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的范围

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丁创作的法学著作

《法理学的范围》是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丁（约翰·奥斯汀）创作的法学著作，于1832年首次出版。

内容简介

《法理学的范围》的初版序言中，奥斯丁对该著作的形成及内容进行了说明。该书主要讲述了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通过对二者的分析、比较划定法理学的研究范围。

该书包括六讲和一个结语。围绕以下五个部分展开内容介绍：第一，法或规则的本质（第一讲）；第二，神法或上帝法（第二、三、四讲）；第三，实际存在的社会伦理规则、隐喻意义上或比喻意义上的法（第五讲）；第四，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第六讲）；第五，简略修正（结语）。各部分内容简单说明如下：

法或规则的本质（第一讲）。奥斯丁在精确说明“命令”的性质时，奥斯丁明确说明了“命令”这一术语所涉及的另外一些术语，这些术语包括“义务”“制裁”“强制服从”等。

神法或上帝法（第二、三、四讲）。奥斯丁简略地说明了使上帝法区别于其他法的特点，或者标志。同时，他将上帝法和其他神的命令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上帝明示或表达出来的法和命令；第二类是上帝暗示或含蓄默示的法和命令。在第二、三、四讲中，奥斯丁还考察了针对功利理论的反对意见，并对其进行了驳斥。

实际存在的社会伦理规则、隐喻意义上或比喻意义上的法（第五讲）。奥斯丁将法或规则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严格意义上的法；第二个层次，包括那些与严格意义上的法相去甚远的法。

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第六讲）。奥斯丁在最后一讲中，说明了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特点。这类法，是人们径直而且严格地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规则，其构成了普遍法理学的真正对象，以及特定法理学的真正对象。

简略修正（结语）。结语中，奥斯丁安排了一个简略修正，对前面六讲的定义进行补充说明。

作品目录

创作背景

19世纪上半期，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法理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法律的批判，而是为建立概念清晰、结构严谨、体系严密的实在法律体系服务，将革命时期所倡导的人权、民主、自由和法治观念具体化。在此情况下，分析法学应运而生，它把实在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致力于实在法的逻辑分析，试图解释实在法的一般特征，从实在法之中抽象出一般概念和原则。1832年，奥斯丁编著的标志着分析法学产生的《法理学的范围》一书出版。该书是由他在伦敦大学的法理学讲座整理而成的。

作品思想

一、法或规则的本质

奥斯丁认为，准确意义上的法，是一种命令。一个命令就是一个意愿（Desire）的表达，它区别于其他意愿的表达的特点是：“命令一方在自己要求没有被服从的情形下，可以对另外一方施加不利的后果，或者痛苦，并且具有施加的力量，以及目的。”“如果在我没有服从你的要求的情况下，你依然没有能力处罚我，或者不会惩罚我，那么，你所表达的要求，便不是一个命令，即使你是用命令的言语来宣布你的要求的。反之，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并且打算付诸行动，那么，即使你用礼貌恳切的方式来表达你的要求，你的要求依然等同于一个命令”。

奥斯丁认为，当命令出现的时候，义务也就出现了。当命令被表达出来的时候，一个义务也就被设定了。在一个命令没有被服从的条件下，或者在一项义务没有被履行的条件下，如果一个不利后果是可能出现的，那么，一般来说，这个不利后果就可以被称作‘制裁’，或者叫作‘强制服从’（Enforcement of Obedience）。也可以这样认为，命令或者义务，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是以不断发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作为强制实施条件的。”

二、神法或上帝法

奥斯丁认为，在神法或上帝法中，有些法是可以被明显发觉的，或者心领神会的。有些法则是朦胧不见的。人们明显发觉的上帝法，是上帝明示或表达出来的法和命令；使人类朦胧不见的一类上帝法，是通过一种标记渠道来宣告上帝意愿的。与这种标记渠道的性质有关的假设或理论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功利的理论假设

奥斯丁认为，如果上帝法已经清晰地表达出来，而且，它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那么，人类必须根据其条文的明确含义，来指引自己的行为。反之，就必须借助于另外一个指南，即一般功利原则。功利理论认为，上帝以仁爱为目的，为其臣民设计了幸福。正面的人类行为有利于上帝仁爱目的的实现，是上帝允许的行为；负面的人类行为有害于仁爱目的的实现，是上帝禁止的行为。即，如果以人类的幸福为衡量的标准，可以看出，人类的行为就会呈现出某种趋向性。那些未明确表达出来的上帝法，正是从人类行为的趋向中，汇集总结而来的。其中，人类的幸福就是奥斯丁所说的功利原则。

（二）道德感觉的假设

奥斯丁指出，“如果我们反对将功利原则作为上帝命令的标记，我们就必须赞同一种理论，或者前提，这一理论或前提，假定一个道德感觉是存在的。”该理论认为，“‘道德感觉’，是用来分辨造物主喜欢的人类行为，或者禁止的人类行为。而且，由于你和其他人，都被提供了相同的感官，显然，我的感觉就是‘人类的共同感受’。就造物主已经赋予我‘道德感觉’而言，‘道德直觉’一词，意味着我竭力倾向于某些行为，竭力告诫自己不为其他行为。”这一假设的推论是，道德感觉，是人们理解造物主默示命令的唯一标记。奥斯丁考察了道德感觉假设的前提及支持性的推论，并指出其前提和推论是盲目的、武断的。因为人类的嗜好复杂多样决定了其道德感觉的差异，由这种道德感觉推出的结论常常是有争议的。即使在人们所处的位置和立场颇为类似的情况下，其道德感觉依然是干差万别的，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感受。但是，出于功利考虑而引发的对一些行为的制约，在所有时代，以及所有地方，则是相同的，而且，这些制约清晰可见，从而几乎不能容许任何的误解，或者任何的怀疑。

