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玉麟

民国时期政治人物、奉系军阀将领

汤玉麟（1871年7月—1949年2月），字阁臣，绰号二虎（一说大虎），籍贯山东掖县，奉天义县（今辽宁义县）人，民国时期政治人物，奉系军阀将领。曾任中国国民党热河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主委、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热河省主席。

人物生平

入伙绿林

清同治十年1871年7月，汤玉麟生于奉天阜新县马吉沟村。后迁奉天黑山县汤家窝堡。汤玉麟的外祖母是蒙古族人，因此他有蒙古族血统。汤生性鲁莽，以好打群架著称，因其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故人送绰号“汤二虎”。因家庭生计困难，汤玉麟早年给地主王文虎家放过牛羊，后又当车把式，经年赶车拉脚往返于阜新、朝阳之间。有一次，在赶车路上，遇上一股土匪，不仅将汤玉麟押运的货物抢劫一空，而且将汤玉麟狠狠揍了一顿。汤玉麟遇此劫难，愤愤不平，一怒之下，挺而走险，投奔大凌河两岸苑四、苑五兄弟为首的土匪队伍，落草为寇。因善于骑马，精于枪法，勇猛凶悍且不怕死，敢于和围剿的官兵对抗，屡突重围，化险为夷，众匪徒佩服不已，便公推汤玉麟为“二当家的”，与苑氏兄弟平起平坐。后来，汤玉麟以苑氏兄弟行为不轨，不讲绿林义气，与之发生冲突，愤而与苑氏兄弟决裂，率部分匪徒出走，占据镇安县的虹螺岘自立山头。不久，盘踞广宁一带的巨匪金寿山对盘踞中安堡的张作霖保险队发动突袭。张作霖因势单力孤，立即派人向汤玉麟求救。汤玉麟的绺子人数虽然不多，但武器精良，个个凶猛好斗，有较强的战斗力。汤玉麟率兄弟星夜赶来中安堡，里外夹攻，把金寿山绺子打退了。中安堡解围之后，张作霖对汤玉麟非常感激，认为汤玉麟能征善战，有意和汤合在一起。汤玉麟对张作霖的印象也很好，虽然年轻，但是性情豪爽，胸有大志。张作霖提出两股绺子合在一起，汤玉麟欣然同意，拥护张作霖坐第一把交椅。从此，张作霖保险队逐步扩大。

风生水起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除夕，张作霖率领众兄弟喝酒吃肉，个个酩酊大醉。金寿山率哥萨克骑兵一中队再次奔袭中安堡，将张作霖保险队大院团团包围，坐探乘机接应，顿时枪声大作。张作霖指挥众兄弟仓促应战，因众寡悬殊，张作霖不得不指挥众兄弟突围，由孙德山背着已经怀孕四个月的张作霖的赵氏夫人，汤玉麟背着张作霖的长女张首芳，边打边退，张作霖手持双枪断后，当逃至雷家屯时，张作霖的队伍已散，只剩下八人。张作霖将家眷送往张家窝棚赵氏的堂侄家中暂住，便与汤玉麟等几个人沿辽河两岸活动，一边收留被打散的残部，一边招收新人，重新组织队伍。不久，张作霖经与汤玉麟合计后，决定投奔八角台团练长张景惠，张景惠不仅接纳了张作霖，而且推张作霖坐第一把交椅，任八角台自卫团的团练长，张景惠退为副团练长，汤玉麟协助二张训练团丁。不久，又有张作相带领二三十号人马投奔张作霖、张景惠，力量更为增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作霖在消灭拥有二百多名匪众的台安县巨匪项昭子之后，又吞并了周围小村的保险队，队伍逐渐发展到四百多人，成为辽西一股很大的力量。张作霖不仅机灵过人，而且实有政治野心，热衷于升官发财。有一次，张作霖和汤玉麟摆酒论英雄。张作霖酒后吐真言：“当今之世，满洲无主，我等不应安居一方，而应将小股流匪合并一起，形成强大势力，而后称霸。”汤玉麟听了也说：“我也有这种想法。”同年10月，当地乡绅张子云等串联十八屯绅商及各界代表作保，由新民府知府增韫手下红人赵经丞牵线，张作霖率汤玉麟等共三百多人接受收编，增韫将张作霖的人马编为新民府地方巡警前营马队，张作霖任马队管带（相当于营长），下辖中、前、左、右、后五哨，汤玉麟与张景惠、张作相、王利有、孙福山分任哨官。从此，汤玉麟等人摇身一变成了清廷的军官。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作霖升任奉天巡防五营统带官（相当于团长）兼中营营长，汤玉麟与张景惠、张作相、邹芬分任营长。同年5月，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鉴于东北“胡匪”遍地，“马贼”猖撅，徐世昌上任伊始，首先抓剿匪。徐世昌命张作霖消灭辽西巨匪杜立三。7月6日，当杜立三率亲随十多名到新民府来见张作霖时，张作霖早已设下埋伏。伏在门外的汤玉麟从杜立三背后将其抱住，随后又过来几个人将杜立三按倒在地，摘下手枪，捆绑了起来。当晚即将杜立三枪杀。汤玉麟与张作霖合谋除掉杜立三立了大功，徐世昌立即上奏朝廷为汤、张请奖，朝廷立即赏银两千两，并升张作霖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汤玉麟升为二营帮带。不久，徐世昌调张作霖部到辽源（郑家屯）、洮南追剿为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军。这时张作霖的队伍由五营扩编为七营，除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邹芬等营以外，又把驻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为张的部下，张的队伍增加到三千五百多人。张作霖受命后，率领所部在漠北的荒原上，和蒙匪陶克陶胡、白音大赉等股匪进行了殊死搏斗。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6月，张作霖指挥所部奇袭内蒙的龙王庙（蒙匪的一个根据地），将白音大赉手下的干将巴塔尔斩首。当陶克陶胡袭击长春一带，白音大赉乘此在洮南反击时，张作霖联合黑龙江官军进行夹击，迫使蒙匪西窜。张作霖带领所部穷追陶克陶胡，一直追至大兴安岭的索伦山。在冰雪覆盖的索伦山区，张作霖身先士卒，与蒙匪短兵相接，期间张作霖两次被困，均被汤玉麟率敢死队拼死救了出来。汤玉麟虽立有战功，却因部队损失严重，被清廷免去第二营管带职务，令其戴罪立功。

