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恩彤

清朝大臣

黄恩彤(1801—1883) 原名丕范，字绮江，号石琴，别号南雪。宁阳县蒋集镇添福庄人。清末大臣。1816年获县试第一。1822年（道光二年）中举。1826年（道光六年）中进士。先后任刑部主事、刑部郎中、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广西乡试正考官、江南盐法道道员、任江苏按察使。

人物生平

黄恩彤(1801—1883)，原名丕范，字绮江，号石琴，别号南雪。宁阳县蒋集添福庄人，出身于耕读之家、书香门第。祖父黄尚璨，字绣琳：“喜读书，为文典雅有体裁。乾隆初应童科，郡试第一，旋入庠，补增广生，有名黉序。时泰安名儒于瑄方假馆南泉精舍，聚徒讲授，尚璨负籍往从之游。覃精三载，悉传其学……中年遽卒，士论惜之”；父亲黄宗皋，字翘元，天资英敏，学业优秀，府县考试名列前茅，因系家中唯一男丁，为生计放弃科举，力耕持家，并亲自督促儿子学业，常以明朝忠臣杨继盛名言教育晚辈：“我让人，毋使人让我；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黄恩彤幼时跟其兄恩澍入塾读书，过目不忘，有神童之誉。1816年县试第一，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成进士，从此走上仕途。

1826年，黄恩彤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六品）。他潜心律学，迅速表现出过人才干，刑部尚书陈若霖对其非常器重。当时有户部伪照、银库截饷、邪匪传教三大疑案久拖未决，牵连数百人。黄恩彤被指派审理这三个案件。他出手不凡，“搜抉弊端，指擒首恶，穷治党与，次第论如法。其株连无辜悉纵遣之，一时翕然称平允” ，令人刮目相看。接着被选充提牢，掌管刑部监狱；又改任专司修订颁行法律的律例馆提调，十余年间查办了大量疑案。其间曾一度出任热河都统理刑司员，清廉自守，执法严明，“却翁牛特蒙古公贿，黜其爵”；“佐理三载，蒙民悦服。代归，送者络绎过广仁岭，谢遣始去”；还多次随朝臣阁老赴江苏、安徽、浙江等地俯察民情，惩治污吏，政声斐然。累迁刑部郎中（五品）。

科举选人历来被朝廷视为头等大事，乡试主考官多由朝廷信赖的翰林、内阁学士担任。黄恩彤因学养深厚，却得破例膺此重任。1839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首次参与科考事务；次年（1840），即被委任为广西乡试正考官，因选才得人，颇受朝野称赞。随后外放江南盐巡道（四品）。当时江淮一带盐政松弛，走私猖獗，枭匪充斥。黄恩彤精心治理江面，“严覈水程，遴委干员，于出江过境盐船不时抽查，起获商私数十万斛，禀请严办”，使江南盐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治理。因政绩突出，不到一年即被任命为江苏按察使（三品）并代理南京政务。

黄恩彤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怀抱“修齐治平”理想，以其才干，如生逢康乾盛世，未始不能跻身台阁，出将入相。但时当中国面临前所未有大变局的晚清，其命运便不可避免地随时代变迁而浮沉。

鸦片战争期间，朝廷派出与英人交涉的有伊里布、耆英等一品大员，但这些要员们却放不下钦差大臣的架子，只是派他偕侍卫咸龄前往谈判。1842年夏 (道光二十二年)随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侵略军谈判议和事宜，于8月29日其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廷以议和有功，授其二品职衔。后又随耆英、伊里布赴广东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此后历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1845年升任广东巡抚。期间，他一方面对英军进入广州城的无理要求妥协，一方面敌视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认为“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遭时论斥责，被参劾降级使用。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以亲老遵例归养为由，返回宁阳。1851年(咸丰元年)，在家乡总纂《宁阳县志》，志书中收入了他的《成城辩》《汶阳说》等考证文章。

1848年8月，黄恩彤因与当政官员徐广缙、叶名琛政见不合，兼之其兄病故，遂请求回乡奉养双亲，1849年3月返回宁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黄恩彤曾奉旨随耆英去天津议和，到达时条约已签，随即返乡。后来，他把办理洋务的经历及文稿撰成《抚远纪略》一书。在该书序言中，他对自己与西人交涉的总结是“刚柔迭用，操纵互施，虽有时俯顺其情，要未敢稍失国体”（《抚远纪略·序》），其成败得失，为中国近代外交提供了有益借鉴。《清史稿》评论洋务官员时指出：“筹边大计，朝廷无成算，则膺封圻之寄者为益难”（《清史稿·列传》第一五八），指出当时外交被动主要责任在于朝廷和战无定，使位居封疆、参与洋务的官员很难措置，持论还算公允。

