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美籍华裔作家、评论家、戏剧家、昆曲制作人

白先勇（Pai Hsien-yung），1937年8月16日（农历7月11日）出生于广西南宁，籍贯广西桂林，回族，美籍华裔作家、评论家、戏剧家、昆曲制作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南京大学杰出客座教授。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937年8月16日（农历7月11日），白先勇出生于广西南宁，此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未满周岁，便被家人送回故乡桂林。白先勇在桂林生活7年，是一段生活安定、快乐的时期，他在十个兄弟姐妹当中排行第八，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6岁时，就读于省立桂林实验国民基础学校（现桂林市中山中学），1944年9月，日军进攻广西桂林，当地百姓大逃亡，史称湘桂大撤退，母亲马佩璋带着整个家族80余人逃往重庆。一家人乘坐最后一趟火车离开桂林，火车走走停停，12月才到重庆。日军对重庆狂轰滥炸，一家人躲到重庆西郊西温泉。白先勇在西温泉小学上学时，因患有肺结核，被迫中断学业，并隔离四年多，因此童年孤独且漫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年底，随家人前往南京。1946年春，白先勇暂居上海虹桥路一座德式洋房里养病，两年前被诊断出肺结核，不能上学，肺结核被视作绝症，所幸优越的家境加上运气，白先勇得以康复。1947年，随家人搬至毕勋路，并进入徐家汇南洋模范小学念书。1948年底，战事危急，全家撤出上海返回南京，乘船赴汉口。在汉口居住几个月，再次南下广州，白先勇在广州培正小学入学两月后，1949年9月，一家人登上前往香港的轮船。

教育经历

到达香港后，白先勇入读九龙塘小学四年级，五年级没读，跳级到六年级，随后免试进入天主教教会中学喇沙书院。书院由外国神甫开办，课程以英文讲授为主，作风西化并强调宗教精神。1949年12月，白崇禧到达台北，不久白先勇母亲也前往台北，并在台北松江路安家，12岁的白先勇留在香港继续上学。1952年初，白先勇从香港前往台北与父母团聚，并考入台北最好的建国中学，在那里过了一段安定的生活，他唯一的娱乐活动是看小说，巴金的《家》《春》《秋》、四大名著。高中时代，白先勇渐渐喜爱欧美翻译作品，但真正接触到西洋文学是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时。

1956年，从台北建国中学毕业，由于怀揣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的梦想，遂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1957年，学习一年水利之后，发现与其志趣不合，遂转学考取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语语言文学。196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按照要求参军服役，同年12月，母亲马佩璋去世，白先勇曾在自传文章《蓦然回首》提及，白母下葬后，按回教仪式白先勇守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飞往美国。赴美国之前，白崇禧到台北松山机场前来送行，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会面，母亲去世后第四年，白崇禧因为心脏病，在台北病逝。白先勇少年时期和父亲相处时间不多，在台北读书的日子，就是最后一段和白崇禧相处的时光。

1963年1月，白先勇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爱阿华作家工作室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这一时期的学习对其小说创作技巧和艺术风格成长产生了影响。1965年，以八则短篇小说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

教职经历

1965年9月，白先勇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长达三十余年的教学生涯，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在那里定居，直至1994年从该校荣休。白先勇将其一生中美好的年华贡献给了加州大学，而加州大学也为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使其能够在教学之余安心写作。

2011年，白先勇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为文学院开设“昆曲之美”课程。2017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委任白先勇为博文讲座教授。

文坛创作经历

白先勇在台湾大学结识了他的文学启蒙老师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夏济安曾与吴鲁芹、刘守宜等创办《文学杂志》，提携了众多文学后起之秀，也包括白先勇。和夏济安有过几次文学探讨之后，1958年，白先勇在《文学杂志》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处女作《金大奶奶》，从此逐渐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1959年，夏济安出走美国，《文学杂志》主编易人，质量与品味下降。白先勇、陈若曦等不满于此，产生了自己创办文学杂志的想法。于是1961年，白先勇与与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共同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介绍西方现代派作家及其作品，如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等，并在该刊物上发表《月梦》《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等多篇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省，在国民党当局封杀大陆二三十年代文学的情况下，当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汹涌而来，许多台湾作家对彼时刻板的“战斗文学”极为不满，他们怀揣革新热情，学习西方现代派文学，寻求新的创作内容与表现形式。《现代文学》译介了比较多的现代派作品，产生积极影响，并为一批文坛新秀提供了一个展示文学才艺的舞台。