宣统元年（1909年）春，白音大赉被击毙，牙什被生擒。宣统二年（1910年）4月，陶克陶胡被击败，率残匪四十五人越境逃往俄国。8月，沙俄派人用船将陶克陶胡等人的家眷从郭尔罗斯接到哈尔滨，然后送往俄国。从此，蒙匪陶克陶胡叛乱宣告失败，汤玉麟亦得以官复原职。

奉系沉浮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汤玉麟奉张作霖之命，首先率马队一千五百人进驻奉天省城，设司令部于小南门万福客栈，汤玉麟追随张作霖参与镇压革命的活动，先后捕杀革命党人张榕、田亚斌、宝昆，并抄了他们的家，将贵重金银财宝据为己有。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赵尔巽由清王朝的东三省总督摇身一变成了奉天都督，张作霖当上了第二十七师师长，汤玉麟任骑兵第二十七团团长。

民国二年（1913年）2月28日，汤玉麟升任第五十三旅旅长。

民国五年（1916年）4月，张作霖与冯德麟合谋赶走奉天将军兼巡按使段芝贵，袁世凯被迫任命张作霖署理奉天将军兼巡按使（同年7月改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在登上“奉天王”的宝座后，认识到再依靠几个绿林兄弟逞蛮勇已远远不够了，于是重用袁金凯、王永江、王树翰、孙百斛等一批文人治理奉天。

民国六年（1917年）春节，按照惯例，二十七师、二十八师要分别请省城文武高级官员吃年茶以联络感情。初五这天，二十八师请客没有请王永江。初六这天，二十七师请客又没有王永江。张作霖在二十八师吃年茶时，没有见到王永江，觉得有些不对劲，二十七师吃年茶又没有见到王永江，不免有些恼火，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不请王处长？”谁也没有吭声，张作霖接着又说：“二十八师不请王处长，我不好说什么，你们怎么也不请王处长呢？”孙烈臣连忙打圆场说：“我们忘请了，改日再专请他吧！您别生气。”张作霖厉声说：“我看上的人，你们就反对，我用定了这个姓王的啦，谁反对谁辞职！”汤玉麟本来对警察到其公馆抓赌已窝了一肚气没法出，听张作霖这么一说，火气顿时上升，连忙站起来回敬道：“你不用骂街，辞职算不了什么。”联欢茶会不欢而散。

