚书，送给谭祥。后来，经友人调解，吴舜莲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生不能同食，死后必同穴。”陈诚欣然接受。后来，吴舜莲仍住陈家，侍奉陈母如常，陈母亦极怜爱吴氏。

对于陈诚与谭祥的这段婚恋，有人说陈诚“系攀龙附凤”，而后人以“政治婚姻”看待，认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为拉拢陈诚，以其干女儿谭祥笼络之。研究者认为，“不管谭祥的政治背景对于陈谭结合的影响有多大，也无论蒋宋在其中的角色有多重要”，陈诚与谭祥后来的感情的确非常融洽。陈诚赴前线作战时，每日都要与谭祥通一次电话。婚后，谭祥堪称为陈诚的贤内助，不过问政事，持家有方，尊敬婆婆；偶当陈诚在人事关系上遇到麻烦时，也出面到宋美龄面前予以周旋，使之化险为夷。

（“陈诚与谭祥”图册部分来源）

陈诚对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被台湾媒体公认为是“权势家庭家教最好的”。他与谭祥共育有六个子女：长子陈履安、次子陈履庆、三子陈履碚、四子陈履洁，长女陈幸、次女陈平。

陈诚的长子陈履安，曾名履庐，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生。先后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主修电机学、副修国际关系学）。1960年毕业后，进美国哈尼维尔公司任计算机工程师。1962年进入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主修应用数学，获数学硕士学位，1968年获数学博士学位，后任纽约大学副教授、教授。1970年返台，任明志工业专科学校校长。1974年调任台湾工业技术学院院。历任台当局“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会主任、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台当局“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台当局经济、国防、监察方面的负责人。曾与连战、钱复、沈君山并称国民党“四大公子”。晚年在两岸间从事文化、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希望两岸和平统一。他的夫人曹倩，祖籍广东中山市，是香港银行家后人，于赴美就读“微生物学及遗传基因”期间与陈履安结婚。1996年，曹倩成立“中国女红坊”。

（“陈诚与家人”图册部分来源）

陈履安、曹倩夫妇育四子一女：长子陈宇廷，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机计算机学士、哈佛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一度出家为僧，曾任陈诚文教基金会和化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麦肯锡公司资深顾问、陈诚家庭基金会总裁、新公益伙伴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海外藏族协会董事、山西鑫磊集团执行董事等职。2002年在北京与西藏女企业家、歌手央金拉姆举行婚礼；次子陈宇铭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三子陈宇慷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管理硕士，从事广告、影视工作，曾任电影副导演。夫人程思聆；四子陈宇全，国中毕业后曾往西藏，对藏文化产生浓厚兴趣，潜心钻研藏传佛教，出家后在印度、尼泊尔修行，法号“罗卓丹杰”；女儿陈宇慧，笔名郑丰，1973年生于台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修商务管理）。毕业后定居香港，任香港荷兰银行董事。业余爱好写作，曾出版武侠小说《多情浪子痴情侠》。

陈诚的长女陈幸，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

陈诚的次子陈履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生于重庆，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博士。历任台湾大学机械系教授，中兴大学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兴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副局长，财团法人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基金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起为辞修高级中学第三任董事长。1998年起任台北市青田同乡会（第十一届）常务理事。2011年在台北逝世，终年74岁。他的夫人靳文颖，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博士，后任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地质系兼职副教授。晚年皈依佛门，潜心研究佛学，将全部精力投入英文佛学书籍的译述工作。

陈履庆、靳文颖夫妇育有一女陈宇岑，200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3年起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经济学系助理教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以及开放总体经济学。

陈诚的三子陈履碚。美国伯克利大学统计数学博士。

陈诚的四子陈履洁。在美国纽约获得精算学博士学位。

主要作品

在台期间，陈诚著有《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如何走向安全和平之路》《革命的道德》《从政回忆》等著作。2015年，台湾“国史馆”出版了《陈诚先生日记》。该书涵盖的时间段为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至1964年1月，内容包括抗战期间的军事部署、军队训练和指挥，淞沪会战、长沙会战、桂南战役、粤北战役、鄂西会战等重要军事活动的军情战报，以及在台期间的政、军、社、经等方面的大事。后世整理有《陈诚先生书信集》《陈诚先生回忆录》《陈诚回忆录》等著作，收录了陈诚各个时期的各种言论著作。

人物争议

小说《金陵春梦》曾断言陈诚向当局出卖了好友邓演达，导致邓演达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17日被捕。此说流传甚广。但张发奎认为二人是“十分亲密的朋友”，“甚至在邓演达出任第三党领袖后，陈诚仍同他保持联系”，“陈诚不是卖友求荣的人”。而根据邓演达战友谢树英、罗任一等人回忆以及邓演达、陈敬斋的审讯档案，现已确定邓演达是被他的同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地下机关人员陈敬斋出卖而被捕的。故传说陈诚出卖邓演达，应属谣言。

后世纪念

墓葬

陈诚墓位于台湾省台北县（今新北市）泰山乡同荣村，距离其家乡青田县的直线距离仅有400公里左右。1993年8月，陈诚的子女一致决定：根据其父生前“诚死火葬，以不占地为原则”之遗愿，将其遗骸捡出火化后，安放于高雄佛光山灵骨塔；捐出泰山乡陈诚墓园及其所属土地，由台当局另行处理。

住宅

陈诚故居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高市乡高市村，俗称“颍川旧家”。系陈诚祖父陈锦芝、叔父陈一鹏合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为合院式二层木构建筑。民国二十年（1931年），陈诚为母亲改善居住条件，在故居西厢北首增建小洋房一座。故居总占地面积约1080平方米，门前置清光绪年间陈一鹏受旨表立旗杆石一对，门台为砖砌牌楼式，门额书“颍川旧家”四字。二进主宅面阔五间带两侧夹屋。三合土墁地，天井卵石墁地，副阶重檐，小青瓦阴阳合铺，施勾头滴水。陈母洋房位于宅楼大门外西侧，为三开间二层砖木结构，门内收，清水砖山墙，庑殿式屋面，具有民国时期西洋建筑风格。

（“青田陈诚故居”图册来源）

陈诚旧居，又名陈诚官邸、陈诚公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街道胜利路187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抗战时期陈诚在市区的官邸。该建筑三楼一底，单檐悬山式设老虎窗的屋顶，青砖加腰线的墙体，面向嘉陵江有一座凸出于建筑主体的半圆形楼房，底层是大会议室，二楼有10根石柱，呈半圆形分布，柱间为长方形高窗，楼顶是半圆形大阳台。共有25间房间，面阔17米，进深16.98米，通高18米。建筑面积524.8平方米，占地面积131.2平方米。2009年在原地址就近重建，2010年2月底竣工。

陈诚旧居被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重庆市优秀近现代建筑。

（“重庆陈诚旧居”图册来源）

陈诚公馆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普陀路10号。整个宅院占地面积225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西式三层楼房，砖混结构，木门窗，二楼设露天阳台，三楼为尖顶老虎窗。院内还有西式平房三进十间，汽车房一间。共有房屋六幢22间，总建筑面积1251.9平方米。该公馆是陈诚在20世纪30年代以陈辞修之名购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陈诚携妻眷离开南京后，由其弟陈正修居住。

纪念活动

2015年3月，值陈诚逝世50周年之际，台湾政治大学举办了“陈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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