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道门

以宗教异端信仰为特征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

会道门，是指以宗教异端信仰为特征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因多以会、道、门取名而简称会道门。新中国成立初期，会道门中少数自行瓦解，多数继续活动，有的受敌对势力控制成为反对新生政权的力量。

历史演变

会道门又可细分为“会门”如大刀会、红枪会、小刀会等和“道门”如九宫道、先天道、一贯道、归根道等几种。大体上来说，“道门”的历史要早于“会门”，“道门”一般是由民间秘密教门如白莲教、黄天教、闻香教、先天教、罗教演化而来。例如，一贯道的创始人王觉一，传说就是闻香教教主的后代。“会门”则出现在明末清初以后，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时期，数量更是迅速增加。但是它们二者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别，而是在彼此渗透，相互融汇，混同共生，甚至有的一个教门，既称“会”又称“道”的现象也时有出现，有如天教，又称先天道；黄天道，也称中华道德总会……久而久之，不少人便把它们看成了一个整体概念，大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才逐渐有了“会道门”这一名称。

但如果要追溯会道门的历史渊源，可以说与历史上的白莲教系统的民间秘密教门的流传和发展大有关系。因为历代的白莲教教首们，为了避免统治者的镇压、取缔，或为了敛财，便不断更改和增建新的教门，这正如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讳言白莲，实际白莲”；“避白莲之名而传其钵，沉无为之号而流其派”。于是便造成了重名的现象经常出现。会道门产生后的几百年间大致经历了初创、兴旺、盛行、分化和衰败的几个时期，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根除，一有时机便出来兴风作浪，进行活动。　

解放后，会道门的反动性、落后性和破坏性充分暴露出来，完全变成一个了反社会、反政府的反动组织，构成了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大威胁，因此理所当然的被人民政府镇压、取缔。这一点已写入了我国的宪法。

明末清初就有会道门活动, 在清代得到活跃和发展, 至民国时期兴盛, 其组织名目多达数百种, 以迷信邪说侵蚀社会文化, 采用打、抢、讹、骗等行径, 蒙蔽、恫吓和欺骗群众;把持一方, 扰乱社会秩序;充当汉奸, 破坏革命。在旧中国, 会道门流传、发展很快, 名目繁多, 分布很广, 有的地方有“无道不成村”之说, 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在查阅3000多种地方志文献的基础上, 统计出历史上有会道门组织4542种 (含异名同类) , 认为其中一贯道、先天道、九宫道、同善社、大乘门、圣贤道、宗教哲学研究社、道德学社、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归根道、瑶池道、西华堂、真空道、孔孟道等12种反动会道门对社会危害最大。

新中国成立时, 全国反动会道门的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 道徒约1300万余人。多数会道门被特务利用, 核心人物多是地主恶霸、官僚政客及反动党团和特务骨干。他们散布灾劫说和封建意识形态, 控制信徒精神, 残害其身心健康, 骗取钱财, 以巫术致人死亡;反对社会改革;散布“有前清 (指清朝) 必有后清”, 诅咒人民政权, 暗中称皇称帝, 建立教门小朝廷, 把中国拖回到封建社会中去。解放初, 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方, 会道门组织的暴动超过上百起。道首暗中称帝登基的更是不计其数。仅鲁西南一带, 会道门中就出了几十个土“皇帝”。反动会道门头子对新政权充满仇恨, 进行破坏活动, 如炸毁工矿、抢劫物资, 杀害干部, 妄图颠覆人民政权。朝鲜战争爆发后, 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 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会道门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成为历史发展的黑暗逆流, 对其进行取缔解散成了历史演进的必然。

1948年2月, 中共东北局发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应该教育群众, 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1949年1月, 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 提出“自布告之日起, 所有会门道门组织, 应一律解散, 不得再有任何活动”。1949年6月, 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处理封建迷信道门会门问题的指示》, 宣布取缔“封建迷信道门会门”。

中央也在酝酿有计划分地区、分步骤妥善解决好全国的会道门问题。1949年10月全国公安会议期间, 聂荣臻说, 会道门问题全国各地都有, “特别是一贯道, 其组织遍及东北、华北、华中, 党徒甚众, 下层分子多为基本群众, 上层分子多为地、富、特务, 政治上坚决反对我们”, 提出要在一定时期条件成熟后, 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一贯道和某些城市的帮会问题。罗瑞卿在这次会议提出, 今后治安工作在城市的步骤, 第一步是搜捕特务以建立革命秩序, 第二步进行反动党团登记, 第三步则要依据情况解决帮会、会门问题, 并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群众情况、材料证据、主观力量”三个方面的准备是否充分。