母亲去世后，白先勇在美国整整两年写不出一个字。1964年才写下旅美第一篇小说《芝加哥之死》，故事说的是一个台湾留学生，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学位和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最后依然在密歇根湖投水自尽。留学生们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父亲去世第二年，白先勇回了一趟台北，和老同学林怀民聊了很多，大部分与文学创作相关。离开台北的日子，白先勇反倒对台北的记忆越来越清晰。20世纪整个60年代，都投入到《台北人》短篇小说集创作之中，小说集虽名为《台北人》，但每一个主角，都是沦落台北的人。1971年，白先勇创作完成《台北人》，他在创作中显示着回归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力图找回小说中的历史感。

白先勇在美国的住所所在地区名为“隐谷”，1973年，他搬入这里，在此居住20多年，白先勇完成了人生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故事讲述一群被放逐的台湾年轻人，他们的父辈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军人，而他们的身份却是同性恋。放纵的儿子，和保守的父亲，在台北这片土地上相互鄙夷又相互牵挂。《孽子》 “传达了作者对人的同情” “不单是描写青少年的问题，也是华文文学同性恋书写的开山之作，是划时代作品。

1977年，长篇小说《孽子》在《现代文学》复刊号连载。《孽子》是白先勇从现代到现实主义道路上的里程碑，同时也是他人道主义情怀的表达。1984年，《孽子》第一次以正式长篇小说出版物的形式出版，描写“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描述“同性恋者的世界”，表现“父子间的冲突和爱，以及各种关怀”，也写出“整个社会加在同性恋者身上的歧视造成的创伤”。《孽子》是白先勇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长篇巨作，小说中悲悯情怀、历史沉重感、艺术技巧，都显示了白先勇小说艺术的成熟。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后，白先勇开始沉淀自己的文学艺术素养，对昆曲艺术开始长达30余年的经营。

1987年，编著出版《白先勇自选集》《骨灰》，这个阶段创作呈现出一种对小说历史感的追求，关心人的命运，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重压下人的生存境遇，从而达到艺术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高峰。

1999年11月，白先勇在中国台北《当代》发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一文，为父亲白崇禧立传。2011年，开始整理父亲白崇禧的传记资料；6月，创作出版《Tea for Two》。2016年7月，新作《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在台北发行，该作中白先勇从小说家的角度去“细读”，深入解析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文字风格、神话架构、叙事手法、对话技巧、象征隐喻、平行对比、千里伏笔等艺术技巧。

戏曲创作经历

1945年，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剧院观看了一折昆曲，曲目是《牡丹亭》的一个片段，主角是梅兰芳和俞振飞，“虽然不懂，但印象深刻”，昆曲自此在少年白先勇心中扎下了根。15年后，白先勇完成了一部小说，名字就是当年上演的昆曲——“游园惊梦”。白先勇承认，昆曲是那部作品的灵感来源。1982年，他将小说《游园惊梦》改编为舞台剧在台北演出，很受欢迎。1983年，在台湾省参与《牡丹亭》其中两折折子戏的制作。1987年，在上海，上海昆剧团的《长生殿》唤起白先勇的昆曲梦，此前虽然台湾也有一些曲社剧团，但白先勇接触昆曲的机会却不多。同年，在南京观看张继青的《牡丹亭》，他和昆曲再一次结缘。

2003年，白先勇有了改编《牡丹亭》的想法，后又结识苏州昆剧院的两位青年演员——俞玖林与沈丰英。经过筹备，一部青春、美丽、崭新的昆曲《牡丹亭》诞生了；同年，发表论文《与余秋雨论〈游园惊梦〉所涵盖的文化美学》，促进了他的昆曲艺术观。2004年，任总制作人参与制作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并引起轰动，此后，青春版《牡丹亭》在全国各地多次上演，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英国、希腊等地巡回演出逾200场。这个时期白先勇把自己的艺术目标锁定在追求中国传统艺术的美感上，用自己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和人际关系重新发掘和肯定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特别是昆曲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取得了艺术人生新的高度。2008年，制作新版《玉簪记》，获得好评。这两部戏，不仅为“昆曲新美学”树立典范，也培养了青年演员与数十万计的青年观众。2009年12月，牵手北京大学启动昆曲传承计划，该计划第一阶段计划用五年时间，从“学研”“新知”“推鉴”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在北京大学开设昆曲公选课，举办昆曲文化周，优秀昆曲项目展演、推动数字昆曲工程，成立百位名人昆曲倡议大联盟，建立昆曲传承扶持基金等内容。

近年创作

2019年4月，白先勇编著出版小说散文精选集《我的寻根记》，该作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白先勇经典作品集，展示白先勇个人色彩的文学、艺术轨迹和生命历程，集结近年来演讲、访谈、文论，全面呈现了白先勇这些年的文学活动。2020年，创作出版新作《美的复兴》，主要收录关于文学、艺术活动的新篇章，白先勇在书中谈小说的创作经验，谈昆曲的美学价值，谈《红楼梦》的前世今生，谈文化经典的保存与流传以及如何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个人生活

