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访华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应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9年以来，两国经历了30年的长期隔阂后，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进行的首次访问。最后双方宣布中苏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宣布两国、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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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苏两国关系降到冰点，在莫斯科和北京的两国大使馆，相当长时间内，双方大使都缺位，仅有临时代办维持着馆务；双方外交人员见面基本上是为了抗议和反抗议。
1969年10月，中苏开始边界会谈，1979年9月，双方又把会谈扩展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上来。随着前苏联逐步消除威胁中国安全的“三大障碍”，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时刻到来了。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正是1979年至1989年共10年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结果。
为了这次访问，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
钱其琛在1988年12月就访问了
莫斯科，并当面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仅仅两个月后，前苏联外长
谢瓦尔德纳泽回访北京，确定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具体日期，即1989年5月15日至18日。
过程
欢迎仪式
戈尔巴乔夫一行抵达北京后，依照双方商定的日程安排，并经
中共中央批准，戈尔巴乔夫于5月15日抵京后，原定于当日下午4时整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然而，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无法保证仪式的正常进行，接待办公室的接待人员都十分焦急。5月14日晚11点10分，接待办公室接到
公安部的电话，传达了中央领导指示：欢迎仪式改在机场举行。
接待办公室同有关协作单位打好了招呼。为了不走漏消息，接待办公室规定，有关戈尔巴乔夫访问日程的电话，一律使用红机（即内部保密电话机）。当时解放军仪仗营那里没有保密电话机，负责通知的人只好用普通电话机，把负责此项任务的人员请到钓鱼台来，当面口头交代，要求仪仗队15日11时前到
首都机场南停机坪。他们接受任务离开
钓鱼台国宾馆时，已过午夜。后来听说，解放军仪仗营担心白天兴师动众，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在15日凌晨就将数百人的队伍提前拉到机场等候。
5月15日清早，
礼宾司的同志赶到机场，分头落实有关欢迎仪式各项准备工作，如专机的停靠位置、欢迎队伍的排列，贵宾室的布置，前苏联使馆人员进入机场安排（一律凭使馆特有的221号汽车牌）等等。由于临时安排供应开水有困难，决定在机场供应易拉罐饮料。在欢迎仪式上必须悬挂两国国旗。但由于机场旗杆滑轮因多年不用而严重锈蚀，不能使用，只好把升降梯开来，才把中苏两国国旗和多面彩旗升起来。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礼宾惯例，国宾来访，欢迎仪式上应该铺上红地毯，即国宾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应一直走在红地毯上。从1980年9月1日起，中国实行礼宾改革，把国宾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改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当时，还特制了欢迎国宾用的红地毯，存放在大会堂地下室，以备不时之需。戈氏来访，不得已临时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而红地毯却无法从大会堂运出。一来是地毯过大过重，搬动运输困难，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人群，要想搬出红地毯，又避开他们的视线，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后来公众在电视上都看到的尴尬情形：没有铺红地毯的国宾欢迎仪式。
1989年5月15日北京时间中午12时整，戈尔巴乔夫的专机准时降落在首都机场（即老机场）。戈尔巴乔夫走下飞机，欢迎仪式就在停机坪的水泥地上举行。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氏检阅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两人自始至终都是走在水泥地上。尽管
21响礼炮轰鸣惊心动魄，国歌演奏雄壮有力，仪仗队员个个精神饱满，但缺少了醒目的红地毯，欢迎仪式还是显得大为逊色。
电视新闻播出之后，不少人其中还有中央负责人给接待办公室打电活，质问为什么不铺红地毯。
中苏两国隔绝了30年之久，即将步入一个新时代，而标志意义十分明显的戈氏来访，却没有享受到红地毯待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然而实际上戈尔巴乔夫访华留下的遗憾远不止欢迎仪式上的红地毯，还有好几项活动，也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执行，有的甚至被迫取消了。如原定5月16日上午向
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却临时作罢；原定17日晚由
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行京剧晚会，演出《
盗仙草》、《
秋江》等传统剧目，由于无法进入大会堂，晚会也被迫取消。
接待工作
戈尔巴乔夫是应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来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因此杨尚昆主席主持了机场的欢迎仪式和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
当戈尔巴乔夫一行途经
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时，聚集的人群造成了交通堵塞。接待办公室为了保证客人的安全，在安排戈氏车队的行车路线时，尽量避开人群。然而，随着戈氏访华消息的公布，群众开始围追国宾车队。戈尔巴乔夫那时正在兜售他的“
新思维”、“
公开性”，没有理解中方尽量让他避开人群的特别用意。他以“与公众接触”为由，多次要求车队停车，下车与路边群众握手、交谈，更增加了接待工作的难度。
高级会晤
