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命寿

后金至清朝初期的官员

郑命寿（？－？），又作郑命守，满语名字古尔马浑（满语：ᡤᡡᠯᠮᠠᡥᡡᠨ，穆麟德：gūlmahūn，意为兔子，或译孤儿马红、谷儿马、谷儿马洪），是后金至清朝初期的官员，正红旗包衣。

人物生平

郑命寿是来自朝鲜平安道殷山县的贱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郑命寿“国初来归”（有学者推测他本为萨尔浒之战中的朝鲜战俘）。天命九年（1624年）六月为巴克什。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改书房为文馆，郑命寿与刚林、苏开、托布戚同为文馆笔帖式，负责翻译汉文书籍，后文馆又改为内三院，郑命寿作为内国史院副理事官，参与修撰《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军入关后，主要在户部任职，官至户部员外郎。

郑命寿更主要的活动是对朝鲜的外交。至迟在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郑命寿已作为通事出使朝鲜，地位不高。丙子之役时，郑命寿的作用开始呈现。和谈开始后，朝鲜方面的译员就建议“贿遗郑命寿，则和事似有庶几之望”，并将他与此前丁卯之役时在双方交往中的重要人物——刘海（刘兴祚）相提并论。于是，朝鲜“乃以银一千两赠郑命寿，龙（英俄尔岱）、马（马福塔）两胡亦各赠三千两。”此时，郑命寿跟随英、马等驻留朝鲜，居中联络、穿梭传语，甚至对朝鲜昭显世子也严词厉色，令朝鲜人错愕不已。此后，在双方所有重要的外交事务中都活跃着郑命寿的影子。

备边司上启：“今此敕使之来，既免赎银，又减骑兵，至于助粮事，亦令以应运岁贡米计数移纳，而马使自以为有所周旋，请加别赠以表喜谢之意，郑译处亦宜有赐物，上从之。”跟随马福塔出使的郑命寿，因在谈判过程中有“周旋”之处再次受到朝鲜方面的重视。

崇德六年（1641年）五月，郑命寿认为吏曹参判李植“党护金判书（金尚宪）诸人”，李植遂从备边司除名。

崇德八年（1641年）三月，因“郑命寿请罢之故”，刑曹判书元斗杓去职，他是出送朝鲜抗清将领林庆业时的备边司堂上官。五月十四日，朝鲜提到与清廷谈判秋季发送折银、房妓之事时，指出“郑译周旋之力居多”。

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清军进入中原，因南方漕运未通，发生粮食危机。清廷即派郑命寿等三人为敕使，到朝鲜交涉运米20万石、急驰北京事宜。谈判由郑命寿主持，几经交涉后，郑同意朝鲜“以十万石给之”。于是朝鲜户曹“请以银三千两致谢于三使处，上命加两千两以准五千两之数”，几天之后，朝鲜国王“以银一千六百两遗北使两人，以三千五百两赐命寿，世子亦遗两使一千二百两，命寿一千两。”郑命寿所得贿赂比其他二使多出一倍以上（他一人所得不少于6000两银子）。除了户曹外的谢金外，朝鲜国王、世子也直接贿银，郑命寿的重要性显然可见。通过贿赂郑命寿，朝鲜得以免除10万石粮食的沉重负担。同年十一月，听闻郑命寿将至，朝鲜户曹判书闵圣徽请求递职，因从前为远接使时曾杖杀一依附郑氏横行的小吏，“命寿至，闻而笑曰：‘户判，国之重任，奈何以向日之细故，骤递其职也！’”同时，吏曹原以李植为敕使馆伴，因郑命寿“轻侮”李植而不得不代以金堉。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郑命寿册封世子返清，朝鲜“赠敕使三人各银一千两，绸二百匹，细麻布六十匹，棉布三百匹，其中郑命寿例赠银七百两，密赠三千两，世子赠八百两。”郑命寿一人所得超出“敕使”三人的总和。他出使朝鲜，除有专门的“例赠银”外，往往有更多的“密赠”银，而且循以为常。

