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杜兰是恺加王朝利用从沙皇俄国招募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为主体，打造的一支东欧式新军，指挥官是叛逃自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龙骑兵团的参孙汗（萨姆松·雅科夫列维奇·马金采夫），创立于1809年。巴哈杜兰对沙皇俄国战绩一般，但在镇压库尔德人，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时都有突出表现。1838年6月，巴哈杜兰在赫拉特战役中被阿富汗人重创；1839年，由于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发布特赦令，巴哈杜兰绝大部分成员返回俄罗斯，巴哈杜兰宣告解散。
缘起
如同一切大事件一样，“巴哈杜兰”源于无足轻重的一件小事。1802年的某一天，
下诺夫哥罗德龙骑兵团年仅21岁的司号军士萨姆松·雅科夫列维奇·马金采夫（Самсон Яковлевич Макинцев）不告而别。这个面容白皙、发色偏黄、眼眸略灰、中等身材（约1.62米，略高于当时
俄军的平均值）的年轻人打小在团里长大，是少有的学会了读写
俄文的士兵，因而得以年纪轻轻成为军士，牢骚满腹的老兵们传说这个小家伙是偷窃银质军号东窗事发才断然远走高飞，不过，考虑到19世纪上半叶俄军高达百分之六的逃亡率，马金采夫的逃亡也着实是件普普通通的小事。
然而，下诺夫哥罗德龙骑兵团此时正屯驻在
高加索地区的俄波（
波斯）边境上，而
罗曼诺夫王朝俄国与
恺加王朝波斯间的十年战争（1804-1813年）也即将打响，这就让马金采夫不经意间在时代潮流冲刷下成了名闻两国的大人物。当时，统治
阿塞拜疆的波斯储君阿巴斯·米尔扎（意为阿巴斯亲王）正在积极组建西式“新军”（nizam-i jadid），在他看来，“
俄国人是我们的邻人和敌人，与他们的战争早晚不可避免，因此，我们最好熟悉俄式训练而非英式”。于是，主动投效的马金采夫立刻获得“纳伊卜”（相当于俄军的中尉）职位，掌管了
埃里温步兵团——没错，如今的
亚美尼亚首都当时还是波斯的边境重镇——的一个连。其后，马金采夫大力招募旧时战友，依靠塞满俄国人的连在阅兵中赢得了阿巴斯的赞赏，因而迅速升为“雅维尔”（相当于俄军的少校），掌管半个团。1809年，团里的俄国老乡趁着王储亲临惹出事端，对现任团长表达不满，要求把马金采夫扶上“萨尔杭”（大约相当于上校团长）宝座。
阿巴斯此时倒是别出心裁，他干脆让马金采夫另立一营，将俄国逃兵和波斯境内的各式
基督徒等大杂烩囊括在内，而后让他取了波斯名参孙汗（俄文名萨姆松即源自大力士
参孙的传说，我们随后就以这个名字称呼他），就任该营“萨尔杭”。参孙汗着力寻觅
俄国军官中的
外高加索异类——亦即
格鲁吉亚人和
亚美尼亚人，费尽心思招募，依靠他们的帮助把这个营打造成阿巴斯麾下的头号劲旅，甚至获得了“巴哈杜兰”（bahaduran，意为英雄、伟大战士）荣誉称号，赢得了禁卫军的地位，一些同时代的
欧洲观察者则把他们径直称作波斯新军里的掷弹兵。
不过，尊贵地位并不意味着百战百胜，“巴哈杜兰”成军仅仅一年，就在阿拉斯河（今阿塞拜疆第一大河）遭遇俄军重创，70名参战“勇士”多数被杀，3名被俄军确认身份的俘虏则被俄方以“背叛信仰和祖国”为由绞死。1812年10月，阿巴斯意图率领2万大军夺回
巴库和
希尔万（大约相当于当代的阿塞拜疆），甚至把“巴哈杜兰”营和若干
