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正熙

韩国第3任总统

朴正熙（韩语：박정희，英语：Park Chung-hee，1917年11月14日—1979年10月26日），号中树，日本名“高木正雄”，本贯高灵。韩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人，大韩民国第3任（第5—9届）总统。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17年11月14日，朴正熙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庆尚北道善山郡龟尾面上毛沙谷洞（今属龟尾市）。朴正熙的家族高灵朴氏在朝鲜王朝时期出过名臣朴文秀，但后来逐渐没落，并且由文入武，好几代考中武科。朴正熙的父亲朴成彬也曾在朝鲜高宗年间通过武科初试，官至效力副尉（西班正九品），并参加过东学党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因能说会道，在被处死前得到赦免。其后因沉迷喝酒而倾家荡产，被迫从漆谷郡若木面搬到了善山郡龟尾面，以便耕种亲家的墓祭田地来维持生计。朴正熙出生时，其父已经四十七岁，他在父亲朴成彬与母亲白南义的5子2女当中是最小的一个。

朴正熙幼年时在私塾学习汉文，1927年4月入学龟尾普通学校（相当于小学），1932年毕业。小学阶段，朴正熙需要独自步行20里的山路上下学，但他却是优等生甚至一直是年级长。毕业时，他除了体育，其他各门功课的分数都高于同学们。

朴正熙虽然学习成绩优秀，但是因为家庭贫困而于1932年入读大邱师范学校。在小学，他孤僻成性，极少与别的同学一起玩耍，而在大邱，他则改变了这种习性，逐渐乐于社交，尽管他内心还是感到不大自然。为了增强体质，弥补先天不足，他特意选修了田径和击剑这两个项目的课程。尽管在这些项目上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每逢考试，他的成绩仍是刚刚及格。不过此时朴正熙的体魄已相当强健，能一口气做几十个腹部绕杠。

1936年4月1日，朴正熙与同郡桃开面女子金浩南（又作金好南）结婚。金浩南经由住在上毛沙谷洞的亲戚介绍而为朴成彬所知，此时朴成彬已经病重，并固执地要求小儿子朴正熙在他死之前结婚，于是朴正熙被迫接受了这门婚事，其后生下大女儿朴在玉。

1937年，朴正熙毕业，在庆尚北道闻庆普通学校任教，当班主任，并教朝鲜语和体育。翌年，朴正熙的父亲朴成彬去世。父亲朴成彬与三哥朴相熙的严厉作风对朴正熙的影响非常深刻。

投效日满

朴正熙自幼就有军人情结。他小时候看到龟尾山谷里日本军人的战斗训练，就被军队吸引了。而且他读过的历史书的主人公中最崇拜的两人李舜臣和拿破仑都是军人。即使成为小学教师，他也无法忘怀军人梦想。时值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朴正熙也想去中国建功立业，所以他每周末都会召集学生玩战争游戏，让聪明小孩演日军，迟钝小孩演中国军队，最后结果都是“日军”胜利。他还亲自编剧《志愿兵出征》，让孩子们来演出朝鲜人投身日军、参与侵华战争的故事。但因为他年龄过大，无法报考日本军校，便打算报考限制相对宽松的伪满洲国军校，并写了表达“尽忠报国”（指报效日本）之意的血书，寄到伪满首都新京（今中国长春）的军校，并被《满洲日报》刊登。曾在大邱师范学校当过教官的日本军官有川主一中佐当时在伪满，决定帮助朴正熙进入伪满军校，便让朴正熙来伪满一趟，鼓励朴正熙报考。其后朴正熙取得应试资格，于1939年10月再赴伪满，在牡丹江伪满军6管区司令部的军官俱乐部参加入学考试并被录取，其后他回到学校工作了几个月，1940年3月辞职北上（朴正熙执政以后宣传他是因剪头问题与该校日本人校长有马近芳不和而毅然辞职，甚至是为了培养抗日独立运动的实力而报考军校，但可信度不高）。

1940年4月，朴正熙成为伪满洲国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学生。他热心学习，成为当时连校长南云亲一郎都知晓的优秀学生。朴正熙结束两年的预科学习后，与两名日本人和两名中国人获得优等奖状（据同学李翰林和金默回忆，朴正熙在240名毕业生中是第一名），并得到溥仪的奖品——金表一枚，其后又与预科毕业的240名日本学生、7名中国学生、另外两名朝鲜学生一起去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攻读本科（第57期），时为1942年10月。在伪满上军校期间，朴正熙全家响应朝鲜总督府“创氏改名”的号召，以“高木”为姓（高取自本贯高灵，木是朴的偏旁），朴正熙取名“高木正雄”。

1944年4月20日，朴正熙以第三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毕业后，他到齐齐哈尔关东军635部队担任见习军官。三个月后，朴正熙又被分配到伪满洲国军步兵第8团，驻扎热河省兴隆县半壁山，团长是中国人唐际荣，除了朴正熙外，该团中的朝鲜人还有朴正熙在新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李周一、方圆哲和毕业于奉天陆军训练处的申铉俊。朴正熙上任后，就以小队长的身份参与了对冀东八路军游击队的讨伐作战，但据同期的中国同学高庆印所说，朴正熙并没有同八路军直接交火。大约两到三个月后，朴正熙任团长副官。据申铉俊和方圆哲回忆，成为团长副官以后的朴正熙不再亲临前线，因此他不需要像方圆哲那样学习汉语，并且时常喝酒作乐。当时，在朝鲜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吕运亨委派潜伏在伪满军中的飞行队员朴承焕与八路军指导的朝鲜义勇军（前身是朝鲜义勇队）取得联系，并准备策反伪满军中的朝鲜人，同朝鲜义勇军一起反攻朝鲜，据说朴正熙也被朴承焕策反，成为吕运亨组建的朝鲜建国同盟满洲分盟的成员，不过也有人认为朴正熙虽然和他们有接触，但不会主动参与他们的活动。

1944年12月23日，朴正熙任伪满洲国军少尉。1945年7月1日，晋升中尉。8月15日，日本投降，伪满覆灭。当时伪满军第8团为抵御苏军而北上多伦，8月17日抵达兴隆县城时才得到这个消息。朴正熙得报后失魂落魄，对高庆印询问该如何是好，高庆印让朴正熙跟着8团走。此时伪满军第8团团长唐际荣为了观望国共动向，率部移动到密云，朴正熙、李周一、申铉俊决定去北平（今中国北京），便辞别唐际荣，乘火车抵达北平，住在朝鲜人开的客栈德景楼，时为1945年9月21日。在北平，他们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东北办事处长崔用德取得联系，并被编入韩国光复军第三支队驻平津大队。其时光复军内部左右对立，朴正熙虽然对吕运亨评价较高，但对忽视年龄和级别、以平辈相称的共产主义人际关系没有好感，故排斥共产主义。

南劳疑云

朝鲜半岛独立以后，即被美苏两国以三八线分割占领。由于美国拒绝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韩国光复军，故朴正熙只能以难民身份回国。1946年4月29日，朴正熙及光复军平津大队成员离开北平，5月6日在天津搭上美国海军运输船，5月8日抵达釜山，经过检疫后于10日下船，在首尔（旧译汉城）的收容所待了几天后就回到故乡龟尾。在故乡，朴正熙与哥哥朴相熙因政见不同发生争执，朴相熙拥护左翼的吕运亨，而朴正熙则倾向右翼的李承晚。

朴正熙回家三个月后又重返首尔，并应在伪满和日本上军校的同学李翰林的邀请，于1946年9月24日成为朝鲜警备士官学校（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第2期学员。10月，“大邱十月抗争（大邱10月事件）”引发庆尚北道一带的左翼暴动，朴相熙作为龟尾地区的抗争领导者而被警察击毙。由于朴正熙对三哥感情最深，故此事一度将朴正熙推向左翼，并仇视美国，动辄谩骂“美国佬”（미국놈），曾对李翰林扬言炮轰景武台（盟军驻南朝鲜司令霍奇住所，即今青瓦台）。

1946年12月14日，朴正熙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授少尉军衔，被分配到本部在春川的南朝鲜国防警备队第8团（团长元容德）。1947年9月因策划野外机动训练之功，直接提拔为大尉，并转任朝鲜警备士官学校中队长。在进入军队后，朴正熙与南朝鲜劳动党干部李在福频繁接触，并同潜伏于军队的南劳地下党员崔楠根过从甚密，朴正熙由此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并秘密加入南朝鲜劳动党，希望为兄报仇。在首尔期间，朴正熙邂逅了梨花女子大学学生李现兰并平生第一次坠入爱河，打算抛弃金浩南，同李现兰订婚，金浩南其实也已出轨，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李承晚就任首任总统，南朝鲜国防警备队随之变为大韩民国国军，朴正熙也就成为韩国国军军人，他的军衔也升至少领（少校）。10月19日，受南劳党影响的驻扎全罗南道丽水市的韩国国军第14团起事，占领丽水、顺天，引发丽水-顺天事件，朴正熙被调到讨伐司令部当作战军官，负责整理公告板、编写作战报告等工作。丽水-顺天事件很快得到平息，朴正熙回到首尔后调任陆军本部作战教育局课长。但此时韩军内部展开整肃军纪运动，大肆搜捕潜伏军中的南劳党人。第15团团长崔楠根首先被捕，朴正熙得知后，因为不想离开李现兰而没有逃走，最终也于11月11日被捕，收押于西大门刑务所，遭到严刑拷打。朴正熙很快就写自白书悔过，并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军中南劳地下党员名单及相关情报，还在审讯过程中向陆军本部情报局局长白善烨哀求，白善烨被朴正熙悲怆的样子打动，决定放他一马，朴正熙遂于1949年1月底获释。最终，韩国国军中的南劳党组织基本被一锅端，69名涉案官兵被高等军法会议判刑，其中朴正熙被减刑为10年，同时被免除执行，其余包括崔楠根在内的大部分涉案官兵均被处决。