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因为郑命寿一句话，平安道观察使及两个地方官都被罢职。

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因清朝减免朝鲜岁币大米900石，木棉2100匹，弓角200桶，顺刀10柄，胡椒10斗，及方物中黑绸麻布代白细苎布等，朝鲜国王与备边司堂上官员讨论，谈到“今之减币，郑命寿颇有力”，决定“贿遗以中其欲”，至十一月，秘密馈赠郑命寿白银二千三百两。

顺治七年（1650年）二三月间，发生六使诘责事件，主旨则是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求婚。郑命寿与户部尚书巴哈纳等六使络绎入朝，诘责朝鲜起用金尚宪、赵䌹、金集等三人，又召集六卿、两司承旨等责问与日本交往状况，警告朝鲜不得以“备倭”为借口修城练兵。最终，朝鲜不得不发配领议政李景奭及前礼曹判书赵䌹至义州白马山城，并答应出送宗室女义顺公主通婚。在六使中，郑命寿虽排名最末，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人。

郑命寿是英俄尔岱的心腹，英俄尔岱又是多尔衮的心腹，因此郑命寿的命运与多尔衮的沉浮息息相关。顺治七年（1650年）底，多尔衮的突然去世，郑命寿失去了强硬的靠山。次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人已经发现“郑命寿气色则与前顿异，大有忧惧之色”。至顺治十年（1653年），郑命寿作为多尔衮党羽而正式受到了刑部审讯，朝鲜方面积极参与。据朝鲜国王咨开：“古儿马红往来本国，积有年纪，其勒掯奸滥之状，固不可一二计。只缘事系敕行，不敢违越，虽甚难堪，一向曲循，以至今日兹昔伏见。……朝廷既已洞烛，将本人籍产为奴，本国亦合将本人弟子及亲属之授官者革职论罪，又将本人殷山、义山两处所蓄女人等并令发还原籍，两邑官吏恸于威势，不即报知，事甚可骇，亦皆究治，削夺官爵。……将本人亲侄家小并皆革职论罪还籍。”清刑部认为他“把持朝鲜，违旨悖法，擅作威福”，建议“姑免死，家产着照披甲例与他，仍发本王为奴”。对于郑命寿失势，朝鲜孝宗十分欣喜，但又担心“他日起废而复用”，清使答以“万无起废之理”，孝宗方才心安。朝鲜也出现了“彼此晏然，西路接待渐至埋没”的太平景象。

经历变故后的郑命寿，可能就任闲职国子监教官，此后下落不明。

主要影响

在处理内政方面，朝鲜君臣一直小心翼翼，以免受到诘责。顺治元年四月，郑命寿传言要“处断德仁”，朝鲜遂安置卷入沈器远谋反案的宗室怀恩君李德仁于大静县。顺治二年六月，朝鲜方面问询郑命寿，在得罪清朝的朝鲜陪臣中，除李敬舆、李明汉、申翊圣、翊全兄弟（即东阳尉，为朝鲜世子姑夫）“已许收用”外，还有谁某是“未许收用者”，郑氏答之“清国别无籍名记罪之事，自本国差除少无所妨。”朝鲜任命大臣，首先要征求郑命寿的意见，甚至是宗室的处置也不例外。