家世背景

白先勇是“名门之后”，他的家族始祖伯笃鲁丁为元代进士、诗人，第十五代先祖白榕华于清朝乾隆甲午科中举，被赐予进士及第，祖上白佩、白玉等人也都出身科甲。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是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母亲马佩璋系当时兴安县令、清末出身科甲的马健卿（马维麒）之女，曾就读于女子师范学校，所以从父系传承与母系传承两大基因传承系统而言，白先勇家族堪称书香门第、文化世家。可以说，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传统，对白先勇人文素养形成和文艺实践成果的取得，有着深刻的影响。

白先勇兄弟姊妹共十人，他排行第八，大哥先道，二哥先德，三哥先诚，四哥先忠，六弟先刚，七弟先敬，大姐先智，二姐先慧，三姐先明。白先勇7岁时，经医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上海和南京，1948年迁居香港，1952年移居台湾省。

同性取向

白先勇曾在香港公开表示自己为同性恋者，但在中国台湾公开场合极少提及自己的性倾向。白先勇曾说，他相信父亲知道他的同性恋倾向，但并没有真正和他谈论过此事。关于白先勇的恋情，更能表达他自己的是那篇感动千人万人的“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树犹如此》。这篇散文，是为纪念他的同性恋人、生死之交王国祥而作。白先勇说，他和王国祥的感情里，“包括朋友、爱人、儿时默契的伙伴等多重含义。”

人物作品

文学作品

改编作品

昆曲作品

2003年，白先勇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共同打造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此后，又造访美国、英国、希腊等国家，更多次走进全球和全国高等学府。时至今日，青春版《牡丹亭》即将步入第20个演出年头，已累计演出400余场。

2008年，白先勇制作新版《玉簪记》，并获得好评；2009年，《玉簪记》亮相第七届北京国际戏剧·舞蹈演出季闭幕式；2014年，《玉簪记》亮相上海天蟾逸夫舞台。

2019年4月4日，由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合作的新版昆剧《白罗衫》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这部有着悲剧气质的作品，是白先勇以昆曲新美学吸引当代观众的又一尝试。

从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合作开始，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多次合作，分别出品除《牡丹亭》《玉簪记》《白罗衫》之外的《义侠记》《西厢记》《长生殿》等昆曲曲目。

相关作品

主要成就

文学创作

白先勇作品《台北人》中14位主人公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但却有着共性之处，即不断追忆过去生活，不断思念家园，身份认同感的丧失让他们无法直视现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台北人”并不是真的指“生活在台北的人”，而可以指每一个具有身份认同焦虑的“跨文化旅行者”。《台北人》作为离散文学，在文化多元的21世纪仍有重要意义，文中体现的“跨文化旅行者”寻求身份认同的社会心态，对于在全球化格局里丧失身份认同感的离散者来说，具有借鉴意义。从文化离散的视角看，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能促生读者的好奇心和吸引力。

在翻译策略上，白先勇作品中均有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即指在某种语言中体现了浓郁而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文化个性的词、词组和习语，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

在对世界华文文学的讨论中，“中国性（Chineseness）”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对华文文学作家文化身份的指涉，也是对作家作品分析与内涵提炼的依托。白先勇“中国性”认知来源，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个人迁徙经历引发的外在空间变动，引发认知主体身份认同的变迁，“离散”身份使主体更为自觉地寻求国族的聚合，并实现对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依附；其二，由台湾省有关文化传统的论争与合流引发的认知主体对于文化传统作为国族发展之根性的强烈认同，并被纳入主体的文化传统理念与实践行为之中。总之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的寻求与建构，构成白先勇“中国性”认知的来源。

相较于散文中情感的热烈、批评文章中思想的深刻，白先勇的“中国性”表达在其小说创作中最具典型意义，形式最为丰富，也最为人熟知。白先勇在创作中提炼中国经验，并不断开拓出新的表达方式。引领文学发展方向的重任使白先勇在创作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他对人与历史的发现，则构成其“中国性”表达的核心主题。与通过小说展现的“中国性”不同，白先勇实践性质的“中国性”处于动态的展演与呈现之中它既以艺术行为的形式参与到社会整体建构之中，同时也是艺术品的表现主体，因此承载着艺术、社会、文化、大众等多重内涵。对于白先勇来说，艺术实践充实了其“中国性”认知也使其艺术生命更为丰盈。

白先勇艺术实践的“中国性”表达，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以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为出发点，在传统戏曲的变与不变中，发扬传统艺术的现代魅力；第二，发挥大陆艺术创作场域的特殊性，注重“本土化结构”的发掘，倡导“新的中国性”；第三，展现“中国性”表达的高级形态，即以艺术理念与形式的创新，推动戏曲艺术中国气韵的发现，实现中国传统艺术最高层次的美学理想。