军中沉浮

朴正熙出狱后，白善烨把他调到情报局战斗情报课当课长。不久朴正熙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虽然免除执行，但仍被罢免公职，军籍也被褫夺，由柳阳洙取代他出任情报局战斗情报课课长。尽管如此，白善烨依然将朴正熙留在情报局，安排他为柳阳洙下面的“非正式文官”，改穿西服出勤，并在每个月从机密费中抽出一些作为朴正熙的工资。1949年8月，情报局局长李龙文接替白善烨出任情报局长，10月又改为张都映，朴正熙继续留在情报局工作，此时朴正熙实质上担任状况室长，主要业务是代写其他军官委托的文件，因为朴正熙善于写报告，所以找他代笔的人很多。在1949年12月朴正熙执笔的《年末综合敌情判断书》结论部分，他预测朝鲜会在1950年3月以后进攻韩国，并且苏联不会参战，而中国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朴正熙因为母亲亡故一周年返回故乡龟尾，听到开战消息后，于6月26日午后急速返回首尔，27日到情报局。此时，陆军本部已经撤走。朴正熙与其他还未撤离首尔的军官驾着汽车驰向汉江大桥，结果汉江大桥被爆破，朴正熙一行丢掉了汽车，徒步向西冰库奔去，坐船渡过汉江，继续奔向水原，追上了陆军本部。情报局长张都映对朴正熙及时赶来非常满意，便立即向陆军本部申请恢复朴正熙的现役军官身份。陆军本部退到大田，发出朴正熙少校复归现役的命令，仍任情报局战斗情报课课长，其后朴正熙随军撤至釜山。9月15日，晋级中领（中校），“联合国军”收复首尔后随陆军本部返回首尔。10月中旬，张都映调任新编第九师团长，推荐朴正熙任该师团参谋长，驻扎大田。朴正熙在出狱后与初恋李现兰分手，撤退到釜山期间，经战斗情报课同事宋在千少尉介绍，认识了来此避难的忠清北道沃川郡的大家闺秀陆英修（宋在千姨母家的女儿），1950年11月与元配金浩南离婚，12月12日在大邱溪洞天主教堂与陆英修结婚。

1951年4月，朴正熙晋升大领（大校）。5月，新任的情报局长金宗勉举荐朴正熙任新设立的情报学校校长。1951年12月，就任陆军本部作战教育局长的李龙文准将又力荐朴正熙任作战教育局次长。1953年1月，朴正熙被送往炮兵学校学习。1953年7月结业，被任命为第3军团炮兵团长，创设新的炮兵团。在这期间，朴正熙表现优异，被美军军事顾问团长莱恩称赞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卓越人才”，白善烨也肯定朴正熙“虽然刚入门炮兵队，但朴正熙大令不仅拥有稳重的作战执行能力，而且具备炮兵需要的出众的敏感度和计算能力”。

1953年11月25日，朴正熙晋升陆军准将，并被派到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希尔堡的美国陆军野战炮兵学校接受军事培训。完成深造后，于1954年6月回到韩国，任第2军团炮兵团长，10月任炮兵学校校长。在第2军团长张都映的推荐以及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的关照下，朴正熙于1955年7月升任第5师团长。1956年9月进入陆军大学进修，1957年3月毕业，任第6军团副军团长。10月任第7师团长，1958年3月1日晋升少将。1959年2月宋尧赞任陆军参谋总长，7月将朴正熙调任负责警戒京畿道的第6管区司令官。1960年1月调任釜山军需基地司令官，5月任陆军本部作战参谋部部长，12月任第2军副司令官（司令张都映）。在朴正熙升迁过程中，不断有人拿他曾参与南劳党的“前科”说事，但都被张都映、白善烨等人保护下来。

政变夺权

主词条：5·16军事政变

朴正熙早就胸怀“下克上”的夺权野心。1952年5月，李承晚为了确保自己连任，强行修改宪法，对临时首都釜山实施戒严，引发釜山政治风波。在此前后，时任陆军本部作战教育局次长的朴正熙与上司李龙文谋划兵变，推翻李承晚，扶植国务总理张勉，并联络到了拒绝李承晚戒严令的陆军参谋总长李钟赞。然而由于美国不支持，所以兵变计划胎死腹中。1960年3月，因李承晚政权指挥选举舞弊而引发民愤，时任釜山军需基地司令官的朴正熙联络浦项的海军陆战队第1登陆师团长金东河、安东的第36师团长尹泰日等人策划兵变，计划在陆军参谋总长宋尧赞赴美后的5月8日举事，并推李钟赞为“革命最高指导者”，但因四一九革命的爆发而作罢。5月，朴正熙上书要求参谋总长宋尧赞为3·15选举舞弊负责并引咎辞职，其后以金钟泌（朴正熙侄女婿）、金炯旭等陆士8期为核心的少壮派军官也发起“整军运动”，呼吁中将以上全体引咎辞职。宋尧赞打算除掉朴正熙，但因国防部长官李钟赞施加压力，宋尧赞被迫辞职。

1960年8月19日，以张勉为国务总理的民主党政府成立，正式开启第二共和国，文官玄锡虎出任国防部长。9月10日，金钟泌、金炯旭等打算会见玄锡虎，商讨整军问题，但玄锡虎不在，他们也一度被宪兵带去审讯。当晚，他们聚会于首尔忠武庄，密谋兵变，是为“忠武庄决议”。后来，“忠武庄决议”参与者推举朴正熙为兵变领导人。1961年2月，对朴正熙有恩的张都映接任陆军参谋总长，局势对朴正熙有利。朴正熙等人打算在4月19日四一九革命一周年之际举事，因为他们预估当天会发生骚乱，使军队有出动的机会。然而这一天并没有发生骚乱，于是改为5月12日。期间有人告密，又推迟到5月16日。在兵变前夕，风声早已走漏，但参谋总长张都映反复担保不会有兵变发生，因此张勉政府并未采取任何预防对策。

1961年5月16日凌晨，伪装成进行“烽火军事演习”、以海军陆战队为先导的3600名政变部队（海军陆战队第1旅团第1大队所属第1、2、5中队、空输特战团、第6军团炮兵第633大队、第933大队、第822大队、第911大队和第1重炮大队）向首尔市区进军。期间在汉江大桥与宪兵队的短暂交火，其后兵不血刃地迅速占领了所有的重要战略据点。晨4时30分，朴正熙等政变军官率领的空输团一个排的兵力占领了中央广播电台（KBS），以陆军参谋总长张都映的名义向全国播放了事先准备好的“革命公约”，谴责民主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因此军方已采取行动接管国家的一切权力，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并承诺“将反共视为国家首要政策，肃清所有的腐败和旧恶，将解决深受饥饿之苦的民生疾苦”，在完成“救国”任务后将回归军队。午前8时，宣布戒严令，封锁全韩所有港湾、码头和机场，晚7时至早5时实行宵禁，朴正熙也在首尔市政府前首次向公众露面。这就是韩国现代史上的5·16军事政变。从此，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三次武人统治时代（前两次是高丽武臣政权和日本殖民时期）拉开序幕。

巩固统治

5·16军事政变发生后，张勉几经辗转，逃到圣衣会修道院避难，在势单力薄之下不得不辞职；张都映接受朴正熙邀请，出面组织新政权；虚位总统尹潽善则暗中偏袒政变，美国方面确认了朴正熙的反共倾向后，采取袖手旁观甚至乐见其成的态度。于是朴正熙解散了国会，并于5月19日将军事革命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张都映任议长，朴正熙自任副议长，手握实权。6月10日，朴正熙设立了一个由他直接控制的特务和情报机构——中央情报部，任命亲信金钟泌担任部长。

在军政府趋于稳定后，朴正熙对军队进行了一次大清洗。1961年7月2日，张都映被解除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和内阁首班（总理）职务，朴正熙成为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随后又以涉嫌“反革命阴谋罪”逮捕了张都映和担任军政要职的高级军官40多人，清除了威胁他统治的政敌。同年8月11日，朴正熙升为陆军中将，11月1日升为陆军大将。

朴正熙出任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后，任命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李周一将军为副议长、金东河为财务经济分科委员长、金润根为交通递信分科委员长。决定政府政策的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常任委员会9名委员中，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占4名。同时，朴正熙又委任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尹泰日、朴林恒、崔昌彦、崔周钟、方圆哲等人以要职。国家再建最高议会掌握着当时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全部权力，是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机关。1962年3月，时任总统尹潽善辞职之后，朴正熙还兼任代总统一职。

在军政时期，朴正熙全面推行社会改革，推行了解散政党以及社会团体、检举乃至清扫接受共产主义的“容共分子”、关闭舞厅以及高级娱乐场所等措施。另一方面，军政府通过了《不正当储蓄法》，根据该法律强行回收的“不正当储蓄金”达7.2亿韩元。为了改变韩国国民的思想意识，朴正熙设立了“重建国民运动本部”这一机构，开展了生活节约化、家族计划、扫除文盲等社会运动。朴正熙还对农村以及渔村的高利贷现象进行了整治，并实施货币改革。他主导了对于原本没有人关心、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闲置土地的开发，并着手实施经济开发计划，开启了韩国高速现代化的进程。

就任总统

1962年12月，军政府公布了第5号宪法修正案，这一宪法修正案的关键在于废除第二共和国的责任内阁制，采取总统中心制以及单一议会制度。1963年2月26日，5·16军事政变的主导势力创建了民主共和党，意在为后来的权力移交做准备。朴正熙本来承诺在军人执政两年之后还政于民，但一些军中强硬派要求延长军政，于是朴正熙又在1963年3月16日发表声明，要延长军政4年，不久因舆论的强烈反对及美国的干预而撤回。

1963年8月30日，朴正熙留下一句“再也不要出现像我这样不幸的军人”的名言，脱去军装，复员为民。朴正熙退役后，出任民主共和党的总裁，并且成为了第5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朴正熙以及民政党候选人尹潽善参加了当年10月举行的第5届总统选举。由于当时的在野党因总统候选人的单一化问题而产生了分裂，朴正熙因而渔翁得利，最终以4,702,640票、46.6%的得票率（比尹潽善多不到16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当选总统，12月27日宣誓就职。朴正熙的当选宣告了大韩民国第三共和国登上历史舞台。

