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和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和思潮之一，是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这股思潮和它的性质。

发展历程

1923年，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柯尔施就分别著书，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人道主义，并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与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解释、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解释根本不同，于是遭到了两方的猛烈批判。卢卡奇被迫作自我批评，并宣布收回自己的观点；但柯尔施拒不作自我批评，反而于1930年发表文章反驳批判。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强调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列宁主义的对立。

1955年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同极权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

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定义：

思想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长达80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在不同时代针对不同问题出现了思想倾向和侧重点各不相同的许多流派。

20世纪20—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卢卡奇等人在寻找革命失败原因、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国际共运内部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没成为独立的社会思潮。

20世纪30—60年代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他们重点寻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哲学家的马克思”；分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反思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致力于发达工业文明批判；构筑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并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国际共运内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逐步演化成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社会思潮。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转向时期。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并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他们重点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

90年代初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又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研究重心从对资本主义批判转向研究市场社会主义；反极权主义、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合流。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点和思想观点是不同的，它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不仅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之间缺乏交流，甚至同一学派的思想家之间也发生着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历史文化背景下，一批知识分子植根于时代变化并以西方哲学视野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的产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区别于第三国际；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既不同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又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因此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有地域性限制——产生于并发展于西方；又有特定思想内涵——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不同；作为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多元化，主张用各种社会思潮来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既批判工业文明，又批判现实社会。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又是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

主要人物

理论内容

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认为，矛盾只存在于人们心理及其体现人们心理的社会生活中，而不存在于自然界中，因为自然界本身是没有矛盾的。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则把辩证法说成只是“一般科学实验的方法”。它们认为，肯定矛盾是“荒谬的”，辩证法只是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方法或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方法。

在认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都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认为，人通过实践既认识了现实，又创造了现实，因而主观与客观是“同一”的，不能有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之分。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则以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或康德的先验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其所有各流派都不赞同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从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和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不是社会存在而是人性决定社会历史的现实，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不在其社会经济制度，而是人性被压制；社会的革命归根到底不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是心理的变革即人性的解放。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则强调“科学性”，而否定人的能动性；如认为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先验的”主观“结构”决定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因而社会历史的主体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先验的结构”。

以德国哲学家赖希、马尔库塞、弗罗姆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出性冲动像饥饿、口渴和劳动一样，是人类的物质需要之一。据此，他们主张发展一种“受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指导的精神分析”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分支，用它阐明人类压迫的心理过程，并把社会主义革命纳入到性本能的压抑和解放的渠道中去。

以法国哲学家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的主要本质在于人的自我创造实践，为此，个人实践应当成为辩证方法的基本出发点，个人自主和自由意志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未来的阶级斗争的源泉。它主张在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活动的结果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客观方面的框架内，用存在主义去理解个人主观的生活经验。

以意大利哲学家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反对用含糊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修辞去取代科学的政策，对现代资本主义作出不正确的理解；在理论上则断然否定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之间有任何连续性，它主张把科学的辩证法规定为以“具体-抽象-具体循环”为标志的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

以法国哲学家阿尔杜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非人道化阐释，清除附在它上面的一切反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为此，它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划分为早期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时期和晚年的科学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是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和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

传入中国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间虽短，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态度、运用却有很大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把握社会思潮并用之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动向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洞察和对于人类命运归宿的方向感和健全感，正在受到考验。

中国理论界正式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始于1970年代末思想解放，探索之风大盛的潮流中。但若认真追溯，这个起始时限可提早到60年代。那时为了“防修反修”，内部发行了萨特、梅洛-庞蒂、布洛赫、柯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对卢卡奇关于异化的论述，也通过苏联的批判为人所知。从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资格接触这些“反面材料”的高级理论家中，有少数学者愿意抱着同情态度理解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在80年代初表示了强烈的探索愿望。当然，在60年代末，举国上下兴起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在一代人中也产生了一股自发的、强大的，然而是逆向地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流。

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学者、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有人力图做借鉴和接纳的工作，以扩大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和世界现状的视野。但占主导地位的做法仍遵循以下思路：“毒草可以肥田”“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因此，人们在零零碎碎地获得有关知识时，耳朵里也充斥着“针锋相对地回答挑战”“无情揭露”“坚决打击”一类的反对口号。

到了1990年代，带着敌情观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纯粹批判的态度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如果说，专业研究者不论态度是严峻还是宽容，始终在理论领域做文章的话，那么如年代初出现的另一种动向则更有意义，更值得注意。如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突然间汹涌澎湃的商品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忧虑与反弹，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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