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

中国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

张颔（1920年--2017年），古文字学，山西介休人。别署作庐，号不扫堂主、二触老人等。

人物年表

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父母早逝，家境寒素。 20世纪30年代先生在杜任之身边做干事时，开始接触社科书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创作了《蝙蝠》《债与偿》《杜鹃》等中短篇小说。

1965年，主持了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

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侯马盟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

1979年，张颔先生又发表了《侯马盟书丛考续》一文，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1999年11月，张颔先生八十大寿时，山西省文物局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其从事考古工作五十年暨八十华诞举办了学术资料及书画作品抽样展，期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贺电贺信更是飘飘洒洒，纷至沓来。

2004年秋，西泠印社邀张颔先生为“社员”，这是这家国内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金石书法篆刻学术性团体成立百年来邀请加入的第一位山西会员。

2005年11月下旬，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访了张颔先生，期间摄制组深入到先生的介休老家及侯马盟书的出土地进行了外景拍照。张先生是山西入选此栏目者第一人。

2017年1月18日，山西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张颔同志（享受按副省〈部〉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98岁。

人生经历

清平治学

张颔先生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他的父母早逝，家境贫寒，但他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对文史方面的书籍特别偏爱。因此，虽然张颔先生的学历仅仅是高小，但最终因其酷爱文史，博闻强记而苦学成才，先后出任了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1965年冬，侯马电厂搞基建挖土方发现了不少写有古代文字的石片、玉片，在原平县搞四清工作的张颔先生闻讯立即赶往考察。这些石片、玉片上的字迹非常小，需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而即便是在放大镜下，对于这些如天书般的石片文字还是令人一筹莫展，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辨认。张颔先生经过细心的整理，反复琢磨，最终认定，“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虽然究竟是什么说不出来。但有些字句，好像是什么祭祀，跟祭祀有关系”，于是根据这个判断，张颔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的文字》发表在当年的《文物》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乏善可陈的考古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知名学者王冶秋先生将此文拿给了郭沫若先生看，郭沫若先生看了以后，很快写了一篇文章《侯马盟书试探》。文章认为，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应该说，郭沫若的文章对张颔先生是一个极大的启发，从此，张颔先生根据“盟书”这个思路开始从历史上进行考证。

到1973年，张颔先生最终把几千件盟书残片的文字全部辨认了出来，并写了一系列的考证文章。这样，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的巨著——《侯马盟书》随之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张颔先生考古发掘、整理编撰的《侯马盟书》被考古学界评选为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考古学界公认，《侯马盟书》对于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上世纪80年代，日本考古学界也参专门给张颔先生发来贺信，盛赞这一重大的考古成就，并诚挚邀请张颔先生赴日讲学交流。

逆境求生

张颔先生的这项研究刚刚进行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文革”期间，张颔先生在大部分时间里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院子。张颔先生回忆说，当时他负责整个文物局机关的厕所卫生，男女厕所都是他来打扫。张颔先生不无自嘲地说，他原来是考古所的所长，后来又打扫厕所，“文革”后再恢复为所长，因此许多同志笑称他为“老所长”。张颔先生在“文革”期间被关牛棚长达7年。在孤独与痛苦中几乎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研究盟书的事不得不被打断。张颔先生说他在挨打挨得最厉害的时候曾经想过自杀，但是“死不下去”，在回答为什么没有自杀时，张颔先生说自己是“有动机无决心”，因为自己可以一死了之，可全家大小四五口人怎么办。

在张颔的家中至今还保存着“文革”时期一件特殊的东西——一本经过改造的《毛选》，正是这本《毛选》陪伴他度过了牛棚中无数个难眠之夜。不过张颔先生并没有完全被逆境所征服，他总认为是非还有大白天下的时候。张颔先生甚至在牛棚里用《毛选》的纸外壳制作了一个测天仪，晚上用于观察星象。当时张颔先生被指定阅读《毛选》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篇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之所以被指定读这两篇文章，是因为张颔先生“拒不投降”。他说当时他被打得受不了时就认错了，再打一次时就又不承认了。张颔先生说，他不断地打，不断地翻案，是想到“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这句古训。有些钱是不可以随便地拿的，而遭到了灾难的时候，也不应该苟且度过，应该还是扎扎实实、安安心心地考虑，总有前途的。