1949年底华北五省公安工作会议上, 罗瑞卿指出, 解散取缔会道门组织要充分依靠广大群众, “大体须在群众有了初步或充分发动以后, 这是一般的规律, 不是绝对机械的, 同时亦必须看出所有步骤之间的联系性”。

1950年3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开始镇反运动。觉察到即将遭到全面取缔的命运, 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力图加以阻挠抗拒, 开始大肆进行造谣、破坏活动。1950年夏天, 一贯道利用国内外形势紧张、美国出兵朝鲜的时机, 在北京盛传“天安门石狮流泪, 鼓楼冒烟, 天下将大乱”的谣言, 一度闹得舆论大哗, 人心惶惶。妄图挽救其行将覆灭的命运。

1950年10月10日, 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 强调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动会道门头子, 必须坚决镇压, 依法惩办。政务院1951年2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 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 投毒杀人, 伪造公文证件, 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 制造散布谣言, 均可定为“反革命罪”。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 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为镇压反动会道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

解放初期, 人民政权集中精力进行肃清匪特运动, 并没有将反动会道门作为重点镇压对象。1950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布, 标志着党对会道门政策进入新的时期, 表明对于反动会道门政策的改变。此后, 曾经一度在镇压反革命之外的反动会道门组织也在打击之列。

1950下半年, 中央加强了对会道门的工作力度。1950年10月19日, 刘少奇专门给西北局写信指出:“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的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固然是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文化的落后, 但它们在最近迅速发展及其活动的猖獗 (已有许多暴乱及反动谣言宣传) , 则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和我们的麻痹, 我们放任其自由发展和活动, 没有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这封信, 在建国初期取缔会道门的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是反对一贯道的斗争开展以来, 中央领导人系统地论述这场斗争的第一篇文献。1950年1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 标志着镇压反动会道门高潮的到来。

1950年全国公安会议上, 罗瑞卿指出:“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的迷信落后进行活动, 因此, 农村取缔会道门必须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 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以后, 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觉悟, 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1951年1月至4月, 毛泽东多次下达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 应当从严惩处。”

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为第一阶段, 主要的任务是配合土地改革, 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 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据相关资料统计, 在第一阶段镇反运动中, “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 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 (主要是‘一贯道’) 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 主要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 清除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而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为主, 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1952年10月至1953年10月为第三阶段, 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 消灭反革命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1952年10月12日, 罗瑞卿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明确表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 是第三阶段镇反工作的中心, 也是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此后, 取缔会道门逐渐成为镇反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1952年10月18日, 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指出:“在已经完成土改的新区农村和没有取缔过会道门的城市, 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取缔会道门的群众运动, 把一切应该逮捕的道首都抓起来, 结合进行广泛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工作, 组织广泛的退道活动, 来一次集中解决, 基本摧毁反动会道门组织。”反动会道门头子与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一起被作为五种敌人重点镇压。1953年, 全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1953年底, 第三阶段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经过三个阶段的镇反运动, 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彻底取缔。

新中国成立之初, 作为最大规模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的一贯道, 一直试图挑战新生人民政权。取缔一贯道的重点是, 着重摧垮一贯道的领导机关和严厉打击职业道首。具体政策是:点传师以上的道首逮捕法办 (点传师是一贯道专用词汇, 职业道首称谓, 其下还有坛主、三才等。) 个别有反革命罪行的坛主也要扣捕;凡已登记声明者或早已停止活动者以及坛主等小道首则不扣捕, 可在整风、审干和劳动保险工作中予以审查了解, 分别不同情况, 按政策规定进行处理;凡有反革命行为的道首, 依据犯罪之轻重, 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 分别杀一批, 关押一批, 管制一批。

当时, 山西省取缔会道门工作的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1950年, 山西省取缔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 捕捉职业道首, 摧毁其领导机关, 使其整个组织瘫痪。第二步, 对小道首进行教育训练, 令其登记、悔过, 分别情况, 给予管制。第三步, 经过深入的揭露工作, 组织道众诉苦、控告, 在有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退道运动。用了3年多时间, 使这一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会道门组织彻底瓦解。

