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

博戈雅夫列斯基大教堂的神父

彼得·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в，1817年9月17日—1878年12月18日）教名鲍乃迪，巴拉第，修士大司祭，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第十三、十五届领班。

人物简介

П.И.卡法罗夫（П.И.Кафаров，1817-1878），教名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所以，又习称巴拉第·卡法罗夫。出身于喀山州一个神学世家，后来又毕业于当地宗教学校。按一般规律，他必定会成为成千上百神父中的一位，默默无闻。可是，在他22岁那年，也就是1839年，他突发奇想，申请去遥远的中国服务，自愿参加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成为第十二届布道团成员，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先后三次到达北京，居住时间长达三十一年。他和遥远的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世界公认的著名汉学家。当代俄罗斯汉学家A.霍赫洛夫评论说“他是俄罗斯汉学科学大师之一，他写了许多有关中国、中亚及远东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方面的著作。在东方学领域里，他的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兴趣表现得非常广泛，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国外，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因此，在他那个时代，他被公认为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而现代俄罗斯汉学界，则习惯将他和Я·比丘林，В·瓦西里耶夫并列称为“俄罗斯汉学界三大巨匠”。

早年经历

毕业于喀山宗教学校

1855年，就接替父亲工作了四十年的岗位，作了契斯托波尔斯克县的监督司祭。而二哥尼古拉也于1836年毕业于喀山宗教学校，随后任契斯托波尔斯克县色捷林基洛镇的神父。而他的一个叫伊丽娅的姐姐，也嫁给了一个神父。这种严格的很有特色的神学世家的特殊生活环境，对巴拉第·卡法罗夫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决定作用。

接受启蒙教育

和其兄长们一样，巴拉第·卡法罗夫于1827年进入契斯托波尔斯克县神学学校接受启蒙教育。他学习非常努力，成绩很好。1831-1832年进行年终总结时，在表格的“能力，勤勉与成绩”栏里，在姓名的对面写着“优秀”，而在“品德”栏里，写着“非常诚实”。尽管是宗教学校，但是，课程内容仍然相当重视历史。早在1832年，还是宗教学校低年级学生时，巴拉第·卡法罗夫就已经学完了历史教程。这个教程是他们1832年9月26日到12月12日之间使用的，前面有一个简短的序言，阐述了如下问题：“历史概念”、“历史对上帝意识，对敬仰上帝，对人的意识的好处和乐趣”、“有关希腊历史的章节与计划：希腊人的起源，希腊德弗卡里昂的产生”、“费弗斯基王朝的基础”等等。

1847年11月，比丘林把自己刚出版的书《中国的道德与公民状况》送给了他。

1837年，经过自己的努力和父母的帮助，巴拉第·卡法罗夫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深造。

接触中国文化

1838年，巴拉第·卡法罗夫顺利毕业，被录用到神学院管理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作文牍秘书。按当时的情况，这等于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神学部门的升官之道。可出乎意料的是，办公室的工作很快使巴拉第·卡法罗夫厌烦了。不久，他给正教事务衙门递交了请求书，居然要求把他列入将被派往北京的布道团。1839年8月2日，他的请求被批准。当日，他就前往教堂剃度为僧，法号“巴拉第”。从此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来到中国的原因

1865年7月31日，他在答应出任俄罗斯据北京第十五届布道团首脑时，曾给索·苏哈沃—卡贝丽娜写过信。其中说：“很久以前，您，善良的索非娅·瓦西里耶夫娜，曾经因我不可原谅的沉默而谴责过我。但这段爱情为何失败，及其对巴拉第·卡法罗夫产生了何种影响，仍然无法估量；至于“渴求通晓东方民族生活的知识”，客观上确实存在。

1867年，B·贝勒士奈德写信给Ф·奥斯汀-萨克恩，其中也说“我不打算啰嗦他作为一个人和学者的高尚品格，在北京，所有的欧洲人，中国人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

