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病提拔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也称“带病上岗”，是群众对一些有腐败行为的党政干部“边腐边升”、得到提拔和重用现象的约定俗成的说法。
基本介绍
干部“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存在有违纪
违法行为但组织未能发现或查实，得以提拔任职的情况。虽然被“带病提拔”的领导干部只是极少数，但影响极坏，危害极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干部“带病提拔”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所滋长和
曼延，已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如何严防和纠正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是摆在各级党委及其职能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是，有些人早就有不廉洁行为了，但我们在考察时却未能发现，结果导致其中一些人仍然继续得到提拔和重用。社会上有人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带病上岗”和“带病提拔”。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防止和纠正干部考察失真、“带病提拔”问题。
相关事件
2009年4月8日有媒体称，同年3月被中纪委
监察部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的
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
鲍俊凯，早在去年就已调任
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4月8日，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证实，鲍俊凯于2008年年底来到安徽任职，
行政级别为正厅级，较其在质检总局时升了半级。
2009年3月，河北省纪委、省
监察厅决定给予
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记过的
行政处分，但早在2008年11月，刘大群就已从河北农业厅调任
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在2009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
很多人对一些问责官员频频复出感到非常气愤，认为问责成了问题官中的
避风港，成了休假。问责后，问题官员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在事后不久又异地做官。包括有最牛县委书记之称的王志国，
瓮安事件发生时的原县委书记勤，“
黑砖窑事件”中的副县长
王振俊，等等，虽然只是
县级干部，而且只是平级交流或是什么临时负责，但已经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并对于
干部选拔的
公信度产生了质疑。
问题官非但得不到处理，反而异地升迁，很难让人们信服。对于问题官员进行惩处，既是对干部个人负责，更是对广大群众负责。有的问题官员已经在异地升迁了，但处理结果却在升迁以后才出来，是对他本人的处理还是对他以前职位的处理，让人摸不着头脑。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这对于坚持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的根本标准，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好人用好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指明了方向，从干部选拔任用的角度来说，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然而“带病提拔”显然有违选人用人公信度的要求。
无论如何，对于问题官员一定不能予以提拔。这种“带病提拔”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如果“带病提拔”不能得到阻止，那么类似于“三鹿事件”就会永无休止。
类型
藏而不露型
即提拔前就存在违法
违纪行为，但一直未能被发现。据有关部门
调查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领导干部腐败潜伏期正逐渐变长；在被调查的
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来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而最长的达14年，当年作案当年被查处的只有不到两成。潜伏期变长给腐败分子带来很多“带病”被提拔的机会。韩桂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韩桂芝从1991年担任中共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起，就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950万元，一直未能被发现，先后提拔为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省委副书记、
省政协主席。
露而不究型
在某些方面有一定能力或特长的少数干部，虽个人在某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干部群众也有所反映，但有关部门却以生活小节无大碍、人才难得为由，在群众不断的举报中、争议中不断被提拔重用。
安徽省原副省长
王怀忠曾被认为是一个有经济头脑、发展思路清晰、工作有魄力的难得的
领导人才，虽然反映其问题的信件不断飞向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也知道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却始终认为群众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一些生活小节问题。因此，尽管王怀忠声名狼藉，却依旧步步高升。
究而未定型
这主要是指被提拔者正在被执法执纪机关了解核实问题过程中提拔，或被提拔者正处于处分影响期内而被提拔。