就任总统之后，朴正熙加快了发展经济的步伐。他的努力使韩国摆脱了绝对贫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因此在1967年5月的第6届总统大选当中，朴正熙以更大的优势（5,688,666票、51.4%得票率）战胜了再次参加选举的新民党候选人尹潽善而成功连任。此后，朴正熙开始谋求长期执政。1969年10月，国会通过了“三选改宪”宪法修正案，使已经连任两届的朴正熙得以再连任一届总统。此举引发轩然大波，在1971年的第7届总统大选中，新民党的新兴黑马金大中对朴正熙构成威胁。朴正熙利用“安保争议”这一选举期间的核心话题来对新民党总统候选人金大中展开攻击，表示金大中一旦当选，韩国就将面临危险，宣称“我的竞争对手不是在野党候选人，而是金日成”，最终以95万票的优势（6,342,828票、53.2%得票率）第三次成功当选总统。

朴正熙意识到当时的政治体制无法保证自己的长期执政，于是继续策划修改宪法，制定所谓的“维新宪法”。1972年10月，朴正熙总统宣布“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一韩民族的最高理想，韩国需要改革政治体制”，并开始实施非常措施，是为十月维新。后来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制定了旨在选举出新总统的“维新宪法”。根据这部宪法，总统任期6年，无连任限制，且不再实行全民普选，而是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举产生。1972年12月23日，2359名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代议员在奖忠体育馆举行了总统选举，这就是所谓的“体育馆选举”。朴正熙获得2357票，当选第8届总统。整个选举是一场只有朴正熙一个人参加并且最终由朴正熙当选总统的闹剧。大韩民国第四共和国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段历史被人们称为“维新独裁”。

遇刺身亡

进入“维新”时代，朴正熙政府大力宣传“10月维新、100亿美元出口、1000美元收入”（10월 유신, 100억 불 수출, 1000불 소득）和私家车时代，宣传物上也充斥着”幸福的形象”。但韩国的青年学生继续为实现民主化而斗争。统治集团内部也是暗潮涌动。1973年4月发生的尹必镛事件埋下了朴正熙遇刺的种子。时任首都警备司令官的尹必镛是朴正熙的心腹，同时也是陆士8期的核心、军内“一心会”的教父。十月维新前后，尹必镛对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谈论朴正熙“衰老”及接班人问题。1973年，朴正熙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把尹必镛等数十名军人抓到了保安司令部，或下狱、或革职。李厚洛为了找回朴正熙的信任，4个月后在东京绑架了流亡日本的金大中（金大中绑架事件）。对朴正熙政权绑架金大中的暴行感到不满的旅日韩侨文世光在得到朝鲜的资助后，于1974年8月15日趁光复节纪念仪式的机会，在首尔国立剧场对出席仪式的朴正熙开枪射击，朴正熙虽躲过枪击，但夫人陆英修中枪身亡。陆英修死后，总统警护室长朴钟圭引咎辞职，车智澈接任。1978年7月6日，朴正熙毫无悬念地全票当选总统，并于12月27日就职，开启第5个任期。但此时失去了妻子的朴正熙心力日益憔悴，车智澈则利用这个机会弄权。陆英修死后，朴正熙私生活日益糜烂，被他玩过的女人据说达到200人以上，演艺圈女明星基本都与他有染。此外，崔太敏牧师与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的种种非法行为以及朴正熙对他们的偏袒亦引起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等人的不满。

此时，相对性的贫困现象的深化、长期执政所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反维新民主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朴正熙的执政基础。为了保住执政地位，朴正熙愈加强硬地压制民主化的诉求。1970年以来，朴正熙政权为了对付学生运动，先后两次颁布“非常戒严令”，两次颁布“卫戍令”，三次颁布“休学令”。1973年12月，张俊河、千宽宇等发起“百万签名运动”，争取修改维新宪法；1974年3月21日，庆北大学学生发表《反独裁救国宣言》，4月3日，梨花女子大学学生发表《民众、民族、民主宣言》；1976年3月1日，金大中、尹潽善等在首尔明洞圣堂发表《3·1民主救国宣言》。面对这些对维新体制的挑战，朴正熙接连发布总统紧急措施，对相关人员逮捕、判刑。此后，以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学生、宗教界人士为中心的民主化运动以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劳动者和农民为中心的保卫生存权的运动愈演愈烈。随着反对党势力的崛起，美国政府与朴正熙政府的矛盾激化。执政的民主共和党分化为两股势力，郑升和是稳健派的代表人物，而车智澈则踏地拥护朴正熙的强硬路线。

1979年，由朴正熙主导的维新体制濒临危机。当年8月，YH贸易公司的女性劳动者抗议停业措施而在新民党大楼展开静坐示威。示威过程中，一名劳动者死亡。新民党总裁金泳三在当年9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要求美方“撤销对朴正熙的支持”，因此执政党于10月4日在国会中通过了褫夺金泳三代议员资格的决议案。16日，釜山和马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示威。18日，釜山发布了戒严令。观察现场的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对坚持强制镇压的警护室室长车智澈产生了极度的反感。由于朴正熙倾向车智澈的强硬主张，金载圭决定在10月26日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这一天采取行动，强行劝阻朴正熙改变对策。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出席插桥川防潮堤落成剪彩仪式后，搭乘直升机返回青瓦台。当晚6时，朴正熙在车智澈的陪同下，来到宫井洞“安家”（中央情报部秘密据点“安全家屋【안전가옥】”的简称）就餐。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总统秘书室长金桂元作陪，此外还邀请了女大学生模特申才顺和女歌手沈守峰来助兴。席间，朴正熙批评金载圭对釜马事件的情报工作不力，断言该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是新民党，车智澈亦不停重复强硬论，使金载圭大受刺激。过了一会儿，金载圭走出朴正熙用餐的里屋，决心将朴正熙和车智澈两人一起杀掉，于是到办公室取来一把32口径瓦尔特PPK手枪，然后嘱咐忠于自己的礼宾课长朴善浩、随行秘书朴兴柱等到里屋枪声响起，就把等候在外面的朴正熙的7个警卫全部击毙。其后金载圭返回里屋。晚7时40分左右，金载圭趁朴正熙正在唱歌，突然拔出手枪，说：“阁下，带着这种虫豸一样的家伙，还能搞什么政治！”（申才顺称金载圭并没说过“虫豸”之类的话）话音未落，便朝车智澈开枪，击中其右手腕，没带枪的车智澈躲进室内洗手间，并呼叫警卫。朴正熙大吼：“你要干什么！”金载圭便向朴正熙开枪，击中右胸。听到里屋枪响后，朴善浩、朴兴柱及其拉入伙的宫井洞警备负责人李基柱、司机柳成玉击毙了朴正熙的警卫和司机。此时金载圭的枪出了故障，出屋修枪，朴善浩赶来时，他抢了朴善浩的38口径左轮手枪，回屋击毙了准备逃走的车智澈。朴正熙倒在申才顺的膝盖上，连说两次“不要紧”，击毙了车智澈的金载圭又朝朴正熙头部开第二枪，直接导致朴正熙死亡。

朴正熙死后，尸体被送至国军首尔地区医院。国军保安司令官全斗焕在10月27日凌晨1时就将金载圭等人逮捕归案。从一审到最高法院，金载圭一直声称“以野兽的心情射向维新的心脏”，主张自己是为了恢复自由民主主义才最终决心暗杀朴正熙，最终和他的几个同伙被判处死刑。1979年11月3日，崔圭夏的代理政府为朴正熙举行国葬，这是韩国首次国葬（2011年国葬与国民葬合并前仅朴正熙与金大中享受国葬待遇）。葬礼历时9天，韩国民众失声痛哭为他送葬。葬处在首尔铜雀洞的国立显忠院。

为政举措

政治

朴正熙通过5·16军事政变上台后，在“革命公约”第一条就是宣布“视反共为国是之第一要义”，因此他任内始终贯彻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严厉镇压一切左翼进步人士，在当政初期尤甚。1961年5月16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第1号令”，宣布“对言论、出版、报道等实行事前检査”，“有害于治安维持”者可随时进行“逮捕、拘留，处以极刑”。5月18日，《民族日报》社遭到袭击和破坏，以社长赵镛寿为首的13名职员被捕。从5月20日起，大批政界人士、社会活动家、教职员和进步学生被捕入狱，仅20日当日就有2014人被捕，包括各政党成员606名、社会团体成员256名、教职员546名、学生70名，其中属于进步派的人员达1900余人；次日又有2000余人被捕，总人数超过4000人。5月28日，根据23日发布的言论机关“规制措施”，军政府关闭了370余家出版机关，查封了830余种中央和地方报刊、杂志，约占韩国全部言论机关的78%；根据“第6号令”，到5月31日止，解散了5个政党和238个社会团体。

6月21日，最高会议公布了搜查和审判所谓反国家、反民族的腐败行为和“反革命”行为的《革命裁判所法》和《革命检察部组织法》；22日，公布了“特殊犯罪惩罚特别法”，规定对政变期间泄漏情报及政党、社会团体干部违反国家保安法，与“反国家团体”（指朝鲜）有关系者处以10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新设的“革命检察部”逮捕了7800余人，其中社会党委员长崔谨愚与组织部长崔百根等人被处以死刑。7月3日，最高会议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张勉政府起草的《反共法》，以“强化反共体制”“封锁共产系统的活动”为要旨，规定凡加入、劝诱、赞扬、鼓舞“反国家团体”和“国外的共产系统的活动”，或“以其他方法有利于反国家团体”者，处以5年或7年以下徒刑；“接受反国家团体及其成员指令从事犯罪”或重犯者，处以5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反共有功者”给予各种奖励。

朴正熙政权曾计划拘留并集体屠杀2.8万余名容共分子。虽然朴正熙最后放弃了集体屠杀，但之后却就留学生间谍团事件、越北者家属间谍团事件、旅日韩国留学生间谍团事件以及被朝截走渔民间谍团事件等展开调查。1967年，在西德和法国的韩国艺术家及留学生们经常进出于朝方驻东柏林的大使馆和平壤等地。朴正熙指示情报部把他们绑架到韩国，情报部对他们严刑拷打。1974年4月，韩国大学生发动大规模反军事独裁示威，遭到当局镇压。学生的“人民革命党建委员会”中的23名成员被捕并遭起诉，其中8人被判死刑，在18小时内被处决。

