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院即养老院,专门收容老幼残疾而无依靠之人。北宋嘉祐(1056~1063)之前,即于京师设立东西福田院,嘉祐八年复增设南北福田院,以安顿一般老幼贫疾之人。据旧唐书及唐会要之记载,于宋代之前,唐代即有‘悲田院’之设立,亦为收容贫困者之用,宋代沿袭其例,然改为福田院。
名称由来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养老,不仅仅限于对老年人的优待与官吏退休后的致仕,历代王朝还创建了许多养老救济机构,以国家的力量对那些孤寡无依的老年人给予帮助。这样的措施,既是国家救济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孔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仁政思想的具体实现。(《
礼记·
礼运》篇)
时至
周代,也注意到对老病残疾鳏寡孤独的照顾。《
管子·入国篇》载的慈幼、恤孤、养老和问疾等事,显然包括了养老保健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南北朝时期。
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令将
司州、洛阳两地贫病老者别坊居住,备有药物,给以衣食。
南朝梁武帝
普通二年(521年)正月,梁武帝
萧衍下诏宣布:“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
梁书·武帝本纪》)梁武帝创设的“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收养无人赡养的老年人,并且负责为收养的老年人料理后事。这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官方创设的正式救济赡养机构。这样的机构出现于
南朝梁朝,与萧衍是一个既笃信道教佛教也提倡儒学的皇帝有很大关系。他在江南制礼作乐,连
北朝的
东魏权臣
高欢也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究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羡慕,认为正统所在。”对于老年人的专门救济收养机构,自得到梁武帝的提倡创立,就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
唐代,已开始在京城长安洛阳二京设立悲田院,作为国家对贫苦无依老年人的救济机构。这种救济机构始创于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起初称为“病坊”,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以后改名为悲田养病坊。 (
马鉴《续事始·病坊》)之所以为救济机构取这样的名字,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佛家认为,供养父母为
恩田,供佛为
敬田,施贫为
悲田。悲田院所需开支,由国家拨付,由僧人负责主持。唐末武宗时,僧尼敛财实行寺庙经济,因此武宗下诏灭佛,勒令天下僧尼还俗,武宗还专门颁布诏令,规定长安洛阳两京的悲田院,由国家拨给相当的没收的寺院田产作为赈济开支来源,地方各州府则分别拨给本地悲田院七顷到十顷田地,以供开支,并由各地长官选派年高德劭的老年人一名负责日常事务。(《旧唐书·武宗纪》)因此,悲田院成为国家救济机构的代称。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次曾对他的弟子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苏东坡能够平等对待悲田院中的贫苦老年人,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福田院和居养院
宋代继承了前代设立国家救济机构的作法,在京城开封设立城东和城西两个福田院,负责收养鳏寡孤独的老年人与孤儿,以及城中衣食无着的饥民。“福田”的含义也来源于佛经,意思是积善行可得福报,好像播种田地,秋获其实。但由于需救济贫苦老年人的数量很多,嘉佑八年(1063年),
宋英宗增置城南、城北两个福田院,与以前设立的共为四院,成为专门的国家救济机构。每当严冬来临、朔风吹号、寒雪纷飞之时,也正是福田院最为忙碌的日子。京城
开封府的主管官吏,就要到大街小巷巡行,把无依无靠或流浪街头的老年人、失去双亲的儿童以及乞食街头的饥民,都一起收容到福田院中住宿。福田院收养的人数,平时有定额的限制,但在冬天则可以额外收养。每天由福田院负责官吏把收养人数上报中书省,由国家左藏库按规定拨给相应的钱米。直到春回大地、天气转暖,老年人们可以自由行动时,才停止额外的收容的钱米供给。(《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
