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边精神

一种思维

费边精神主要有两点内容：一、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这种独立不是遗世独立，而是保持独立身份参与到社会的改良之中。二、渐进主义。通过理性思考得出解决方案，但同时采取渐进的态度，渐，并且进。

费边社

费边社的得名，来自于古罗马大将费边。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代名词。

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韦伯（Sidney Webb）和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他们坚信必须通过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暴力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次年一位新的加入者Frank Podmore提出以费边来为这个知识分子团体命名。因此也有人认为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

费边社汲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前辈社会主义者们的激进姿态。萧伯纳说：“不是说暴力乃是进步的产婆吗？但暴力同样是混乱的产婆，是戒严令的产婆。”尽管费边社不认同暴力革命，但费边社的活动始终以支持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为目标。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费边社认为资本主义在根本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最终的解决之道在于工人应该拥有生产工具。只不过由于手段的不同，费边社在承受着嘲笑的同时，坚定的朝着与嘲笑者相同的目标前进。

为了推行自身的主张，费边社的成员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宣传他们的主张，并且与政府官员、党派政客们过从甚密。1891—1892年，117名费边社成员作了3339次演讲，印发了37800份小册子，与丘吉尔、劳合乔治、阿斯奎那、贝尔福等众多政治家进行了谈话并且提出建议。在费边社的努力下，国家保障最低生活标准、资源的社会管理、以累进税缩小贫富差别、整顿教育等许多措施通过一个一个法案，落实到国家立法中。费边社甚至帮助建立了工党。

独立身份

而更可贵的是，在上述过程中，费边社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团体的独立身份，没有沦为帮闲文人，也没有成为幕僚。

费边社的成员人数一度达到8000人，地方分社超过一百个，后来逐渐衰落，1931年成立新费边研究社，1939年与费边社合并成为新费边社。至今费边社仍然存在，据近期的内部报道称，该社现有活跃成员5000人左右。

LSE

LSE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缩写，这所大学坐落于伦敦闹市中心，因此地方狭小，学生下课甚至只能去大街上聊天。这所学院成立于1895年，正是在费边社的倡议之下成立的，而且这所学校也一贯以中左翼的姿态立校，至今仍是费边社的重要思想库，工党的主要智囊（奇怪的倒是，哈耶克和波普尔与该校渊源颇深，由此亦可见该校的自由风气）。罗素曾经在该校任教，并将自己在剑桥获得的奖学金捐给LSE成立基金。罗素曾经说：“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费边主义者就是这样的怀疑者，不仅怀疑权威，也怀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断地以现实观照理论，不断辩论，不断修正对社会的认识。

李光耀说，在LSE，他听了拉斯基的课，受到了费边主义的吸引。在回忆录中，李光耀说：英国费边主义者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世时抽重重的遗产税，便能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开始。

LSE主张以科学的方法系统的研究社会，从而提出改革方案。与费边社一样，LSE在中国也默默无闻，但是可以列出一串名单：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王造时、吴恩裕、徐志摩、金岳霖、张君劢、张奚若、陈源、萧乾、龚祥瑞……他们都曾经在LSE求学。1920至1940年代，拉斯基的说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学说。这些LSE的弟子们回到中国后或组党或办报，力求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费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在1957年，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悉数被打倒。LSE连同费边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几近消失。

渐进主义

费边主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其手段则为渐进主义。在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渐进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相反倒是在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愤青群体的茁壮发展，即是一例。这多少是耐人寻味的。

激进主义的实质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就中国而言，由于众多的因素，激进主义一向是很有市场的。这使得中国历史在一个水平上不断重复，傅斯年曾说“（中国历史）自秦以还，二千年间，尽可缩为一日也”，这未尝不是激进主义导致的。中国人对一个好的社会的想象力可以说极度缺乏，想来想去，也不过是《礼记》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段（当然还有其他版本，不过实质上并无分别），所以从激进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只不过是“由谁来行大道”？所以在起义的关头，往往以此为号召，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洪秀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便已腐化无比，不能再行大道了。所以从渐进主义的角度来看，与其问“由谁来行大道”，不如去问“怎样行一个更好的大道”？

实际上在中国，并不缺乏渐进的例子，刘邦与项羽之间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这种渐进的做法，往往是出现在战争当中，因而不得不如此。

激进主义者易于主张革命，但问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因此从渐进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历史仍然会回到原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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