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

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名将

宋希濂（1907年4月9日—1993年2月13日），字荫国，湖南湘乡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名将。

人物生平

投身革命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9日，宋希濂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珍涟乡十七都泥溪（今湘乡市棋梓镇泥溪村）的一个富裕中农家庭，其家“先世多为文人”。宋希濂是父亲宋宪文与母亲所生的第六个孩子。

宋希濂幼年时，就由父亲、叔父教读古文诗词，八岁那年，就读于乡村私塾，随后又读了五年的小学。民国十年（1921年），他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爱好文学，作文成绩很好，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了《雷声》墙报，抨击时弊，宣传爱国思想，深受国文教师熊亨瀚的赏识。次年，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宋希濂和同窗好友在《雷声》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当局，得到一些师生的同情和支持，没有受到当局迫害。

东征北伐

民国十二年（1923年）冬，宋希濂经熊亨瀚的介绍考入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设在广州的陆军讲武学校。翌年（1924年）1月，他说服亲人，自筹路费，辗转汉口、上海、香港，到达了广州。3月下旬，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第一中队第三区队。6月上旬，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军校期间，他曾亲聆孙中山讲话，并曾参与护卫孙中山到韶关督师。11月30日，宋希濂毕业，随后被分派在黄埔军校刚成立的教导第二团四连任副排长。半个月后，升任该连一排排长。

（“宋希濂黄埔军校1期学生通讯录及照片”图册来源）

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在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中，宋希濂参加了攻克淡水城和棉湖的战役。战后，升任第四连副连长。5月下旬，接任连长。不久，带领四连参与镇压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的叛变，攻克了滇桂军设在广州郊外的轴心阵地瘦狗岭。随后，经陈赓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下旬，广州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宋希濂参加了攻克惠州、潮州、汕头、海丰、河婆、阿田、横冈等地的战斗。不久，升任副营长，随部驻防潮州。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扣押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还下令第一军中不能有跨党党员。19岁的宋希濂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便不再“跨党”，而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他为此解释道：“在当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军队方面要求军官不要跨党，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打算不再跨党”，“我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随即被调任广州新编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第一营营长。7月，广州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宋希濂所部编属总司令部预备军，他本人任预备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一营副营长，加紧训练队伍，待命出战。11月，北伐军底定湘、鄂、赣、闽诸省后，预一师编为第二十一师出征，宋希濂任第六十三团第一营长，在师长严重、团长陈诚直接指挥下作战。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在龙游、兰溪一带与直系军阀孙传芳军的卢香亭部发生遭遇战，2月又在杭州外围的桐庐浪石埠与孟昭月部苦战。在战斗中，宋希濂率第一营争山头、抢渡口，多次与孟昭月部肉搏，终于攻克桐庐，自己也身负重伤。2月15日，宋希濂营随二十一师六十三团进占新登，18日攻克杭州，宋希濂被送进杭州医院治疗；后二十一师北进至苏州，他转至苏州的教会医院养伤。10月伤愈后，至南京在军事委员会军政厅任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希濂在医院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学生为党为国忧虑，切望校长百忙中赐教。”并劝蒋介石对那些“有为青年”，“不宜任意杀戮”。不久后，他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升为中校。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又被蒋介石送往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深造。

民国十七年（1928年），日军在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期间制造了济南“五三惨案”。宋希濂得知消息后，与在该校学习的四十多名黄埔同学一起，组织东京的一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在中华青年会馆召开大会，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他担任大会主席团的主席，首先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演，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正当准备出发游行时，宋希濂等被警察拘留，关押半个月之久。后经中国政府驻东京领事馆交涉才被释放。事后，他与一些同学上书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要求罢学回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没有得到批准，只好在日修完学业。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宋希濂被召回国，任国民政府警卫军教导一师中校参谋。随后调任营长、副团长，在大战中他战功卓著，升任教导一师第二团团长，后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第六团团长。同年冬，又升任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请缨抗日

主词条：一·二八事变

民国二十年（1931年），警卫军第一师改编为第八十七师，宋希濂任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率部驻南京的小营、马标一带，以“拱卫京畿”。

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宋希濂“深感形势严重，非奋起抗战无以图存”。1月31日下午，也请见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代表第二六一旅全体官兵请缨，开赴淞沪前线抗日，表示说：“国家面临亡国之祸”，“军人报国在今朝”。当要求被拒绝时，他与何应钦吵了起来。这天晚上11时，他又鼓噪所部营长以上干部三十多人，乘车闯至何应钦的住宅，再次请愿，与其争执到凌晨1点多钟，使何应钦不得不答复说：“如有必要，再派你们这个旅开往上海参战。”2月初，宋希濂奉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张治中之命，率部入沪参战。9日，到达十九路军军部所在地南翔。他和本军的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旅长杨步飞、钱敦体向全国发出通电，说：“值此国家存亡关头，爰本中央团结御侮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开抵上海，听命于蒋总指挥（时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