1951年1月24日, 毛泽东指出, “关于取缔一贯道, 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 也最彻底, 山西省委的总结也写得很好, 特转给你们研究。”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斗争中, 各地党委和政府始终注重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即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 打得准, 打得狠。”所谓打得稳, 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 是不要杀错。打得狠, 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逮捕应逮捕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在镇压反革命形成高潮后, 1951年5月, 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 集中力量处理积案, 强调注重调查研究,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反对草率从事, 反对逼供信, 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 即“首恶者必办, 胁从者不问, 立功者受奖”, 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 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从宽处理的方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自宣布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后, 根据《人民日报》1951年5月15日的报道, 到1951年5月, 西北就有10万会众宣布退道, 山东有10万人, 察哈尔10万人, 皖北3万人, 苏北2万多人, 天津16万多人, 北京17万多人。反动会道门的道首骨干遭到法律制裁, 组织机构全部被摧毁。人民群众也逐步认识到会道门组织的罪恶, 从那时开始, 会道门的种类及其活动规模、社会危害程度大大缩小, 几乎销声匿迹。

1985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同时施行。当时，反动道会门复辟活动较为突出。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农村,一些曾被打击处理过的反动道会门的道首和骨干,又秘密串联,恢复组织,发展道徒。少数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反动道会门组织,这些反动道会门组织发展快、活动范围广,受欺骗的群众较多。他们有的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有的进行诈骗钱财、奸淫妇女、残害群众等犯罪活动,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为了回答各地在处理反动道会门工作中提出的有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等联合发布了通知,共有四条规定,主要精神是:①对反动道会门一律取缔。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区别对待。当前,反动道会门组织及其活动的情况较为复杂,涉及面很广。打击处理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道首和骨干已构成犯罪的,要坚决依法惩办; 对参与反动道会门活动,犯罪情节轻微,并确有悔改表现的一般中小道首,可以免予刑事处分,酌情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偿损失或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以行政处分,其中够劳动教养条件的,也可以予以劳动教养; 对于被胁迫诱骗参与反动道会门的一般道徒,应采取教育疏导方针,使他们认清危害,公开声明退道,保证不再参与活动。③在取缔反动道会门工作中要严格区分以下界限: 要把反动道会门活动同封建迷信活动区别开来; 要把反动道会门的活动同巫婆、神汉以诈骗钱财为目的的犯罪活动区别开来;要把反动道会门活动同宗教活动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后者要依法保护。④对反动道会门的道产处理原则。对反动道会门道首和其他成员诈骗和利用各种各义筹集起来用于反动道会门活动的钱财,应一律依法收缴上交国库。对用于反动道会门活动的经文、训书、道具等,应作为罪证,一律依法收缴。对反动道会门用于活动的坛堂房产依法予以没收,交当地人民政府处理;对占有或借用私人房屋作坛堂的,对房屋主人应依法训诫,并责令其具结悔过,将房屋退还房主。

经过建国初期数年的专项斗争和此后的持续打击, 中国大陆取缔会道门的活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战果, 会道门在新中国从此名声狼藉, 组织瓦解, 人数锐减, 到一九五六年左右, 会道门的原有组织基本上被摧毁了。至此, 延续数百年的会道门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基本特点

会道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宣扬三教合一或多教合一。白莲教系统的秘密教门之经卷，本来就是在吸取佛教、道教义和儒家经典中的某些词句拼凑而成的。当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也还吸收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一些东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一般说来没有国教，而中国人又是比较讲究现实和实惠的，再加上多数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科学知识较少，因此信仰并不专一，几乎世界万物什么都信。多种神佛样样都有，诸如佛、菩萨、太上老君、孔子、关公、吕洞宾、天地鬼神、上帝，甚至狐狸、黄鼠狼……，一概全信。同时也因各个会道门的创始人文化修养十分有限，只能从别的宗教的经卷中东拉西扯，胡编乱凑一些词句，再用浅显、粗俗的文字和形式表达出来，构成了自己的所谓经卷。因为这些所谓经文宝卷　普通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理解，故易于流传。