总之，郑命寿在朝鲜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实在非同小可：上从宗室乃至备边司官员、下至地方各道监司长官的任命、使用及处置，朝鲜君臣均需视其脸色行事。说郑命寿在一个时期内（尤其是仁祖时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内政，当不为过。甚至在郑命寿被废后的孝宗朝，还有辅导朝鲜世子的东宫赞善宋浚吉曾因“前日李馨长、郑命守[寿]之交构，有所不安”，在清使将来时请求归乡。郑命寿虽去而余威尤在，说明他对朝鲜政治造成的影响甚至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除直接干涉朝鲜内政外，郑命寿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肆谋取私益。崇德四年（仁祖十七年）六月，为了结欢郑命寿，朝鲜领相崔鸣吉建议给在朝鲜关西的郑命寿之母予以食养，并赐郑命寿“赏职”，郑命寿十分高兴，但为了掩人耳目，提出“愿得官教而退书往年月日”，结果摇身一变成为明天启八年（公元1628年）授予的“同知中枢府事”。因此郑命寿之母在死后还得到“贞夫人”的赠号。崇德八年（仁祖二十一年）十月，郑命寿的故乡朝鲜平安道义州殷山县被升格为府，次年，又以其父母葬地所在，成川府东面地界被割属殷山府。

郑命寿原本出身“贱隶”，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其亲友也多半如此。随着郑命寿的得势，他们一并鸡犬升天。如郑命寿的“同生之女”四生，原为“肃川官婢”，后被免除“官役”；妹夫林复昌原在成川为正兵，因郑命寿所请，得免军役。郑命寿还将其“族属免贱”一事专门提出，朝鲜备局也“不得不勉从”。

在“族属免贱”的基础上，郑命寿培植了一个基层（尤其在朝鲜关西地区）关系网。他的妻弟奉永云原为“定州官奴”，迫于郑氏压力，被授于“本道守令”，因其本人不愿赴任落空，郑命寿再次力请，终于得授宁远郡守。族侄李玉錬，本为殷山贡生，得授文化县令，不久又升“通政”，“玉錬时年二十三，挟命寿之势，凌蔑同道守宰，至是又升堂上，人莫不愤惋。”养子郑善为司导寺主簿职，甚至“从前有恩者”义州人韩得连也得任大吉号里权官。郑命寿在义州还有一心腹崔得男，“以贱隶居在义州，阿附郑命寿，持国阴事，泄露甚多，命寿信爱之，朝廷希命寿风旨，授官至郡守”。

朝鲜关西地方的一些官职，甚至被郑命寿族人“世袭”下来。如仁祖二十六年三月，郑命寿方为异姓四寸亲、族侄张继禹请到义州“方山万户”之职，至次年正月即升为安州边将“老江佥使”，而原“方山万户”又授予郑命寿“同生弟女婿”博川校生金钿。

朝鲜孝宗曾经谈到：“清人岂尽知我国事乎？凡前后诘责，皆是郑命守之所操纵也。”领议政郑太和也说：“西路人与郑命守亲密者颇多，我国微细之事，无不相通。”可见，郑命寿任用亲信，培植了一个颇为灵验的情报网，朝鲜大小事情都逃不出其掌握，成为朝鲜君臣十分忌惮的人物。

为了上下、内外相通，郑命寿交结朝鲜大臣，又建立了一个上层关系网。仁祖朝宰臣李敏求，本为宰相之子，文才敏捷，因江都失职被谪西路，娶郑命寿妻妹为妾，藉郑命寿之势挟持朝廷，影响极坏，“古今天下，为人臣子而交结邻贼，挟制君父，岂有如敏求者哉！”尽管郑命寿意图救护，也有人因敏求文才欲荐以修史，终因名声太坏而被废弃数十年以卒。又如仁祖朝曾任“左相”的申景禛，被认为与郑命寿“相厚”，“尽心于上国（指清），莫如左相”。而领议政崔鸣吉也有嫌疑，“清人每言鸣吉有功于彼此”，仁祖也知“清人之待领相异于他人”。崔鸣吉本人颇有才能，曾被认为是“救时之相”，但他挟送斥和之臣、倾轧士类，也被视为“小人”，与李敏求一样，都是朝鲜主和派的代表，为清议所不容。李敏求、申景禛、崔鸣吉这些朝鲜相臣，或为郑命寿姻亲，或与其“相厚”，且与之交接的朝鲜大臣不止于此，郑命寿能在朝鲜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原因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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