重修“盟书”

“文革”中所有的《侯马盟书》资料没有遭到任何毁坏，它们被集中装箱，堆放在了文庙后的一间旧房子里，一直默默地等待着张颔先生的到来。而“文革”一结束，张颔先生便再次投入到了《侯马盟书》的研究之中。《侯马盟书》的初版发行时间是1976年，当时的印数很少，因而这本书引起的轰动仅限于专家圈子里，广大读者中知之者有限。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甚至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内，也只购藏了一册，使得许多专业教授也难得一借。其后，《侯马盟书》也没有再行出版。据了解，目前中国台湾有人出版了《侯马盟书》的缩印本。事实上，张颔先生自己对初版发行的《侯马盟书》并不满意，这也是他重修“盟书”的原因。历时多年，在张颔先生淡泊名利、孜孜以求的努力之下，《侯马盟书》增订本终于由山西省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了。张颔先生说，他的夙愿终于了了。

虚怀若谷

张颔晚年虽然身患血压低、脑供血不足、血管硬化梗塞等疾病，但老人家依旧思路清晰、记忆敏捷，言辞幽默。尤其是对于古文、历史知识的熟悉，达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

张颔目前依然保持着多年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开始看书。在老人家的床头，摆放着《诗经注释》、《周易注释》、《回忆王冶秋》等书籍。在张颔先生书桌的墙壁上至今仍吊挂着两块水牌，上有毛笔的工整抄录，涉及音韵、天文等方面的内容，张老解释道：都是须强记熟背的内容，待铭篆镌心后再行更换。在他身穿的衣服上，总有几个口袋，其中插着一支圆珠笔，装着几张白卡片，凡遇有用知识即随手记录，回来后再作归纳总括。问及平日的起居，张老坦言，一日不读书就无聊。1986年11月，山西省阳曲县发现一块古代四字匾额，这四个字在山西无人能识，有关部门只得诚邀中国有识之人前来辨认。当时张颔先生在上海出差，回到山西之后他立即赶往阳曲，当即不仅把这四个字认出，而且还将这块匾额的来龙去脉解释得一清二楚，这件事经《太原晚报》等媒体报道后，在山西省轰动一时。

张颔先生曾经自制一“联”：深知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事实上，倒是有不少人不断地来“麻烦”张颔先生。许多人慕名来找张颔先生或索书或求教。尤其是索字，张颔先生自称不是书家，更不想以书法沽名，但他的书法却在坊间广泛流布，为内行人士所称道。张颔先生的书法尤善篆文，其书藏头护尾，翕张自如，遒劲峭拔，铁画银钩，这与老先生谙熟先秦篆籀字理、了然金石文字演化不无干系。

2004年秋，西泠印社邀张颔先生为“社员”，这是这家国内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金石书法篆刻学术性团体成立百年来邀请加入的第一位山西会员。

出版图书

学术成就

《万荣出土错金鸟虫书戈铭文考释》

1961年山西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形制相同，上有鸟书文字。张颔就此器作了详细考证，写成文章，考证此器。首先是认字，他认出六个鸟虫书文字是“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何人？先生认为是吴王僚，名州于者。“于”是“州于”之单称。文章列举大量文献、实物铭文及楚辞中的证据，证明春秋时已有人名单称的惯例，否定了将单称说成是两字反切的错误解释。还指出，鸟虫书是春秋后期吴越等南方诸国一种艺术字体，故此戈当系南方之器。以往曾有鸟虫书铭文的戈在山西汾阳县出土，当是晋国之器受南方铭文风格影响所致。文章又对照此戈与“吴季子之子剑”的“子”字，字形相同，并逐字比勘此戈与南方其他器物字形相同，说明此戈确为南方之器。接着，进一步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