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时的“革命公约”中誓言“肃清腐败”，因此在他任内，打击贪腐不遗余力。朴正熙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官僚体系的大换班。由于对李承晚政权“腐败、堕落、胡作非为”的深刻厌恶，新政权对旧政权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政策。在政变后几周内，新政权逮捕和开除了17000名“腐化”的官员和2000名“腐败”的军官，以各种原因解雇了35000名旧的行政人员。军政府时期，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基本都是军人，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中83%以上是军人。在42个大的国有企业中，33个由退伍军人负责。军人统治给韩国政治风气带来根本性变化。

反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朴正熙政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是因为朴正熙深刻认识到了腐败在韩国社会的根深蒂固，二是朴正熙出身农村，对腐败有一种天然的仇恨。所以，朴正熙时期反腐败的理智行动里夹杂着强烈的道德冲动。在大规模更换政府官员的同时，朴正熙建立起了严厉的监查制度。中央设监查院，地方设监察室，实行责任包干，除了公开监察还有暗中监察。1962年5月，对新政府的中高级官员进行的第一次监察中，就一次性处分了350人。这些人受处分的原因不仅包括贪污受贿，还包括生活奢侈，甚至包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请家庭教师、打高尔夫球。朴正熙本人则以身作则。他从不打高尔夫球，到乡下视察时，常光临小吃店，吃大众化食物。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来没受到任何有关腐败的指控。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腐败现象在韩国社会重新蔓延开来。朴正熙掌权前5年，政治基本上是清明的，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公职人员的腐败之风又重新抬头，官员经济违纪案件的数目每年以30%的速度迅速增长，于是朴正熙掀起了一场名为“庶政刷新运动”的反腐运动。朴正熙宣布这一运动的目的，一是“消除所有腐败现象”，二是“消除社会浪费和不公正”，第三也是最终目标是“精神革命”，“最终升华为树立健全的国民精神的精神革命运动”。

“庶政刷新运动”是由中央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各级政府部门都组织了专门的运动指导班子。运动覆盖了所有的政府部门、所有的行政环节。运动对腐败的态度坚决彻底，甚至可以说是苛刻严历。它的打击对象既包括贪污受贿者，也包括“拥有豪华住宅者”“有情妇者”“不适合作官员的讨厌者”，甚至还包括了“喝咖啡者”和“不当日报销者”。并且实行株连政策，被查处的官员，其上级领导也被记过。“庶政刷新运动”最直接的成果是清除了数万名素质较低的行政人员，并且永不复用。1974年和1977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肃正”，1977年一次就惩处行政人员51468人。

由于朴正熙的严厉、认真、强硬的个性，这个运动并没有走过场，而是不折不扣地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朴正熙政权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败斗争中有所作为，保持了政府机构的效率并使腐败之风未泛滥成灾，从而使中央的经济发展政策得到较好的推行。但另一方面，朴正熙不断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强硬措施，未积极地推进政治民主和官僚机构的“文官制”，政治的专制色彩日益加强，结果使政治制度结构逐渐失去弹性，并最终导致朴正熙本人被暗杀。

朴正熙政权的两大支柱，一个是军队，另一个则是他新设的特务机关——中央情报部。韩国中央情报部（KCIA）是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的模式，根据1961年6月10日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公布的《第619号法》（史称“中央情报部法”）组建的。其基础是前陆军情报局的谍报部队（HD）、防谍队（CIC）、宪兵以及空输部队的武装特工队。根据《国家再建最高会议法》第18条的规定，韩国中央情报部的职能是为国家的安全在国内外汇集情报，“铲除共产势力的间谍侵犯和执行革命任务的障碍”。实际上，在朴正熙的直接领导下，它拥有无限的权力，其中包括为确保军部权力策划总统大选国会选举、镇压和瓦解在野党、监枧政敌的动向和牵制对国家最高权力的挑战者、控制舆论与对美游说等等，在朴正熙时代的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钟泌出任中央情报部首任长官，1963年1月以后金容珣、金在春、金炯旭、金桂元、李厚洛、申稙秀、金载圭陆续出任部长，全斗焕上台后改称国家安全企划部，现为韩国国家情报院（国情院）。

朴正熙在结束军政府后继续做总统，虽然作风强势，但依然处于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在野党的存在尤其令他头痛。经过多年与在野党的博弈与斗争，他认为西式民主体制浪费且低效，不适宜韩国国情，所以他决定建立独裁体制，美其名曰“韩国式民主主义”。1972年，在与朝鲜发表《7·4南北共同声明》后，朴正熙秘密组织了一批法学家制定符合“韩国式民主主义”的宪法。同年10月17日晚，朴正熙突然出动军队控制首尔，宣布实行非常戒严，下令解散国会，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并根据哲学家朴钟鸿和林芳铉的意见，取中国古书《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书经》中的“旧染污俗，咸与维新”之意，将此非常措施称为“维新”，史称“十月维新”或“维新政变”。

随后，朴正熙颁布了象征“韩国式民主主义”的维新宪法，并于11月21日交国民投票通过。12月15日即按维新宪法规定，在韩国1630个选区选出2359名代议员，组成统一主体国民会议。12月23日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举行选举，朴正熙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总统。1973年2月27日，朴正熙重新组成维新国会，规定2/3的议员由选民直接选出，另外的1/3则由总统提名，经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通过产生，这些议员单独组成“维新政友会”。这样使执政党在国会内能始终保持2/3以上的议席。同时，以妨碍国政履行为由，取消了国会的国政监查权。朴正熙通过维新体制大权独揽，打击了政敌，削弱了反对势力，旨在确保自己实现当终身总统的欲望。

经济

朴正熙时代的经济政策被总括为“开发独裁（개발 독재）”，即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实行独裁，同时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经济。他上台时，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6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79美元，人均GDP为82美元，贸易逆差为3亿美元，达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6%。朴正熙在“革命公约”中发誓解决韩国民众的饥饿与赤贫问题。他认为，韩国贫穷的原因在于事大主义和懒惰，决心将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课题。发动军事政变两个月后的1961年7月22日，便成立了经济企划院，负责制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开发政策以及编制政府预算。

1961年11月，经济企划院推出了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目标定在构筑基础以建立“自立经济“。但资金无源，于是强行展开货币改革。朴正熙听信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财经分会委员柳原植的建议，对韩国华侨财产和所谓“隐形资金”展开搜刮，并把货币单位由“圜（환）”变为“圆（원）”，每1圜兑10圆，规定只能人均兑换500圆现金，剩余的全部强制纳入冻结账户，变为长期储蓄，其实是强制低息借给政府。这侵犯了财产权，也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混乱。美国也以有损市场经济为由表示反对。于是朴正熙中止货币改革，柳原植这类强烈国家统制主义倾向的经济幕僚被弃用，金正濓等了解美国经济及日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经济实务专家上位。朴正熙本来不懂经济，通过军政府时期的试错与学习，终于摸索出经济发展的道路。到1966年，韩国经济开始起飞，经过4次五年计划，到1979年韩国就踏进了产业化时代。

起初朴正熙将张勉政府打算引进日本等国外资的构想批为“卖国”，并打算搞“自立经济”。1962年货币改革失败，令朴正熙从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两条经济发展路线中转向了后者。本来，朴正熙是想走进口替代的路线，随即转向引进外资推进工业化及培育出口产业，靠“民族资本”建设国营炼油厂被放弃了，改成了引进外国公司来投资。同时，朴正熙政府效仿日本战后发展路径，确立了依托韩国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贸易立国”和“出口第一主义”的口号。

在20世纪60、70年代所谓“开发独裁”时期，朴正熙最关心的就是出口。自1965年2月以后，他几乎每月召开“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在会上与各部门长官、企业界代表、银行行长、其他出口有关组织的100多名代表对各品种、各地区出口业绩逐一进行讨论。如果贸易业界提出所需政策和面临的困难，总统和所有出席者都进行记录，相关部门要在下月报告事后措施结果。每到年末，商会为完成当年的出口目标，忙得焦头烂额。业界总动员，鼓励每天装船，努力提高业绩，甚至不惜亏损出口。当时，总统被称为总司令，发动了一场国家“出口战争”。20世纪60年代初，出口主力是矿工、农夫和渔夫，韩国的5大出口商品是大米、钨、铁矿石、生丝、琼脂。进入70年代，取而代之的是假发、鞋和纺织工厂女工。远洋渔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7年12月22日，在首尔奖忠体育馆举行的出口日纪念会上，朴正熙宣布：“亲爱的诸位国民，我们终于突破了出口100亿美元大关。”整个韩国陷入了兴奋之中。经济开发计划启动的1962年，韩国的出口额仅为5000万美元，1964年才达到1亿美元，1970年跨过了10亿美元大关。出口突破100亿美元，可以说是“汉江奇迹”结出果实的象征。但是，出口第一主义也导致产业与产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资源分配的扭曲、工资水平的差距、对特定企业的金融优惠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长期困扰韩国经济的负面因素。

1967年9月，朴正熙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金玩熙邀请到青瓦台，表达了对韩国仍在出口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的现状的不满，并指示他协助韩国发展电子工业。从此，金玩熙奉命跑遍全球，终于在1968年8月1日将《电子工业振兴调查报告书》递交到朴正熙面前。他说：“目前韩国的技术力量远不如世界水平，所以独立开发技术时间会过长，应该想尽办法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出口产品。必须得到政府全面支援，在短期内培养电子工业。”朴正熙当即批准电子工业综合五年计划。

从此之后，韩国电子产业突飞猛进。1966年，生产首批国产电视机的金星（LG前身）公司当起了领头羊，另外，因糖精走私案受到重创的三星公司也于1969年1月成立“三星电子工业株式会社”，投入到竞争体系中。1965年仅为180万美元的电子产业出口额，到1976年就超过了10亿美元。电视机和收音机、集成电路、聚光器、录音机、显像管等跃升为韩国主要出口产品。1974年成立了韩国半导体株式会社，由此奠定了发展成为电子国家的基础。所以韩国被认为是赶上了“电子兴国”的末班车。

