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之

民国时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台湾“澎湖案”主角

张敏之(1909—1949)，山东省牟平县武宁乡南自格庄人。早年参加国民党，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党校(中央政治大学前身)。1928年，随北伐军回到山东，在省党部工作，后脱离政界，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张敏之仍回山东，在教育界工作。“七七事变“前曾任山东省立第八中学校长。“七七事变”后，任省立第六联中校长。后去阜阳，任国立第22中学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敏之曾一度在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后到济南，1948年去青岛。

人物简介

张敏之（1907年－1949年12月11日），山东省牟平县武宁乡南自格庄人。

1907年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十六岁时，他考入先志中学新制第一班。在校期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平民学会”。高中毕业后，他由中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保送入中央党务学校，成为该校第一期毕业生。

1928年,随北伐军回到山东，在省党部工作。后参加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汪精卫垮台后，张敏之被国民党通缉。

张敏之以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上学，他平时衣著朴素，不讲究穿戴，1928年校内一批学生，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遭上海当局逮捕,他就在内。他哥哥闻知，赶去托人营救，后来还是在南京找到崔唯吾先生，崔那时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听说张敏之出了事，立即写信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经吴铁城批示，才保释出来。

张敏之毕业后，回山东济南任省立一中训导主任。

1937年8月，张敏之被国民政府教育厅提升为山东省立烟台中学校长。

1939年年初，日军扫荡，张敏之为避免敌机轰炸伤及无辜学生，迁校至牟平山区的青山村，这是他首次带领学生流亡。

1941年5月，张敏之率领学生从牟平撤退至鲁南沂水，开始第二次流亡。因支持军需，同学们大多营养不良。

1942年7月，张敏之奉省政府之命率领师生前往皖北，途中饿死者不计其数。到了安徽阜阳，其他山东学生不断投奔而来，山东省立高中改为国立，张敏之任教务主任，是实际负责人。

1947年春，在解放战争的号角中，解放军进攻皖北，张敏之为避战乱带领学生再度流亡。在徐州，当局要求就地遣散学生，但他基于身上的责任，自己护送学生返乡。

1948年秋，烟台第二次解放，青岛形势十分混乱，张敏之率烟台国华、志孚、崇正、崇德、益文、中正等中学撤出的学生以及部分教师，伙同邹鉴、赵兰亭等人一同南下，于同年十一月到达上海，成立烟台联中，由南京教育部核准，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任校长。

1949年年初，张敏之率领山东烟台联合中学师生辗转上海、南京、湖南等地到达广州，并决定全部师生共同到台湾。经多方恳请，台湾军政长官陈诚勉强同意山东学生赴台，但却附有条件：一是思想动摇、不拥护蒋介石者必须剔除；二是17岁以上的学生必须应征入伍。多数教师和学生都不同意第二个条件，因为17岁学生一旦入伍，不但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连高中毕业证也拿不到。

1949年春烟台联中师生经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安排，分批送往澎湖列岛。该岛防守司令李振清、师长韩凤仪，为了补充兵员人数，强将烟台学生编入军队。张敏之会同邹鉴及其他校长，率领师生代表，极力交涉，陈述利害，激怒了长官，以有共产党嫌疑为名，予以逮捕，于1949年11月与邹鉴等人一起，被台湾当局枪杀。

人物生活

张敏之与王培五

王培五1909年出生于山东济宁。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自幼接受新式教育，15岁入基督教会开办的女子中学读书。她与张敏之的婚姻，最初被家族里的长者视为“门不当户不对”，但她对出身于胶东农家的张敏之情有独钟，是敬重他的品学兼优，无怨无悔地托付终身。张敏之在烟台先志中学完成学业后，由校长崔唯吾推荐，报考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成为该校第一期毕业生。北伐期间，张敏之组织宣传队活动于鲁南，与王培五相识。

1928年春，国军北伐，张敏之组织北伐宣传队在山东南部活动，后来担任‘党义教育训练班”训育主任。在班上认识了来自济宁县的教会女中的高材生王培五，他们成了一对恋人。在党义教育训练班上王培五因测验成绩第一，获得张敏之颁发《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两本书。在两人谈论婚嫁时，张敏之就对王培五说：“我很穷，没有什么聘礼，当初当奖品的那两本书，就算是我的聘礼吧！”而王培五也回说：“我家虽有钱，但也不会带什么嫁妆，我自己就是无价的活嫁妆。”王培五后来常向友人开玩笑说：“我嫁给了三民主义。”