英国顾问都带上战场，却居然在阿斯兰都士被俄军少将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2千步骑夜袭成功，被迫于次年初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兵败如山倒，“巴哈杜兰”自然也不例外，参孙汗买来、骗来的老乡们有不少当场阵亡，28人侥幸被俘后露出马脚被当作逃兵吊死，另有些人干脆趁战后议和争取赦免返回俄军，只有少数成为他日后继续立足波斯军队的本钱。
兴盛
即便如此，以俄军逃兵为核心的“巴哈杜兰”营仍然在波斯军队里鹤立鸡群，而且，参孙汗用土地、女人和美酒吸引过来的新兵源源不断。当时的一份俄国报告指出：“参孙拥有阿巴斯·米尔扎的绝对信任，他用尽手段极力扩大俄国逃兵数目，派人诱骗我军士兵，趁他们远离队伍时用葡萄酒（波斯的葡萄酒虽然有悖教义，却始终长盛不衰）勾引，然后加以绑架。我们的士兵知道阿巴斯·米尔扎对参孙有多么信任，知道此人已获得将军肩章，知道逃到他那边有多少好处，有时竟会欣然前往……”俄国外交官格里博耶多夫不愧是《聪明误》的作者，说的话一针见血，“那时的士兵怎能挡住波斯人的诱惑，这边是多年的乏味重活，那边是可爱的自由和足够多的妻子。”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1817年，威震高加索、连
车臣人都闻风丧胆的叶尔莫洛夫出使波斯，他的随从穆拉维约夫（此人后来因攻克土耳其重镇卡尔斯而被称作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与割占
中国外东北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同名同姓，但并非一人）上尉发现，“这个营由大个子组成，军官是（原先的）俄国军人，所有人都穿着波斯外套，留着长头发，戴着羊毛质地的毛皮高帽……这些人都英俊、整洁、成熟……这些家伙已经和我们打过仗……我们希望把他们都遣返了。”
强邻压境，波斯人只得玩起两面把戏，一边秘密将参孙汗的营转移到
大不里士城外兵营，一边欺骗叶尔莫洛夫，表示这个营刚被派出去弹压
库尔德人的骚动。可叶尔莫洛夫早已派穆拉维约夫等人打探清楚，怎会上当受骗。他跟阿巴斯大吵一架，甚至宣布不承认他的王储地位，吓得后者立刻交出40名逃兵。可叶尔莫洛夫得寸进尺，进而要求绞死罪魁祸首马金采夫——也就是参孙汗，阿巴斯即便是泥人也有三分火气，自然不欢而散。无论如何，俄波边境上的双向“人才流动”仍然层出不穷，而且，由于
拿破仑战争后
波兰大部被纳入
俄国沙皇治下，高加索地区上日益增多的波兰兵员也为参孙汗创造了崭新的逃兵来源。截至1831年，全营的四个步兵连已然是
俄罗斯人、
波兰人各占两个了。有意思的是，参孙汗本人虽然改了波斯名字，却并未改教，该营官兵也多数只是名义上改教，甚至做礼拜时仍然划十字。但阿巴斯仍然对他们信任无比，把自己的安全都托付给这个营。大约是在1812年的阿斯兰都士惨败中知道母国军队的厉害，依旧保持
东正教徒身份的参孙汗本人曾公然宣称：“决不打同信仰者。”虽然阿巴斯还是在1826-1828年的
俄波战争中把他们带上战场，但还是没什么出色表现。不过，若是需要对付
土耳其、
阿富汗、地方叛军乃至卷入宫廷内战，这支部队可就毫不手软了。
1821-1823年的波土战争中，“巴哈杜兰”便在凡城、托普拉克卡莱等战斗中重创奥斯曼土耳其人。1830-1832年，“巴哈杜兰”又参与
呼罗珊远征，征讨当地的库尔德武装——这些库尔德人是两百年前被
萨法维王朝从波斯西部迁徙到东北边境的戍边军人后裔。剽悍的库尔德山民并不害怕普通波斯军队，却对这些训练有素、令行禁止的俄罗斯、波兰人异常害怕，比如说，“巴哈杜兰”使用步枪打出的猛烈火力就导致了如下一则离奇传说，俄国佬的每根手指里都藏着子弹，无时无刻不能发射。某次攻城战中，几名“巴哈杜兰”倒在城墙下方，可围在一旁的库尔德人硬是用水仔细“浇熄”手指后才敢触碰尸体。一旦波斯军队将守军逼迫到圣墓所在的城堡里，信仰淡薄的“巴哈杜兰”就更适合发挥作用了。几番战斗过后，当地人起初看着“俄国营筒帽上的高耸、多彩羽饰”，还以为“那是驴尾巴”，可不久就对这些个“驴尾巴”心生恐惧、望风而逃了。