文学批评

白先勇的批评文章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绝大多数是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和自己阅读作品的读后感；二，在不同场合就小说艺术与别人的对谈；三，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等。白先勇的文学批评表现出视野的广阔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作家作品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发表了见解，就其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来说，文体是多样化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无不涉及。

白先勇的批评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感性领悟带鉴赏性，体式自成一格。这特别表现在他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及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中。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具有善于把握作品总体风格特色、偏重作品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以及富于“创作室批评”特征的特点，有较强的主观性，在理论上、系统上有嫌不足之处。但他的那种追求直观感悟，注重文学艺术本体特征的批评思维方式，却树立了一种清新健康的文学批评观。而其“创作室批评”特点则为寻求白先勇的文学理念和美学趣味提供了一条线索。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其文学世界的一部分。

教育成就

2011年，白先勇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开设“昆曲之美”课程，主讲“昆曲与抒情诗的意境：从平面到立体”“昆曲新美学：传统与现代”等讲座；另在中国台湾大学开设“红楼梦导读”课程。

2009年12月，白先勇牵手北京大学启动昆曲传承计划，该计划第一阶段计划将用五年的时间，从“学研”“新知”“推鉴”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在北京大学开设昆曲公选课，举办昆曲文化周，优秀昆曲项目展演、推动数字昆曲工程，成立百位名人昆曲倡议大联盟，建立昆曲传承扶持基金等内容。

白先勇指导培养的学生有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等。

昆曲复兴

20世纪初，昆曲“非遗”命名，迎来了发展契机。而正是此时，白先勇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昆曲“东风”。他以苏州昆曲剧院为班底，先是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接下来还有《玉簪记》《白罗衫》等昆曲名剧，风靡国内，唱响校园，登上国际舞台，刮起了一股白先勇昆曲旋风。青春版《牡丹亭》等昆曲名剧在把握昆曲古典精神、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关系上做出探索，主创者一方面较为完整地继承了昆曲精华，另一方面探讨了名剧改编被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接受的审美心态。

白先勇版《牡丹》对于戏曲的当代传承发展、对于昆曲美学复兴意义重大。青春版《牡丹亭》是白先勇昆曲复兴美学结晶，也为当代昆曲复兴提供了成功经验。找准美学方向，巧用现代技术，突出表演风采，彰显昆曲魅力，铸就既古典又现代的昆曲体系，是当代昆曲复兴成功的关键。这是白先勇的做法，也是他的经验，是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大方向”，更是当代昆曲复兴的美学原则，不仅可供从事昆曲复兴者鉴，也为当代戏曲艺术的传承创新提供经验。

昆曲进校园一直是白先勇在努力实施的。昆曲的传承需要青年观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让昆曲优秀剧目进校园演出，培养更多的戏迷观众。白先勇有一套完整的传习计划，首先在北京大学实施，培养了很多大学的昆曲戏迷。白先勇的昆曲复兴不是他心血来潮的临时之举，昆曲复兴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一项有计划、有系统、长期的工程，昆曲才能真正复兴起来。昆曲复兴，白先勇厥功至伟。

创作特点

创作综述

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其作品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注重“描绘人与人性，注重发掘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复杂性。在艺术上，从西方输人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广泛采用意识流，暗示，象征等手法。”总体而言，白先勇小说有三个创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具体来说：1、白先勇的个人经历对其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使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传统于现代；2、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悲剧性方面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3、在历史流变下的“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以及异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视角下，白先勇小说富有感伤主义色彩。

在选材上白先勇常会选取日常生活中很细小的事情来刻画各色人物，揭示重大的主题。在刻画人物上白先勇笔触细腻，塑造了自“上”到“下”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他善于对人物所处的环境、外貌衣饰、言谈举止进行描绘，寥寥几笔就使人物栩栩如生；白先勇的小说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技法的基础上也将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融入其中。他在注重对现实的描绘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从而将角色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是内心独白；其小说适当地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的表现手法。除了意识流外，白先勇在其作品中还运用了象征、意象、暗示、精神分析等现代派技巧；白先勇的小说用一种个人生命的悲剧，从而来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种历史的悲剧，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个人无法掌控自身命运，随波逐流的内心挣扎。

白先勇的小说中有很多地方描写了中国台湾人民和海外华人所共有的“乡愁”，——怀念祖国，故土，亲人的哀愁。白先勇是所谓“无根的一代”，中国台湾并非故土，美国并非天堂，他们常会怀念童年时代的祖国、亲人、故土，而这种从内心深处产生的无限寂寞孤独的“乡愁”，在客观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乡愁”又始终不能得到疏解，于是便有了感伤情绪参杂其中，但也曲折地反映了爱国主义思想和深沉的民族感情，这也是白先勇作品中的一种可贵的特色。

