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学

儒学与墨学并称“显学”

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显赫一时的学科、学说，学派。韩非子著有《显学》。《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是指韩非子所处时代的情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显学。

基本概念

显学强调存在就是现实，对于显学研究的成就根源于对发展变化和谐治理制衡的理解。显学根于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提供治理管理的意见与建议，而忽视了对自身是否完善的探索而使得自身容易发生主观的错误，带来新的错误。当然显学的不足可以通过玄学来丰富。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也只有扬长避短确定诊断发挥正确的部分，适时改变完善服务于对现实发展需要的实践。遵循宇宙发展创建的规律，无论曾经存在还是现存在，都应该得到发展；显学无疑应该成为未来创建的重要内容。

《庄子·骈拇》云：“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棰辞二字据王叔岷说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韩非子·六反》：“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由此可知，杨朱学派当积极参与了战国时期关于坚白同异的论辩。可惜的是，杨朱学派在这方面的见解和贡献已无法考知了。

古希腊哲学是极富纯理论探索精神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哲学是“自由的学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学术”，换言之，“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而中国古代哲学大多是“致用”的学术。先秦哲学中最富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色彩的学术问题，大概就是坚白同异之辩了。杨朱学派“游心”于坚白同异之辩，韩非断其“不可以为官职之令”，甚至连避世的庄子学派也批评杨朱学派“敝跬誉无用之言”，则杨朱学派之富于纯理论精神实在已无可怀疑了。

《庄子·天下篇》的“百家之学”，《荀子·非十二子》的“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篇》的“天下十豪”，《韩非子·显学篇》的儒墨，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中的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刘勰《文心雕龙》的诸子。

名字来历

“显学”之意始见于《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显学”之名后见于《韩非子》，指盛行于世而影响较大的学术派别，然而韩非举儒墨为显学是为了要秦王废除批判两家指出两家之害，而同样影响巨大的道法则没有列举，私心颇大。

作品原文

其文的显学

韩非子·显学第五十原文：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馀岁，虞、夏二千馀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於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论几家学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於臧获，行直则怒於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徵敛於富人以布施於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民，执操不侵，怨言过於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於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途，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发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论富与强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於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者？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论岁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徵於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副痤则浸益，剔首、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徵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杨朱显学

杨朱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名思想家，字子居，卫国人，生平已不可考。在当时各家的著述如《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他的行踪多在鲁、宋、梁一带。据《庄子》记载，他曾经见过老子。其活动的年代，比墨子稍后，而又早于孟子。有云他是老子弟子，或为道家别支。其学说在当时相当著名，但早已散佚不存，散见于《孟子》、《列子》及《淮南子》中。

《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杨子之学，曾风靡宇内，然却如昙花一现，后继无人。实则杨朱殁后，老庄之徒兴，其一方既能踵杨子之余绪，又能发其所未发，自是杨朱之名，遂为庄子所掩。

杨朱的思想在战国初年一度风行，与儒、墨两家形成鼎足而三的形势。

杨朱的思想概略，可从以下四方面见之：

首先，从其中心要旨而论，杨朱学说实在是以“我”作为自然的中心。他认为人的生命，往往由于外界的蒙蔽、组织所拘束，因而无法明察生命的真象，使个人失去主体性。于是杨朱主张探求内在自我安身立命的境界，以摆脱社会的束缚，偏向于个人人性的追求。他认为只有重视人类本有的自然性，人才会快乐，才能“全生（性）保真”。

其次，在政治方面，杨朱既然反对社会的束缚，所以在政治上也反对强权独占的霸道，主张“天下为公”，要“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另外，他认为一切外在的道德刑法，皆不可妨害一个人的自由。政府只是象征式的，不可对个人过份约束。由此可见杨朱的政治观是放任自由的。

第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杨朱极力主张个人的“为我”主义。他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他的意思是说社会是由各个“我”所组成，如果人我不相损、不相侵、不相给，那么天下便无窃位夺权之人，便无化公为私之辈，这样社会便能太平。

第四，在对生命的态度上，杨朱既重说“全性保真”，因而重视“贵生”、“乐生”。他认为人生短促，故在生时必须享尽人生之天性，所以要适欲。发扬了老子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与养生等思想。重生、贵生的思想，在当时及近代被认为是否定儒家礼教的束缚，又摒绝了墨家的禁欲；承认命从而否定墨家的非命。《杨朱篇》非儒、墨、《力命篇》非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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