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若 （1869－1954），字药雨，号劬园，别号古货富翁，其本名城，字楚卿，小名偈宝。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富收藏，尤好古泉。画工石溪，古朴浑厚。著有校碑随笔。一九四五年后卒。
人物生平
方若（1869-1954），字药雨， 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富收藏，尤好古泉。画工石溪，古朴浑厚。曾任知府，永定河委员，北洋大学堂教授，《国闻报》主笔。方若曾因抨击清慈禧太后弊政，与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同遭同缉，避于日本领事官，继尔出走日本，后幸赖朝廷有力者周旋而得免，遂回国创办《日日新报》于天津，并开设利津房地产公司等，天津沦陷时期，曾出任
天津治安维持会筹备委员兼伪高级地方法院院长等职。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金石考据之学逐渐兴起，其时泉家辈出，著述如林，古钱学研究盛极一时。著名学者如初尚龄，
戴熙，
李佐贤，立喜海，
鲍康等辈，对后代影响颇深。
方若集钱之初，时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值前辈名家藏钱散出，少有人问津之际，遂大肆收罗传世名品，珍罕古钱，盖以新出北魏“
天兴”金钱，宋大礼银等而成当代巨富。旋既与杭州钱币收藏家张叔驯，重庆钱币大收藏家
罗伯昭鼎峙而立，时人有谚语：“北方，南张，西蜀罗”，名噪泉坛，蜚声海内外。
方若平生爱好金石书画，尤喜古钱，嗜古成癖，自喻不贫于古，故晚号古币富翁。每有公余闲暇之时，考究历代铸钱之源，验证百家圜化之说，对古钱大小，质地，色泽，版别，纹饰，轻重，文字，伪劣，无不悉心研究，。前代金石学家，钱币学家向有秘不示人之积习，成为钱币学研究的一大障碍。但
方若不为事习所染，既无门户偏见，又不垄断资料，每获有新钱，既拓赠诸友，已传古为乐。所著书稿待印者盈柜，就中巨如：《古货菁华》《旧雨楼古货全稿》，《古货今说》，《古金银谱》等，皆足补前谱之遗缺，所著《言钱别录》，《言钱补录》两书于民国十七年（1928）相继刊行。其书一扫前谱凌乱芜杂之弊。凡所列之论说，多有前人未发现者，尤以考订“
永安一百”“永安一千”等五代钱，博得国内外钱币学界的赞同。
方若《方家长物》一书，以原钱墨拓入书编之，内收
王莽六泉十布，挈刀，
金错刀等三十六品。该书成书较早，据闻当时仅印二十余册，历经沧桑，鲜见传本。所著《药雨古化杂咏》一书，钱币界推崇备至。是书系名拓工谭某手拓，从数万枚古钱藏品中汇集珍稀品百枚入书，其上始东周至于清，上下二千余年。所选之钱皆精绝之品，原拓墨色均亭，纤细毕现，仅成四十余册分赠同好，
海王村贾人争购之，一日而尽，展转增值，册至百金。是书每钱各配七言绝句一首吟咏，可谓珠联璧合之佳作。如《东周》“西周见后复东周，两地圜金一日收，互证布文可断自，荒唐太古说从头”《临安府钱牌》“临安行用省钱文，南渡军兴济困时，准百自书一三五，却因误二谱传疑”。从中可见
方若采古人论说，在钱币上有独特见解，堪称古钱学佳作。
方若藏钱既丰，目光锐利，然其间赝鼎亦不少，时郑家相，张炯伯在天津，曾指出《药雨古化杂咏》一书中，“宁字布和宝字布，两布制作恶劣，文字粗率，不合战国之物，虽铜色尚旧，亦属后铸”。但毕竟瑕不掩瑜，不会因为某些不足而影响了这部书的价值。
方若善画，尝卖画赈贫三十年，世人只知钱币学家之方若，而不知由议叙通判累迁知府之方城也。
方若画法取张僧鲧，画笔摹范华原，嗣得北苑观瀑图及敦煌所出之唐画，画益与时趋相远亦。曾著有《校碑随笔》，《设画录》，《访印随笔》，《墓志类聚》，《印萃》，《陶文》，《续古玉汇考》，《药雨丛刻》等著作，尤以《校碑随笔》一书，海内外鉴赏家推崇为空前之作。
方若除收藏古钱外，所集古器物颇丰，如商小臣等，皆为稀世之珍。丁巳八月，洪水为患，水退鱼跃于堂，遂自题其堂曰：“来鱼堂”，戊午改建更名为“旧雨楼”。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
方若将所藏全部古钱转让给陈仁涛，对此，人颇非议，旋既悔之，无奈之下再事收罗，不数年复有规模且多异品。
方若旧藏钱币解放前夕由陈仁涛携至香港，五十年代国家以重金收回，交由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这批国宝才幸免遭流散海外。
成就及荣誉
张叔驯、
方若、
罗伯昭并称三大近代古钱收藏家，又有“南张北方西蜀罗”之称。上海纺织实业家张叔驯因藏有金匮值万钱、
大齐通宝、
靖康元宝、隶书小平铜钱等国宝而问鼎古钱收藏之首；四川巴县人
罗伯昭以藏
五代十国古钱系列而在古钱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而天津的
