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旭（1953年12月~2014年2月9日），浙江缙云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6年5月因“总理遗言”案入狱，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并判处死刑。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年底获释回到原单位杭州汽轮机厂。自1970年参加工作起，历任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厂长助理、厂团委书记，《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东方青年》杂志副总编辑。著名的“总理遗言”的制造者，发表过《啊！龙》、《遗言震动世界》等作品。
人物生平
1953年 出生于浙江杭州；
1966年 “文革”爆发时，小学毕业，印《小辣椒》小报；
1975年 进入杭州汽轮机厂做学徒；
1976年 写“
总理遗言”，传遍全国，被带走审查；
1977年 释放回家；
1980年代在《
浙江日报》社、
杭州大学、《东方青年》杂志、浙江团省委等处工作；
2014年 在城东医院经抢救无效，于2月9日清晨逝世。
主要作品
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遗言震动世界》、《啊!龙》、《悼念班禅大师》、《〈编辑〉人情与竞争》、《外行书记》、《经营副厂长》等。《啊!龙》获全国第二届
报告文学奖，《〈编辑〉人情与竞争》获浙江省首届登峰杯青年文学奖。
出版图书
“总理遗言”案
起因
1976年1月8日，巨星陨落，在病房与病魔斗争了半年的
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本应享有
国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连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的邓小平，也在仪式结束后事实上无法进行工作。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
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十里长街送总理，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
1976年2月5日，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
遗嘱。“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肯定有别的指示被封锁了”，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强烈地认为，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但事实上，根据各种记载，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在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遗言！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有了想法，便立刻动起了手来。23岁，如此年轻，还是一个工人，有人不免怀疑，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事实上，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但热爱文学，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父母也是知识分子。他们均是从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父亲是浙江省第一医院院长，母亲是
浙江医科大学教授。并且，他炮制总理遗言还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还找来了
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参考了“
胡志明遗言”。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撒骨灰等细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骨灰撒到海里”改为“撒掉”这种简练的用法。
社会影响
当李君旭将这份“遗言”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并谎称这是抄自“某油印稿”时，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于是，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这份“总理遗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开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它借助着中国人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频繁的感情联络，借助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邮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
西藏、
新疆这些偏远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十多家境外媒体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像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并肩而行的自行车上，人们交头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们辗转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间一谈起时局，一谈起遗言，也会像磁石一样立即引为知己。
然而，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时“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局长大人亲自坐镇，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限令当晚二十四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遗言”是从哪儿来的，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学，“工、军宣队”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讲清楚自己同“遗言”有关的一切情况。连理发的师傅，都因涉嫌传播谣言而挨了批斗。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当时的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对最初的谣言，在几天之内就定位在了
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数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
作品分析
从文本上分析，这篇“总理遗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点的。首先是“像”，不管是口吻上还是内容上，都符合人们对周总理的印象。既提到了
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又提到了
国务院的事务安排，既追思了先烈战友，又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十分恰当，符合人们对总理遗言的预期。进一步分析，对于为数更多的手抄者来说，这份“总理遗言”之所以看上去并不可疑，乃是因为它既暗合了他们的心思，又煽动着他们的不满。在已经展开“
批邓”的环境下，“遗言”力挺
邓小平，又“曲笔”点出了人们所愤恨的四人帮，自然会受到欢迎。除去对人事交待的内容以外，“总理遗言”着重提到了文革以后工作重心转入
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展望
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人心思治的时刻，“总理遗言”犹如一把收聚民心的利剑，人们疯狂传抄是自然而然的。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发达到了在几亿人口中妇孺皆知的程度。这些谣言的矛头，无一不是针对着把中国拖入十年内乱的
极左派。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的周总理自然成为民意最大的寄托。在这种情况下，“总理遗言”中那句发自肺腑“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怎能不让人们心情激荡？从“
十里长街送总理”，到“举国传抄总理遗言”，到三月底悼念总理的“南京事件”，再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围绕着周总理逝世，中国民众首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起了大规模的自发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天崩地裂的1976年，这一系列事件才是走向新时期的起点 。
逝世报道
时报讯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一篇长达千字的所谓“总理遗言”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文章矛头直指“四人帮”，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昨天清晨，遗言的真实作者李君旭先生溘然长逝，却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
在他的家人看来，李君旭不好出风头，引起轩然大波的“总理遗言”案却让他的人生走得艰难，“他一直很坚强，不对命运低头。”在侄子李长岭眼中，李君旭是一个男子汉。
追悼会将于2月16日上午10时10分在杭州殡仪馆2号厅举行。
大哥眼中独立的小弟
1953年出生的李君旭是家里的老小，父母都是医生，四兄妹中数他最聪明。母亲带他去西湖玩时，教的西湖诗词都能很快地背下来。“外祖父是旧式的书生，母亲在文学方面积累很深，对他的影响很大。”大哥李君达觉得小弟的文学素养从小就显露出来了。
父亲是当时有名的
血吸虫病医生，曾受
世界卫生组织选拔赴美国学习，当新中国即将成立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他坚决要求回国，这种爱国的情怀也从小影响着李君旭。
李君旭成长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父母传给他的挥斥方遒的书生性情和爱国情怀让他一直维持着内心的独立思想。1966年“文革”开始了，李君旭父亲被打倒后关在牛棚，母亲沦落洗碗还要挨批斗，出身不好的李君旭对“文革”有着自己的思考。
当时各个造反派喜欢油印小报发表观点，刚小学毕业的他也学会了油印技术，有模有样地“发行”自己的小报。
“自己写文章针对造反派的错误言论发表看法，印成A4纸大小的小报，叫做《小辣椒》，虽然文笔幼稚，但也敢跑到街上发。”读大学的大哥知道后并不阻止，还挺欣赏小弟的认识，只是希望被欺负时他能机灵地逃走。
“李君旭是个正直、有是非观的人。”李君达看着李君旭长大，在他看来，能“代言”总理遗言正源于李君旭骨子里的正义感，并且获得了周围人的支持和赞赏。
1975年，李君旭开始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学徒，一年后当他因为伪造“总理遗言”案被突然带走时，他的师傅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连夜骑车悄悄地来到李家告知，“当时整个厂都被要求不得透露任何消息，师傅还是来告诉我们，可见师徒情分之深。”
1977年春天，受牵连被带走的父亲和友人陆续回家，直到10月份，李君旭才戴着“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回到汽轮机厂。“工厂的领导和同事并不太在意，李君旭就带着政治错误入了党，后来还当了厂团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