1858年5月(咸丰八年) ，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美、俄居间调停，他受命赴津协办，抵津时，《天津条约》已定，仍归养故里。1859年(咸丰九年)，主持编纂《滋阳县志》，3月而成。在修志过程中，他补充资料，加工文字，使新志增色不少。1860年9月(咸丰十年) ，安徽一带捻军大举进入鲁西南地区，黄恩彤两次奉命督办团练，抵御捻军。他从历史上“即悍如樊崇、石勒，犹为壁垒之民所困”受到启发，联村筑堡之法，实施坚壁清野，使捻军无法掳掠，只得绕境而过。光绪五年版《宁阳县志》记载说：“宁阳村堡，实禀庙谟坚壁清野之策，始自添福庄，其后诸村效之。或一村一堡，或数村共为一堡，渐至雉堞林立，声势联络，一切守御之具悉备。有警则入堡共守，贼退则各勤其业。不惟野无荒田，亦且户鲜逋赋，计无便于此者。”。

咸丰十年（1860），黄恩彤时年六十，将平生所作文赋、诗词重加校勘，亲自誊写抄录，著成《知止堂集》。其35—50岁间作品集为13卷，为正集；50—60岁间作品集为6卷，为续集；又外集6卷；另有飞鸿集4卷，余集1卷；秋声词1卷；飞鸿集文1卷。据作者自序：“至于奏牍另有专钞，制义颇已梓行，是集概不登载，非敢出而问世，将以存诸家塾，俾后之未遽废学者，知余从事于此，至老不倦，庶乎动其劝学之心，而勿堕缀文之业，敝帚之讥，所不敢辞。”集中诗文大都平实自然，不事雕琢，可从中了解其宦海行踪与心态活动，是研究黄恩彤及相关历史的重要资料。歌颂宁阳山水的名篇《彩山赋》被置于卷首，不难看出其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1870年(同治九年)，著成《鉴评别录》60卷。该书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等予以点评，有独到之处。光绪元年（1875），黄恩彤75岁，又手录70岁以后所作诗文为1卷，取刘禹锡“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诗意，名之《余霞集》。时黄恩彤已乡居25年，饱览了世事变迁、人世沧桑和战争离乱。由于长期在民间生活，对民生疾苦及胥吏贪虐多有了解，其中所收《采料谣》、《催租隶》、《南村有老民》、《两生》等诗文，均为关心民瘼之作，多能关注民间疾苦，并提出了“以夷制夷”的见解，对中西交往中的利弊得失作了分析，主张对外国侵略者“以逸待劳，以主制客，以众屈寡”等，认为“夷人可制”。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黄恩彤居乡期间，关心农事，并撰写、整理了大量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著作，著有《去螣必效录》2卷及《河干赘语》7卷。前者是一部灭蝗专著。当时宁阳一带连年旱蝗，为害甚烈。作者曾亲自参与捕蝗，并悉心搜集整理民间治蝗经验撰成此书。在自序中，黄恩彤记载说：“是役也，余躬身其间，目睹情状。周咨田父野老，于利弊曲折，知之颇悉，因于暇日条例事宜，笔之于书，厘为二卷，名曰《去螣必效录》，聊备他日仓卒之用。夫效未可必也，试之果效则必之耳。此书大旨，务在劝民自捕蝗蝻，庶几简易迅速，不致迁延遗患。一切官办成法，概置勿道。虽卑之无甚高论，留心民事者或亦有取于斯乎！”作者关心农事，专门总结推广民间治蝗经验，力促农民组织自救，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后者是作者叙述历代饲养鹌鹑之法及其源流之作，说明其对农民多种经营都给予关注，这对一位传统文人来讲，是难能可贵的。黄恩彤其他著作还有《名宦传》2卷、《离骚分段约说》1卷、《憩亭诗稿》1卷、《使粤诗草》1卷、《忘余诗草》1卷、《大清律例按语根源》104卷、《稀龄追忆录》4卷及续1卷，以及主编的《宁阳县志》、《滋阳县志》。直到晚年，黄恩彤一直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这种勤勉的治学精神对宁阳后学有深远影响。

1879年(光绪五年)，适逢县令陈纪勋欲重修《宁阳县志》，遂委托黄恩彤为总撰。黄对此举大力支持，投入巨大精力。修志工作从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开始着手，至咸丰元年（1851）五月编定，次年（1852）问世。此版县志凡二十四卷，计三十万言，事增于前而文省于旧，布局结构有较严密的内在逻辑，基本吸收了当时流行的纲目体和纪传体的优长，横排门类为纲，下设编目记述。在体裁上，述、志、传、图、表、录综合运用，基本接近现代志书的完备体裁。以大手笔作地方志，资料选取很见功力，语言亦准确精练、平易朴实，尤其论赞中有许多精到见解。综合来看，该志不仅堪称宁阳旧志之首，也是山东地方志中的精品佳作。时隔三十年后，黄恩彤已79岁高龄，又于光绪五年（1879）对县志进行续修，增补了三十年间新的资料，使《宁阳县志》更臻完美，为保存宁阳历史文化资料、述往事思来者提供了一套宝贵的文献。1882年(光绪八年)，黄恩彤重逢乡举（中举人满60年），清廷赐予鹿鸣宴，赏还二品顶带。次年，卒于乡里，终年八十三岁。

