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汝成

北洋政府上海镇守使、海军上将

郑汝成（1862年—1915年11月10日），字子敬，直隶静海人。1881年郑汝成考入天津水师学堂，为第一届驾驶班学生。1886年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第三批海军留学生，赴英国深造，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理论。毕业后，奉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上额格士塞兰德号军舰实习。在英国留学期间，郑汝成主修枪炮及铁甲舰，考试屡列高等。 1889年留学期满回国，先在北洋兵船候补，擢蓝翎五品顶戴千总。不久，升任署精练左营守备，1891年郑汝成奉调接任威海水师学堂提调，旋又改任总教习。1895年初，刘公岛被日舰攻陷，威海水师学堂解散，郑汝成调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正教习。三年后，投入时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式陆军的袁世凯麾下。1912年袁世凯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郑汝成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11月4日，授海军少将。1913年擢海军中将，率陆军第7旅及第19旅赴上海，统辖驻沪海陆各军及江南制造局。二次革命爆发后，因固守江南制造局，击败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的进攻，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江南制造局总办，掌握了上海的军政大权。同年7月被袁世凯委任为上海镇守使，加海军上将衔。1914年9月20日派遣刺客暗杀革命党人范鸿仙。1915年10月，受封为将军府彰武将军。1915年11月10日，在上海外白渡桥被陈其美派遣的王晓峰、王明山暗杀身死，终年53岁。袁世凯下令追封郑汝成一等彰威侯。

投身海军

郑汝成（1862—1915），字子敬，直隶静海人。1881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建成招生，郑汝成应考入选，为第一届驾驶班学生。十年（18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上威远舰实习。

十二年（1886年）三月，郑汝成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第三批海军留学生，赴英国深造，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理论。毕业后，奉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上“额格士塞兰德”号军舰实习。在英国期间，郑汝成主修枪炮及铁甲舰，考试“屡列高等”。

十五年（1889年），留学期满回国，先在北洋兵船候补，擢蓝翎五品顶戴千总。不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郑汝成“年富力强，于船学、操务讲求精熟，堪以升署精练左营守备，充康济船大副”，呈请李鸿章奏保。获准。十七年（1891年），威海水师学堂提调丁幼亭离职，郑汝成奉调接任，旋又改任总教习。二十一年（1895年）初，刘公岛被日舰攻陷，威海水师学堂解散，郑汝成调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正教习。三年后，投入时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式陆军的袁世凯麾下。

二十八年（1902年）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郑汝成任教练处帮办（总办冯国璋）。同时兼任保定北洋武备师范学堂监督。三十一年（1905年），出任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总办。

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重建海军，郑汝成重回海军任职，任陆军部海军处机要司司长。宣统元年（1909年）秋，郑汝成随筹划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出访欧洲，考察各国海军及订购新舰。二年（1910年），任筹办海军事务处军法司司长。是年底，清政府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郑汝成改任军制司司长。

烟台学潮

清宣统元年（1909年），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视察烟台海军学堂，认为学堂办得有成绩，质量较高。于是，清政府决定选派二十名满族贵胄学生来校学习，提前毕业，以加强满族人对海军的控制。

满族贵胄学生的到来，激起汉族学生强烈的反抗情绪，双方不断发生磨擦。宣统二年（1910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争夺一项锦标，互相仇视的满汉学生爆发激烈冲突。事件发生后，地方官员秉承朝廷旨意，要求校方严惩汉族学生。谢葆璋不肯偏袒满族贵胄学生，据理力争。

三年（1911年）春，清政府命海军部官员郑汝成来校查办此事。

郑汝成是谢葆璋天津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他告诉谢葆璋，烟台海军学堂中的各种进步活动已引起清政府的注意，京城的一些官员甚至指责谢葆璋是“乱党”。郑汝成劝谢葆璋赶快辞职，退身远祸，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的下场。

谢葆璋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不抱幻想，毅然辞去监督职务，带着家人离开他倾注了八年心血的海军学堂，返回福州家乡。

事后，郑汝成接任该学堂监督，兼海军部一等参谋官。同年授海军协都统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郑汝成被进步学生驱逐出校。

