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原则，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腊，是由最高权威机关认可颁布的并且通常以准则或逻辑命题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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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关于法治的基本理念是强调平等，反对特权，注重
公民权利的保障，反对政府
滥用权力。由此，法治应有几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
社会组织模式，而且也是一种
理性精神和
文化意识。第二，法治作为特定社会人类的一种基本追求和向往，构成了工业化和民主化的秩序基础。第三，法治的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终极的意义上具有规范和裁决人们行为的力量，法律不仅是引导公民行为的指南，也是司法活动的重要标准。
历史由来
现代意义的法治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
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
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
毕达格拉斯最早提出“
人治不如法治”之说。古希腊伟大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
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导致城邦“善”的一个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于“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有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认为法治优越于人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凭感情治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正是没有感情的。”因此，“谁说应该由法律来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对西方法治传统产生过久远深刻的影响。
罗马人的法治观直接导源于
希腊文明，他们不善于思辩，但却精于行动，辉煌的
罗马法成为罗马人高耸的纪念碑。
西塞罗所谓的“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成为一句不朽的名言。
近代意义的法治理论是由英国的哈林顿、洛克、
戴雪，法国的
卢梭、
孟德斯鸠和德国的康德、黑格尔以及美国的潘恩、
杰弗逊共同丰富发展的。这其中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是从
自然法的角度，明确或者隐含地论及法治的思想。但戴雪则是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法治的含义，这就是学界所熟悉的法治三原则：“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
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
戴雪的法治三原则对于反对封建特权，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对西方乃至非
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
重大影响。
在现代的发展
现代西方的法治理论则循由两个路径发展：一个路径是继续
形式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传统，另一种则是企图修补形式主义法治缺陷的实质主义法治理论。前者以英国学者拉兹和美国学者富勒为代表。拉兹认为，法治的字面含义是“法的统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治是指“人们应该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但是在政治和
法律理论中，法治
应作狭义之理解。即“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能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兹还提出了法治八项原则：
（2）法律应相对稳定；
（3）
特别法的制定应受公开、稳定、明确的
一般规则指导；
（5）遵守
自然正义原则：
公开审理、不得以偏见司法；
（6）法院应对于其它原则的执行握有审查权，即审查议会和
行政立法等；
（7）法院应易于接近：省时省钱；
形式法治。后者（既实质法治）开始于德国学者韦伯对资本主义法律
合理性的探讨。自韦伯之后，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纽曼继续了对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的观察，并将韦伯关于现代法发展会出现反
形式主义的
预见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实质法治问题。1959年印度
德里法学家大会所通过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实质法治
价值取向政治权利形式法治的明确挑战：他主张
道德权利非暴力法律原则等等，都含有明显的实质法治的精神。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过法治与
人治之争，但在内容上与
古希腊的法治大相径庭，从
发生学的意义而言，中国古代法家的主张也并演绎出近代和现代的法治理论。从一定意义而言，现代中国的法治理论只是西风东渐的结果。
宪法形式体现
不论是把法治界定为治国方法、法制的
理想状态、法律运行的原则，还是把法治看作是
法律制度的
价值标准、
社会结构状态，那么必须首先建构法律制度这个前提，理所当然地要以宪法作为法治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说宪法存在本身就是实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法治原则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
民族传统和法律背景之下，有不同的宪法形式体现。在
资本主义国家成立前后，法治原则一般集中体现在政治宣言或者宪法序言之中，另有少量的内容体现在宪法正文里面。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法国的《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当时体现法治原则的内容规定主要有：
现代
资本主义宪法在体现法治原则时，除了因应资本垄断化、
全球化的趋势和社会民主化的潮流，在内容上呈现出
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公民权利大幅增加，法治标准趋向国际化等特点外。在形式上也颇有创新。概而言之，这些形式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形式是在宪法序言中明确宣告为
法治国家。如《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宪法序言便说道：“
制宪会议庄严宣布：
葡萄牙人民决心保卫国家独立，捍卫
公民基本权利，确立
民主制度的
基本原则，确保法治在民主国家中的最高地位。”第二种形式是在宪法正文中明文规定自己是法治国家。如《
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2 条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的法治国家。《摩纳哥
公国联邦德国基本法不仅规定了它要实行
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中国1999年3月15日由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所通过的
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国家机构中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
社会团体、行政机关和个人的干涉。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和中国宪法在体现法治原则时除了形式的不同外，还有实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的法治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特权为目的，是打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旗帜”对广大人民进行“合法侵犯”。社会主义的法治是一种消灭特权的法治，它不但要保护人民免受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可能出现的以国家、组织名义所进行的合法侵犯。
原则的适用
第一，合理借鉴人类在建构和发展法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从
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体现国别性、时代性和
阶级性，但它更应体现人类在追求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对那些后法治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比如，早期法治都重视法律与政治分离，实行分权；将程序视为法律的中心；强调法律的
普遍性、
一般性；强调对法律的严格服从与忠诚等。上述这些无疑对培养法律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建构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有极其重要意义，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1）它的
法条主义趋向导致
法律思维脱离
社会现实；（2）规则的适用排除了对目的、需要、结果的考虑，规则模型带有现代官僚政治的理性气质；（3）程序中心主义加剧了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紧张，导致人们的公正预期受挫，从而使人们对程序正义的
公正性产生怀疑。有鉴于此，后法治国家在追求法律发自治品格时，也应重视规则和政策的
内涵价值，从而寻求法律制度自我矫正的机制，发挥法律、道德与政策的共同作用。
第二，重视习惯规则。
现代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环境是：国家与社会日益混同，传统意义上的
公法与私法界限
马克思认为：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则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真正的
法律规则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现，系统地创造一整套法律规则的任务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无论是职业法律家的法律还是代议机构的立法，都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新的规则，他们只能表述、阐释、澄清或修正既有的规则。但在重视发现习惯规则的同时，我们也丝毫不可贬低
法律制定的作用，毕竟立法不仅象征着人类为解决特定问题所作出的努力，同时立法对补救现有规则之不足，克服习惯规则的凌乱化，并改变或者变通“那些与目前秩序相抵触或经验表明不便利的规定”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第三，正确处理民主和法治的关系。
现代国家在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
社会发展目标。这是因为民主在满足社会的
合法性诉求，体现正义和公平，制约
国家权力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主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种制度形态和政体形态，又可表征公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还可指一种多数表决为基础的程序操作机制。从
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民主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善，她既可发挥正
向度的作用，也可发挥负向度的作用。从理论的逻辑而言，民主天然地有产生“多数专制”的倾向。从实证的角度而言，民主曾多次导演“集权专制”和“群众专政”的灾难。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扩展民主，并在
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建设法治与宪政，另一方面则要用法治的精神来质疑、否定和矫正民主的缺陷。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法制与法治的含义完全不同，前者主要指一国现有的各项法律及其制度，后者意为“法的统治”，主要是指一种与“
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一般认为，法治有两项基本要求：一是要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
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和
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等，体现了
法制原则；1999年
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才成为我国
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