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营

1764年清政府组建的兵营

1764年清政府在平定准格尔叛乱、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为了确保对新疆地区的行政管辖和军事防守，从盛京所属的沈阳等十五处，抽调锡伯士兵1000名、官吏20名，连其眷属3275名，组成锡伯营，迁徙到新疆伊犁一带屯垦戍边。锡伯营除了驻守卡伦和守卫台站、保卫内部安定和抵制沙俄的侵略之外，它自耕自食，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为开发边疆留下了光辉的业迹。

锡伯营的形成

1755年，清政府最后戡定了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发动的叛乱，又于1759年平息了南疆大小和卓之乱。从此清政府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为了确保对新疆地区的行政管辖和军事防守，清政府在伊犁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当时伊犁地区已驻有甘肃省凉州、庄浪的满洲兵，陕甘两省的绿营兵，黑龙江的索伦、达斡尔官兵及张家口外的察哈尔官兵。但仍感兵力不足，于是1764年从盛京所属的沈阳等十五处，抽调锡伯士兵1000名、官吏20名，连其眷属3275名，迁徙到新疆伊犁一带屯垦戍边。

锡伯军民迁到伊犁河南岸以后，1767年由于“户口日增，佐领六员，管理不敷”，新增2个佐领以佐领8员按八旗分别管辖。由原来的六旗（六个牛录）增加到8个旗，完成了锡伯营八旗的编制。每旗颁发纛帜。同时，清政府制定了伊犁地区各营纛帜的规格。

锡伯营八旗和满营八旗一样，有正有镶，分左右两翼。镶黄旗（一牛录），正白旗（三牛录），镶白旗（五牛录），正蓝旗（七牛录），以上四旗为左翼；正黄旗（二牛录），正红旗（四牛录），镶红旗（六牛录），镶蓝旗（八牛录），以上四旗为右翼。营设领队大臣1员（初期均由满族官员担任），总揽边防事务，随伊犁将军驻惠远城；设总管、副总管各1员，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设于本营；设佐领8员，骁骑校8员，领催32名，委蓝翎侍卫4员（由领催、披甲内挑补，轮驻卡伦），委笔帖式2员。道光年起又添设了前锋40名，委前锋校4名，左右两翼各添防御2员。旗（牛录）是锡伯营最基本的单位，8个旗分别设置办事机构曰“旗下档房”，设佐领、骁骑校各1员，领催4员，管理一个旗的军事、生产及民间诉讼等事务。每旗设兵丁150——300人不等,锡伯营兵额1336名。

驻防职责

锡伯营八旗的主要职责是防守卡伦，守卫台站，换防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

伊犁锡伯营所割的卡伦有18处，即固尔班托海、安达拉、沙巴托海、托里、玛哈沁布拉克、春稽、乌哩雅苏图、额木纳察罕乌苏、辉图察罕乌苏、塔木哈、察罕托海、托赖图、沙喇托海、额哩音莫多、头勒克、察林河渡口、塔木哈色沁、大桥。

锡伯营官兵赴塔尔巴哈台换防始于1766年。他们不挈眷，轮班更换。喀什噶尔换防则始于1797年换防官兵之中一部分留城听差，一部分轮驻卡伦以外，还驻守军台。

锡伯营除了驻守卡伦和守卫台站以外，还为保卫内部安定和抵制沙俄的侵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历史贡献

19世纪20年代，匿居浩罕的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在浩罕的支持和英殖民主义的唆使下，进犯新疆南部，戕害无辜群众。锡伯营总管额尔固伦，奉伊犁将军之命率领锡伯、索伦营官兵690余名，奔赴南疆，配合剿匪。1826年张格尔率叛军先后攻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四城之后，逼近阿克苏，企图全歼清在南疆的驻防官兵。当时，清政府派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以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军务，并调派各省官兵36000余名向阿克苏进发，准备进剿张格尔叛匪。叛军逼近距阿克苏仅80里的浑巴什河，企图强渡攻占阿克苏城。额尔固伦在大军未到的情况下，从所带领的300余名锡伯官兵内抽调200名涉过浑巴什河堵剿。张格尔率6000多名叛军数次企图强渡，都被防河的锡伯官兵一一打退。但张逆仍不甘心失败，纠集残余，于1826年9月23日由托什罕偷渡，清军英勇抵御，经连夜激战，在这决定战争胜败的浑巴什河战役中，锡伯官兵“两次毙贼匪多名”，荣立战功，总管额尔固伦被清政府授以防御补用。在整个南疆战役中，锡伯族官兵始终和各族军民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陆续攻破被叛军占据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

