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

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

扬州学派是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其学术渊源远师顾炎武，近承乾嘉学派的吴派、皖派两方面，形成于清乾隆、嘉庆时期，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研究将乾嘉汉学推向巅峰，并在历史转折时期开启了近代学术之先河。扬州学派的前期学者在治学方法上较之吴、皖两派有很大改进，他们把辑佚、校勘、注释等研究手段熟练地加以综合利用，兼顾训诂与义理，解经更具精确性。他们不仅讲究贯通群经，而且追求经学与诸子学及史学的融汇。注重经世致用，为晚清经世派之先驱。

代表人物

任大椿

任大椿（1738——1789），兴化人，乾隆三十六年充《四库全书》的纂修官，扬州学派的前期代表人物，一生立闱于考证名物制度及辑录小学、史书的研究。著有《小学钩沉》《字林考逸》等。

焦循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世居江都北湖黄珏桥（当时属扬州府甘泉县，今为邗江县黄珏桥镇）。他也是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出身寒微，一生以家塾授徒为业。他筑雕菰楼，读书著述其中。他一生可以“读书”“著书”四字为概括，他曾以田产换书，夫人也以首饰为他买书，有人在著述中提及，曾看到过他用的书桌，桌面正侧，被膀子磨成凹痕，其刻苦治学的精神可以想见。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通儒，经史、历算，无所不精，酷爱文学，对戏曲艺术也深有研究。在经学方面，他以训诂入手以求通达义理，于《论语》《周易》《尚书》《毛诗》《左传》《礼记》都有补疏。尤其对《周易》一书的研究更为独特。他以数学原理中的演绎法施于《易》学研究之中，“以测天之法测易”，“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即把天文数学中的数量关系原则用到哲学领域，寻觅《易》学内部规律与联系，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清除了两千年来特别是宋以来对《周易》的许多误解，为从来治《易》的人所不及。王引之称他为“凿破混沌，扫除云雾，——推求，至精至实”。他的戏剧理论集中在《花部农谭》一书中。花部即云集扬州的各种地方戏曲，焦循将花部与雅部（即昆曲）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花部词意直质，妇孺能解，且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加之音调慷慨，激发人心，所以他很为赞赏。在地方史志方面，他完成了《扬州图经》和《扬州足征录》二书，体现了他的史学才能。

汪中

汪中（1743——1794）江都县人，字容甫。是扬州学派中的领袖人物。他出身孤苦，无力读书，成年后依靠在书铺做伙计得以偷空自学而博览经史百家之书。20岁时，入江都学为附生；34岁时，选区拔贡生。但从此放弃仕途进取，而过着以文为生的清苦生活，对先秦古籍、三代、两汉学制，以及文字、训诂、度数、名物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且精于金石之学。其经学著作有《经义知新录》《大戴礼记正误》《春秋释义》等；乡土著作有《广陵通典》《广陵对》，骈文《哀盐船文》等；治学经验有《述学》6卷。纵观其文章，首先是敢于大胆驳斥封建礼教和迷信，对儒家正统思想进行批判，为腐儒所不容。二是在经史的研究上有很多独到见解，王念孙、刘台拱都认为他“讨论经史，榷然疏发，挈其纲领”，“识议超卓，唐以下所未有。”三是文风丽雅，为当时讲求“义法”的古文家所不容，其实其文章根柢经史，陶镕汉魏，自铸伟词，当《哀盐船文》一问世，就被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人称“雷塘庵主”，他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为“九省疆臣”，体仁阁大学士，晚年晋加太傅衔。清道光帝在祭文中称他“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他的特点是一生虽为达官而不废学问，于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刊都有很深的造诣。著有《畴人传》《揅经室集》等。他虽累于政务，但每到一处，皆以提倡学术自任，他在督学浙江时，以研读经史必先通训诂，曾主编了《经籍纂诂》一书，手定凡例，采摘经史子诸书，唐以前人的训诂注释于每一字下，按《佩文韵府》韵目归类。王引之为之序，说其特点：“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是研究经籍的重要工具书。他一生倡导学术，培养后进，影响之广，作用之大是很难找出第二人与之相提并论的。其方式，一是以经述文章延揽名流，一时名士如张惠言、陈寿祺、王引之等皆出其门。二是编刻典籍，除《经籍纂诂》外，《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书都出自他手编印。而并世学者钱大昕、汪中、刘台拱、钱塘、孔广森、焦循、凌廷堪的遗作，都赖他一一刊布。可以说他一生全力传播民族文化，在读书人中影响很大。