北伐成功后，张敏之厌倦党内派系之争，遂辞职插班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王培五则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预科，一南一北，没能阻断他们的恋情。

张敏之死后，王培五顶着“匪属”的恶名，带着六个子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王培五擅长英语，也在济南中教过书，有子女六人(三男三女)。张敏之去世后，夫人与儿女生活极艰苦，吃尽苦头才挣扎出来。后都迁往美国定居，现在他子女都有较好的工作，生活安适。

张敏之与“澎湖案”

作为总负责人的张敏之，率流亡师生由广州抵达澎湖后，为让学生继续学业，冒死犯难，抗命军方强征学生入伍，遂被台北保安司令部以“涉嫌匪谍” 等项罪名判处死刑，制造了台湾自1949年5月19日颁布“戒严”法令之后的首宗大案，史称“澎湖案”，亦有后人称之为“澎湖烟台联中冤狱案”。

1949年6月上旬，张家随同山东流亡师生抵达澎湖，由大陆渡海而来，欲避开岁月的险恶，却迎面撞上了无妄之灾。9月15日，张敏之因抗命军方强征学生入伍，被澎湖防卫司令部关押囚禁，军方施以刑讯逼供，捏造“罪名”，又于11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侦办。随后，张敏之的夫人王培五女士便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儿女去了高雄友人家中暂时落脚。王培五明知丈夫的罪名是“莫须有”，起初以为到台湾后便能为他洗清，奔走台北以图斡旋营救，先是求援于张敏之昔日的恩师，时任“财政部司长”的崔唯吾。崔的太太是“国大代表”，王培五在求援信中说： “生以孤立无援，叩天乏术，敢乞吾师代为剖白，设法营救，倘蒙为力，请派代表前来，拍电已属无及。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崔唯吾邀集了山东来台的“省府委员” “议会议长” “立法委员” “国大代表”等要员名流，联名致函，向当时台湾最有权势的陈诚、彭孟缉陈情鸣冤，未得到任何回复。做过山东省参议会议长的裴鸣宇老先生，奔走各方，提出了26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指出判决书14项错误，也于事无补。当年12月11日，张敏之蒙冤罹难于台北马场町，成了这里最早的一批政治殉难者。

“澎湖案”因在当时牵连无辜甚广，故而长期成为台湾的政治禁忌，案情真相讳莫如深。在海峡对岸的大陆，尽管政见不同，但张敏之生为教育献身、死为教育殉难的史实从未湮灭，为人们缅怀景仰。直到上世纪末，台湾当局为张敏之冤案平反，除恢复名誉另给予家人最高基数的理赔，他的家人把这笔新台币600万元的巨款，全数捐赠家乡烟台第二中学。

遇害后张家的生活

张敏之遇害的次日，暂住高雄气象站的子女们尚不知情，母亲去了台北。当张彬看到当天报纸上登载的一行“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的粗大黑体字时，不知所措，浑身发抖，他猛然意识到再也见不到温良慈爱的父亲了。他赶紧去找姐姐张磊，姐姐也已知道了噩耗。六个孩子焦虑地等着母亲的归来。

两天后，匆促料理完丈夫后事的王培五回到高雄，带上一家人就此开始了逃难生活。王培五在高雄火车站找到张敏之昔日的一位学生，说明了身背“匪眷”之名有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这位年轻人痛快地答应师母一家先安顿下来。可是没多久，“警总”人员尾随而至，以解聘相威胁，张家只好离去。张敏之昔日的同学李先良，从台中发来电报说，前青岛保安旅高芳先将军率部驻扎彰化，愿意照料张家母子。张敏之担任青岛市参议期间，为高芳先上过课，高感念旧谊，在故旧家人落难之时伸出援手。

他们在彰化住的时间并不长，终于在夏天盼来了好消息，经李先良等人的担保，介绍王培五去台湾南部屏东县偏僻的万丹中学担任英文教师。在张彬的回忆中，荒僻的屏东县乡下生活异常艰苦。 “匪眷”阴影依旧，犹如天罗地网般的监控如影随形，王培五默默地承受着。