18日，宋希濂将部队布防于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一线。21日下午，日军数百人在炮火掩护下，企图强渡蕴藻浜。他立即组织火力阻击，激战两小时，将日军击退。第二天下午，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向庙行镇方面猛攻，情况十分紧急。张治中征询宋希濂的意见，抽调第二六一旅的一个团前往增援。宋希濂回答说：“如果情势需要，自当遵命照派，”但“一个团开往庙行，至快要四五个钟头才能赶到，缓不济急”，建议“以本旅主力立即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借以减少正面的压力”。在得到张治中的同意后，宋希濂即率部过河，令第五二一团向右首先夺取齐家宅，继而向北孙宅、西港方向攻击；第五二二团向左先攻占陆家桥，再向南孙宅、顾家桥宅一带攻击。这样，使日军受到第五军及第六十一师的三面夹击，不得不调出约两个大队的兵力和一部分炮兵防守侧后，放弃了中间突破的计划。

24日，宋希濂奉张治中的命令，将部队撤回北岸守备原阵地，只留一小部在南岸监视日军的活动。3月1日，日军在江湾、庙行一线发起全面攻击。从日本国内海运来的增援部队，同时在浏河附近登陆绕攻，威胁着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左侧背。宋希濂认为：“部队必须迅速到达浏河”，“抢占茜泾营，拒止或迟滞敌军前进”。否则，日军“先我占领浏河，对整个战局将会发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可是，当他奉命率先头营经刘家行、罗店到达浏河时，日军已先登陆，占领了浏河屏障茜泾营，他便令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这时，蒋光鼐已命各部于晚间转移阵地。宋希濂即按照张治中命令撤出战斗，向太仓集结，警戒西竹桥、横沥桥、太仓城、西湖川塘一线。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第二六一旅调至南京整训。不久，宋希濂升任第八十七师副师长。

辗转弹压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蒋介石为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将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的四个补充团编成第三十六师。宋希濂任该师师长，率部于9月中旬抵达江西抚州，并兼任抚州警备司令。12月，宋希濂奉命带领该师，经金石谷、资溪进入福建，参与镇压“福建事变”中反抗蒋介石的第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次年（1934年）1月，协同刘和鼎部攻打延平。这里是建溪、富屯溪、沙溪三江的会合点，位于闽江上游，东、南、北三面环水，西北是九峰山，城内驻有第十九路军的一个师，易守难攻。在预定攻击的头一天，宋希濂带着各旅、团、营长，对九峰山的地形及守军阵地的构成、工事的强度，进行了详细的侦察。第二天，他“声东击西”，以第二一一团向第八、第九峰攻击，并集中全师炮兵支援，接连攻下几个守军阵地；令第二一五团，利用夜暗隐蔽接近第四、第五峰间的地带。当守军判断失误，抽调右翼阵地的部队增援第八、九峰时，他立即命令第二一五团发起冲锋，一举攻占第四、第五峰，致使守军防线全部动摇，很快夺取了九峰山。守军失去屏障，只好出城投降。战后，蒋介石亲写一封嘉奖信，空投给宋希濂。当晚，蒋介石又通电全国军队，表扬第三十六师这支新编成的部队“于讨伐叛乱战役中首建奇功”。攻克延平后，宋希濂率师向古田推进，追击撤出福州的第十九路军余部，经福清、莆田，直至惠安，迫使该军全部接受改编。

镇压“福建事变”不久后，宋希濂将部队集结于福建新泉附近，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中旬，他奉顾祝同之命，进攻白依洋岭的红军主要阵地。27日，他首先指挥炮兵向红军的前沿警戒阵地猛烈射击长达二十多分钟，接着以“主力从左面突破，正面作为有力的进攻牵制”，在飞机的支援下，连续发起攻击，于当日晚夺占白依洋岭。但在随后他遭到隐蔽在山林中的红军战士的射击，身负重伤，只能转到后方疗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13日，宋希濂晋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5月，宋希濂仍回第三十六师任原职，率部驻福建长汀。就在他住院治疗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瞿秋白遭福建省保安团逮捕。三十六师根据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的命令，将瞿秋白转押到师部。6月18日，宋希濂奉蒋介石“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的命令，杀害了瞿秋白，之后叫人买了一口棺材装殓，埋葬在长汀中山公园旁侧。晚年，宋希濂在回顾杀害瞿秋白一事时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调到苏州一带修筑工事，准备应付日军入侵。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5日，宋希濂晋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希濂“感到惶惶不安”，考虑“蒋介石是否会丧失生命？今后政治局势的演变如何？”13日晚，他奉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之命，率领第三十六师，沿陇海路开往陕西潼关，准备“讨伐”对蒋介石发动“兵谏”的张学良、杨虎城。后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宋希濂部进驻西安，他即兼任西安警备司令。

沪宁御侮

主词条：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就在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的当晚，宋希濂奉“火速赴上海参战”之令挥师南下，进入江湾天宝路及大场一线，与日军展开了逐街逐屋的激烈争夺，周旋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其部先后补充了四次兵员，官兵伤亡达一万二千多人。8月20日，他指挥第二一六团担负主攻任务，一举冲过了唐山路、东熙华路、百老汇路，直逼日军重要据点汇山码头。日军逃至外白渡桥，向桥南英军投降，“死伤不下四百余人”。

10月下旬，宋希濂升任第七十八军军长，仍兼第三十六师师长，奉命将部队撤至苏州河南岸据守，曾多次击败日军的强渡。 11月6日，日军集中炮火，掩护工兵架桥，强渡成功。阵地被突破后，宋希濂部于9日傍晚向昆山方面撤退。因与上级指挥机关失去联络，又撤至苏州。到17日晚，他与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取得了联系，将第三十六师开往南京。