2.宣扬“末劫”来临和“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中国关于劫难的说法很早就有，例如南宋时柴望在他所著的《丙丁龟鉴》中就宣传“红羊劫”。他认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会上就要发生一次大劫难、大动荡、大厄运。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　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　，其中共经历21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不安，或天灾人祸，是大灾大难之年。据此柴望断言丙属火色赤，未为羊，因此构成了“红羊劫”。此外民间教门还有“红羊劫尽，白阳当兴”的隐语，也是宣扬劫难思想。它们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即明暗两宗，而它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期被称为“青阳”、“红阳”和“白阳”三际。其实这也就是佛教中的龙华初会、二会和三会说，以及儒家所说的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意思。　　

许多会道门的首领就是利用这种“末劫”思想，宣传、鼓动人们入会该组织，并扬言人们如果入会，就可以在弥勒佛的保护和庇佑下，在大劫难之际免受劫难，化险为夷；并可以建立千年福王国，此时人们就可以进入梦寐以求的“丰乐安稳”的世界，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了。同时他们经常以弥勒佛或真紫微星降世自居，聚众起事，宣传要“换乾坤”、“换世界”、“世界将为之一变”……，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同时经常向门徒灌输“善因自种，福慧自修，孝顺父母、尊敬师父、广行阴德”，并以此作为“三皈五戒”的补充。　　

3.会道门的首领主要的目的是敛财、发家致富。会道门的首领大多数都以借机敛财，有的还同时骗色　为重要目的，他们往往规定门徒加入该组织要缴纳数目不等的“根基钱”、“福果钱”、“种福钱”、“入道费”……，此外他们还想出了各种办法，从门徒身上搜刮钱财，诸如门徒入会时要交钱，会首向门徒“赐职”时，下级要向上级交钱，另外还有什么“献心费”、“元勋钱”、“功德费”、“尽孝费”、“水钱”、“线路钱”又叫“盘缠钱”　，甚至门徒向教首的孩子磕头也要交钱……，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而且他们还经常向门徒宣扬，谁交的钱越多，谁将来得到的报酬也越多，地位也越高，当然来生的福泽就越大。往往各个基层组织纷纷按系统把敛来的钱财，层层上交，每级都扣一部分，级别越高扣的越多，最后交到总教首手里。门徒向教首交钱，名曰：“朝贡”。　　

4.以治病怯灾、健身强体为诱饵，广收门徒。会道门招收门徒的手段之一就是为人治病怯灾，或声称能使人身强体壮、健康长寿。因为他们知道，生老病死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对下层民众更为重要，因此对人们的吸引力也最大。　　

会道门内部的日常活动不外是搞一些传授经文、设坛扶占、焚表吞符、降神过阴、巫术迷信，以及念咒、气功、静坐、拳棒习武等。弟子们分为文武两套，即文弟子、武弟子；文场、武场；文斋武荤等，各有各的用场。教首们就是用这些吸引、发展门徒，并借师徒关系、地域关系建立彼此联系，从而发展了大批成员。于是就形成了“谋逆之源，由于聚众，为教首者，又惑劫数，复以符咒，而同教自乐而从逆矣。”　　

5.以封建家庭世袭制为基础，内部等级森严。会道门组织大多都是以一个家族为基础，搞世袭制。这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其家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一般是父老子继，夫死妻继，或兄死弟继，往往一传几代，十几代，很少外传。例如，八卦教教首刘佐臣死后，由其长子刘如汉继任教首，他死后，由其子刘恪继任，刘恪死后，又由其子刘省过继任，这样刘氏家族一百五六十年间，一直统治着整个八卦教组织。再如，闻香教教首王森死后由其子王好贤继任，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十几代。　　

会道门内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教职分为数等，如教主、头行、续行、总会、开示、经主、会头、会主、领众、走道、坛主、香头……，各级之间差别森严。门徒只能跟自己的师父单线联系，一般不能随便越级联系。又如，罗教最初分三个教阶，亦称“三层功夫”。分别称为小乘、大乘、三乘，后来又细分为十二步。只有三乘才有资格为弟子取带“普”字的法名。平日门徒对待教首就如奴仆对待主子一样，要无条件服从，不能有丝毫违抗。　　