汤玉麟与张作霖闹翻后，对张作霖不服的冯德麟立即派人给汤玉麟打气说：“一切有冯帮办给你做主，将来奉天的天下说不定是谁的呢！”有了冯德麟的支持，汤玉麟底气更足了，他串联二十七师其他将领，拟定一张呈文，共同求见张作霖，要求撤王永江的职。张作霖当场将呈文撕得粉碎，指着汤玉麟的脸大骂，痛斥“汤二虎”混蛋。汤玉麟挨骂后，恼羞成怒，准备调兵对张作霖实行兵谏，并派人去抓王永江。王永江闻风而走，跑到汤岗子温泉。这时，冯德麟乘机与汤玉麟配合，共同对抗张作霖，要求张作霖将奉天省长一职让给他，并任命汤玉麟为二十一七师师长，否则自由行动。

在紧急情况下，张作霖派兵包围了汤玉麟的旅部，汤玉麟也构筑防御工事，战斗有一触即发之势。地方团体呼吁不要在省城打仗，张作霖同意让汤玉麟率第五十三旅旅部移驻新民。汤玉麟到新民后，张作霖给汤玉麟写了一封很带感情的信，劝汤玉麟回心转意。但汤玉麟没有接受张作霖的劝告。不久，冯德麟获悉日本和段祺瑞政府支持张作霖后，态度首先软了下来，当汤玉麟到北镇想和他联合时，冯德麟拒而不见。这时张作霖又通过阚朝玺等策反汤玉麟手下的军官，汤玉麟更加孤立，只好逃往医巫间山寨重新做起了山大王，纠集千余人进行活动。

民国六年（1917年）5月4日，张作霖下令免去汤玉麟的旅长职务。次日，任命张景惠接任第五十三旅旅长。张作霖并命第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和骑兵团长张作相率部讨伐汤玉麟。汤玉麟走投无路，逃往徐州投奔张勋。

汤玉麟投奔张勋后，担任定武军统领官，成为“辫子军”统帅张勋的部下，张勋知汤玉麟有一股蛮勇之气，对他十分重视。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利用“府院之争”的机会图谋复辟，张勋与汤玉麟带领辫子军五千人首先进入北京，将逊帝溥仪拉出来宣布清朝复辟，张勋自封为议政王，封汤玉麟为侯爵。汤玉麟率领辫子军一部与讨逆军李长泰第一师在北京展开激战，汤玉麟亲冒弹雨，袒身露膀，展开搏斗。终以寡不敌众，辫子军迅速遭到失败。张勋逃往荷兰使馆，汤玉麟则在混乱中逃出北京，逃到日本人占领下的大连躲避起来。

汤张言和

民国八年（1919年）1月，经张作相、张景惠、汲金纯等人说情和汤玉麟母亲桑氏的请求，张作霖不再追究其造反之罪，并允许汤玉麟回省城。汤玉麟见到张作霖，痛哭流涕表示悔过，张作霖原谅了汤玉麟，两人言归于好，张作霖任命汤玉麟为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顾问。

民国九年（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汤玉麟任奉军侦探队长，潜入北京活动。

民国十年（1921年）5月，汤玉麟出任东北陆军第十一混成旅旅长，率部驻凤城，兼任东边镇守使。

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汤玉麟率一个团的兵力入关，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负责保卫奉军总司令部。

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汤玉麟任第五军副司令（司令吴俊升），汤玉麟率所部作为总预备队，驻扎绥中待命。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汤玉麟升任第十一师师长，驻防朝阳、北粟一带。

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汤玉麟率部从义县出击至大凌河西岸，截击郭松龄军。

入关角逐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张作霖先与直系大帅吴佩孚握手言和，使冯玉祥的国民军陷于孤立局面，张作霖趁势命令汤玉麟率部攻占张家口由国民军背后发动攻击，国民军战败被迫退出北京向西北转移。张作霖入京后，筹组安国军政府，自任安国军大元帅，汤玉麟因功升任安国军第五方面军第12军军长。4月5日，张作霖为报汤玉麟前次救命之功，又加封汤玉麟为热河都统。

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夺得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决心再次北伐，其委以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9月下旬，阎锡山率领13万晋军主动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左路军总指挥商震和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荫梧向京绥线上进攻，连克张家口、万全、宣化等地兵锋直指京师。张作霖闻知大惊急令汤玉麟、张作相、万福麟率部迎战晋军左路军，汤玉麟率部由京绥线反攻阎锡山的大军，双方在河北宣化一带决战，两军激战六天六夜，晋军左路军被汤玉麟部打的丢盔卸甲，溃不成军，败退到山西天镇、大同坚守，阎锡山被迫宣布下野。汤玉麟因在“晋奉之战”中勇敢善战指挥有方，他统帅的左路军所取得的胜利为全局胜利取得了决定性作用，因而使其勇冠三军，被奉军视为“战神”。