1838年1月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而当时巴拉第·卡法罗夫也正在那里学习和工作。如此一来，他自然就成了十三届布道团首脑的熟人和同事。这样，巴拉第·卡法罗夫就完全具有了申请去中国的关系和知识契机。后来，十三届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来源于圣彼得堡神学院；

卡法罗夫第一次居京时期，从汉、蒙、藏文佛典中做了大量摘译，除部分发表外，全部手稿赠给В.П.瓦西里耶夫（1818-1900）。此外，所有著作几乎全部发表，大部刊于其本人创办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

所编《华俄大辞典》使其享有世界声誉。卡法罗夫在华期间，适值中国发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等重大历史事件，他给亚洲司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岳福的报告颇有史料价值。卡法罗夫于1858年英法联军侵华时期所写日记也有史料价值。卡法罗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岳福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提供关于京津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与建议，对沙俄抢在英法之前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俄起了作用。

人物成就

学习语言

巴拉第·卡法罗夫作为一般神职人员，主要工作是学习语言；其次是研读和研究佛教典籍，写了几种出色的佛教著作，在汉学研究领域展示了其出众的才华。布道团成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语言。巴拉第·卡法罗夫则主要学习了汉语。事实上，新布道团成员们的汉语教育早在圣彼得堡时就已经开始了。1840年2月，新教团经过艰难跋涉，来到伊尔库茨克。在这里“趁为经过恰克图以及以后经蒙古到北京的准备时间，巴拉第·卡法罗夫借助于B.瓦西里耶夫的帮助，熟悉了蒙古语和藏语。到达恰克图之后，语言课继续开，但老师则换成了在恰克图语言学校教汉语的K.克雷门斯基。这个学校是1835年5月在比丘林的直接参与促进下创办的”。也许正是这种单调、严肃的学习生活气氛，导致这一届布道团的汉学研究，成绩斐然，诞生了巴拉第·卡法罗夫和B·瓦西里耶夫两位世界级汉学泰斗。

语言学习过程很快就结束了，巴拉第·卡法罗夫完全掌握了汉语，由于勤奋，因此他很快在汉学研究领域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由于当时布道团有研究佛教的传统，加上资料充足，当然也不排除为了传播东正教而了解异教的因素，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这个时期的汉学研究兴趣及成就主要集中在佛教方面。

1843年，巴拉第·卡法罗夫完成了第一篇作品，叫“中国佛教诸神及他们的画像记要”。很显然，作者所创作的这个作品详细地编辑了佛教最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神祇清单，并附上有价值的插图收藏品。1844年巴拉第·卡法罗夫完成了命名为“迦毗罗学说”的有关佛教的新著。这部著作有一篇简短的前言，其余是译自佛教丛书《丹珠尔》中的一篇专题论文《金七十论》的译文。这些作品在送达亚洲司之后，“Д·С·.切斯特洛伊和Н·Я·比丘林参加了对它的评论，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可惜一直是手稿，没有出版。

1847年，巴拉第·卡法罗夫又完成了另外两部作品：《佛陀的生活》和《古代佛教史纲》。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一、二卷中。相对来说，真正代表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佛教研究水平的主要是这两部作品。它们表明巴拉第·卡法罗夫研究佛教是有计划地，不是盲目的。按照近代佛学大师吕澄的看法，如要有计划地研究佛教，就必遵一定顺序。首先是“藏经”，也就是材料研究；其次是“佛传”，也就是佛教创立者的传记研究；再次，是“教史”，也就是佛教传播史的研究；最后是“佛理”，也就是佛教宗教哲学理论的研究。如果我们对巴拉第·卡法罗夫研究佛教的历程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正是依照这样的顺序来研究佛教的。首先，在北京居住的第一个时期，他除了全力学习汉语外，所有剩下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阅读佛经上。当时，布道团佛教研究专家波·图卡利诺夫在给亚洲司的报告里就说：“巴拉第以少有的热情，坚定不移地沉入佛教的漩涡之中。从早到晚，坐在佛经面前，抄着，译著……”。根据瓦西里耶夫院士的回忆，巴拉第·卡法罗夫“阅读了750多卷的汉文佛经后，在临回国前夕，放弃了佛教研究，把所有的手稿摘录全部赠送给了我，至今它们还保存在我这里”。可见，巴拉第·卡法罗夫研究佛教的路子很正确。先努力熟悉了佛教资料。在北京的几年，就熟读了750多卷佛经，这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其次，写了《佛陀传》；接着又写了《古代佛教历史纲要》。按理，接下来就是研究佛教教理。可惜，由于沙俄政府的指令，以及与满清学者何秋涛的交往，他的学术兴趣发生了变化。从第二次到达北京开始，转而研究中国边疆历史。虽然，他的佛教研究没有继续下去，在俄罗斯本土，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佛教研究领域，提倡研究资料的梵语原典化和研究方法的西方化，这样就势必导致巴拉第·卡法罗夫佛教研究传统风格的被冷落。