11月22日，宋希濂率领第三十六师残部三千余人参加南京保卫战，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在补充了两个团的兵员和一批枪枝弹药后，第三十六师担任红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门一线的防御任务。12月9日，南京外围阵地基本丢失。13日晨，唐生智命各部分路突围。宋希濂指挥部队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并负责控制其余部队按指定方向行动。但各部队都争先涌至下关，寻觅船只过江，局面无法控制，宋希濂只能率部于当晚12时渡江撤退。

鏖战徐汉

主词条：徐州会战

南京失守后，宋希濂调任荣誉第一师师长，驻湖南浏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调任驻防河南的第七十一军军长。当时，侵华日军统帅部调动四路大军会攻徐州，并以土肥原的十四师团从荷泽北面的双口附近强渡黄河，截断陇海铁路，阻止国民党军队东进增援。蒋介石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集中了六个多军的兵力，围歼土肥原贤二师团。宋希濂奉命率第七十一军的八十七师及军直属部队和第二十七军为西路军，自西至东，向仪封、内黄、马王砦攻击。5月21日，他令部下一个团向仪封寨东北一带突击，一个团向仪封南面迂回，威胁日军的侧背。日军担心被围，于是弃寨向西南窜逃。22日，宋希濂督率部下与第六十四军分两路向西攻击前进。但因东路军的桂永清和邱清泉接连失败，丢失战略要地兰封城（参见词条兰封会战），使土肥原师团摆脱了被包围的局面。不久，蒋介石增调兵力，重新策动围歼土肥原部。宋希濂负责指挥攻击兰封城，第八十七师攻城东北面，第八十八师攻城西南面，经过两天激战，收复兰封城。这时，由鲁西南下的另一部日军，突破了黄杰第八军的阻援，各军又被迫放弃对土肥原师团的围歼。宋希濂部也随主力部队撤至河南郏县一带，进行整补。

主词条：武汉会战

在保卫武汉的会战中，宋希濂率领四个师，在史河地区阻击从六安西进的日军第十三师团荻州立兵部及十六师团一部。他令第三十六师、第八十八师分别坚守大别山北麓富金山要地的左右两翼，第六十一师占领固始阵地，竭力阻止日军西进。从9月2日开始，宋希濂部与日军在富金山激战十日。第三十六师师长陈瑞河亲率预备队向占领第三峰的日军实施猛烈反击，与日军在半山对峙，一度将日军打败。战至最后，陈瑞河师仅剩八百余人，反攻乏力，富金山遂失。在此次战斗中，参与作战的日军战死四千人，其中十三师团伤亡过半，五次补充兵员也未能侵占山腰一线的主阵地。尸体皆“运叶家集焚化，臭闻十余里。”后在9、10月间，宋希濂又指挥第七十一军各部又在小界岭等处，长期顶住日军的频繁进攻，使其在二百公里的行程中，受阻一月有余，死伤一万五千余人。而第七十一军等部官兵，亦作出巨大牺牲，仅在富金山战斗中，即阵亡两千六百一十八人、伤一万二千四百零一人（参见词条富金山战役）。日方报纸报道说：“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我军遇到强手，束手无策”。

随后，日军又以另一部攻陷固始，进击商城，威胁富金山阵地的侧背。9月11日，宋希濂奉命放弃原阵地，将部队转移至沙窝、小界岭一带防守。他和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的指挥所同设在一个村庄，共同协商，密切配合，两面夹击，致使日军进攻一个多月，始终未能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在这两次战役中，第七十一军受到国民党军委会的嘉奖，宋希濂获得华胄荣誉奖章与奖状。

10月中旬，日军撇开宋希濂部阵地，从潢川、罗山进击，攻占了河南信阳。随即越过桐柏山脉，占领应山。防守武汉东北地区的部队面临陷入包围圈的危险。宋希濂奉命率部从小界岭一线撤退，经花园、云梦、京山向钟祥以西地区转移。其部转至花园附近时，已处在日军大包围圈中。宋希濂分析判断：“如再向西前进，可能钻入敌军口袋，有被歼灭的危险。在此观望坐延，敌军将包围圈缩小，亦有被歼的危险。”于是，他将部队分散隐藏在三里城、宣化店、七里坪一带及花园的东北地区；命令所有无线电台，停止与外部联系，同时，派部队监视黄安、花园、应山方面的日军动态，伺机突围。当他了解到日军白天出来活动，晚上龟缩城内的行动规律后，便在一天晚上，突然率领所部两万多人，安全跳出包围圈。然后渡过淮河，经息县、驻马店，转至南阳集结整训。这一举动，获得了蒋介石、何应钦的电令嘉奖。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宋希濂兼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翌年（1940年）春，他因病请假解除第七十一军军长兼职。9月，又兼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