宋徽宗时期,是北宋的老年人救济收养机构发展最为完善的时代,救济机构的规模扩大,
崇宁元年(1102年)秋天,
宋徽宗下令在京城开封设立
居养院,以收养鳏寡孤独老年人。(《
宋史·徽宗纪》)以户绝无人继承而没官的财产充当经费。崇宁四年(1105年)徽宗又再次下诏敦促各地州府也建立类似的养老机构。诏书说:“国家实行仁政的首要大事之一,是对天下鳏寡孤独和贫而无靠的人给予救济和收养。京师虽然设立了福田院,但收养人数不多,每逢严冬盛暑,仍有许多无家可归和患病的老年人流离失所,他们都是令人同情和怜悯的。规定开封府和各地州府,都设置居养院,以专门收养鳏寡孤独的老年人。一年以后,由于当时
京西北路提举司的请求,各地福田院也都改名为居养院。(《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这样,全国的老年人救济和收养机构统一起来,任务也更为明确。居养院收养的标准,在
宋神宗时规定,以六十岁以上老年人为限。但宋徽宗
大观元年(1107年)又重新下诏,把收养的老年人年龄降低到五十岁以上,条件更为宽大。(《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
宋徽宗以后,居养院在全国各地纷纷设立,甚至普及到县城。像江西的吉州共有8县,7个县都已有居养院,惟独吉水县尚未创办,县丞黄闲引以为耻。于是请求县令及常平使者批准,在城南选择官屋十间,每年拨米五十斛,建立“安乐院”一所,使吉水孤寡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程《洛水集·吉水县创建居养院记》)有的居养院因为负责官吏重视,规模宏大,经营也井井有条。像南宋时的苏州居养院,有房屋65幢,310间居室,房屋整齐排列,其间长廊相连,便于来往。收养了许多孤寡老年人与孤儿。苏州居养院由官府拨给官田1660亩,出租后每年可得米700石,作为经费。院中设置仓库、水井,并有僧人主持老年人医药及死后安葬事务,成为当时地方居养院的典范。(《
吴都文粹续集》卷八)
在居养院中收养的老年人,按宋徽宗时的规定,每人每天发给米1升、钱10文,可以大体上满足温饱。每年的11月到正月,因天气寒冷,每天还加发钱5文,作为购买柴炭取暖之用。小儿则诸项供给减半。另外,90岁以上的收养老年人,由于为数稀少,每天还可以额外增加酱菜钱20文,夏天发给布衣,冬天发给寒衣絮被。(《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荆南府枝江县居养院中,发现一名已经101岁的老年人咸通。知府席震上奏朝廷,请求对咸通予以额外照顾,每天添给肉食钱和酱菜钱30文,冬季发棉绢衣被,夏天单绢衫裤。并建议全国居养院对百岁以上的老年人都给予同样的照顾。以显示朝廷的惠民之政。徽宗同意了席震的请求,把奏章转发各地执行。(《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宋代对养老机构的重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南宋高宗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的统计,仅杭州
临安府一地,每年用于收养和救济老年人的开支,就达钱米10余万之多。(《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
宋代国家救济机构的普遍创建,不仅是宋代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的结果,也是古代儒家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在杭州为官,在这里创设养济院。多年以后,他早已经离开杭州,在朝廷任翰林学士。一个朋友因东坡的帮助而致以银150两、金5两的酬谢。东坡既不愿接受这笔钱,又不想拂逆朋友的盛意,于是把这笔钱转送给杭州
养济院,“用以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
咸淳临安志》卷七·养济院)苏东坡对老年人的仁爱之心,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当然,宋代的养济院也并非十全十美,许多主管官吏并不重视养老救济,对养济院的事务不予检查,甚至当拨的钱米也不按期拨付,致使流离失所的老年人死于冻饿。南宋高宗时,尚书户部侍郎王俣曾指出当时养老救济中,“官吏失于措画。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不可不察。”(《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也就是说,由于官吏的漠不关心和计划不周,许多应该收养的老年人被弃之门外,却把一些还可以自食其力的壮年人也收养进来。有的官吏贪污克扣应给老年人的钱粮,有的甚至虚立人数,以多吃空额,而官吏互相包庇,难以检查,不过这样的弊端是封建王朝官吏的通病,并不是养老中所独有的。