由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杰出表现，1847年4月，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司命令他回国，并委托他组建新一届布道团。1849年2月初，巴拉第·卡法罗夫作为首脑率领第十三届布道团的9名成员（在伊尔库茨克又加上恩·涅恰耶夫），从喀山出发，经过艰难的旅途，于1849年9月27日到达北京。直到1859年5月离开中国止，在北京居住共十年。这是他第二次在北京居住的时期。

编写辞典

卡法罗夫曾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编写汉俄辞典，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可惜他生前未能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辞典最后由波波夫（1842－1913）依据卡法罗夫留在北京的辞典手稿，加以补充和完善后出版。这是俄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正式出版辞典之一，在19世纪末闻名于世，成为包括西方汉学家在内的重要汉学研究工具书。

对于卡法罗夫在汉学领域的成就，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将卡法罗夫与比丘比和瓦西里耶夫并称为俄国汉学的三巨头。但是，学术界对卡法罗夫的研究力度远不如后两位。

汉学研究

宗教研究

中国宗教研究

第一次来华期间，卡法罗夫沉迷于佛教研究，从汉语、蒙古语和藏语翻译了大量佛教经籍。1852年，他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第一卷中发表了第一部佛教译作——《佛陀传》，接着在第二卷中发表了《古代佛教史略》。另外一部译作译自汉语的《丹珠儿》，名曰《金七十论》，共120页，没有发表，但上面用红色墨水和铅笔所作的改动说明作者当时曾经准备将其发表，手稿现存莫斯科的外交部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他还有一部著作名为《佛教诸神概况》，但手稿至今下落不明。卡法罗夫的这些作品说明他曾经是一个严肃的佛教研究者，致力于向俄国读者介绍中国佛教产生的历史、佛祖的生平和业绩以及佛教的各种仪式。但在1846年奉召回国前，他彻底放弃了一度痴迷的佛教研究，而且再也没有回头。临行前，他将自己所有的佛教译文手稿赠送给了瓦西里耶夫。

卡法罗夫在其晚年又对中国的汉语伊斯兰教文献产生了兴趣，共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名为《中国的穆斯林》，1866年发表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另外一篇文章是《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对中国伊斯兰教教徒刘泽亮编汉文伊斯兰教文集＜御览至圣实录＞的诠释》，1877年发表于《俄罗斯地理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17卷。卡法罗夫最为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著作当数《伊斯兰教汉文文选》，全书共334页，在曾任俄驻华使馆医生的贝勒士奈德（1833－1901）的帮助下，1887年于圣彼得堡出版。这本书的手稿是由阿多拉茨基神父于卡法罗夫死后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档案中发现的。此外，卡法罗夫还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研究。1872年在《东方文集》第一卷发表《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

史地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卡法罗夫同样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对蒙古的研究至今为历史学家们所看重。他的研究侧重点为蒙古的早期历史，即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史。1866年，卡法罗夫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发表了他所翻译的《元朝秘史》，原文来自《永乐大典》。他的译文准确、文笔优美，作了660条注释，并撰有前言，介绍了《永乐大典》的成书历史。他对《元朝秘史》的翻译和研究，使他成为俄国蒙古历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译文在将近80年的时间里丰富了好几代历史学家的知识。