创作因素

女性占据作品的中心位置，是白先勇早期小说的特色之一。这些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本身就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及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她们的命运常常是社会的晴雨表。以女性为中心写小说，其实就是从妇女角度艺术地剖析社会。白先勇一些早期小说，非但不是以女性为中心，甚至连女性形象都没有。如前所说，这些小说里常有替代女性的变态男性，他们的本来的性别特征如同虚设与女性的艺术形象相比较，这些同性恋的“女性”要单纯得多，甚至带有虚幻和传奇的色彩；以青春作为小说的贯穿线索，是白先勇早期小说的另一特点。性欲，性冲动，是白先勇早期小说经常触及的问题，但从艺术描写的效果看，却不曾流为色情小说。白先勇透过性欲现象的描写来反映青春这个实质问题。

句法运用

在白先勇的小说语言中，有着从中国古典文学（诗词、小说、戏曲）承继而来的典雅含蓄，也有着中西现代文化冲击与陶冶出的弹性和多元。他的小说语言是汉文学语言从青涩走向成熟，从古典脱胎为现代的一个例证。

长句是白先勇比较喜欢的语句类型，无论叙事、写景、写人，都多有采用。白先勇所运用长句都是现代汉文学语言，它们不但善用新式标点符号，善于吸纳现代生括词汇和现代人的生活用语，同时还保存了纯正的汉文学语言的造句习惯。白先勇小说的造句艺术却也不是“变化无方”，他在小说语句运用中有意造成一种两两对立、相反相成、偶散交错的流动状态，不但有许多长句与短句的交错，就是在长句之中，也每每错落有致、交迭回旋。除了长与短的对比，还有长与长的交错。白先勇小说造句除了善用对比之外，尚多回旋反复。

白先勇小说的语句因流贯、交叠而富于吟诵咏叹的声气节奏，其小说造句还能根据具体的语境，提炼出相应的内在节奏。在运用现代中文表达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上，白先勇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这种风格葆有汉语特有的美学特质而不被恶性西化的浪潮裹挟而去。

建构元素

白先勇在小说中常常引用歌曲名称或歌词内容，化用音乐典故，借音乐来抒情、烘托氛围、象征暗示人物的心境与命运，音乐参与着白先勇小说意义与形式的建构，使小说呈现出含蓄蕴藉的朦胧美，成为小说富有表现力的有机成分之一。白先勇小说中的音乐种类涵盖古今中外，某种程度上，小说中的音乐书写从侧面反映出白先勇跨地域、跨文化的流动变迁。从中国大陆走向中国台湾再到美国定居、执教，时代和地域的印记很多时候是以流行音乐为媒介的。白先勇的小说笼罩在一片音乐声中，来自不同时空的音乐在其小说中汇聚成一支“交响乐”，音乐兼具象征与写实的作用。它可以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参与小说意义与形式的建构，音乐隐藏在字句中，与小说文本达成一种“潜对话”，使小说的叙述更有深度，形式更有韵味。

艺术手法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受古典写作理论中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理论的影响，其在小说创作中对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的采用，取得了艺术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风格。

通常意义的情景交融在白先勇小说中运用广泛。其中更具创作个性的“以乐景写哀”的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也被白先勇使用于创作中。在乐景写哀的反衬法中，一般说来乐景是描写之实，哀情是艺术效果之虚。从白先勇的艺术创作目的看，乐景也是虚，是艺术表达借助的形象；哀情也是实，是白先勇真正要表达的悲剧主题。因此乐景写哀既可以看成是化虚为实，化情感为实景，也可以看作是化实为虚，化乐景为哀情，化直接正面的“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为曲折反村的景乐而情哀。

烘云托月是用于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以虚村实的艺术辩证法。此法用于人物塑造，指设置人物的主宾关系，虚设次要人物，在对此映村中突出主要人物，达到以宾形主，以虚村实的目的。当二者是同类相关的人物时，是正衬，二者相辅相成。当二者是对立相反的形象时是反衬对比，相反而相成。虚设的人物不是作者最终所要塑造的形象，这看似矛盾，但就艺术效果说又是虚实相生、对立统一的。

白先勇几乎不写完整的大故事，往往只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写几个故事片断，然后在作品主体部分写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构成整散（碎）相间的情节格局，来塑造人物，揭示主题。而故事片断间并无情节发展上的前后顺承关系，显示出形式上的零、碎、散、断的特点。

白先勇之所以要选择“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辩证法则，作为对题材主题的辩证处理态度和创作方法，根源于他的文学观。他认为作家不是政治家、改革家，文学不是政治工具，不是哲学社会学，而是艺术。白先勇曾说，文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表现永恒的人性，这比时代意义和政治家、改革家，文学不是政治工具，不是社会意义更重要，因为文学最重要的还是表现人。