养济院与粥厂
明清时期承袭宋代的国家救济收养老年人的传统,在京城和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养济院、资善堂、
粥厂等机构。
历史传承
佛寺中的安养设施,后来多称为悲田院,或称为福田院。甚至唐宋时期国家设立的收容孤老贫病人的慈善机构,也以悲田称之。
在唐代,武后
长安年间(701~704年),将此慈善事业纳入政府管理的事务之中,设置了负责检查有关寺院悲田的一切活动的使职。《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中记载:“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其后,在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宰相
宋璟认为悲田养病是佛教内事务,国家不应设官。但是他的建议并未为唐玄宗所接受。“开元五年,宋璟奏悲田乃关释教,此是僧尼职掌,不合定使专知。元宗不许。”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官以本钱收利给之”,于是养病坊兼官办孤儿院,经费也由国家官本放贷的利息提供。宋代沿袭唐例,北宋嘉佑(1056~1063年)之前,即于京师设立东西福田院,嘉佑八年复增设南北福田院,以安顿一般老幼贫疾之人。宋徽宗时期,蔡京当政,令全国各地置居养院、
安济坊。居养院,收容残疾无家可归者及孤儿。安济坊,则“募僧主之”,为贫病无力求医者治病并收住养疗。为鼓励僧医,国家规定“三年医愈千人,赐
紫衣[1]、
祠部牒[2]各一道。”其统计考核则依据病历档案:“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这被称为中国最早的
病历制度。
在
日本,奈良
兴福寺于
养老七年(723年),设立悲田院与施药院。其后各大寺始纷纷设置。天平二年(730年),
光明皇后将悲田、施药两院改为公营制。
平安时代继续奈良旧制,于
平安京一条之北及
鸭川西畔,设置东西两所悲田院。
佛教这一传统,发扬光大。
著名善举
1917年上海成立慈善组织“中国济生会”,
王一亭居士任会长。
1918年宁波建佛教孤儿院。
1919年上海居士林筹赈济灾,施舍医药、衣物、粥。
1920年北京佛教筹赈会、津门佛教救苦会成立。
1921年马冀平等发起金会,教养灾童数千名。
1925年宝庆佛化新医学社成立。
1931年武汉大水,李白尘等发起慈善救济委员会。钟益亭施诊,每日诊治灾民500人以上。
上海僧伽救护队成立,由宏丹领队,投入战地救护。
心道在西安组织“战地流动服务队”。
1933年北京
广化寺设伤兵医院,柏林寺设兵民治伤医院,广济寺组织救护队,华北居士林派居士至各医院作招待、看护。
武汉佛教徒组织救护队。
1937年厦门市僧众救护训练队成立。
中国佛教会在上海设立佛教时疫医院,救济贫病8万余人。
汉口佛教正信会成立救护队。
1938年中国佛教会在上海组织僧侣掩埋队,掩埋尸体万具以上。
武汉佛教徒创立佛教医院。
四川佛教会开办僧伽救护训练班。
1939年云南省成立僧众救护队。
1940年悲观、觉道等组织“陪都僧伽救护队”。
1943年
查干葛根活佛在拉图庙成立医校,培养喇嘛学医,在胡暑庙设诊。
1945年上海虹口西竺寺设立中国佛教医院。
苏州佛教界创办佛教孤儿院。
1947年福州在世界各地闽籍佛教徒捐助下创办佛教医院。
1951年香港
香海正觉莲社每年年末冬赈药品、白米、棉衣。
1953年台中市开办“佛教菩提医院”施诊。
1956年台中佛教菩提医院建成13层医疗大楼。
1962年台中佛教医院成立,于凌波任院长。
1970年香港佛教医院建成启用。
星云与徐槐生创办大慈育幼院,收养孤儿。
1976年星云等创办的“佛教普门医院”开诊。
1978年香港正觉莲社在
何善衡、李宽德资助下,创办佛教宝静安老院。
1981年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在香港创办“世佛会慈氏育婴园”。
台湾花莲“佛教慈济功德医院”开业。
佛光山台北
普门寺成立“友爱服务队”为老幼孤独服务。
1985年福建长乐县佛协创办风伤医疗所。
1986年五台山创办佛家医院。
台湾证严建成花莲慈济医院,并开诊。
杨掬梅居士捐资首创上海第一社会福利院佛教居士安养部。
1988年佛光山成立“慈悲喜舍功德会”,发起捐赠器官。
1990年香港正觉莲社在
李嘉诚资助下,建成佛教李嘉诚护理安老院。
1991年苏州市佛教协会创办佛教安养院。
1993年佛光山设“佛光亲属会”,福利出家众之父母。
1994年首届佛教医药研讨会在武夷山市召开。
苏州市佛协向市儿童医院捐资12万元。
台湾证严创办的“慈济医学院”开始招生。
佛光山在台南明德戒毒村开办佛教戒治班。
1997年普陀山佛协“普济医院”建成开业。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佛教医疗安养设施、技术及服务方式也日益现代化,但慈悲的宗旨,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