方若则以古钱藏品数量之巨、精品之多而蜚声海内外，他不仅兼收并蓄大量收藏古钱、钱范（铸造古钱的模子）、石经、碑帖、书画、古墨等文物，而且还潜心研究，一生撰写《药雨古化杂咏》、《校碑随笔》、《古货菁华》、《言钱别录》等十数部专著，既是一位收藏家，更是一个鉴赏家。
方若其人
方若是
何许人？他原籍浙江定海，清光绪年间秀才，长期生活在天津，曾得同乡提携，当过永定河工委员。此人擅长诗词、山水画及金石篆刻，且喜收藏古钱币。
方若有一定才气，但他大节不保。这一点，新编《定海县志》已有披露：“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
方若引导日军攻入天津，接受日本‘旭日’勋章。二十八年任《天津日日新闻》报社长兼总编，宣传亲日。民国4年（1915）后，在日租界成立‘同文俱乐部’，集赌抽头。靠日本势力在天津北旭街廉价收买地皮40余亩。26年任伪天津代理市长。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判刑。”可见
方若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而且个人品行极差。
舟山文史资料第十一辑《文史天地》载王侠儿写
方若的一篇文章，称方若为“名士”，文中对方若多有溢美之辞：“能诗善画，性好金石，收藏颇富，鉴别尤精，其所著〈校碑随笔〉海内鉴赏家推崇称为空前之作。”如此等等。与
方若同时代的维新派人士
夏曾佑在给他亲友信中说到方若：“不以报之优劣与销数之多寡为报馆之政策，而其政策专主诬人、纳贿，于是苞苴盈庭。有赌场数处，每处每日送20元，其他称是，于是大发其财。”
方若利用报纸索贿受贿，诬陷他人，开设赌馆，集赌抽头，大发其财，人品极其低下，这样的人怎能称“名士”，只会给定海人蒙羞。
新编《定海县志》说
方若当过《国闻报》主笔，仅此一句话容易引起人们误解，需要作些说明。《国闻报》是定海人
王修植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在天津创办的一份报纸。当时，报馆馆主是
王修植，另一名创办人是
严复，主笔是
夏曾佑，跟
方若毫无关系。《国闻报》以传播西学、鼓吹维新变法、揭露西方列强侵略野心为主旨。当时正值以
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
维新派积极推行改革之际，《国闻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汉奸
方若怎么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份报纸的主笔呢？
那么说
方若当《国闻报》的主笔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国闻报》到光绪二十六年年初陷入了困境。上一年“
戊戌变法”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
顽固派疯狂镇压维新人士，
谭嗣同等
六君子被杀。宣传
维新变法的《国闻报》面临被弹劾的危险；再则，
沙皇俄国借口《国闻报》泄密，要挟清政府取缔《国闻报》。
王修植迫于内外压力，出于无奈，于光绪二十六年（1899）三月二十日，将《国闻报》卖给了日本人。王修植、
严复退出报馆，交于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一等领事郑永昌经营，郑永昌委任日本人
西博村为馆主，
方若为主笔。《国闻报》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为分界，这一天以后，《国闻报》由
维新派的喉舌蜕变为日本的舆论工具，性质起了变化。
方若这个汉奸正是在《国闻报》成为日本人的舆论工具后才当上主笔的。
《国闻报》在1900年报馆被义和团捣毁后停办，
方若随之成为另一份日本人创办的报纸——《天津日日新闻》的社长兼总编。
旧藏归国始末
金匮室主陈仁涛(长庚)为上海富商，浙江镇海人。生于本世纪初，自言比张叔驯小两岁，五十年代末期病逝于香港。生平喜好收藏，精于金石文字。三十年代初得
清钱名家张絅伯的指导而爱上
古泉，于是广事搜罗，收藏渐富，多位泉家旧藏尽入其室。陈氏与张絅伯情谊甚深(一说他是张絅伯的干儿子)。1934年春，由张氏作缘，仁涛出价十余万元购得
方若旧雨楼全部藏泉。
由于得张絅伯、戴葆庭、马定祥等人提供钱币藏品，至四十年代后期，陈仁涛已收集到迄今我国最完备的一份古货币，其中不少是硕果仅存的稀世珍品。例如北魏天兴七年金质方孔钱，宋 “行在
会子库壹贯文省”铜钞版等。上海解放前夕，陈氏离沪赴港，金匮室珍藏亦编号集箱运出境外。五十年代初期，陈氏有意出售其珍藏钱币，再次通过张絅伯作缘，提出以半捐半卖形式，将整批钱币售予国家文物局，并索价港币七十万元。
1952年春，国家文物局以八十万元购回了这批珍贵的古货币，包括历代发行的金、银、铜币以及
纸钞和钞版等，共17000余件，又重返祖国并入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