1972年12月31日，朴正熙听取了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的持续4个小时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要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有必要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要将重化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同时并进，赶超朝鲜。朴正熙表示赞成，并于1973年1月12日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发展重化工业。

从此，韩国走上了同时振兴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原子能等技术密集型核心产业的道路。总统秘书长金正濂和重化工业企划团长吴源哲负责总指挥，根据“选择和集中”的原则，各领域选定一两个民间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1973年7月3日，韩国重化工业的象征—年产103万吨的浦项钢厂经三年建设得以竣工。在朴泰俊的领导下，浦项钢铁的产量在1978年达到550万吨，1981年增至850万吨。朴正熙还劝说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不要放弃造船工厂，于是郑周永飞到西欧，获得贷款，于1975年建成现代造船厂。1976年现代汽车开始出口“小马（PONY）”车。

在朴正熙政府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政策引导下，1973至1979年韩国制造业年均增长了16.6%，1980年重化工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54%。其中钢产量由1965年的22.7万吨增至1981年的1270万吨；造船工业能力由1974年的110万吨增至1980年的240万吨；汽车产量由1970年的2.7万辆增至1979年的20万辆；电子工业产值由1966年的0.22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28.5亿美元；机械工业产值由1970年的5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105亿美元。“重化工业立国”的战略极大推动了韩国的工业化，为“汉江奇迹”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韩国在急速发展重化工业的过程中，造就了支撑国家经济的大批财阀，是韩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政治与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朴正熙任内大搞“国土开发”，兴建基础设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建设京釜高速公路。1964年朴正熙访问西德，当地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给了他极大的震撼。回国后，朴正熙也经常抽时间在纸张上勾画公路图。1967年，朴正熙在竞选总统时承诺，如果当选将“建设连接首尔和釜山的高速公路”。当时的韩国人对“高速公路”的名称还很陌生，因此以在野党为中心形成了强烈的反对舆论。批评意见认为“是要建造为富人服务的游览路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42美元的韩国没必要建造高速公路”，但朴正熙顶住了舆论压力，于1968年2月1日在今首尔良才洞教育文化会馆附近按下了爆破按纽，正式启动了京釜高速公路建设工程。

早在举行开工仪式的3个月前，朴正熙就在没有一分钱预算的情况下，投入陆军工兵团，率先进行了首尔至五山段的公路建设。路线、工程计划、推进方式等全都是总统在做决定。后来，商工部长官金正濂回忆说：“朴正熙就像面临战争一样，亲自指挥战斗士兵进行‘作战’。”朴正熙在没有日程安排的日子里，经常会乘坐着凯瑟吉普，风尘仆仆地奔赴现场。大田至大邱的施工段难度最高，其中的沃川隧道更是地形险要的魔鬼地段。在2年5个月的施工期间，共有77人殉职。

1970年7月7日，总长为428公里（后经直线化改造等缩短为416公里），包括305座（现为353座）桥梁和12个隧道的京釜高速公路全线开通，而且是提前1年竣工。朴正熙对此表示：“这是造价最低（每公里约1亿韩元）、建成速度最快的大艺术作品。”并把一瓶香槟洒在路边。自此，整个韩国处于“一日生活圈”之中，为汽车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据韩国道路公社估算，该公路的年经济效益为13.55万亿韩元。韩国的京釜高速公路是在一无经验、二无技术的情况下，完全凭借实干精神建成的朴正熙的杰作，被韩国人称为“祖国近代化和经济开发的象征”。

然而，朴正熙只重视建设高速公路，却相对忽略了铁路的多轨化和高速化，以及既有道路的扩张建设，是其不足之处。

朴正熙政府通过扩大劳务出口与对外工程承包来确保外汇收入、缓解就业压力。首先是派遣矿工和护士到西德，被称为“派德（독파/独派）”。1962年，朴正熙政府首次派遣了20多名护士校学生，1966年至1976年共有1.3万名护士被派往西德。1973年，在西德各医院工作的韩国护士总人数超过了6000人。她们凭借对年老患者的精心看护和熟练快速的工作能力赢得了西德人的好评。另一方面，1963年夏天，朴正熙政府打出了招募前往西德挖矿的矿工的广告，在西德挖矿的三年期间，每月可获得159美元的工资。当时韩国的失业率为8.1%。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对在发达国家西德工作并能获得高工资待遇非常感兴趣。第一批申请前往西德的人就有1万4千多名，结果，250多人被选为第一批派往西德的矿工。第一批矿工于1963年12月21日出国。他们要在地下1000米忍受30度的地热，工具也重达50公斤。3年后，他们回国时，大部分人都曾经历过骨折。加上后来几批，在西德工作的韩国矿工共有8300人。1964年12月，朴正熙访问西德，在鲁尔接见了韩国矿工和护士，称他们的辛苦是“为子孙后代打下繁荣的根基”，所有人员热泪盈眶。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危机。每桶2.8美元的油价至翌年3月涨了四倍。朴正熙政府一方面展开“节省10%原油的运动”，另一方面在1974年1月14日实行第3号紧急措施，降低低收入人群的负担，扩大了对电视和冰箱等“奢侈品”的征税范围，从而渡过难关。朴正熙政府还使用了“化危机为机会”的逆向思维方式，决定从中东赚回买石油的钱。1974年1月30日，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向朴正熙建议在中东建工厂并输出建筑劳动力。从此之后，从越南撤回的韩国企业大举进军中东。中东热潮达到顶峰的1978年，在中东工作的韩国劳工达14万人。1975年至1979年期间从中东赚取的205亿美元近占同期韩国出口总额的四成。

后来的全斗焕政府继承了朴正熙政府扩大劳务出口与对外工程承包的政策，截至1986年，韩国承包的工程合同额高达812亿美元，对缓解韩国政府赤字起了重要作用。

朴正熙视粮食自给为摆脱贫穷的首要任务以及国家安全的根基，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下令开发粮食新品种。1971年，韩国农村振兴厅开始推广改良自东南亚品种的新稻种。正式名称为“IR667-98-1-2”，被人们称为“统一稻”。通常一个稻穗会有80至90个稻粒，但“统一稻”大都有120至130个稻粒，有的甚至能达到200至300个稻粒。

“统一稻”作为适合韩国土壤的高产品种逐渐获得了韩国农民的认可，1972年为16%的粮食普及率在1977年猛增至55%。“统一稻”为粮食增产，起到了火车头作用。粮食产量于1974年突破3000万石，1975年韩国终于实现了粮食自给。在产量突破4000万石的1977年，全韩的稻产量为每1000平方米平均494公斤，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在这个时期，韩国也实现了东南亚国家凭借新品种开发完成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后来，统一稻因口感不是很好，逐渐被其他后续品种取代了。

新村运动和四大江流域综合开发构筑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为“绿色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大江流域综合开发是1972年树立的第一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的一个环节，通过建设昭阳江坝（1967-1973）、安东坝（1971-1976）、大清坝（1975-1980）等水利设施，减少了洪水灾害，并让大多数农田变为没有旱灾的稳产高产田。“绿色革命”让韩国摆脱了延续数千年的饥饿。

1970年10月2日，朴正熙政府决定开展“新村建设运动”，给全韩每个村庄提供355袋水泥，引导人们改善农村环境。但新村运动的目的不止于处理水泥库存。当时的总统秘书室长金正濂说，新村运动蕴含朴正熙“要消除共产主义者可渗透的土壤‘贫困’的打算”。1971年向取得事业成效的1.6万多个村子再次提供水泥和钢筋，新村运动就此正式拉开帷幕。

新村运动虽然是政府主导的运动，但坚持只支援业绩好的村子的原则，引进了竞争机制，让村与村进行竞争，这就是“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运动精神中的自助。从此，朴正熙作词作曲的以“晨钟敲响，新的一天开始了”起头的《新村之歌》便通过广播喇叭传遍了全韩农村。屋顶改成石板瓦，农村道路加宽，路边种树，村里建会馆、仓库和畜舍，还架设了电线和电话线。农家户均收入从1971年的35.64万韩元增加到1981年的368.79万韩元，增加了10倍多。从新村研修院培养出的农村领导人对此作出很大贡献。

新村运动取得成功的因素有，以非常具体而实际的目标取得了农民的信赖，并且选择了与传统的农本主义相反的“发展主义”。换言之，新村运动不是出于保护农民既得权利的民粹主义，而是培养农民竞争力和自生能力的运动。

朴正熙时代，60万多名离农者涌入城市，这些人大多数沦为城市贫民。其中，大多是就职于纺织、电器等劳动密集型出口领域，长期从事于收入低、难度高的劳动领域。这些贫民在首尔各地区国家公有的土地上形成大片棚户区，被称为“月亮村”。1971年8月，在政府将这些人群集体移居至城市外围的过程中，还发生过对此强烈反抗的“广州大园区（今城南市）事件”。由于朴正熙忽视底层劳工的福利，导致他们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合法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1970年11月14日发生青年工人全泰壹自焚事件，引发韩国社会的关注，同时亦点燃韩国工运之火。

朴正熙劳工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确保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提供适宜的劳动力市场。从人道主义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朴正熙时代的劳工政策可以被看成一个败笔。朴正熙时代劳工政策的一贯性体现在将劳工看成一种生产要素而从经济上加以动员，同时尽可能在政治上让劳工处于解组状态，从而避免劳工运动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带来威胁。这种狭隘的发展主义和国家安全导向的劳工政策导致工人与体制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促成了底层劳工与社会民主力量的结盟。

文化

在文学艺术上，5·16军事政变后，朴正熙政权解散了所有文学艺术团体。1962年1月，由军政府主导成立的“韩国艺术文化团体总联合会”代替了李承晚时代的“全国文化团体总联合会”，成为新的御用文人的工具。为强调军部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朴正熙政府提出了民族主体性的口号，由于他们采取了复古主义的文化政策，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恢复和保护，更加助长了文化界脱离现实的倾向。