1833年晚秋，波斯王储阿巴斯病死于呼罗珊，“巴哈杜兰”随同大军班师，返回大不里士。次年晚秋，“万王之王”法特赫·阿里也骤然去世，恺加王朝随后陷入继承危机。阿巴斯之子穆罕默德面对夺位威胁，指挥从父亲手中继承的新军杀奔都城
德黑兰，成功迫使叛军屈服。随后，屡立战功的“巴哈杜兰”顺理成章地成为德黑兰城内的王宫卫队。1835年，波斯再度出动大军征讨呼罗珊地区的
乌兹别克人、
土库曼人入侵者和库尔德“叛军”。根据一位意大利军医的回忆，波斯大军虽然深入库尔德人盘踞的山地，却难以发现敌军，某一天，他们突然看到山坡上有无数羊群正在吃草，一时间便纷纷上山抢掠，只有大约250名“巴哈杜兰”留在山谷底部充当预备队。显而易见，这正是牧人常用的伏击招数，待到库尔德人突然杀出，波斯军队竟然土崩瓦解，士兵们不仅扔掉战利品下山狂奔，甚至把军官们也一并冲走，惊恐万状的军医此时发现只有“巴哈杜兰”临危不乱，列成了一个空心方阵，便赶紧窜进去保住性命。库尔德人当然想要赶尽杀绝，可“巴哈杜兰”的一轮齐射就让他们发觉这决不是一般波斯军队那样的软柿子。小方阵且战且退，缓慢行进，库尔德人也只得一路“送客”，最后无奈之下回山收拢羊群。当夜，军医跟随“巴哈杜兰”返回大营，发现大军总指挥正慵懒地躺在华贵地毯上抽水烟。看到医生后，他立刻惊呼出来：“哎……我知道这些俄国异教徒为什么不可战胜了。他们并不具备我们波斯人最擅长的能力：他们遭到敌军进攻时不会跑，而是像墙壁一般伫立着。”
消亡
不过，在已然朽烂的恺加王朝军队中，“巴哈杜兰”终究不能独善其身。1838年6月，波斯军队强攻阿富汗军队据守的
赫拉特要塞，将近600名“巴哈杜兰”担当攻击矛头，可由于上级指挥官被
阿富汗人一枪击倒，波斯“战友”们竟然再度纷纷溃退，扔下“巴哈杜兰”独力面对敌人的反击。一番苦战过后，“巴哈杜兰”营虽然最终脱身，却也付出了54人战死、200余人负伤，损兵将近一半的惨痛代价。
赫拉特惨败过后，“巴哈杜兰”原本已是军心不振，沙皇
尼古拉一世对他们发布特赦的消息更是惹得这些人心思活络。毕竟，这些俄罗斯人和波兰人虽然有不少已在波斯成家立业，但依然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即便能得到君主的信任，社会舆论仍然往往将其视为潜在威胁，甚至将阿斯兰都士等会战的失败原因归于“巴哈杜兰”里有人私通俄军。以家庭生活而论，包括参孙汗本人在内，他们的婚配对象往往还是波斯治下的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乃至
景教徒。此外，与
东欧迥异的波斯气候也让很多人水土不服。当尼古拉的使者带来好消息后，就连深知自己作为“罪魁祸首”难以从头再来的参孙汗本人也只得放手让部下选择出路。结果，只有一个连的波兰人抗拒遣返，包括参孙汗的女婿兼军事继承人在内绝大部分“巴哈杜兰”终究是决心返回俄国。其后，随着俄国使者动用种种手段平息波兰兵变，“巴哈杜兰”营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1839年2月23日，597名原“巴哈杜兰”、206名妇人和281名儿童离开波斯进入俄国。幸运的是，沙皇尼古拉基本信守了承诺：已婚的“巴哈杜兰”编入高加索哥萨克军，定居在哥萨克村落里，未婚的编入
芬兰营和阿尔汉格尔卫戍营（而且在波斯军队中的服役年份也一并计入总服役年份），30名老弱残兵和不可靠的波兰军官则直接送回老家。
十年后，去国离乡的参孙汗葬于大不里士东正教堂，他生前已是负债累累，死后更无力保全家族的不动产，“巴哈杜兰”可悲可叹的历史由此划上了终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