叙事艺术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既赓续了古典文学传统的诗性，又显示出对现代小说技法的沿习，以传统诗意和现代美学的交构生成了个人化美学风格。他的文学创作受到古典文学和现代思潮的双重滋育，小说中潜隐着古典的悲情，流露出感时忧世的纤细情感，在叙事技法上进行了变革，形成了先锋性艺术风格，具有美学特质和独特价值。白先勇对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体现在其小说的意象建构中，蕴藉着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思，以有形之物表无尽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传统意象的缠绵悱恻与愁思无限将白先勇的小说与平铺直叙、言传意表的现代白话文学区别开来，彰显出个性特征。白先勇深受古典诗学中“含蓄”美学的影响，擅于在小说中以具体的物象创设朦胧的意境，完成古典悲剧内核的现代转化。擅长把握色彩引发的感官体验，将丰富的文化密码寓于意象的颜色之中，使古典意象在现代表述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白先勇的小说运用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手法，以人物意识的流动串联情节的发展，运用时空的跳跃转换将画面压缩至有限的篇幅中，使回忆与当下、想象与现实交织并现，共构艺术世界。白先勇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理念，颠覆了传统以时间延展或因果关系为导向的线性叙事逻辑，转而以空间流变为线索编织小说的经纬。现代叙事技法的融入丰富了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维度，使他的小说展现了对人的意识层面和心理世界的开掘及其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迥异的新质。白先勇的小说呈现出对叙事视角的多元运用。他常依据小说内容表达的需要裁度择取不同的叙事视角。叙事视角的灵活转换使白先勇的小说呈现出驳杂而圆融的特质。不同视角下的讲述虽叙事效果各异，却无不契合小说的内容，使故事的叙事形式与叙述内容相互契合，臻至和谐完满的艺术境界。

宗教色彩

白先勇的作品有比较浓厚的宗教情结，洋溢着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他的作品中融人了浓厚的佛教意味、道教色彩和基督教情怀，在多种宗教色彩的相互渗透中，他试图从宗教的视野关照生命的本相，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带着宗教情绪进行自己的文学选择和文学创作。

在各种宗教中，白先勇受佛教影响较深。白先勇作品中的“人生如梦，一切皆空”“人生是痛苦不幸”的思想，实际上是来源于佛教“色空”“四谛”“十二缘生”“八正道”等思想以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观念。小说中的宗教意蕴实际上饱含着关怀人生的情感，洋溢着东方式的智慧。白先勇作品中的佛教思想和感伤情绪，应作具体分析，看到它的积极的一面。

道教是糅合儒（孔孟思想体系）道（老庄思想体系）两家思想而产生的宗教。在白先勇笔下，无常与虚空几乎触目皆是：从荒园草家到迟暮老人，从今不如昔的时代感慨到顾影自怜的怅惘情结。纵观白先勇小说，可以看出他的小说世界记录了主人公逃离、栖居、浪迹的漂泊历程。作为一个“台北人”，他的根在大陆，作为一个“纽约客”，他的根在中国，然而两岸三地的政治气候所造成的现实隔膜和文化冲突又使其真正属于“无根的一代”。于是作品从地点来讲，包括了大陆、台湾、美国三点，就时间来讲，大陆代表过去，台湾代表现在，美国代表将来；就历史变迁来看“过去”辉煌灿烂，“现代”没落沉沦，“将来”或是死亡的地狱，或是虚幻的空想。可见白先勇的整体创作历程就寓言式地指出了人类历史的沧桑以及随之产生的无常和虚幻。

对白先勇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是福克纳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白先勇接受了他们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和博爱精神，同情一切弱小和不幸的人，包括被时代抛弃和一切失败了的人。白先勇的基督教情怀在作品中很多时候都表现为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对一切人，包括对犯有严重罪恶的人实行宽恕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和博爱思想。白先勇描写了许多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显赫地位的上层社会人物，“失势”是这一群人物最突出的精神特征和现实地位。那个曾经给予他们幸福的年代已成明日黄花，留下的只有断壁残垣、夕阳西下的凄侧的人生晚景。白先勇是历史感很强的作家，但他的历史感不是停留在表层的历史描述，而是拨开了政治、个人偏见等等非人因素造成的重重阻碍去探寻人的生命本相。

昆曲新美学

白先勇在昆曲创作实践中提出了“昆曲新美学”概念，其目标是“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核心是“古典为体，现代为用”。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在创作实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掸去了传统文本的灰尘，重新发掘传统故事的现代意蕴，按照当代审美观念的要求改造传统昆曲的舞台呈现方式，从而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昆曲新美学”以昆曲美学为出发点，在两方面创新，一是传统与现代融合，二是传统与传统融合。其主要用力于昆曲传统中的可变部分——舞台美术传统与表演传统，通过创新元素的加入，让舞台呈现符合现代审美观念，对昆曲传统中的不变部分——文本、声律与美学原则没有做改变。