1989年5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午邓小平又在福建厅宴请了戈氏一行。这就是著名的中苏“高级会晤”。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主张，得到了双方的一致认可。这次会晤确立了
中苏关系正常化新框架，为双方建立超越
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中俄以及中国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
外交礼仪中，互相握手或者拥抱是很常见的礼节，但这两种礼节所表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当时，中苏经过长达30年的隔阂，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当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见面时，并没有按照过去的礼节习惯互相拥抱，而是互相握手问好。
早在1988年，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即将开始时，邓小平对此就有了明确的指示，那年10月28日，邓小平办公室秘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并作了如下电话记录：
“小平同志说：告诉钱其琛同志和
李鹏同志，请外事小组开一次会，讨论一下钱外长访苏、苏外长来访，包括以后首脑会晤时礼遇方面的问题，定个调子、热的尺度。现在西方都在注意中苏热的情况，比如说拥抱不拥抱的问题。从外长开始，苏联一定热，我们热到什么程度？有些甚至定了的，要给苏打个招呼，比如不拥抱。拥抱会震动世界。”
邓小平当时考虑的只是不拥抱，并没有说握手问题，虽然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过去，邓小平同前苏联领导人交往很多，深知他们爱行拥抱礼。当年，在以前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彼此亲密无间，在会晤中行拥抱礼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1988年11月3日外事小组召开会议，并把邓小平的指示更具体化：即只握手，不拥抱。这就是“只握手，不拥抱”指示发出的整个过程。1988年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外长访问莫斯科时就执行了邓小平的这一指示。两个月后，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我国，为戈访华作最后准备，也执行了“只握手，不拥抱”的礼节。
礼节形式是为政治关系服务的。中苏关系即将正常化。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友好同盟关系，因此，不能再像原来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那样，见面就拥抱。如果这次会晤时再行此礼，肯定会给世界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在如此敏感时刻，要冷静，在礼节上不能做得过火。关系正常化后的中苏两国决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而是要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基础之上。握手礼节，正是这种普遍原则的体现。因此，邓小平“只握手，不拥抱”的指示意义深远，影响巨大。它不仅仅是一个礼节问题，更是为今后中苏两国关系定位，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和长远的战略考虑。
虽然中国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没有拥抱，但彼此之间仍保留了
同志的称呼。这是过去各国共产党人之间习惯的称呼。
早年，这个称呼确实含有非常浓厚的志同道合的意味。在俄国
沙皇统治时，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俄国革命党人中间，就已流行“同志”这个称呼了。在俄文中与该词对应的是“先生”，是对富人、社会地位较高人士的称谓。而“同志”则常被革命党人用来称呼普通劳动大众，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十月革命后，这个词被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广泛采用，这个词对于团结各国劳动人民群众，在争取自由、解放、幸福的斗争中，起到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虽然中苏两党经历了30年的论战、对抗，但谁也没把对方开除出“同志”的阵营。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困难的时期，即便在那时，前苏联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作为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中亚
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虽然仍然攻击中国，但却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中苏共产党人仍有互称“同志”的基础。
1988年12月初，钱其琛外长访苏，前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印发的访问工作小册子的封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同志正式访问苏联日程。”此次戈氏访华，对他如何称呼的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戈氏来华的头衔虽然有排列在第一位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是谁都知道，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排在第二位）是最主要的。当时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如不称“同志”，而改称国际上流行的称呼，如“先生”、“阁下”等一定会引起轰动。中央经过斟酌，决定沿用过去的习惯，仍称其为“同志”。
联合公报
中苏双方在访问结束时签署了联合公报，强调在和平共处的国与国关系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新型关系，重申两国在建设与改革方面交流情况与经验是有益的。世界各国对中苏高级会晤和关系正常化普遍表示欢迎，认为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意义
戈尔巴乔夫1989年对中国的访问，在中苏关系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在那次访问中，双方所确立的两国关系的框架，对中苏以及对后来的中俄、中国与独联体各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