1830年8月，玉素甫和卓（张格尔之兄）在浩罕的挟持下进犯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锡伯营总管两次带锡伯营官兵，出征南疆，与清军和维吾尔兵紧密配合，英勇奋战。12月，清军先后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两城解围，玉素甫和卓仓惶逃走。

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对伊犁各族人民进行殖民统治。沙俄为了永远霸占我国伊犁，逼迫当地驻防各营军民及各族人民降服俄国。他们的逼降活动遭到各营军民的坚决反对。尤其是锡伯营军民同沙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对“俄国屡次交办之事，拒不遵守”，并且将伊犁情形及时禀告伊犁将军。锡伯营防御吉尔噶布、委官德本泰因反抗沙俄的殖民统治而被沙俄官兵鞭打。当时他们的抗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锡伯营军民的斗志，他们表示“同心能死不降外夷”，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打击。在伊犁各族人民的反抗之下，沙俄的殖民统治无法顺利推行，他们以“伊犁各营人存二心，坏伊犁之事祸根”为由，将喀尔莽阿看押凌逼，百般侮辱，并且以流放俄国西伯利亚相威胁，要他限期离开伊犁。最后终于在1874年1月26日派兵将他全家逐出伊犁。喀尔莽阿只得携带家眷，暂时辞别伊犁，投奔荣全在塔城建立的行营。他到塔城后又奉荣全之命率察哈尔和锡伯营军民在博尔塔拉、车排子等地兴修水利，开荒造田，屯积军粮，为左宗棠收复伊犁储备了军粮。

屯垦业绩

锡伯营作为军事性质的组织，除防守卡伦，守卫台站，保卫内部安定之外，它的生产职能也是不能忽略的。锡伯营自组建以来，自耕自食，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为开发边疆留下了光辉的业迹。

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到达伊犁之后，伊犁将军亲临访察，了解到“锡伯兵在原籍之生计，与民杂居城寨，仅以务农为生”。于是，奏称锡伯兵“今移住此地，当以农牧并重，致力于此。若伊等住在城内，则于农牧皆无裨益，若依照察哈尔、厄鲁特之例，竟令游牧，则察其情形，非惟一时之所不能，亦难善答农。理合指给便于耕种、近于放牧之地，令其居住，方于诸事皆有裨益”。于是决定将锡伯族官兵安置在防务空虚的农牧皆宜的伊犁河南岸，择巴图蒙柯巴克、绰豁罗拜兴、豁吉格尔巴克等地，自行修建房屋，按旗驻防屯田。清政府借给籽种，并将乌里雅苏台所借给锡伯营的马匹等作价折扣，作为该营的耕畜。从此锡伯营官兵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已的家园。

锡伯营不但发展了自身的农业和水利建设，而且对伊犁地区其他营的水利建设也提供了帮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嘉庆初年，满营因人逐年增多，生活非常拮据，因而仿照锡伯营之例在伊犁河北，筑堡盖房，分给地亩，令满营闲散余丁自耕自食，始见成效。到19世纪上叶，满营八旗人口又有增多，已开垦的耕地不敷耕种，需要扩大耕地面积。但又苦于无水，于是维吾尔族农民和满营闲散余丁，将原有的阿齐乌苏渠展宽开挖。锡伯营曾抽调总管色布喜额和他的儿子泰斐太担任大渠的工程技术人员，还从锡伯营抽调大批闲散人员前去支援。新挖成的阿齐乌苏渠（皇渠）与察布查尔大渠隔河相望。形成伊犁河南北灌溉网的主脉。阿齐乌苏大渠的修成，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为伊犁河北岸的水利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之后在喀尔博户一带开挖一条五十里长的“哈尔博户”大渠，垦荒造田。这些屯田军民在无饷银，粮食缺乏的情况下，用草根树皮果腹，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使粮食获得丰收，为左宗棠收复伊犁，广积军粮，并且推动了博尔塔拉地区的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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