因张作霖反对与日本关东军合作，日本特务在皇姑屯将其炸死，其子张学良秘密潜回继承了东北帅位，挽救了时局。

驻扎热河

民国17年（1928年）7月19日汤玉麟以热河主将率先响应民国政府号召通电宣布热河省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国民政府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省保安司令；12月9日在汤玉麟的影响下，张学良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宣布东北易帜。12月31日国民政府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省省长、国民党热河省党部常委兼第36师师长，驻节承德省会。

民国18年（1929年）1月汤玉麟当选为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张学良为了笼络父辈对他的支持请汤玉麟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席，汤玉麟为中国的重新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勋。

热河省是满清王朝的行宫，清雍正时期有山东、河北两省的汉人迁此定居承包蒙族的草场开垦为耕地；清乾隆14年（1749年）至清光绪28年（1902年）满清政府屡下诏令“禁止汉人移民实边，开发蒙地”，因而热河地区始终是蒙古人和满族人统治的地区，汉人没有实力。汤玉麟自当上了封疆大吏恃功而骄，开始在热河营造自己的独立王国，他让自己的兄弟汤玉书、汤玉铭、汤玉山、汤宝福协助其统辖军队；让儿子汤佐荣、汤佐辅协助其掌管财政；他的女婿周铁铮则当上阜新县长帮他管好大后方根据地。汤玉麟在热河省极力扩充军队，到处建造离宫别馆，为了维持他庞大军队的开支和自己的享受，他大肆搜刮民财巧立各种税捐名目，刚至民国18年（1929年），他已开始征收民国30年（1941年）的地亩税。汤玉麟以解决军饷为由在中央政府的首肯下成立禁烟局，在禁烟局的指导下热河农民开始种植鸦片，而他则从中获取暴利。历经几年的积累汤玉麟在热河省真可说得上是一手遮天；而他的军队却由一支虎军蜕变成一支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也大大减弱。

民国19年（1930年）春，汤玉麟不顾社会舆论命儿子汤佐荣率兵偷挖了内蒙古巴林左旗白塔子王坟沟辽圣宗、辽光宗、辽道宗三个皇帝的陵墓，并将全部出土文物占为已有运往沈阳私宅收藏。同年汤玉麟投入巨额资金在天津河北区民主道38号（现为天津市工商管理局）兴建一座砖混结构私宅，其宅占地面积4323平方米，建筑面积3341平方米，三层带地下室，其建筑豪华，陈设华丽，是天津最为显著的豪宅之一。汤玉麟权势日高，名声越臭，许多土匪都打着他的名声在为横行霸道，还有一位女土匪声称是汤玉麟的侄女在为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因此汤玉麟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被视作“土匪省长”。

民国20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乘张学良率奉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之机发动突然袭击攻占了东北三省，张学良因没有作任何抵抗就丢失东北三省而遭到国人的痛斥。9月19日汤玉麟在沈阳的一部分家属携带细软跑到沈阳小南关的法国天主教堂避难，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为拉拢汤玉麟就让台湾籍汉奸谢履西（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的族弟）和日本宪兵队护送汤玉麟全家大小和细软乘南满火车去大连，再搭船到天津别墅，以此向汤玉麟抛出橄榄枝。

民国21年（1932年）1月，国民政府为加强北平、河北、热河、察哈尔几省的合作以巩固北方国防，任命汤玉麟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民国21年（1932年）3月9日日本关东军扶立清逊帝溥仪在吉林长春登基，建立以东北三省为基础的伪“满州国”，日军又谋进取热河，日本人对汤玉麟大加利诱企图迫使他投降；溥仪也未忘汤玉麟曾参加张勋复辟拥立其功则与日本关东军密议许以汤玉麟为满州国参议府副议长之职对其进行拉拢。3月29日日满单方面宣布汤玉麟为满州国参议府副议长、热河省长兼热河军区司令；4月初日本关东军敦促汤玉麟叛国出任伪职，但当即被汤玉麟拒绝，他大骂伪满特使道：“张雨亭（张作霖）是我拜把子弟兄，你们害死他，我没有那么混蛋，去作你们的官！”汤玉麟叫人立即将伪满的委任状由邮局退还回去。汤玉麟又对张作相派来的特使赵毅道：“吾乃国家疆吏，守土有责，誓死抗战，决不丧国家之地。”汤玉麟的爱国之举传出受到国人的敬重，善良的中国人民不再计较他的贪婪，而只注重他的义举。7月21日国民政府电令汤玉麟“守土尽职”；8月任命汤玉麟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同年冬日军占领了锦州使华北门户顿开，日军进窥热河省门户北票，并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会谈。日方代表武部六堂、关东军参谋长代表和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出席了会议。汤玉麟派公安管理处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会上日方向张舜卿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汤玉麟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二：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汤玉麟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第三：为了加强联系，要汤玉麟同意日本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汤玉麟得知谈判结果后断然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