从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可以称之为一种舞台美学。这种舞台美学并不等同于“昆曲美学”。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是从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创作观念，目的是创作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的戏曲作品，这不仅可用于昆曲，也适用于其他戏曲剧种。当代昆曲创作的主流观念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创作实践中经常被理解为一种比例关系，“昆曲新美学”中“传统为体、现代为用”的理论表述，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理解较为全面与深入，为当代昆曲创作的现代化指出了方向。

社会活动

设立基金

2015年6月23日，“白先勇文化基金”设立仪式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举行，设立文化基金旨在以奖学金方式鼓励南京大学研究生从事与白先勇文学、历史、戏剧、影视等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相关的研究，几年来基金已资助南京大学举办系列学术研讨会、专题征文等活动，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2018年7月23日，南京大学白先勇文化基金捐赠签约仪式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本次捐赠支持的项目主要包括设立“南京大学白先勇文史奖学金”“南京大学白先勇学术奖”，设立有关民国史和台湾文学的横向课题，资助出版民国史和台湾文学相关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同时开展“青年学术营”、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工作坊等两岸青年学人交流活动等。

设立文学馆

2019年，桂林白先勇文学馆布展完毕，并免费对外开放。早在2017年2月20日，白先勇重返故乡桂林时就有了筹建文学馆的计划。白先勇文学馆位于桂林市榕湖北路16号榕湖饭店内。现存主楼建筑面积872平方米，为中西结合风格砖木结构二层建筑，为桂林市级保护文物。文学馆内的陈设是民国风貌，民国风格的地砖，淡雅的黄色墙壁，简约古典的灯饰，厚重的朱漆门窗。馆内还珍藏了民国时期古董家私、古董钢琴、留声机、座钟等。大厅、走廊、房间、楼梯间的墙壁上，展示了白先勇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历程，通过珍贵老照片、实物、书籍、作家名言等形式，呈现了白先勇在文学、昆曲、电影、红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

社会任职

获奖记录

作品获奖

荣誉表彰

人物事件

发现三毛

白先勇曾透露，他与已故作家三毛有过一段渊源，当年是他第一个发现三毛的文学才华与天赋。大约1961年间，白先勇一个朋友找到他说，有一个学生叫陈平，有自闭症，不愿意上学，就跟他学画画，可是她的画画得也不好，文章倒是写得不错，问白先勇能否给予指导。后来白先勇看了三毛几篇作品，故事讲得生动，文字也很漂亮，行文中隐约流露出非凡的文学潜质。白先勇很喜欢，稍做改动后就刊发在《现代文学》上，这篇名叫《惑》的小说就成了三毛处女作。白先勇自豪地认为，他应该是三毛文学道路上第一位启蒙老师。

力推蔡琴

根据白先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的同名电影中，片尾曲《最后一夜》起初是要甜姐儿邓丽君演唱的。蔡琴那时还不红，但她的声音低低的、很伤感，和片尾曲中怀旧、失恋、伤感的情景贴合，恰逢蔡琴跟第一个未婚夫分手，她正是伤心时，情感到位。白先勇力主由蔡琴来演唱片尾曲，那首歌变成了经典，蔡琴也由此走红。

还原历史为父立传

白先勇曾说，以前在台湾所读中国近代史，白崇禧等都是“混蛋军阀”，希望自己能洗刷父亲那一代所受委屈。白先勇自觉缺乏史学训练，一直希望别人来为父亲写史，可等来的与白崇禧相关的书，与白先勇心中的父亲相差甚远、面目全非，所以他要自己写一本关于父亲的书，还原父亲所做、所经历的事实。

2012年，白先勇编著出版《白崇禧将军身影集》。2014年，出版《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通过寻访、搜集史料，运用各项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还原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重建白崇禧奉命来台宣慰善后的前因后果。2019年1月，出版《仰不愧天》，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父亲的足迹”收录白先勇研究、追忆父亲白崇禧事迹的文章，再现白崇禧的戎马生涯，其中多有白先勇作为儿子对父亲内心世界的剖析和作为亲历者对历史细节的描述。

侵权纠纷

2013年10月起，上海电影集团作为主办单位，艺响公司、君正公司作为承办单位陆续在报纸、网站上宣传，称将白先勇电影《最后的贵族》改编为同名话剧进行演出。为此，白先勇委托律师发函给上海电影集团等，要求停止侵权行为，但改编话剧仍连续六天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公开演出。白先勇起诉至法院，要求上影集团、艺响公司、君正公司停止侵权；在报刊和网站上刊登声明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并赔偿合理开支5万余元，总计554934元。