凭借王培五的忍耐与出色的教学业绩，张家艰难生活一步步有了起色，1951年王培五调到了条件较好的潮州中学，薪水也有了大幅提高。这一年长女张磊考上台北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因为公费，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其他子女的教育也逐渐步入正轨。尽管张家无时不在警察和情治人员的监控之下，但张家人学会了如何应付他们的问话，以表面的顺从掩盖内心的抗争。

1958年后，王培五先后任教于台南善化中学、台南女子中学、台北市建国中学，到退休时，六位子女均已自立，事业有成，其中培养出三位博士。张家子女在母亲王培五带领、养育之下，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熬过了艰辛岁月。

张敏之冤案平反

张敏之冤死后，在山东去台人员群体中始终余波未平。

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在抗战中曾与张敏之共事，深佩其人。1952年，他利用蒋介石接见的机会，为冤死的张敏之陈情，蒋介石指示“总统府”参军张公度予以复查，陈诚却答复说“要为国家留点颜面”，对“澎湖案”的复查拖延搁置。1954年，台湾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时，秦德纯、裴鸣宇、张敬塘、谈明华和张志安5人联名向大会登记重提此案，提出惩办凶手、慰问被害人家属、解除株连人士的歧视待遇、准许被捕充役的学生复学四项要求。陈诚闻之紧急约见秦德纯等人，以怕影响美援为由，不允提案，答应当选“副总统”后进行复查。但是曾办理此案的彭孟缉，正获两蒋的重用与信任，与陈诚一样都不希望翻案，只是象征性地究办了当年办案的几个小人物，平反冤案未果。

1970年，山东籍的老“国大代表”又追问此案，蒋介石说： “待复国后再究办。”可蒋至死也没能完成“反攻复国”。1982年谈明华病逝，至此5位提案人全部过世了，而“澎湖案”的平反依旧遥遥无期。与美“断交”后，长子张彬以“杰出学者”身份获邀来台，本想借此为父亲平反，受到“戒严令”有关条款限制，愿望落空。

上世纪90年代，是台湾社会的转型时期，当年流亡到台湾的山东学生，许多人已成为政界军界的中坚，其中当了十年台湾大学校长的孙震，1993年接任“国防部长”；跟随张敏之来台的学生中，还出了三位二级上将，但平反政治案件的制约力量仍旧存在。直到1998年6月，台湾当局公布制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同年9月，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启动了台湾“戒严”时期所遗留的大量“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和补偿。张敏之案由此柳暗花明。

张敏之的家人向“基金会”递交的请求补偿申请一度被退回，反倒是国民党外的“立法委员”们为其仗义执言，出面申请。最终基金会于2000年1月，审查通过了张敏之补偿案，并获得最高基数的理赔。这意味着张敏之等人的冤案获得真正意义的平反。

张家后人遗泽桑梓

在安居立业打拼生活中，故国与故乡也是张家人的牵挂。1979年，年近七旬的王培五女士回到故乡济宁，受到当地官员的欢迎与接待，中国大陆此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梦中的故乡又变得亲切起来。1989年，王培五在6个子女的陪伴下，回到台湾，举办“张敏之校长、邹鉴校长罹难40周年纪念会”。1999年，王培五口述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出版。

长子张彬的人生一多半在异国度过，从获得博士学位到得到终身教授的荣誉，一步一个脚印，在教育及实业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的故土之情，从未因身着西装、操说英语，而有半分淡漠。王培五对故土也念念不忘，多次对张彬讲：“你应该去大陆做点事，去教教书啊！”

张敏之案平反后，张彬与三弟张彤共同发起，在烟台二中设立了“张敏之教育基金”，捐款修建了张敏之教学楼。多年来，已经有数百名品学兼优的二中学生，成为该项教育基金的受益者。2007年，退休后的张彬承袭父辈的志节，终于实现了来大陆做事的愿望，应国家教育部邀请，赴海南大学公益讲学。尽管他言明不要任何薪酬，大学领导到年底还是发给他不菲的薪水，张彬推辞不掉，只好把这笔款项放在系里，在海南大学四年间，全用在了捐助汶川震区的受灾家庭学生以及贫困学生助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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