在电影产业上，朴正熙政权一面提倡电影应提高自身艺术水平，为民族艺术振兴做出贡献，一面大力强化对电影内容的审查以及对电影公司在经济上的控制。朴正熙政权在1962年出台《电影法》，此后四次修订，其中1973年的第4次修订变本加厉，将电影公司的设立由注册制改变成许可制，只允许20家电影公司的电影制作和外国电影的进口。而且通过审查和优秀电影评选等，不允许制作与维新体制相悖的电影。每年年初发表电影供求计划、外国电影进口权补偿和优秀电影制作奖励、电影振兴公社和配给协会运营方针等措施，使国家直接控制了电影产业。朴正熙政权把以反共、维新、新村精神为素材的“国策电影”选定为优秀电影，补偿了外国电影进口权，使电影公司制作了宣传国家政策的宣传电影。同时列举四项审查标准（违反维新宪法、侵害公序良俗、毁损国际友谊、松弛国民精神），所有电影必须通过文化公报部审查后才可上映。

朴正熙上台后，确立了建立军事文化的军学体制。朴正熙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有关教育的法令是1962年2月1日颁布的《关于教育的临时特例法》。根据该法，以市郡为单位教育自治组织被全部撤销，教育管理统归教育行政机关。两年以后，虽然恢复了教育自治组织，但也只恢复到道一级，各道重新组成教育委员会，包括道知事在内的6名委员全部采取任命制。教育监事也是由教育委员会推荐、总统任命。至此，本来就没有得到发展的教育的自治性已完全丧失。

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政策的核心是所谓“发展教育论”，“视教育为开发人力的工具”。1968年12月5日，《国民教育宪章》正式出笼。《国民教育宪章》的颁布带来了“主体性”教育和安保教育体制的强化，以及通过新村教育促成的产学协同体制的加强。所谓主体性教育是标榜以清算殖民地潜在影响和在朝韩对峙中确立韩国正统性的教育。为此，朴正熙政府以加强“国籍教育”为名，于1972年成立了“国史教育强化委员会”；1973年，又统编了初中和高中的国史教科书。同时，各级各类学校的以反共教育和道德教育为主的“国民伦理”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一点在“维新”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随着维新教育、新村教育、忠孝教育等的不断强化，韩国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了灌输单一的国家支配意识形态的工具。1978年6月27日，延世大学教授成运来、宋基淑和全南大学的12名教授共同发表了“我们的教育目标”的宣言，倡导“真正的民主教育、真正的人性教育”，展开对“维新”教育的理论基础——《国民教育宪章》的批判。朴正熙政府把这些教授全部开除，并将他们关进了监狱。

1968年，朴正熙为弘扬民族主义，下令从1970年起，公文中禁止使用汉字，强行废除教科书中使用的汉字。鉴于社会舆论对废除汉字教育的批判压力，朴正熙政府开始调整全面废除汉字的方针。1972年确定恢复中学的汉字教育。1974年确定学习1800个基础汉字（初中900个，高中900个），并允许汉字在国语和国史教科书中加到括号内使用。但是，在表音字使用占多数人的社会里，青年人对学习汉字无兴趣，考大学试题也不包括汉字知识，学生学习汉字没有压力。因此此朴正熙的汉字政策被认为使韩国人民的中文理解力一落千丈，造成一代人不识汉字的后果。

军事

朴正熙上台后，计划在“60万大军”之外设立预备役部队。1961年12月，朴正熙政府颁布《乡土预备军法》，但迟迟没有落实。1968年1月21日，朝鲜特种部队士兵31人潜入首尔，并袭击了青瓦台。青瓦台事件的发生，促使朴正熙政府下决心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当务之急就是设立乡土预备军。

1968年3月7日，韩国政府颁布乡土预备军设置法实行令；3月15日，开始组建预备军。韩国的乡土预备军分为以居住地为中心的“地区预备军”和以工作单位为中心的“职场预备军”两种，由预备役官兵、补充役官兵和志愿者组成。乡土预备军装备卡宾枪等轻武器，平时训练并配合正规军进行演习，遇有安保突发事件发生时，即刻进行动员。乡土预备军在成立之初，其编成以中队（180人左右）为基本单位，后来由于职场预备军人员快速增加，又在职场预备军内增设了大队（约1000人）建制。1968年，共建成3,218个中队，2,050,531人。1971年增加到5241个中队、18个大队、2,336,032人。其中，预备役官兵1,865,495人、补充役官兵453,366人、志愿者17,171人。

1968年6月24日，乡土预备军首次投入“县内作战”，清剿渗透到江原道高城郡县内面的朝鲜武装势力；此后，预备军随时动员，参加了蔚珍、三陟事件等实战。乡土预备军作为韩国国防力量的一部分持续至今。

自朝鲜战争以来，韩国的国防完全仰仗美国。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7月在关岛发表“尼克松主义”，提出美国不会从亚洲撤出，仍将会对友邦进行适当、持续的援助，但亚洲各国应对本国的防卫负第一责任。1970年又决定撤走驻韩美军2万人，使驻韩美军从6.3万减少到4.3万。1977年上台的卡特政府更是计划在1982年前撤走所有美国驻韩美军地面部队和核武器。再加上朝鲜的挑衅和中美的接触，朴正熙担心美国会抛弃韩国，于是从1970年开始展开自主国防建设。主要措施有：

外交

朴正熙的上台和发展经济，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认为强硬反共的朴正熙相比软弱的张勉政府更符合美国利益，因此对5·16军事政变采取不干涉政策。1962年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出台时，朴正熙想走进口替代的路线，并发展重工业，由于朴正熙没有事先通知美国，且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可能会增加美国对韩援助的负担，故美国以其有计划经济色彩为由强烈反对，促使朴正熙将思路转向出口导向型。在此期间，韩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有相当部分是由美国引进的，或者是在美国的斡旋下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引进的。不仅如此，20世纪60年代韩国出口的产品也是大部分出口到美国市场。

1964年，美国挑起越南战争，朴正熙主动请求参战。1964年春，朴正熙指示韩国驻美大使金贞烈“向美国政要力陈防御越南的重要性，并提出派遣韩国军队参战”。朴正熙的动机有两点，一是越南共产化肯定会使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国家安全遭到威胁，二是要事先阻止美国产生从驻韩美军中抽调兵力的想法。1964年9月，移动医院部队等140人首次赴越。1965年2月，2000人的工兵、运输部队被派往越南。10月12日，由海军陆战队青龙部队和陆军猛虎部队组成的2万战斗部队在30万韩国民众的欢送下开赴越南。截止1973年3月撤兵，共有312,853名韩国军人参加了越战。他们在1万多次大规模战斗和55万多次小规模战斗中，取得了歼敌4.1万人的战果。但也有4000多名韩军官兵战死，1.7万多人受重伤，另有8000多名越南平民被韩军屠杀。出兵越南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地位，并使美国与韩国签订《韩美行政协定》，取消了美国在韩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另一方面，出兵越南给韩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战地所需的物资和人力全部自从韩国国内调拨，因此韩国对越出口迅猛增长。韩国通过参加越战获得了10亿多美元的外汇，这笔钱成了第2、3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的主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通过出兵越南，韩国在对美军事外交中得以摆脱被动局面，更新了军队的装备，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工业，并加强了韩美军事同盟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出兵的过程中，韩国军队获得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大幅提高了军队的士气，提高了韩国军官在现代化作战中的指挥能力，从而大大地提升了国防实力。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调整全球战略，提出了尼克松主义，并打算撤走两万驻韩美军，约翰逊时期的韩美蜜月期随之结束。先是围绕驻韩美军的去留问题产生的争端，朴正熙通过旅美韩侨朴东宣、前韩国驻美大使金汉祚行贿一些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1976年被美国媒体曝光，引发“韩国门”丑闻，翌年美国媒体又曝光美国窃听青瓦台，促使韩美关系进一步恶化。1977年卡特上台后，推行人权外交，发布韩国人权报告，公开批评朴正熙政权独裁，另一方面坚持认为朝鲜的威胁被韩国夸大，是用来要挟美国的砝码，因此延续撤出驻韩美军的方针，计划到1982年全部撤出（但被参议院否决），加速了朴正熙推进自主国防的步伐。对于韩国发展重化工业和核开发的问题，尤其是后者，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对。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前夕的金泳三除名事件，更使美国继1958年后第二次召回驻韩大使以表达“抗议”，韩美关系雪上加霜。尽管有这些波折，韩美同盟的基本框架并未改变，从1976年开始，韩美两军每年举行联合军演，代号“协作精神”（Team Spirit），1978年成立韩美联合司令部（联合国军司令部在1975年撤销）。可见韩国仍然仰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也不愿真正从亚太地区收缩，两国关系的紧张终究是有限的。

韩日两国自1951年至1960年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了5次会谈，但均遭到失败。朴正熙及其政府要员由于早年经历，与日本关系特殊，因此上台后举一改李承晚的对日强硬政策，试图利用所谓日本首相岸信介等“满洲人脉”来深化韩日接触。尤其重要的是，朴正熙要发展经济，韩日关系正常化是重中之重，在确立在出口导向战略之后更是刻不容缓，其理由是：其一，出口导向学的就是日本。其二，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之时，日本已是发达国家了。韩日一水之隔，韩国想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吸引来自日本的资金、技术与管理，与日本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否则日本企业家会因为忧虑反日与投资没有保障而不敢在韩国下注。朴正熙强调：“如果只看过去，那我们与日本就有不共戴天之仇。即使昨天有很多仇恨，但为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却是有必要与日本携手合作。”因此积极推进韩日建交。