镇压革命

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郑汝成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旋奉命赴江浙办理军队善后裁汰、整饬、发饷事宜。十一月四日，授海军少将。翌年，擢海军中将，奉派率陆军第七、第十九旅赴上海，统辖驻沪海陆各军及江南制造局。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后，郑汝成因固守江南制造局、击败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的进攻，被袁世凯任命为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江南制造局总办等，掌握了上海的军政大权。同年7月郑汝成又被袁世凯委任为上海镇守使，加海军上将军衔，受封为将军府彰武将军，率重兵屯防上海，兼控制海军，被袁世凯吹捧为“东南柱石”。郑汝成独霸一方，血腥杀戮，上海从此进入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郑汝成狂妄叫嚣：“愿以一身独挡东南各省反对之冲”，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到处张贴告示宣布“留藏匪类者，处死”，让军警在南市、闸北等地挨家挨户搜查；他对于藏身租界的一些上海讨袁军官兵，或与密探联手伪造函件诱捕，或收买刺客暗下毒手，后来又按照袁世凯的电令以“划分警权”名义满足租界当局的扩张要求，换取租界当局帮助捉拿“国事犯”。在这个袁世凯的悍将坐镇上海期间，报纸上不断登出“破获乱党机关”、“乱党分子被正法”的消息，惨遭郑汝成杀戮者多达两万多人，以至老百姓中曾流传这样的顺口溜：“镇守使署是鬼门关，党人一去不复还。”孙中山先生派往上海组织起义的中华革命党党员范鸿仙就是被郑汝成派遣刺客暗杀牺牲。当时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事实证明，郑汝成已经成为革命党人在东南地区最凶恶的敌人，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暗杀范鸿仙，是郑汝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遇刺身亡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引起全国性的反袁怒潮。忠实执行袁世凯命令的郑汝成，成为上海革命党人打击的首要目标。陈其美等人决定暗杀郑汝成，挫一挫袁世凯的锐气，这对起兵发难也有帮助。民国四年（1915年）11月10日，这一天是日本天长节，当时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要开会庆祝，而上海镇守使、海军上将郑汝成因是上海最高军政首长，照例也应前往祝贺。所以陈其美便将暗杀行动安排在这一天。陈其美安排精于枪法的王晓峰、王明山二人埋伏在英租界外白渡桥一带负责暗杀郑汝成，又布置了十几名革命党死士埋伏在郑汝成到日本领事馆所必须经过的路上。11月9日晚，陈其美专门召见王晓峰、王明山，说：“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谓何？”大家心中都很清楚，暗杀郑汝成的行动危险万分，即便获得成功，行刺者也难以生还。但王晓峰、王明山却慨然应诺，当即表示：“郑（汝成）不除，袁（世凯）不孤”，“必誓死以奉公命”！决心以生命诛除国贼，救国救民。11月10日清晨，王晓峰手持两支手枪，王明山身怀两颗炸弹，埋伏到了外白渡桥侧。十一点左右，郑汝成与其司务长乘汽车快靠近外白渡桥时，因车辆拥挤，行驶得比较慢。王明山立即将第一枚炸弹掷向郑汝成的座车，只听“轰隆”一声，车盖爆裂，郑汝成当场重伤，车被迫停下。而埋伏在一旁的王晓峰立刻冲上前，用枪对准郑汝成头部连开十枪，郑汝成当场毙命。行刺成功后，王晓峰、王明山本可从容脱身，但两人却登上外白渡桥的桥头对着围观人群进行一分钟的演讲，大谈革命。直至被闻讯赶来的租界巡捕冲上桥头包围，王晓峰、王明山把枪一扔，说道：“吾志已偿，虽死无憾”。旋即被捕。王晓峰、王明山不幸被捕后，在法庭上镇定自若，侃侃而谈：“郑汝成助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咸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当法官再三盘问主使人及同党时，王晓峰、王明山坚不吐实，只是自豪地说：“吾为民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慷慨陈辞，不屈不挠，后英勇就义。这种牺牲精神之难能可贵，这种暗杀行动之英勇悲壮，是不言而喻的。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此次暗杀行动，称：“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

死后闹剧

郑汝成这个双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刽子手被革命党人暗杀毙命，保皇党骨干、筹安会头目杨度为郑汝成题写挽联：“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不久，云南护国军兴，讨伐袁世凯，各省纷纷宣布起义。杨度身为帝制罪魁，有人将杨度挽郑汝成之联改写后转赠杨度：“男儿误国争先死，圣主坍台第一功”。沉溺在皇帝梦中的袁世凯得知他的“东南柱石”被毁，极为震惊，下令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在北京为郑汝成设祭。袁世凯亲笔题写挽联：“出师竟丧岑彭，衔悲千古；愿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袁世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公然行使皇帝权力为部下“封侯”；岑彭是汉光武帝的大将，吉甫是周宣王的重臣，再加以“佐治”字样，俨然君王口气。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的勃勃野心昭然若揭。

各地爱国志士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有署名陆哀的人，在天津的《益世报》刊出一副与袁世凯挽联针锋相对的对联：“时无光武，安有岑彭！其曹孟德之典韦乎？刺客亦英雄，舍命前来盗画戟；君非周宣，何生吉甫？直赵匡胤之郑恩耳！孤王休痛苦，杀身宁异斩黄袍？”用嬉笑怒骂对袁世凯作了无情揭露和反击，正色直言中国已非君权社会。联语里还言人所不敢言，为行刺者大声叫好。袁世凯对报纸上刊登此对联暴跳如雷，命人追查执笔人。但天津的《益世报》设在租界，袁世凯和保皇派鞭长莫及，奈何不得，只得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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