（三）由功利假设理论和道德感觉假设理论融合而成的中庸的假设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道德感觉是人们理解造物主的某些默示命令的标记，而一般功利原则，则是人们理解造物主的其他默示命令的标记。其理论前提是，就一些行为种类而言，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感觉表现出了一致性，而且，可以提出某些理由推测一个道德感觉是怎样的。就其他行为种类而言，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感觉是分道扬镳的，推测一个道德感觉，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奥斯丁认为，中庸理论的假设理论，与纯粹的道德感觉或道德直觉的假设理论一样，依然是捉襟见肘的。因为，“就一些行为种类而言，即使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感觉的发生具有共同性，或者一致性，然而，就所有人想到的内容，以及感觉到的内容具有类似性而言，依然不太可能说明特定种类行为是怎样的。”

三、实际存在的社会伦理规则、隐喻意义上的法或比喻意义上的法

奥斯丁将法或规则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严格意义上的法，以及诸如与之类似的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第二个层次，包括那些与严格意义上的法相去甚远的法，奥斯丁将这个层次的法或规则，描述为隐喻意义上的或比喻意义上的法，或者规则。

奥斯丁认为，上帝法，以及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是准确意义上的法。在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规则中，某些规则强加了一项义务，并以制裁作为后盾，它们是准确意义上的法。另外一些规则，是一般舆论，没有强制措施，仅仅是一种感觉，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法。

关于上帝法，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以及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三者的相互关系，奥斯丁指出，“可以被描述为上帝法的法律，可以被描述为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法律，以及可以被描述为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的法律，其相互之间，有时是彼此一致的，有时是彼此不一样的，有时则是彼此冲突的。”当其中一个法律与另一个法律彼此一致的时候，前者所允许或禁止的行为，也是后者所允许或禁止的行为。当这些法律之中的一个法律，与另一个法律彼此不一样的时候，前者所允许或禁止的行为，并不被后者所允许或禁止。当这些法律之中的一个法律和另一个法律彼此冲突的时候，前者所允许的行为，是会被后者所禁止的；前者所禁止的行为，是会被后者所允许的。

关于隐喻意义上的法或比喻意义上的法，奥斯丁认为，除了人们严格地是用“法”一词所指称的规则，以及由于较为明显的类似，从而被人们大致模糊地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规则之外，还有另外的“法”一词模糊地宽泛指称的规则。这些规则，由于模糊的类比或修辞活动，仅仅具有隐喻的意义，或者比喻的意义。当人们谈到较为低级的动物所遵循的“法”时，谈到制约植物生产或衰亡的“法”时，谈到决定无机物的运动的“法”时，情形就是这样的。他指出，“正是由于这些隐喻或比喻意义上的“法”语词误用，法理学的内容，以及伦理学的内容，充满了模糊不清的思辨冥想。”

四、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

奥斯丁认为，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基本特征是：第一，这类法是由主权者个人或主权者群体制定的；第二，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强制力；第三，这类法的效力是靠主权者的权威实现的。

在说明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特点的同时，奥斯丁还从特定的角度，阐述了“主权”一词的含义，以及与“主权”密切联系的“独立政治社会”的含义。他认为“主权”和“独立政治社会”的含义，可以这样表述：“如果一个特定的优越者，没有习惯地服从一个相似的优越者，相反，倒是获得了一个特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习惯服从，那么，在这个社会里，这个特定的优越者就是至高无上，而且，这个社会（包括了这个优越者）是独立政治社会。”

五、简略修正

奥斯丁认为，他在前面六讲中设想的关于“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定义，仅仅是接近一个天衣无缝、无可指摘的定义，是需要一些纠正的。因此，在结语部分安排了一个简略修正，对这一定义进行补充说明。

作品影响

奥斯丁的著作《法理学的范围》体现了他的立场、观点和看法，是实证分析法学在法学领域法理学的范围的先导性文本，诸多后来的实证分析法学家从该书中汲取了思想的源泉。即便到了当代，该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法学研究中关键、核心和引人瞩目、难于回答的问题，研读该书仍是法学界的时尚。

就法学而言，奥斯丁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理论概括地说，基本体现在《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这是一本纲领性的、旗帜性的文献，导致了影响深远的分析法学的出现。

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是后来法理学得以开辟新视域、得以激发新话语的重要文本。该书为世人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分析”范本。

出版信息

《法理学的范围》自1832年首次出版后，不断有新的英文版本出现。新版本均由后人编辑而成，并不断附有少量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主要是由作者手稿和写作便笺的片段内容，以及编者的注释说明构成。2002年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译自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编辑修订的、英国伦敦约翰·默里（John Murray）出版公司出版的《法理学讲演录·第一卷》（第5版）。学界通常认为，该英文版本是权威性的原文版本。

作者简介

约翰·奥斯丁（1790—1859）是英国法学家，分析法学派（或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首创人。1826年任伦敦大学第一任法理学教授。奥斯丁生前默默无闻，但在他死后，他的法学成为整个19世纪英国法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成为西方法学19世纪三大派别之一。主要著作有《法理学的范围》和《法理学讲义》（《法学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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