2014年12月24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白先勇诉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艺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上话剧工场）、上海君正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艺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君正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白先勇25万元。白先勇虽然主张上影集团参与改编和演出活动，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所以法院对白先勇要求上影集团予以共同赔偿的诉讼请求未予以支持。

《牡丹亭》音乐版权事件

2012年，青春版《牡丹亭》制作人白先勇获得中国音乐学院“太极传统音乐奖”，由此引发该剧音乐总监周友良与太极传统音乐奖主办单位中国音乐学院对簿公堂。2014年8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此案，确认周友良拥有青春版《牡丹亭》音乐部分著作权和音乐总监合法性，被告中国音乐学院在评奖过程中对青春版《牡丹亭》音乐部分的作者名称消极不提及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周友良署名权的侵权。对于自己获奖，白先勇也颇感意外，他并没有自己申报该奖项，是由他人自行推荐，颁奖现场也是由他人代领奖项。

作为青春版《牡丹亭》音乐总监，周友良在短时间内承担了全剧所有音乐工作，包括前期音乐设计、部分音乐原创工作、唱腔整理改编、配器、演出乐队指挥等。同时，周友良在音乐编排与理念上多次与制作人团队意见相左，是非种种叠加，导致了他曾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中，放下指挥棒拂䄂罢演，以及之后的一纸诉状。

2014年12月，苏州昆剧院新址落成庆贺展演，白先勇任制作人的青春版《牡丹亭》参加演出。该剧音乐总监周友良著作《青春版〈牡丹亭〉全谱》和太极传统音乐奖文库系列著作《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在活动第一、二天分别进行首发。两书隔日首发，主创人员互不参加对方活动，音乐总监、制作人与公益音乐团体演变成决绝“相轻”的三方对立。

人物评价

媒体评价

“白先勇的文学成就极高，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他书写时代的更迭，为我们讲述时代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情感。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笔耕不辍，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白先勇的文字影响了一代人的阅读观，是半个中国文化圈都鼎力推崇的大家，受到余秋雨、林青霞、许知远、曹可凡、叶嘉莹等一致推崇。他的作品是林青霞、蔡康永的枕边书，三毛更称其是自己一生的导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就是白先勇，一个穿行在文学世界里的智者，一个内心充满柔情坦荡的文化大家。”（《楚天都市报》评）

“白先勇小说语言在现代性汉文学语言建设上的独特贡献，表明了他是一位善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的艺术家。”（《台湾研究集刊》评）

“白先勇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小说家，也是一位热爱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擅长编创昆曲的艺术家，并且还是一位喜爱中国书画文化，能够充分理解汉字书法文化和创造性地运用书法文化符号进行艺术再造的文艺家。在汉语新文学或中华新文艺的创作领域，作为贯通文学与戏曲、穿行中国台湾和大陆的现代文化名人，白先勇努力贯通文与艺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华文文学》评）

学者评价

“白先勇是我们敬仰的大家，在弘扬、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时任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庆葆评）

“白先勇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及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俊评）

“白先勇是当代文化名人，是著名作家，在海内外颇具影响，是桂林、广西的骄傲。”（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韦干评）

“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旅美学人、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评）

“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表白的《香港——一九六〇》，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〇》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中国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藉着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中国台湾籍作家欧阳子评）

“白先勇是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个可以被称之为天才的作家。”（作家、出版人许知远评）

“白先勇对中国台湾文学的发展与促进，功不可没。白先勇的文本主要建立在小说、散文和论文三个领域，这是他成名、立名、扬名和传名之本，他的气质属于温柔敦厚那一种，所以，他的小说叙述起来从容不迫又细腻周到，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传统中，他是那种有十分感情，就能用文字能够表达出十分的人；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迥然不同：文学作品中，他体现了某种文化价值、美的必然的衰亡；然而，在文化实践中，他试图走出这种悲剧，重振中国文化的辉煌。他在对古典文化如昆曲、《红楼梦》的重新诠释之中，展现了中华文化现代创新的可能；白先勇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富有张力的、系统的文学世界。在白先勇笔下，一些看似寻常的话语，因为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有惊天动地的能量。”（时任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执行会长潘耀明评）

“白先勇的人生与写作，都体现出丰厚的戏剧资源。他所体验的生涯的跌荡起伏，所观察的人生的波诡云谲，生动而深刻地诠释着人生如戏的哲性理趣。他的人生阅历中充满着戏剧接受，戏剧体察，戏剧性省思的意味。”（澳门大学教授朱寿桐评）

组织评价

“白先勇是当今华语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学家。”（香港中文大学评）

“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的同时，白先勇在中华文化的传承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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