一门两代表

王念孙　王引之

王念孙，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请托。乾隆年间，军机大臣和珅把持朝政，索纳贿赂，聚敛财富。乾隆刚崩，王念孙不顾和珅权高势重，党羽众多，首先向嘉庆上奏章，弹劾和珅，其胆识才气震动朝廷上下，于是贤臣纷纷上书，嘉庆皇帝即位仅五天，就宣布和珅十大罪状，将其逮捕下狱，下久被赐自尽，家产查抄，其党羽也都一一议罪。在“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政治斗争中，王念孙能仗义执言，甘冒风险，可见他为政清廉的一斑。他还是治水专家，在任直隶永定河道时，治理过河北一带水患；在任山东运河道时，专门治理山东境内运河；必然造成高宝湖黄沙淤积，祸及运河两岸居民。平息一场争论，为嘉庆帝所赞许。但因其不少治河主张难以实施，一次嘉定河决堤后，王念孙悲愤辞职，归故里著书。王念孙和其子王引之在扬州学派中受到特别推崇，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贡献杰出。其中最著名的著作为《广雅疏证》。《广雅》是魏明帝张揖编的一部辞典，博采汉人笺注《三苍》《说文》《方言》诸书，增广《尔雅》所未备，故名《广雅》。但《广雅》仍欠精审，王念孙因为之疏证。《广雅疏证》20卷，又补正1卷。一是对传本中的讹字衍字脱字及错乱处一一作了订正，他所校注的本子成了《广雅》的善本；二是以同音假借探求古书字义，就古声求古义，在疏证中提出许多精辟见解。此书最后一卷为其子王引之所作。成为研究古书字义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王念孙治学极其刻苦，为《广雅》疏证，他规定自己每天解决三个字，这样搞了近十年才完成。

继《广雅疏证》之后，王念孙写成《读书杂志》一书，这是一部校读古籍的专著。这部书以读书札记的形式，记录了王念孙晚年研究史部书、文部书以及一些集部书的成果。

比起父亲，王引之另有贡献，他的《经义述闻》虽多为记述父亲的治学言论，但也抒发自己的见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也常提及引之言论。其时王引之年纪尚小，未过“而立”之年，但在海内已很有名。王引之还撰写《经传释词》10卷，不只是一部解释古书虚字的训诂书，对语法研究也有启发意义。道光年间，王引之已近衰年，奉道光皇帝之命，作《字典考证》12卷，对《康熙字典》错误进行纠正。这部1716年完成的字典，旁征博引，资料宏富，但疏漏错误较多，只因康熙钦定御批，无人敢改。只有道光下令，引之动手，才有资格，有能力校正纠偏。王引之确实不负道光所望，纠正《康熙字典》错误2588条，使这部字典趋于完善。

由于王氏父子在训诂、音韵方面的杰出贡献，受到海内学者的赞誉。阮元称他们父子是“一家之举、海内无匹”。章太炎则直言不讳地说：“古韵学到了王念孙，已经基本上分析就绪，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工作。”王力先生说段（玉裁）、王（念孙、引之）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里程碑。可见二王在中华文化中的卓越贡献。

刘台拱　刘宝楠

二刘博究群书，刘台拱精于《三礼》《论语》《荀子》《汉书》，长于考订，于声音文字尤深，著作有《论语骈枝》《汉学拾遗》《荀子补注》等，著述不多而质量甚高。刘宝楠对《毛诗》《三礼》均有著述，主要著作有《论语正义》24卷，他自己完成14卷，以下由其子刘恭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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