《长春真人西游记》

卡法罗夫的第二部蒙古学译作是译自《皇元圣武亲征录》的《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皇元圣武亲征录》又名《元亲征录》、《元圣武亲征录》、《圣武亲征录》，原为中国清朝史学家何秋涛所藏，卡法罗夫从何秋涛处得到了这部书稿，翻译成俄语并加了注释。

卡法罗夫的第三部蒙古学译作是《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邱处机及全真道的重要著述，也是13世纪上叶一部重要中西交通史文献，对研究元史、西域史、地理、民俗等均有参考价值，在世界中世纪的地理游记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译本前言中，卡法罗夫介绍了这本游记作品的成书历史。他所作150页之多的600条注释，反映了他对这部游记的研究心得。

卡法罗夫的另外一部蒙古学著作是《中国人张德辉在十三世纪上半叶的蒙古游记》，发表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论丛》1867年第9－10卷上。1869年，俄国地理学会请示俄国东正教事物管理局允许派遣卡法罗夫前往南乌苏里江地区进行民族学考察。他在那里一共呆了一年的时间，期间向俄国地理学会寄回了大量报告，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公报》1870年第6、7卷上发表了《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修士大司祭鲍乃迪书信）》。

出版作品

出版《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

卡法罗夫担任13届传教士团领班时，倡议、组织并编辑出版了一部在国际汉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集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全书共4卷，由圣彼得堡军校部印刷厂印行。

这部集刊的意义在于它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第一本汉学连续出版物，所刊文章极具科学价值。特别是叶夫拉姆比的《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近来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因为叶夫拉姆比所翻译的奏折是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所上，他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受到皇帝的斥责。这篇文章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王茂荫因此而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

主要作品

《天津和上海间的海运》（1850）；

《佛陀传》（翻译，1852）；

《古代佛教史略》（翻译，1853）；

《金七十论》（汉译《丹珠儿》转译，手稿）；

《修士大司祭鲍乃迪1858年日记》（1912）；

《通过中国及其附属国的商路》；

《在北京郊区一寺庙度过的一周》（1863）；

《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第4卷全部，其中包括《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篇）（1866）；

《中国人张德辉在13世纪上半叶的蒙古游记》（1867）；

《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修士大司祭鲍乃迪书信）》（1870）；

《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1872）；

《14世纪在中国的俄国俘虏》（1872）；

《修士大司祭鲍乃迪评马可波罗的华北之行》（1876）；

《中国伊斯兰文献：对中国伊斯兰教教徒刘泽亮编汉文伊斯兰教文集〈御览至圣实录〉的诠释》（1877）；

《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据《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本译注，1877）；

《乌苏里边区简史》（1879）；

《伊斯兰教汉文文选》（1887）；

《汉俄合璧韵编》（两卷，由波波夫续完，1888）；

《修士大司祭鲍乃迪1847和1859年蒙古纪行》（1892）；

《哥萨克裴特林中国之行札记》（1892）；

《鲍乃迪和穆拉岳福的通讯》（В.克雷扎诺夫斯基编，1914）。

《汉俄合璧韵编》（以下简称《韵编》），是巴拉第·卡法罗夫（1817-1878）一生学术活动的最后结晶。“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其生平的最后几年，集中精力编辑这部《韵编》”。

重点事件

1838年毕业于喀山传教士学校，后进入彼得堡神学院学习。1839年自愿参加第十二届传教士团为助祭，取法号鲍乃迪。1847年回国。次年升任大司祭。1849年出任第十三届传教士团领班，1850年到京，1858年回国。1864年由驻罗马大使馆教堂住持出任第十五届传教士团领班。1870～1871年曾参加俄国地理学会组织的阿穆尔河和南乌苏里江考古与民族考察队约一年。他给亚洲司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岳福的报告颇有史料价值。卡法罗夫于1858年英法联军侵华时期所写日记也有史料价值。卡法罗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岳福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提供关于京津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与建议，对沙俄抢在英法之前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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