摇摆不定

民国22年（1933年）2月日寇图谋热河，国民政府任命汤玉麟兼任第55军军长，继又宣布他为第五军团总指挥、热河省驻防军上将总司令，统帅20万守军负责建平至赤峰一线防御和作战任务。但国人认为汤玉麟不可靠，恳请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加强热河防务。2月11日宋子文飞到北平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防守问题。2月16日下午社会民主人士在东城外交大楼成立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张伯苓当选为主席，会上通过章程并决议：（一）通电全国人民热河后援会成立，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二）通电全国军政官兵，请一致团结御侮，并决定派人去热河察看情形进行援助。2月16日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作去热河的准备。因汤玉麟对张学良下达东北军不抵抗命令致使东北三省丢失，陷三千万父老乡亲与日寇的铁蹄之下而不满，因而蔑视张学良的领导地位；而张学良认为自己下达不抵抗命令只是怕脾气暴躁的东北军引起两国纠纷所以下令约束他们，不想日本关东军竟真的动起手来，因此张学良要抗战了，但因汤玉麟不听他的指挥棒，所以张学良要临战前换将，让他的叔父张作相（原吉林省主席）取汤玉麟而代之，出任热河防务主帅，任总司令，降汤玉麟为副总司令。汤玉麟闻知大怒对张学良重用私人的做法大为不满，更觉得张学良要借此机会除去异己夺他的兵权，因而将帅之间发生矛盾。

民国22年（1933年）2月17日宋子文与张学良来到热河，汤玉麟闻讯大骂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众将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观察名正言顺，阁帅不应加以阻止还应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物。”汤玉麟于是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郊外广仁岭迎接，并将宋子文、张学良等安置在承德都统公署。次日举行会议，宋子文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怀热河的安危，请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械我当负责，并与汉卿（张学良）随时接头办理。”张学良亦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宋、张二人只谈些冠冕堂皇的形势却没有任何战略决策，汤玉麟非常愤怒，他先表示“决心誓与日寇周旋不放弃一寸国土”；而后他在会上指责宋子文、张学良道：“为什么不给热河军队提供军饷枪械，这是抗日吗？连个屁都没有，能打日本人？”但宋子文、张学良只想贪政治彩头，在军事防务会议没有召开的情况下就急着将他们由北平带来的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的电函发出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的侵略，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全世界声明”；同时还发出了由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27名守卫热河的将领联名通电：“向南京及全国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持”；而后宋子文、张学良就离开承德返回北平，这种仓促而不负责任的部署已经注定了战争的失败。汤玉麟是张学良的前辈因而以长辈自居，根本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也不肯接受第三集团军司令张作相的指挥，张作相因汤玉麟不肯配合他，使这位总司令如同虚设，主帅不合致使军心动摇，各部队也对战事无信心、无决心、无准备。在热河危急的紧要当头，奉命前来驰援的第41军军长孙殿英等将领都以汤玉麟的马首是瞻，热河官兵则要求政府先发三个月军饷让将士们吃饱了肚子再去御敌，而蒋介石却将希望寄托在国联出面干预所以对热河也不加戒备，但日本却主动退出国联，使其挣脱了国联的束缚，因此对中国领土的要求更加肆无忌惮。

逃亡滦平

民国22年（1933年）3月1日日军照会国民政府要求撤退热河驻军而遭拒绝；3月2日日军乘热河省将帅不和之机，由日本关东军司令亲率三个日本师团，并配有张海鹏和于芷山的伪军，举兵十万大举进攻热河省。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三路对热河省发动进攻：一路由绥中进攻凌源；一路由锦州进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进开鲁。此时热河省防务还没有部署到位，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防守兵力有多一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汤玉麟部的崔兴武旅负责防守开鲁一线，其部在日军飞机、坦克陆空配合作战下首先投降；万福麟的第四军团负责防守凌源一线亦闻风溃退；朝阳随即失守，三条阵线同时溃败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日军攻占凌源、赤峰一线，热河告急，守土主帅张作相不思抵御之策却率先乘汽车逃往古北口。3月3日日军分三路大举进攻热河省会承德，先头部队128名骑兵已出现在承德城外，汤玉麟留下孙殿英部抵御日军，3月4日晨汤玉麟率5000余人保护着省政府机关人员撤出热河退至滦平欲从古北口入北平。