横戈远征

主词条：惠通桥遭遇战

民国三十年（1941年）11月，宋希濂升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同盟国，联合抗御日本对东南亚的进攻，宋希濂部张轸第六十六军被编为中国远征军一部，入缅参加作战。由于英国军队败退，中国远征军亦遭日军袭击，一部退往印度，第六十六军残部退至云南。当时第六十六军的一些高级军官利用兵额空缺，大肆贪污。宋希濂知情后，便向军事委员会报告。经批准后，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底撤销了该军和所辖的新编第二十九师的番号，并将军长张轸、师长刘伯能、马维骥革职查办。该军残部五千多人，重新组编为新编第二十八师，归入第七十一军的建制；第三十六师则改为独立师，由集团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5月4日，宋希濂率部沿滇缅公路西进，阻击占领缅甸腊戍继续东进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8日上午，他指挥第三十六师歼灭渡过怒江的日军四百余人。从此，双方在怒江两岸对峙，为中国远征军主力准备反攻争取了时间。

主词条：强渡怒江战役、龙陵战役、松山战役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中国重组远征军，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以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集团军，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集团军。4月，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宋希濂率领第十一集团军防守怒江东岸，并主动抽调三个加强团渡怒江攻击日军。5月11日，新编第三十九师的加强团在惠通桥上游附近渡河成功，第二天攻占了红色树东北各高地。第七十六师、第八十九师的加强团于12日分由三江口、攀枝花渡河，会攻平戛，使日军退往芒市。宋希濂部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第二十集团军的反攻。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25日，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为左集团军，渡过怒江向龙陵、芒市攻击。他分南、北两路首先进攻龙陵。以第七十一军及配属的第五军山炮营为北路，先令一个师攻击腊勐、松山，以吸引日军注意力。尔后，主力向龙陵攻击；以第二军（含新编三十三师、第九师一个团）为南路，令其一部固守孟定地区，佯攻滚弄；一部进攻平戛，主力即向芒市方向进击，切断芒市、遮放日军的联系。又以第六军的一部继续攻击红色树，进袭腾冲，协助第二十集团军作战；一部负责抛石渡一线的江防。6月4日，新编第二十八师进攻松山，遇到守卫日军的顽强抵抗，宋希濂闻讯，即调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增援。6月5日至13日，北路的主力切断了龙（陵）芒（市）公路和腾（冲）龙（陵）公路，占领了龙陵外围要点。14日，日军从腾冲、芒市抽调三千余人，分头驰援龙陵。第七十一军的两翼即受到日军的猛烈反击，被迫退出龙陵外围据点，转移黄草坝西南地区防御，与日军激战九天，阵地犬牙交错，宋希濂又将配属的何绍周的第八军荣誉第一师投入战斗。7月13日，中国军队重新占领了龙陵外围要点。8月14日，宋希濂指挥部队第二次围攻龙陵市，占领了近郊要点。日军又先后从遮放、芒市调集三千余人增援，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这时，第二军夺取了平戛。与此同时，配属第十一集团军归宋希濂指挥的何绍周第八军，在滇西人民支援下，向松山日军连续发动九次攻击，历时三个多月，终于在9月7日全歼敌第五十六师团之第一二三联队，克复了松山。松山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日军“断作战”的计划，远征军初步赢得战局的主动权。

（“在云南任职期间的宋希濂”图册部分参考来源）

缅北滇西战役胜利后，与日军奋战10余年的宋希濂说：“这场反攻战争，先后参加作战的官兵达16万多人，吃饭是个大问题。滇西老百姓不仅提供了绝大部分粮食，还要肩挑背扛运到前方；当时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伤兵的几万民夫真是辛苦万分；自开始反攻到战争结束，军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在极端困难的地形向筑有极其坚固的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伤亡累累，但是官兵前仆后继，奋勇直前，决不退缩。”因此，他认为这次反攻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有三：一是滇西人民的支援，二是官兵的坚强斗争意志，三是盟军的协力。他将自己的看法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重庆的《大公报》和《扫荡报》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警备新疆

就在松山克复后，宋希濂见炮兵部队陆续开到前线助战，补给源源而来，以为“一举歼敌之际”已到。恰在这时，他被军委会派去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

宋希濂受训完毕就前往新疆，担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抗战胜利后，获国民政府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政府的棕叶自由勋章。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3月，又兼任刚成立的西北行辕参谋长。10月，被委任为新疆省警备总司令，协助主政新疆的张治中治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5日，宋希濂率部击退了进攻新疆北塔山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参见词条北塔山事件）。他从缴获的一份作战命令中发现，该军称“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他立即派专人将文件送到南京国防部。

（“宋希濂在黄埔军校的两期教职员通讯录”图册参考资料）

内战兵败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宋希濂在南京参加了国民党“最后一次”全面的军事会议。会后第三天，蒋介石召见他说：“你不必回新疆去了，现调你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兼一个兵团司令，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不久后，宋希濂就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白崇禧）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9月上旬，在湖北沙市组设第十四兵团司令部，负责指挥第二军（三个师）、第十五军（三个师）、第二十军（三个师）、第二十八军（三个师）、第六十五军、第七十九军（三个师）和第十四、十六、十七纵队及湖南保安第一旅。他认为：“必须于一定时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活动的共军力量，使鄂西北成为一个安定区，充分利用四川、鄂西的丰富资源和人力，培养实力。这样，东进可支援武汉，北进可窥复中原。”于是，他以第二十军主力和第二十八军的一部扼守襄阳、宜城、倒口、利河口、塘港、石牌镇、沙洋之线，防止桐柏山区和江汉军区的解放军进入鄂西。宋希濂令第二十八军的八十师从当阳、远安逐步向北推进，令第五十四师的蔡时彦团从荆门逐步向西北推进，第七十九军的先头部队从南漳逐步向南推进，企图一举歼灭驻扎在东巩的解放军江汉军区黄德魁所部的主力。他还名令各县的保安团队，负责“肃清”境内的游击队。