明知故犯型
一些用人者明知被提拔使用的干部“带病”，但因为与其有着种种不可告人的关系，还是明知故犯，仍然予以“带病提拔”。这种明知故犯，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权力私有化，把手中的权力视为己有，把自己管辖的地区或部门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营造自己的
势力范围，经营自己的
自留地，拉自己的小圈子，只要是圈子里的人，尽管有“病”也能得到提拔。另一种就是权力商品化，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利用手中掌握的用人权或借掌握有人事权的“圈内人”而大肆“卖官鬻爵”，明知“买官”者劣迹
斑斑、“病魔缠身”，但只要是交足了“
拜门钱”、“烧香费”、“
捐官款”，就将“
乌纱帽”拱手奉送。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徐国健，大肆利用手中的用人权“卖官卖爵”，其中一笔“交易”就受贿500万元。如
马德在黑龙江省
绥化市工作6年，受贿及礼金物品折合
人民币2385万元，其任市委书记期间，平均每个月受贿108万元，每天收受3.56万元，全市到他那里买官的干部有260人之多，几乎覆盖了全市所有的部门。
原因
把握偏差
德才兼备历来是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把握用人标准上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了偏差：有的认为
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用人只要看“才”就行了，有德无德无关紧要；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经济
欠发达地区，急于改变落后面貌，在用人上片面强调大胆起用能干“大事业”、“敢说、敢闯、敢干”的“创新型”干部，而对干部的“德”重视不够、考察不到位；有的明知干部在“德”方面有问题，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一些“带病者”选拔到了领导岗位。
干部伪装
少数干部善于伪装、隐藏，善于做秀，在被查处前大都披着冠冕堂皇的外衣，用假象掩盖真相。在公开场合讲廉政勤政往往是头头是道，
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有的还故意把一些不便收、不值钱的礼品或数额小的红包拿出来上交组织，以标榜自己。
考察失真
现在的
干部工作领域、生活和
活动范围愈来愈宽，给干部考察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一些地方对干部的考察方法比较简单、范围狭小、力量薄弱、时间短促，而很难准确发现干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的即使在考察中听到一些反映，也因缺乏具体线索，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事实，有的一时也难以定性；对干部品德方面的考察缺乏有效办法，难以掌握到真实情况。另外，一些考察人员自身素质不过硬，识人用人标准的偏差，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彻查，对一些重要“病症”把脉不准，也使得一些“带病”干部得以顺利提拔。
监督薄弱
一些地区、部门用人上产生的不正之风，其根源往往就在“一把手”身上。目前，对“一把手”
人事权的监督，形式上的东西多，实质上的东西少。上级领导对“一把手”迁就多，同级对“一把手”盲从多，下级对“一把手”服从多。如果“一把手”不坚持原则，不带头
廉洁自律，自我要求不严格，自身素质不过硬，就很容易发生腐败问题。很多“
买官卖官”就发生在“一把手”身上。
机制欠缺
比如前述四种带病提拔类型，“藏而不露”型，反映出监督力度、监督体系方面的问题，“露而不究”型，反映出
监督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究而未定”型，主要反映出干部考察机制方面特别是情况沟通方面的问题，“明知故犯”型，主要反映出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问题。
追究困难
对用人失察失误实施责任追究难度较大。发生的一些干部“带病提拔”的问题，真正追究用人者失察失误责任的不多。客观上讲，实行“带病提拔”责任追究确有不少困难，其主要表现有“四难”：“带病提拔”中的“病症”认定难，
责任主体区分难，责任行为确定难，责任追究落实难。因此对“带病提拔”者的处理比较到位，但对那些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的追究比较难，这也是造成用人上不正之风乃至少数干部“带病提拔”后长期得不到查处的一个重要因素。
预防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治本之策是要在深入抓好已有干部选拔
任用制度贯彻落实的同时，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关键是狠抓落实，强化
执行力。把科学发展观、正确
政绩观的要求切实贯彻到干部考察考核的具体实践中去，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选拔提名、考核、监督的机制，扩大考核工作中的民主，扩大选人识人的视野，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提拔起来。
改进
群众参与的方式，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
知情权、
参与权、
选择权和
监督权，落实群众公认原则。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
原则通过加大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和
干部交流的力度，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各展其能的机制，使“带病”干部相形见绌，使“带病”的干部无机可乘。
言论自由
干部“带病提拔”，虽然是
个别现象，但影响恶劣，严重损害党的形象，败坏
组织工作的声誉，干部群众反响强烈。解决好干部“带病提拔”是贯彻落实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净化纯洁干部队伍，确保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