6.会道门中一般妇女比例较大，尤以寡妇为多。会道门主张“夫妻同修”，故妇女在其中比例较大。再有它的最高主神无生老母就是女性神灵，可见妇女在其中的地位之高。此外，女教首也不少，如黄天教的教首“普明”之妻“普光”，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普净”又称大姑奶奶、“普贤”又称二姑奶奶、白莲教教首唐赛儿、收元教教首王聪儿又称齐王氏、齐二寡妇、天理教教首李文成之妻张氏又称李四嫂　……，不胜枚举。至于教众中女性就更多了，其中尤以红阳教为最，该教成员中寡妇最多。　　

7.会道门内许多秘密不能外传，彼此联系迅速。会道门内有许多机密只有少数人知道，就是普通成员也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他们彼此联系却有一种特殊方式，非常迅速。例如，闻香教的通讯方法极为便捷、迅速，叫做“竹签飞筹”，即是在烙有三个王字的竹签上，“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　　

除此之外，会道门也还有一些特点，如有一部分会道门组织总想攀附权贵，力争合法化，为搞政教合一做准备；有的则暗地活动，进行捣乱，并伺机夺取政权，时隐时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解放前下层民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等组织的秘密结社，往往是把反抗封建剥削、压迫和求得自身解放与搞迷信活动混杂在一起，在当时来说，是包含着进步和落后甚至反动两个方面的。今天我们应以唯物主义精神，科学的态度，继承、发扬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扬弃落后、迷信的消极一面，即吸取精华，抛弃糟粕。

概念辨析

中国民间信仰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氏族社会, 在生产力极低下的条件下, 人们只得屈服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 并幻化出各种信仰对象作为生活的精神支柱。在此后的发展历程中, 民间信仰一直弥补着宗教所无力占据民众全部精神生活的缺憾, 甚至与宗教同时影响着民众的精神生活。与此同时, 民间信仰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民间信仰具有明显的信仰产生的自发性、功利性以及崇拜对象的多样性, 这与宗教产生的人为性、系统性以及崇拜对象的唯一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会道门是民间秘密宗教在民国时期的演变, 具有历史悠久、分布广、势力大等特点, 在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所谓秘密宗教, 是指社会中一部分人为寻求经济互助、精神寄托或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秘密结成的反社会团体。它一般有严格的内部规范和约束机制, 有独特的亚文化和经济实力, 独立于正统社会又往往从事反正统社会的秘密活动, 通常为统治者和正统社会法律所不容, 是一种具有准宗教性质的封建迷信色彩很浓的秘密结社组织。秘密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下层群众对于现实苦难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可以说它是正统宗教的一种演化和补充。而它与正统宗教的区别在于, 正统宗教有着系统的理论, 注重信徒的内在修炼, 强调信徒忍受现实的苦难, 与正统社会相适应。而民间秘密宗教往往利用迷信崇拜, 注重组织形式, 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和变更现实社会为目的, 通常带有反正统、反社会、反现实的特性, 因而又被历代统治者称为“异端”、“左道”、“邪教”。秘密宗教可细为分“会门”, 如大刀会、红枪会、小刀会……等和“道门 (又称教门) ”, 如九宫道、先天道 (或先天教) 、一贯道、归根道、黄天道 (黄天教) ……等两种。秘密宗教中的“道门”和“会门”内部支派众多, 发展演化的情况十分复杂, 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别, 而是彼此渗透, 相互融汇, 混同共生。至民国时期, 民间秘密宗教各派别的巫术、武术、内丹术以及气功术日益突出, 政治上也日益走向反动, 表明进一步向会道门转化。

从民间信仰与会道门的概念叙述中可以看出, 二者的产生有着几近相同的精神诉求和社会基础, “可以说有多少的苦难就有多少反映苦难的宗教;有多少愚昧, 就有多少粗俗的信仰;有多少荒蛮, 就有多少荒诞怪异的膜拜。……民间宗教的大量出现而且历两千年不衰, 正是下层民众寻求适合自身口味和心理要求、信仰依托的结果。”

民间信仰虽从未得到官方如对待宗教一样的权利和礼遇, 但也没有遭到如同会道门一样的惩罚和取缔。这在一个方面说明民间信仰与会道门存在着区别。

从根本上看, 民间信仰可谓一种文化现象, 而会道门在严格意义上说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会道门的信仰因不同的派别而有不同的规定, 具有排他性;其活动也有较烦琐的要求, 在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时, 还常常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甚至政治目的。在这些方面, 会道门与民间信仰所固有的自发、自然、自在特征相背离。而民间信仰固有的内在规定性又反过来制约着会道门的发展。