正在这时，淮海战役开始了，蒋介石调宋希濂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他却以“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由，拒绝任命。11月，宋希濂奉蒋介石之命，率第十四兵团驰援徐州，以解双堆集黄维兵团之围。但白崇禧为逼蒋介石下台，力阻第十四兵团东进，并拉宋希濂合作。宋希濂严辞力拒：“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经过反复周旋，白崇禧除让先头到达汉口的第二十、第二十八军东调外，其余部队全卡住不放。对此，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对已到南京的宋希濂说：“你还是回到沙市去，把鄂西、湘西地区好好经营一番，借以屏障四川。”

宋希濂回到鄂西后，先后组建了第一一八军和第一二三军（两军共四个师）。1949年初，他被任命为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以第十五军、第七十九军、第一二二军编成第十四兵团，自请解除该兵团司令官之兼职，推荐黄埔一期同学、与其长期合作的部下钟彬继任；以第二军、第一二四军编成第二十兵团（陈克非为司令官）；以第一一八军为公署直辖部队。同时，还先后收编了田载龙的新编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编第二师、陈子贤的新编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编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编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编独立第一旅以及土匪张玉琳的新编第一军等湘西地方武装，总计兵力达十四万人。

主词条：荆门战役、宜沙战役等

宋希濂认为荆门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派所部战斗力较强的七十九军（三个师）驻守。1949年2月3日，解放军江汉军区发起了荆门战役，很快占领了文峰塔阵地。宋希濂急令第二军第九师连夜出发，驰援荆门守军。但到第二天上午，荆门失守，其第七十九军（除第一九九师外）包括军长方靖在内的五千多人，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宋希濂受白崇禧之命，统一指挥湖南岳阳城陵矶至湖北宜昌南津关一线的江防部队。5月初，他在宜昌召集各军军长和兵团司令官研究作战方针，认为“宜昌为长江上游的咽喉，如果宜昌过早被解放军攻占，将使部队补给发生严重困难”，于是确定“巩固江防，确保宜昌、沙市”，“以主力防守长江南岸，竭力阻止解放军渡江；并以有力部队守备北岸的宜昌、沙市两大据点”。

7月初，集结于江汉地区的解放军自襄阳南下，发起宜沙战役。这时，宋希濂正在常德主持湘西地方土豪武装受编会议，闻报后立即乘兵舰溯长江而上。兵舰途经古老背时，遇到解放军的阻击，他只得躲在一块钢板后面。13日，解放军截断了江陵与沙市之间的联系，歼灭第十五军两个团。宋希濂见形势不利，急令第十四兵团的第一二二军向大庸、第十五军残部向石门和慈利以西地区、第七十九军及第二九八师向渔师关和五峰一带撤退，并督令各部在宜昌东北地区顽强抵抗。解放军即增兵向其左翼迂回包围。他看到解放军“暂时缓和正面的攻击，先从两翼猛扑，堵住我军退路，然后一举歼灭”的进攻态势后，便决定退出宜昌，命第二军主力逐步向巴东、野三关之线转移，以一部位于三斗坪及曹家畈以西一带山地，扼险防守，阻滞解放军的行动，以第一二四军之第六十师沿长江北岸逐步向西后撤，与驻守秭归的第二二三师靠拢。

8月初，宋希濂被调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其部队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这时，在长沙的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举电约宋希濂共同通电起义。他认为“如投向共军，恐绝无容身之余地”，便以“事关甚大，正在慎重研究中”为词拒绝。后来，其部下又劝他秘密派人和解放军接洽，宋希濂却听信白崇禧的谣言：“程潜、陈明仁起义后，部队被缴械，陈明仁已被扣。”于是对部属说，起义“这条路走不通”，目前“最要紧的，就是避免陷于被包围的状态”，“只要能保存力量，以待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则前途是大有可为的”。8月11日，他和胡宗南在汉中会谈，策定了将国民党西南所有部队的主力“退守滇缅边境”的计划：拟第一步先控制西康和川西，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等待解放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立即以主力转移至滇西的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凭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阻止解放军的进攻”，然后再视情况退到滇缅泰边境和缅甸。

在这个计划被蒋介石否定后，宋希濂又拟定了“将主力部队撤至乌江以西，缩短防线，节约兵力，从四川方面得到补给”的计划，准备在川鄂黔边区打游击。但他考虑“过早地放弃湘西、鄂西大片地方”，会遭到国防部的反对，便将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所辖的第三军和第一二四军布防在鄂西的巴东至野三关之线；以钟彬的十四兵团所辖的第十五军、第七十九军（残部）、第一二二军守备在湘西的大庸至湖北的五峰之线；以第一一八军为总预备队，其中第二九八师和第五十四师分别调至川东的黔江、恩施附近训练。他还责令保靖、永绥等地方政府，负责破坏川湘公路，以阻止解放军的运输补给。