1961年10月20日，韩日第六次会谈，由于双方分歧巨大和各自国内的反对，会谈被拖延。1961年11月，朴正熙访日，双方就加速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达成共识。1962年10月，朴正熙派中央情报部长金钟泌访日，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达成《大平-金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日本提供无偿、有偿经济合作资金，来解决韩国提出的索赔权（财产请求权）问题。1964年初，该文件的内容一经批露，朴正熙政权就面临严重危机。韩国舆论认为，这是以廉价的货款代替对殖民统治的陪罪和赔偿，在野党和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其规模是四一九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3月24日，首先由5000名首尔市的大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屈辱外交”，此后示威游行持续了两个月之久。6月3日，首尔地区的抗议演变成骚乱，部分示威群众闯入派出所纵火、强夺军用卡车，青瓦台外围的警察防线一度被冲垮。当晚9时40分，朴正熙政府宣布首尔市区实行紧急戒严。在长达55天的戒严期间，1120人被捕，首尔大学示威主谋金重泰、玄升日和高丽大学商学院学生会长李明博（后来的韩国总统）等348人被拘留。1965年6月22日，韩国外务部长李东元和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签署了《韩日基本条约》，标志着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该条约规定，日本向韩国提供8亿美元的经济合作资金，以此为代价省略对侵略的谢罪，所以该项条约长期被认为“屈辱外交”。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谈判。

1973年8月，朴正熙政权派人在日本绑架金大中，引发日本舆论的谴责，韩日关系开始紧张。在内外压力下，朴正熙不得不撤换主导此事的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并派总理金钟泌赴日本道歉，以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一年后的1974年8月，又发生了旅日韩侨文世光刺杀朴正熙未遂、但击毙朴正熙夫人陆英修的事件，朴正熙政府企图追究日本的责任，要求日本道歉并加强对在日韩国人的管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虽然亲赴首尔参加陆英修葬礼，但并未对韩方让步。再加上韩国对日贸易逆差扩大以及历史问题，韩日关系陷入不稳定之中。

朴正熙时期，由于韩国处于冷战中的资本主义阵营，故与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任何外交接触，而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1964年8月，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访韩，会见朴正熙，大谈“团结反共”，10月，朴正熙派总理丁一权访台，签署《韩台友好条约（中韩友好条约）》。1966年2月，朴正熙访问台湾，蒋介石和他进行了3次长时间的密谈，会谈的重点是“如何加强亚洲反共国家的反共团结问题”。双方认为除了要加强台韩在军事上互相支持外，还号召亚洲反共国家结成联盟。同年6月14日至16日，亚太地区9“国”（日本、韩国、南越、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台湾）外长第一届年会在首尔召开。朴正熙在开幕式上呼吁建立一个亚洲暨太平洋大同盟，并产生一个具有永久性的组织以对付社会主义阵营。台湾予以呼应，南越和菲律宾亦表赞成。但是日、马、泰、澳均不主张成立这类军事组织或联盟，尤其日本反对最力，因此台韩撮合的亚洲“反共军事同盟”的计划流产。1969年2月，蒋经国访韩，总统朴正熙、总理丁一权同其多次会晤，继续磋商台韩建立军事同盟的问题。由于美国不愿自己盟友内部私自结成军事同盟，所以台韩同盟的构想无果而终。

朴正熙时代，韩国和台湾由于其内部政治统治的相似性和“反共”的共同目标维持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双方的关系不仅维持在政治方面，还逐渐扩大到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层面。如双方多次签署跨城市合作盟约，1966年高雄和釜山以及1968年台北和首尔都成为了姐妹城市，双方关系步入了黄金期。朴正熙与蒋介石私交也很好，据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外务部长李东元所说：“朴总统生前受恩惠最多、最喜欢的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但在心里最敬重的可能是蒋介石。”

朝韩关系

朴正熙上台后，高举“胜共统一（승공통일）”的旗帜，但具体而言不是在战争中取胜，而是培养压倒朝鲜的实力，因为当时韩国无论在经济还是在军事上都大幅落后于朝鲜。另一方面，朴正熙抛弃了李承晚一味追求的依靠武力的“北进统一”，主张“先建设，后统一”，并采取联合国监督下全民公投的模式，但也拒绝同朝鲜妥协，声称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是战犯，不会与之对话，外交上坚持效仿西德的哈尔斯坦主义。整个20世纪60年代，朝韩各自发展自己的国力，处于没有任何接触与对话的敌对状态。1965年，金日成想趁韩国出兵越南之机南下统一；1968年1月21日，发生31名朝鲜特种队员试图暗杀朴正熙的青瓦台事件；1969年10月，发生朝鲜武装特工渗透蔚韩国东海岸蔚珍和三陟的事件，仅在1968年一年，朝韩之间发生了共356次武装冲突，导致518人死亡。朴正熙政权在此过程中树立了少年英雄李承福，以强化反共反朝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实尾岛训练特工，试图暗杀金日成，以报复青瓦台事件。

直到1971年，金日成还不相信朴正熙能领导韩国超越朝鲜，但韩国的人均GDP已在1970年赶上朝鲜，使朴正熙有了对朝鲜喊话的自信与底气。再加上美国推出尼克松主义、中美和解与韩国国内反对派在统一问题上的压力，令朴正熙在朝韩关系上采取更加主动的对策，将“先建设，后统一”的方针修改为“先和平，后统一”。1970年8月15日，在庆祝光复节的大会上，朴正熙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的方案，呼吁“让南北进行一场善意的竞争，来对比民主主义和共产独裁哪个更能让国民生活得好、哪个社会更能提供美好生活的条件”。朴正熙发表的“8·15统一构想宣言”打开了朝韩对话之门。1971年8月12日，大韩红十字会总裁崔斗善提出朝韩红十字会会谈，讨论离散亲属等问题，并于8月20日在板门店举行首次预备会谈。1972年5月，韩国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和朝鲜第二副首相朴成哲先后访问平壤和首尔，分别会晤金日成和朴正熙。1972年7月4日，朝韩政府公开发表了历史性的《7·4南北共同声明》，揭示了“祖国统一三大原则”，即“和平、自主、民族大团结”，这是朝鲜半岛分裂以来朝韩双方在统一问题上达成的第一份文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72年8月30日，朝韩第一次红十字会正式会谈在平壤举行。同时依据共同声明成立“南北调节委员会”，先后进行了6次对话。朝韩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解气氛，很多人认为朝韩统一指日可待。与此同时，朴正熙和金日成都在加强个人独裁体制，朴正熙在宣布“十月维新”前曾两次预先通报朝鲜，以至于后来出现“金日成将来首尔过大寿”的说法。但朝韩双方仍存在严重分歧，尤其在是否撤走驻韩美军的废除韩国国家保安法等法律的问题上谈不拢。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又发表了《关于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特别宣言》，即“6·23宣言”，不仅宣布要对社会主义阵营“开放门户”，还提出了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的主张，在事实上抛弃了哈尔斯坦主义，承认了朝鲜作为国家的存在。但朝鲜却认为这是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拒绝接受。随着1973年8月发生金大中绑架事件，朝鲜于8月28日宣布中断与韩国的对话。1974年8月15日发生的文世光事件加剧了朝韩关系恶化的趋势。尽管如此，朴正熙还是坚持和平统一的路线，于1974年1月提议签署《南北互不侵犯协定》，1979年1月呼吁朝韩举行无条件高层峰会。直到遇刺前，朴正熙都在秘密准备《祖国统一纲要》，追求通过对话实现和平、自主统一。

历史评价

民意调查

舆论评价

名人评价

轶事典故

生活简朴

朴正熙为人简朴，在其所著的《国家、革命和我》一书中，他说：“我一生的夙愿是创建一个以朴素、勤劳、正直和诚实的平民为社会基础的自主独立的韩国。用一句话来讲，我希望在平民中出生、成长、工作，并在平民认可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作为韩国当时绝对权力的主宰者，朴正熙力求将他所崇尚的正能量注入到每一个韩国国民心中。

忠日血书

2009年11月，因朴正熙之子朴志晚打算通过法律手段迫使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将从《亲日人名辞典》中删除，民族问题研究所遂公开了1939年3月30日《满洲日报》以“写血书报名军官，朝鲜半岛的熏陶”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说，当时23岁的朝鲜小学教师朴正熙想当军官，写血书忠于日本，让人感动。

朴正熙第一次申请报名满洲军官学校时，最低年龄限制是19岁，未通过审查。1939年第二次报名时，写了血书。朴正熙写道：“我身为日本人，以精神与气概，义勇奉公，以死报国的决心报名当军官。为满洲国军、为满洲国，有为日本国献身的觉悟。”

这篇文章公开后，对韩国民众带来很大的冲击，各大网站的网友纷纷表示，对其前总统朴正熙很失望。

多才多艺

朴正熙热爱音乐，他这一辈子都是借吹号、唱歌、弹吉他、吹短箫等形式来抚慰心中的郁愤或痛苦。后来他写的《新村之歌》传唱全韩，此外还创作了《我的祖国》《再见，金乌山》等歌曲。

朴正熙还热爱书法，每年新年都会用毛笔题词。他一生最后一次新年题词（1979年新年）写的是汉字“总和前进”，后来此题词辗转至俄罗斯总统普京手里，并于2016年9月赠送朴正熙的女儿、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

朴正熙在与陆英修热恋过程中，还写过不少诗，其中一首《春天的随想》内容是：

桃花竞芳，春色迷人

引得海鸥忘情地欢翔

叶孤舟漂在如镜的湖面

对恋人依偎在镜浦边

英修与我

千年古松神圣地高耸

搭起一个高高的凉棚

慈爱地护掩着如绣的桃花

这是“镜浦亭”吗？

位老者惊羡地问道

这是东海吗？

这是镜浦吗？

海鸥在松林间追逐欢鸣

在这恬静的春日

我们忘记了时光

和风轻抚着平静的湖面

在远方的浅滩上

海鸥们在调情嬉戏

我们是否也找上一条船

向幽密处划去？

热爱足球

朴正熙被评价为“足球狂”。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上，朝鲜队以1比0战胜意大利队晋级8强，朴正熙受此刺激，创立了名为“朴总统杯争夺亚洲足球赛”的国际大赛，并在每届大赛的开幕式上为比赛开球。