但滦平守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奉命阻止汤玉麟回北平；汤玉麟无奈只好率部经三道梁、长山峪转赴安匠屯逃往丰宁。4日13时日军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入城。热河之役的主帅张作相、汤玉麟都走了，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却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七天七夜歼敌四五百人，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受到全国人民的好评（可十年之后，这位抗日将军孙殿英却投降了日本人，当上了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日军仅用了七天时间占领了热河省全境，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宋庆龄女士在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上愤怒遣责道：“谁是防守热河的，鸦片将军汤玉麟，他就是开门放日本军队进中国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热河后援会建议张学良把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而励人心，但汤玉麟已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张作相、汤玉麟丢失了热河省，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的军事和外交。3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对汤玉麟“褫职查办。”但丢失东三省和热河省的主帅是张学良，因而国人将攻击目标主要集中在张学良身上，甚至直指蒋介石。3月8日张学良被迫向南京政府辞职，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视察北平做好接管准备，自己也偕宋子文北来于石家庄电约张学良到保定会晤。3月9日张学良偕北平绥靖公署副官署长汤国桢等到达保定，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谈判：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蒋介石首当其冲，当时只有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

张学良同意先行下野，于是蒋介石才来保定与张学良相见。宋子文与张学良商谈了善后问题拟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个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并调中央军第2师黄杰和第25师关麟征开赴古北口，以抵抗日军的前进。蒋介石对日本继续推行他的外交为主政策，并调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汤玉麟退路已绝，伪满洲国乘机派代表约见汤玉麟的儿子汤佐荣，再次以汤玉麟出任满州国参议府副议长兼热河省省长为诱饵劝汤玉麟投降日满。同年3月国民政府侦知此举，认为汤玉麟有叛国之意则下令通缉汤玉麟。但汤玉麟并没有卖国，他拒绝接受伪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察省抗战

民国22年（1933年）4月14日汤玉麟率部撤至察哈尔，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日决心；5月汤玉麟亲至河北赤城县独石栅子与抗日同盟军北路前线总指挥吉鸿昌及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方振武密商抗日大计，被任命为抗日同盟军察东游击司令。1933年10月，宋哲元收编汤部，委汤玉麟为29军总参议，从此失去了军权。

民国23年（1934年）1月，汤玉麟率部宣布抗日，他率军配合吉鸿昌发动了收复多伦、古源等战役给日寇以沉重打击。10月汤玉麟因与刘桂堂争夺防地发生战斗，察哈尔主席宋哲元出面为其二人调解，汤玉麟同意接受宋哲元29军改编，并出任29军总参议。国民政府得知汤玉麟接受改编，查知其并没有投敌之举，又主动放弃军权，为了鼓励其部抗日，洗刷他的不白之冤；12月27日民国政府撤销了对汤玉麟的通缉。

民国23年（1934年）5月中央军委会礼聘汤玉麟为军委会北平军分会高级顾问，汤玉麟的复出遭到国人的反对；同年底汤玉麟被迫宣布辞职携家眷隐于天津租界的别墅。汤玉麟旧部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宋哲元领导的29军抗日，打出了威风，一雪热河之耻；而其部炮兵总监耿继周与营长李芳廷都成为抗日义勇军名将，各率一军在白山黑水间给日寇以重创。

汤玉麟在抗日战争其间多次拒绝出任伪职，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平静的岁月。解放战争时为了安全，汤玉麟曾搬到花园路3号居住。1949年2月病死于天津，终年78岁。

后世纪念

汤玉麟公馆，又称汤二虎楼，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动工建造，1924年6月建成，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37平方米。分为前楼、后楼。前楼用红砖，后楼用青砖，木制前廊后坊，仿古门窗，楼顶建有平顶凉台。两座楼之间形成“凹”字大院，内设士兵站岗放哨岗楼。当年安东工商户福兴祥带头出资，艚船会、花娟会、木把会等共同捐款为汤玉麟建起这栋私人公馆。1988年被丹东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4月27日，作为文化博物馆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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