10月15日，解放军进军大庸。宋希濂命第一二二军向湘西永顺撤退，但该军已被解放军截断退路，包围在大庸县城，很快被歼灭，军长张绍勋、师长谢淑周、黄鼎勋均被活捉。

解放军攻占大庸和永顺后，宋希濂的部队全部退集在恩施地区。他认为“招头寨的解放军如果直取黔江，则所有的部队均将被围在咸丰地了”。因此，他命令第二军主力及第五十四师先向招头寨的解放军攻击，“阻止其西出黔江”。正在这时，宋希濂忽然接到黔江守军关于四川境内的秀山已被解放军攻取的报告，只能命令第二军停止对招头寨的进攻，退至乌江以西布防；命令第十四兵团的四个军分别开到郁山镇（彭水北面约四、五十公里）、江口、彭水以西地区集结待命。但在撤退中，第七十九军、第一二四军被解放军歼灭在宜恩、咸丰地区；第一一八军的五十四师在黔江以东被歼灭。这时，宋希濂所指挥的六个军中仅剩下第二军及第十五军的大部分和第一一八军的第二九八师一部分。17日，蒋介石派长子蒋经国持其亲笔信来江口见宋希濂，勉励他“与诸将士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巩固川东战线”。宋希濂当即问蒋经国，面对“贵州已被共军占领，可能一路进取昆明，一路出毕节，进攻泸州，而川东情势又是紧迫”的情况，“总裁究竟打算怎么办”。他看蒋经国不能具体回答这些问题，深感失望。

宋希濂率部渡过乌江后，与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一个团在黄草坝附近展开遭遇战。撤至重庆的国民党国防部，将这次战斗胜利宣称为“川东大捷”，蒋介石也夸耀这是“黄埔教导团的精神”。就在这时，解放军很快兵分几路渡过乌江，向宋希濂部的第九师施行反包围。沿川湘公路西进的解放军也以迅猛的攻势，将宋希濂部署在郁山镇、保宋楼的第十五军击溃，向其司令部所在地江口镇挺进。宋希濂害怕解放军截断川湘公路，使己部陷于被包围歼灭的境地，便立即率残部沿乌江向武隆、涪陵方向逃跑。不久，其左翼的第十四兵团在白涛镇地区被解放军歼灭，钟彬被俘；右翼部队亦在白马山地区被解放军截断后，从小道向南逃窜，脱离其指挥系统。此时，宋希濂身边仅剩勤杂部队约一万余人。他对部下说：“事情很明显，西南快保不住了，整个大陆都站不住脚了，蒋介石毫无办法，我们也不可能到台湾去，今后他管不了我了，那又何必再去受气呢！”于是将残部分三路向滇缅边境逃跑。

11月26日上午，宋希濂亲自带领一个纵队（由司令部部队及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组成，共约四千人），准备经綦江等地到高店场与其他两路汇合。可是，这时宜宾的郭汝瑰部已向解放军投诚。他感到处境非常危险，便集中一百多名将校级军官训话，说：“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我们剩下的力量已是很有限了！就目前的处境而论，坦率地对大家讲，是十分艰苦，甚至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 ”于是率部沿岷江向西北方向逃窜。12月19日，宋希濂刚渡过大渡河，就在沙坪就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他抽出手枪准备自杀，被警卫排长袁定侯阻拦。正在这时，解放军赶来，俘虏了宋希濂。

晚年新生

宋希濂被俘后，化名周伯瑞，企图趁混乱之际逃跑，结果被人认出，先后被送往峨眉县、乐山县俘虏营中，又转往重庆磁器口白公馆关押。1954年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近十年的关押改造，于1959年12月4日成为第一批获特赦的战犯。1960年2月15日，他被安排到北京南郊公社参加劳动。1961年2月，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撰写了一批回忆亲身经历的战事资料。

1964年底，宋希濂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翌年1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属“特别邀请人士”）。1978年，他出席了第五届政协会议，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0年，宋希濂赴美探亲，与久别的子女团聚，深感“夫人情莫重于亲”。推己及人，甚为思念台湾同胞。他说：“思亲之切，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方能理解。”这年7月，宋希濂给台湾方面的几位朋友黄少谷、袁守谦、黄杰（三人时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写信，提出了三点建议：（一）于金门、厦门之间，隔日开航邮船一次；（二）信件以互通音闻为主，不得涉及政治宣传等问题；（三）双方警务机构有检查信件之权。他建议依此办法实行半年，如一切顺利，可进一步商讨亲人互相探访问题。他希望黄少谷等三人将此建议提交国民党中常委讨论。

1982年，宋希濂参加旅美华人发起的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任首席顾问。会上，他作了即席讲演。在谈到台湾与祖国的分裂局面时，宋希濂说：“这个悲剧……是人为的！凡是人为的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已经经过了许多不幸与坎坷，我们不能再把这惨痛的经验延续下去。由于我们身受的教训，不管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或站在人民大众亲人团聚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我们都应该呼吁并赞同祖国和平统一。”

1983年，宋希濂接连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4年2月1日，他同在美国居住的蔡文治、李默庵及在美国探亲的侯镜如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并发表宣言说：“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6月，宋希濂夫妇回到北京，参加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活动，被推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随后又旅居美国。宋希濂的儿女为他们申请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便在纽约定居。

1988年，宋希濂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以上两图册参考资料）

病逝异国

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病逝于美国纽约。他的骨灰于当年4月11日葬于湖南长沙“唐人永久墓地”。