错当倒彩

1964年12月，朴正熙访问西德，其间访问了自由柏林工科大学。保罗·希尔比校长把朴正熙请进了电气工学系演讲室，那里有1000多名学生在等候。朴正熙一走上讲台，下面的西德学生就一边哐哐敲桌子，一边大声叫嚣，表示欢迎朴正熙。一直为韩国国内学生示威问题焦头烂额的朴正熙把柏林工大学生的这种欢迎方式误解为了抵抗，于是面露不快地开始读演讲稿。当第一部分演讲结束时，学生座位上再次传来了雷鸣般的吼声。听着学生敲桌子的哐当声和喊叫声，朴正熙越说越泄气。不过其后朴正熙发现学生们是在欢迎他，最终完成了演讲。

拒绝马科斯

1966年2月7日上午，朴正熙开始访问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本来他打算也访问菲律宾的，但是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了他。李东元进入青瓦台报告此事，朴正熙生气地说：“放肆的家伙，走着瞧。今后数年内我们一定能赶超菲律宾。而且10年后我们成为发达国家，菲律宾将永远停留在落后国家。”

1966年秋天，马科斯给韩国外务部长李东元传信，表示在访日途中想顺道访问韩国。朴正熙斩钉截铁地回绝说：“给他发电报，说我没有时间。”

怠慢尼克松

1966年8月13日下午，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了欧洲和亚洲各国后抵达了韩国的金浦机场。1960年大选中他输给了肯尼迪，其后，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失败。驻韩美国大使温斯洛普·布劳恩向青瓦台秘书室探询了能否为尼克松摆晚宴，朴正熙的反应很冷淡。那次尼克松的到访，是外务部长李东元接待的他。李东元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我有种感觉，总有一天他会当上总统，这天朴总统对他的怠慢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后来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韩美果然转冷，朴正熙与尼克松之间也话不投机。

惹怒卡特

1979年7月，美国总统卡特访韩，之前他曾威胁称，如果朴正熙政府不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他将撤走驻韩美军。卡特无视朴正熙请他留宿在迎宾馆的邀请，破例住在了首尔龙山的美国第8集团军的军营内。在首脑峰会中，朴正熙给卡特上了40多分钟的“课”，向他讲述撤走驻韩美军的种种不当之处。发火的卡特向陪同会谈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递便条说：“如果这个人（朴正熙）不在2分钟内闭嘴的话，我就马上离开会场。”因此朴正熙与卡特的关系是韩美历届领导人关系中最差的一对。

朴正熙综合症

朴正熙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人气大涨，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怀念朴正熙时代并高度评价朴正熙，而且在朴正熙政权时期生活最艰苦、受压迫最重的底层贫民反而最支持朴正熙，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重创韩国以后。这种现象被称为“朴正熙综合症”，李明博和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产物。

人际关系

主要作品

（以上参考资料）

后世纪念

韩国庆尚北道龟尾市从2006年2月开始投入286亿韩元进行“朴正熙总统故居周边公园化项目”。朴正熙故居一带的道路被命名为“朴正熙路”，并于2011年建立高达5米的朴总统铜像。铜像后方有大理石壁，上刻有朴正熙题的诗、与妻子陆英修的合照以及新村歌曲的歌词等。大理石壁附近一直传出新村歌曲的歌声。后方，正在进行“新村运动主题公园的建设”项目。故居附近还建有“朴正熙总统民族中兴馆”“朴正熙总统历史资料馆”“新村运动主题公园”等。

2016年12月1日，龟尾朴正熙故居遭人为纵火。嫌犯白某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因总统朴槿惠不下台而故意放火。

朴正熙在5·16军事政变前所住的位于首尔新堂洞的故居于2008年被首尔市政府列为文化资产，受市政府管理。2013年朴槿惠上台后，首尔中区厅曾计划在此建立朴正熙纪念馆和纪念公园，但引发争议，朴槿惠也不支持，故未能实现。2015年3月，复原后的新堂洞朴正熙故居对公众开放。

除了龟尾朴正熙故居的朴正熙铜像，龟尾小学（1991年）、浦项市新村运动发祥地（2009年）、清道郡新村运动发祥地广场（2011年）以及首尔永登浦区文来近邻公园亦建有不同造型的朴正熙铜像。

金大中任总统期间，出于“与历史和解”的角度，承诺建立朴正熙纪念馆，并在1999年至2001年划拨了208亿韩元的国库补助金予以援助。纪念事业会从1999年开始着手开展纪念馆事业，馆址定在首尔麻浦区上岩洞。但在卢武铉执政时遇到坎坷，政府以基金募集不力等为由拒绝使用国库补助金，导致工程被迫中断。纪念事业会为此还和政府对簿公堂，之后直到2010年3月才用筹到的国库补助金和基金重启纪念馆工程。2012年2月20日正式开馆，时任新国家党非常对策委员长的朴槿惠及纪念事业会会长金正濂、青瓦台秘书室政务首席秘书李达坤、行政安全部长官孟亨奎、前国务总理南德祐及预备役大将白善烨等200余各界人士出席开馆仪式。该纪念馆是一座占地5272.5平方米的三层建筑，一层和二层的一部分是遗物和纪念录像展厅，二层和三层是一般和特别资料阅览室（图书馆）。

开馆以后，曾两次遭人恶意涂鸦。2012年外墙被喷涂“破坏宪法罪”字样，2017年石碑被喷涂“狗崽子（개새끼）”字样。

2002年，龟尾市体育馆更名为“朴正熙体育馆”。

2024年，时任大邱市长洪准杓指示将东大邱站广场命名为朴正熙广场，建立朴正熙铜像。

2024年，时任大邱市长洪准杓指示将大邱图书馆内的公园命名为朴正熙公园，设置大型铜像。

应龟尾市发扬“朴正熙学”的要求，韩国岭南大学将“朴正熙学”改为“朴正熙领导才能”，并于2009年成立“朴正熙领导才能研究院”。这是韩国第一所关于朴正熙的研究所。

每年朴正熙的生日（11月14日）和忌日（10月26日），龟尾市都会举办“诞辰节”和“追悼节”。

2017年11月14日，韩国前总统朴正熙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首尔国立显忠院举行。参加活动的多为保守团体成员，有800余人。众多活动参加者手挥太极旗、星条旗及新村运动旗帜等，高呼“朴正熙万岁！”“朴槿惠万岁！”。活动结束后，他们排队向朴正熙墓碑献花。大韩爱国党共同代表赵源震、朴正熙的次女朴槿令出席了此次活动。

人物争议

亲日问题

卢武铉上台后，韩国社会掀起了清算日本殖民时期的亲日派“韩奸”之风。2004年3月，韩国国会通过《日帝强占下反民族行为真相纠明特别法》，并依该法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真相纠明委员会，对日本殖民时期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展开彻查。韩国民间团体民族问题研究所也开出了亲日派名单，朴正熙赫然在列，包括2005年公布的《亲日人名辞典》首次收录预定者名单和2009年刊行的最终名单。朴正熙的子女朴槿惠、朴志晚等反对将朴正熙列入亲日派中，保守派也认为这是执政党针对在野党的“政治迫害”。朴志晚反驳称“朴正熙不是在‘日军’，而是在‘满洲军’服兵役，并没有参与过进剿朝鲜独立军”，并打算诉诸法律行动，要求民族问题研究所将他父亲从《亲日人名辞典》中删除，因此民族问题研究所公开了1939年《满洲日报》上刊登的朴正熙忠日血书，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

韩国政府所属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真相纠明委员会则始终持慎重态度，在2006年、2007年、2009年陆续公布的三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单（共1005人）中，都没把朴正熙算在内，理由是没有他亲日言行的确切证据。2009年11月，韩国政府公布的第三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单出炉前夕，民族问题研究所披露了《满洲日报》上的朴正熙忠日血书，引起轩然大波（参见“轶事典故-忠日血书”），被认为是朴正熙亲日的铁证。然而，不久后出炉的名单中仍然没有朴正熙。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真相纠明委员会委员长成大庆对此表示朴正熙忠日血书是在名单即将刊行前夕才披露的，所以无法将朴正熙收录进名单中。

对于朴正熙是否亲日的争议，立场偏保守派的《中央日报》刊登的评论认为：“究竟朴正熙是不是背叛了祖国的亲日派呢？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很容易谴责朴正熙是亲日派。但是如果朴正熙还活着，他将坚持认为他并没有背叛祖国。朴正熙接受教育的时候他没有祖国可以背叛。朝鲜的封建遗产留给他的只有痛苦，朴正熙厌恶封建王朝的腐败和无能。他的父亲是为了推翻封建秩序而舍命斗争的人物。在朴正熙的立场来看，他没有理由反对给予他学习和出世机会的日本。他希望在当时的环境下培养出世的机会。如果说这是个错误的话，他曾说过‘往我的墓地上吐口水吧！’”

秘密资金

朴正熙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中比较清廉的。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关于他曾转移秘密资金到海外的争议。2017年2月23日，韩国共同民主党议员卢雄来在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言，以1978年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国际机构小组委员会发行的“弗雷泽报告”（Fraser Report，原名“关于美韩关系的调查”）为依据，声称朴正熙政权一边进行海外贷款或引进投资资金，一边犯下了侵吞全部资金10%-15%的佣金（手续费）的不法行为，为了管理通过此手段筹集的秘密资金，朴正熙在瑞士联合银行以多人的名义开设了秘密账户。这些黑钱被朴槿惠和崔顺实通过在德国建立的数百个皮包公司洗掉，卢雄来推测推达数万亿韩元，并呼吁韩国政府与瑞士和德国政府合作调查朴正熙的秘密资金。

另外，2013年曾有韩国人谎称将朴正熙的秘密资金转移回国内，需要行贿资金，从而骗取某企业家9亿韩元。该人因诈骗罪被捕。

美国谋杀

关于朴正熙之死，长期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金载圭并非真凶，他是受美国暗示甚至操纵而谋杀的朴正熙。20世纪70年代以来，朴正熙与美国的关系紧张，尤其是朴正熙秘密进行核开发的计划得罪了美国，因为此举一旦成功，会极大削弱美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所以就在离朴正熙研制核武器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1979年，美国借金载圭之手除掉朴正熙。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切证据。

影视形象

（以上部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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