在宁阳文化史上，黄恩彤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了先秦至清代古圣先贤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宁阳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有身逢社会巨变、亲手办理洋务的经历，是宁阳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他的大量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学和学术价值。长期以来，由于极左历史观占统治地位，曾参与签订《南京条约》的黄恩彤被加以“卖国官吏”的恶名，其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被完全忽视，甚至成为研究的禁区，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恢复其历史本来面貌，并全面整理挖掘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当代学人、尤其是宁阳后学的责任。

人物贡献

黄恩彤学养深厚，一生著述甚丰，所编文集及杂著百余卷。早期撰成《两汉史断》6卷、《三国志》读书札记10卷。主要著述还有《名宦传》2卷、《离骚分段约说》1卷、《余霞集》1卷、《秋声词》1卷、《飞鸿集文》4卷、《抚远纪略》1卷、《憩亭诗稿》1卷、《知止堂集》、《监评别录》、《蚕桑录要》等200余卷。

在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黄恩彤在投降派中充当着一个“智囊”的重要角色。他不仅参加结束鸦片战争清朝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国家之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之谈判与签订，而且在鸦片战争以后，先后跟随伊里布、耆英到广州参加与英、美、法等国的代表交涉与签订有关的补充条约和新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些外交活动中，他本着“抚夷”的理论，以对外进行妥协、委曲求全为宗旨，为耆英、伊里布出谋划策，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来讨好外国侵略者。以后他因投降有功步步高升，留在广东继续帮助耆英“抑民奉外”，尽力压制人民群众以贯彻清政府的对外求和的方针，忠实执行耆英的卖国外交。在持续七年之久的广州人民反入城、反租地和反抗侵略者暴行的斗争中，黄恩彤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黄恩彤任广东巡抚期间正逢第一次鸦片战争，曾对广东的抗英斗争进行镇压，又参加了清朝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国家之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谈判与签订。战争以后，跟随伊里布、耆英到广州参加与英、美、法等国的代表交涉与签订有关的补充条约和新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些外交活动中，他本着“抚夷”的理论，对外妥协、委曲求全。（戴学稷《江宁布政使·黄恩彤》，载《鸦片战争人物传》）。由此，黄恩彤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中，黄恩彤被认为“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来讨好外国侵略者”。但是，在澳门和广州保存完好的两处刻石，却反映出黄恩彤的反对外夷、抵御侵略的另一面。

刻于澳门妈祖阁的摩崖题词是“苍山峨峨，碧海回波，仗我佛力，除一切魔。”1844年夏，钦差大臣耆英率团到澳门与美国及法国进行“中美望夏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谈判，签完条约，黄恩彤随耆英到妈阁山游玩，黄恩彤在山崖上刻下了上述题词并自识曰：“道光甲辰五月，偕潘德□伯仕成，赵怡山侍御长龄，铜竹樵司马俦，来游妈阁，书此以志。宁阳黄恩彤。”

立于广州市荔湾区五眼古井一侧的《敕封广济桐君庙碑》，高1.9米，宽1.1米，翰林院编修梁同新撰文，楷书，道光二十九年仲春立石。碑周浮雕龙纹，碑貌完整，镌刻工良。碑中记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攻占广州城北越秀山，踞高临下，炮袭广州内城，时值暴雨，英人火炮丧失威力，广州士民暂赖以安，乃传为暗得神灵桐君保枯。数年后，广东巡抚黄恩彤将此事奏报，当朝遂赐加桐君“广济”封号，并准修建广济桐君庙等事宜。文略曰：“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己巳，兵部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广东巡抚臣恩彤奏言：礼无淫祀，凡功德斯民而御灾捍患者，乃著之典，所司以闻。间者，英荑披倡，蹂躏水陆，窜人附郭，乘风施炮，犯城北隅，居民皇皇相率祷神。时天冥晦，如有神物空际往来，或见羽葆幢幡者。俄尔反风灭炮，甚雨如注，民赖以安。佥曰：神之灵甚著，应甚速也。谨按神桐君，黄帝时人，著《桐君药录》，隋唐书经藉志著录三卷，《本草纲目》多引其说，位次先医庙西庑，载在祀典。”“夫上古淳朴，号谥缺略，且事绝依据，窃揆未然，虔奉之意，矧敢蔑称，宜按礼典，亟办理正也。数百余年，庙貌赫赫，既追配古皇，光昭祀事；今又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甚大，允协礼经而遭遇熙朝，封号未加，罔答神贶，流俗称戴，无当名实，瞻仰不肃，黎庶懵焉。愿下所司议行，臣恩彤敢昧死以闻。皇帝曰俞，礼部臣外其祥典礼，礼臣如奏奏上，制报曰可。赐封广济，其明年新庙址，又明年告成。”（陈鸿钧《敕封广济桐君庙碑》考释，载《羊城风物》 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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