主要影响

军事活动

宋希濂自东征陈炯明到解放战争期间，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其生平的主要战功如下：

东征北伐时期：民国十四年（1925年），宋希濂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征，并随军参加讨伐滇桂叛军之役。民国十五年（1926年），随蒋介石参加北伐战争，作战表现出色。

抗日战争时期：民国二十年（1931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宋希濂奉张治中之命，于2月初率部赴上海参战，与日军激战三个多月。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他挥师南下，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历时两个多月。民国十七年（1938年）5月，宋希濂任第七十一军军长，率部在河南参加对敌土肥原十四师团的抗御，在夺回兰封之战中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告捷。继后在武汉会战中，在武汉东北的史河地区阻击日军第十三师团、十六师团各一部的西进攻势；在富金山要地坚守阵地，与日军苦战十日，使日军十三师团荻州立兵部伤亡过半；接着又在沙窝、小界岭一带防守一个多月，阻击了日军的多次进犯。在陷入日军包围圈后，他在转移过程中又分散部队隐蔽，择机指挥全军二万余官兵安全越出包围圈，渡过淮河南下。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中旬，在怒江惠通桥对岸展开阻击战，挡住了日军的攻势，为中国远征军主力的滇西反攻战争取了时间。后又率部参加远征军反攻的缅北滇西战役，在龙陵战役、松山战役中击破日军。

致力统一

晚年的宋希濂热心祖国和平统一大业。1980年，他赴美探亲，在美国与久别的子女团聚，深感“夫人情莫重于亲”，乃致书在台湾的老朋友，希望促进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互相探访。在旅美期间，参加了旅美爱国华人发起的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任总顾问。1984年，宋希濂与蔡文治、李默庵等在美国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发表宣言称：“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同年6月，他回到北京参加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被推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历史评价

陈文杰在民国十七年（1938年）出版的《抗敌将领印象记》中记录了自己对宋希濂的印象：“宋将军是我们湖南湘乡人，承受着曾涤生（曾国藩）以来沉毅的传统。但他却并非木讷一流，他很明快地而诚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国台湾政论界人士李敖曾说，自己遍查国民党文件中有关宋希濂的记录，发现“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

《北美日报》评价宋希濂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指台湾当局）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

人物荣誉

轶事典故

被俘之后

宋希濂被俘后，先背送到峨眉县俘虏营中，以后又转至乐山县。一名解放军干部准备给宋希濂拍照，他扭头相抗，并和这位解放军干部吵了一场。事情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召见了宋希濂，说：“听说，这些天你想法不少，很有点情绪，这并不奇怪。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那么相信我们对俘虏的政策。下边的人讲的话，大概你更听不进去，所以我今天特意把你找来。当然，彼此久闻大名，见见面也是应该的。”接着，杨勇又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在长沙我们就研究、分析过你的情况，认为并非没有争取你投诚、起义的可能。但是后来战争发展太迅速，彼此除赛跑之外，别的工作都顾不上了。眼下事情已经这样，你就要从实际出发，对过去的事，你也不必太计较啦。现在你先安下心来，考虑一下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后来，宋希濂随着俘虏队伍从乐山到达重庆磁器口白公馆，经常与同时送到这里的钟彬、王陵基（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在一起下棋，常为一步棋、一个子的得失而计较、争执。王陵基常为二人的较真大笑，戏谑宋希濂说：“你连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为什么一盘棋不肯相让呢？”宋希濂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嘛，你别往一块儿扯。”因为他姓宋，又是个中将，当时还有人戏称他为“宋中将军”，意为国民党“送终”。

与陈赓

宋希濂与陈赓同出身于湖南湘乡，同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共读。读军校时，陈赓年纪较长，在生活上、思想上都较关心宋希濂，两人感情颇深。陈赓还是宋希濂入党介绍人，只是后来宋希濂脱党投入蒋介石麾下。两人有过在战场上并肩协力抗击日寇的战斗岁月，也曾代表各自阶级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拼杀。在有分有合的历史中，二人结下了传奇的友谊。

1950年春，时任解放军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特地到重庆看望在押的宋希濂等三人。二人一见面，陈赓仍像过去那样爽朗地笑着同宋希濂握手：“你好啊！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宋希濂激动地说：“惭愧得很，没想到您还会来看我。”当他们谈到最后一次在西安见面的情景时，陈赓说：“ 那次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希濂出任西安警备司令）。记得当时我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这该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中午，陈赓和西南公安局的负责同志一起，同宋希濂等人边吃边谈，直到下午4点才分手。临别时，陈赓对宋希濂说：“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也很好。”

陈赓逝世后，宋希濂经常想起陈赓。他说：“陈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放后的几次会面，他没有一点以胜利者自居的神气，令我心折和怀念。”