《庚儿鼎解》（与张万钟合作）

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晋国墓葬出土了两件带有长铭的大铜鼎。张颔先生首先考释了该鼎铭文字形，字义，并据铭文的内容判定其为东周时期徐国之器，其主人为徐王庚作为王子时所作之器。根据铜器命名的惯例，定名为“庚儿鼎”。关于该器铭文一些字的诠解，后被收入《金文诂林》一书。至于徐国之器何以流入晋国，文章通过对徐与吴楚密切关系及当时有以“宗器相赂”的史实详加考证，做出了合理解释。文章认为，此鼎当是晋大夫受赂之器，对该鼎的铸造时限也做了可信的推断。由于对这件器物铭文的考释以及其时代的断定，这件器物也就成了在考古学上的“标形器”。此文发表后亦见于日本学者江树治先生的著述中。

《陈喜壶辨》

1952年山西省政府文物室从古董商手中购得古铜壶一件，后来在山西省博物馆公开陈列后引起学者重视，纷纷撰文考证。学者多认为是春秋齐国陈僖子田乞之器，此壶有断代意义。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铭文与壶身纹饰风格不尽似，铭文可能是镶补所加，双耳亦可能是另铸拼接上去的。张颔则认为上述看法均不确当，故著文加以辨证。文章认为仅据残缺的一半字形“喜”即认为陈僖之器，证据欠足，且齐器多书人名不书美号。如器主是陈僖子，按当时齐铜器铭文惯例，应称“陈乞”，而“喜”字亦非美号之字。铭文用字当作“嫠（厘）”，此壶铭文用“喜”字，可知此壶断非陈僖子之器。文章又指出此壶虽然是齐国之器，但谈不上具有断代意义。文章还从工艺铸造上，举出壶耳和簋耳系列的例证与其它器一一比较，证明该器并非镶补拼接之作，而是分范合铸。此文一出，廓清了对该器过高评价或断为伪器的两种偏颇之论，断定了该器的客观科学价值。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张光裕所作《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一书中指出、张颔对辨别古代彝器的真伪提供了宝贵经验。

《匏形壶与匏瓜星》

1973年山西闻喜县出土战国时带有鸟头盖的偏颈陶壶。张颔作此文考证该器形制的涵义，指出这件器物即古文献中所说的 “玄酒陶匏”的 “匏壶”，即盛玄酒（水）用的礼器。此类形制的铜器已见于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中著录的图版“鸟盖瓠壶”。文章又指出，壶形为匏瓜即葫芦的一种，鸟头壶像鸡形。此器轮廓形象恰如古天文星像中“匏瓜星”亦即“天鸡”之象。盖西周时以匏瓜作为日用器物，古人见物形对照以名星象，有其渊源有自。以“匏瓜”为星名，确系中国古代所固有，而非外来的名称。这篇文章是张颔考古与天文学相结合进行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例证之一。

人物评价

张颔老先生因之被称为古文字大家。甚至有人认为，张颔老先生是山西省目前在世的唯一大家。张颔先生八十大寿时，日本东京大学松丸道雄在贺电中称：“由于1978年日中两国恢复国交，中国学术界的消息渐渐传到中国，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国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中国，普遍著称于中国的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首，涉及到泉币文字、玺印镜铭、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之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精妙入神，这一点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

张颔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我的《侯马盟书试探》只是在他们的成绩之上做了一些补充而已。

——郭沫若《张颔学术与书法集评》

张老的书法中蕴含着文化、历史、文采。他与有些专业书法家临写古篆、汉隶或楷行，只是照帖摹写，依样画葫芦，没有自己的文采者完全不一样。

——冯其庸《学人之书格高韵古关于张颔先生<侯马盟书>及其书法》

作庐先生，有道之士，正直谦逊，迥异时贤，其学辨精邃古，沉潜金石；其书笔笔遒劲，尽篆籀之妙；其诗联韵语幽默诙谐，戛戛独造；其长歌古朴恣肆，直追昌黎，凡此种种难以殚述，而蚊画刺世，借题发挥，今人绝倒。于此余惟心折而已。

——姚奠中《张颔学术与书法集评》

先生于书法一路尤擅篆文，其书藏头护尾，翕张自如，遒劲峭拔，铁画银钩，这与先生谙熟先秦篆籀字理、了然金石文字演化不无干系。先生书法落款处则为工稳楷书，典雅隽永，幽婉玲珑，字出北朝墓志。从先生的笔墨中，更多看到的是学识修养，器局宇量，而非技巧艺能、水磨之功。

——介子平《〈侯马盟书〉与大家张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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