与周恩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宋希濂奉命率第三十六师由南京开拔，前往西安解救蒋介石。兵至潼关，就地待命。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出乎宋希濂及所有国民党官员们的意料。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奉命进驻西安，维持社会治安，兼任西安警备司令。西安城里，东北军不断内讧，宋希濂奉命“不介入”，但共产党公开活动，各方各界的人士都云集在此，抗日救亡的呼声愈来愈高。蒋介石签署协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宋希濂认识到一致抗日是国人所思、所想、所向，谁要阻挡也办不到。他端坐在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想到时局的巨变，想到十年前的广州，想到周恩来就在西安城内。眼看国共两党将第二次携手，他想先去看望这位在黄埔军校的老师，但又望而却步。他深知，不请示最高当局蒋介石，自作主张会惹出麻烦。犹豫之间，陈赓却登门拜访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到西安不几天。昨天周恩来副主席谈起你在西安，要我登门问候您！这正中下怀，今天一早我便不打招呼就来了。”于是宋希濂顺水推舟，在欢宴陈赓，尽情聚谈之后，主动提出要拜访周恩来。第三天，经陈赓联系，周恩来安排时间会见宋希濂。在一间简朴的会客室里，陈赓着一身灰土布红军军服，宋希濂则头发锃亮，将官服笔挺。坐定后，周恩来就风趣地说：“十年前你们都是北伐军的营长，现在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是大不一样。真是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大炮，一土一洋。”

宋希濂连忙说：“哪里，哪里！比别人我也不轻易甘拜下风，但陈赓兄是我的同乡兼学长，我不敢这样狂妄。”于是他们的话头转向十多年前的长沙、广州、黄埔。周恩来最后意味深长地说：“你和陈赓又走到一起来了，这是颇有象征意义的好兆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站在一起。日寇虎视眈眈，大敌当前，已经到了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时刻。在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之时，你们就发扬黄埔精神，再来个竞赛吧。”告别时，宋希濂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回答说：“不只是我和陈赓。在日本人面前，国共两党都应当真诚团结，保卫中华，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周恩来说：“说得好，不愧是黄埔健儿。”不久，陈赓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宋希濂投入“八一三”淞沪血战。

1959年12月4日，经过10年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宋希濂得到特赦。在特赦后的第10天即12月14日，他登上汽车，被告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和其他特赦人员。进了接见厅，当周恩来同宋希濂等一一握手的时候，他仍然因紧张、羞愧而忐忑不安。坐定之后，他才看清楚，在座的还有陈毅副总理以及章士钊、张治中、傅作义。周恩来亲切而又风趣地说：“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我和文白（张治中字）都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是你们的老师。学生走错了路，不管怎么说，老师多少也是有责任的啰！”张治中频频点头，周总理和陈毅爽朗地笑出声来，在座的紧张情绪立刻消除了大半，宋希濂也露出了笑容。周恩来又接着说：“历史已成为陈迹。不管你们走了一段多么大的弯路，今天总算回到了人民的阵营，又走到一起来了。一页新的历史已经开始，这是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和欢迎的。”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恩来又询问每个人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对宋希濂说：“看上去你身体不错，不到50岁吧！你的家庭都有谁在哪里？”宋希濂站起来，周恩来摆手要他坐着说，但他仍然没有坐下，回答说：“感谢老师的关怀，我今年52岁，但身体很好，我的后半生还能为人民做力所能及的事。我的妻子1949年就已病故，5个孩子都在美国和香港，国内还有妹妹和其他亲属。”周恩来亲切地回答道：“海外的可以先联系，国内的可尽快见见面。你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可以一步步作安排。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可以找中央统战部徐冰，他是副部长，负责安排你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甘为“鹰犬”

1984年2月，宋希濂在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宣言》中要求“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宣言》发表两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日报》载文指责“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为此，台湾政论界人士李敖指出，宋希濂在国民党文件的有关记录中“甘为 ‘中国’（国民党）鹰犬”，并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鹰犬将军》的文章，发表在《北美日报》上，介绍了宋希濂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经历。该报还特加按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指台湾当局）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宋希濂深有感慨地说，这几句话“是对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并将他在大陆出版的《宋希濂自述》一书，定名为《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既回击了台湾方面对他的诬蔑，也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矢志不渝的忠贞之情。

人际关系

家世

宋希濂都曾祖父宋蟾桂，曾随左宗棠镇守西北边关，在甘肃省任过县知事、知府等职。祖父宋公卿、父亲宋宪文，均饱读经书，未踏入仕途，只在故乡耕读自娱。母亲彭玉贞，秉性慈祥，笃信佛教。

宋希濂共有姊妹六人，他本人在家中排行第六。

妻儿

宋希濂任团长时，经友人介绍，给识了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及金陵女子学院的教师冷兰琴。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二人结为伉俪，并在婚后生有子女五人：长子宋抚元、次子宋锦蓉（又名宋云龙），女儿宋宛蓉、宋晋元、宋苏元。1949年6月，冷兰琴因脑溢血去世，时年三十六岁。1959年宋希濂获得特赦后，独身鳏居，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领导关心安排下，于1961年2月与易吟先结婚。

主要作品

宋希濂晚年将自己以往写的约三十多万字的回忆资料整理成书，定名《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出版。

影视形象

后世纪念

墓葬

宋希濂去世之后，其骨灰被葬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唐人永久墓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题写“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

纪念活动

2007年4月8日上午，为纪念宋希濂诞辰100周年（4月9日），湘乡市政协、中共湘乡市委统战部共同举行座谈会，缅怀宋希濂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邓成城，省政协副主席章锐夫，民革省委副主委肖支泉，市政协副主席马扬，民革湘潭市委主委刘建湘以及中国文史出版社、全国黄埔同学会、省委统战部、湘潭市、湘乡市有关领导，宋希濂的亲属等出席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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