民间信仰者是自发、自然的, 具体表现为功利性、实用性上。如前所述, 民众根据某种需求幻想制造了多种各具特色、功能的神灵, 又按照“无病不去看菩萨, 有病便去乱求神”的实用原则对待它们。会道门头子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才会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大肆渲染所谓“三期末劫”、“求神靠天”、“脱劫避难”等说教。从心理学角度看, 恐惧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合群倾向。民众纷纷加入会道门, 将之作为一个可以庇护自己的社会空间, 以期达到“入教避劫”的目的。例如, 抗日战争时期, 山东政局、社会急剧动荡, 当红枪会头子“不赋粮, 不纳税, 谁家不入那红枪会” 的口号号召时, 其规模迅速扩大。当然绝大多数民众之所以参加会道门必须基于一个前提, 即生活环境严重恶化。一旦这个前提撤消, 它们也便逐渐回归到原来的信仰方式上。

中国民间信仰远承远古原始信仰, 崇拜对象漫无边际, 涉及万事万物, 即所谓“万物有灵”、“万神有灵”。在此影响下, 中国民众大都有多重信仰。长期在鲁西北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指出:“每个中国人都是儒教徒, 但多数中国人又都是道教徒和佛教徒。他们在不同场合为不同的目的实践这三种宗教。因为这三者相互密切混合已经许多世纪了, 要想把中国宗教中的每一个因素追踪到其起源的确是不可能的。”

会道门虽然宣称三教合一或五教合一, 却难以掩盖控制其它宗教派别的野心, 在实际中多推行教主现实的个人崇拜。如, 一贯道佛堂悬挂的对联“普传一贯同返本, 平收万教共归根”, 暴露该会道门要将天下万教并收的野心;一贯道头子张光壁自称“济公下凡”、“奉天承运办理道务”, 等等。为加强道徒对教主的笃诚, 会道门都立有各种清规戒律。例如, 一贯道要求入道者立下“舍身愿”, 发愿者誓以不惜任何牺牲服从道的需要, 并须尊师重道, 随时听从调遣。若有违抗或泄露“天机”者, 天诛地灭。会道门头子还实行严格的世袭家传制度, 并常常强迫民众加入。山东东阿红枪会头子叫嚣:“谁不入会, 全村地亩花费叫他拿”、“谁不入会, 就不是祖宗骨血, 就将他驱逐出境”、“谁不入会, 就以私通八路罪名将其残杀”。万仙会每逢地方集市, 就在街头安上铡刀, 叫嚣:“谁不入会就铡谁。” 这些作法与民间信仰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会道门头子大都聚敛资财, 甚至还有一定的政治野心, 这同绝大多数道徒入教的动机也截然不同。如一贯道, 不管搞哪种活动, 道徒都必须捐献金钱。从交入道费到“功德费”、“献心费”, 再到所谓的“请坛批训”、“批仙方”、“求仙丹”以及““许愿”、“还愿”、“超度死人”等等, 无一不需要交钱, 而以交钱多少以证明道徒之“诚心”。一贯道道首还奸淫妇女, 生活极度荒淫。会道门头子在经济需求得到满足后必然觊觎政治地位, 进而发展为政治野心。然而, 不管会道门头子的造反是否顺应民众的要求, 其结果都是昙花一现, 广大的道徒却进一步走向痛苦的深渊。

此外, 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农民小生产者生活较为散漫、随便, 这也影响了他们在入教后的行为方式, 因而导致会道门凝聚力不强, 易被瓦解、消灭。

上述内容, 说明民间信仰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会道门的发展。同时, 会道门的头子与绝大多数道徒在入教动机、行为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就为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后中共制定正确解决会道门问题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民间信仰在中国民间的存在将是长期性的, 而会道门一旦遇到适合的气候也会死灰复燃。但如前所述, 民间信仰是由于诸多因素导致的认识层面的问题, 其消极方面应从大文化的视角出发, 努力通过提高民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及认识水平逐步改进并进而根除, 而会道门利用民众的落后意识、陈腐观念以及对时局的恐惧、无望心理, 运用欺骗玩弄, 甚至威胁、强制的手段, 对成员实行精神和人身的控制, 经济上暴敛资财, 政治上与反对势力相勾结, 则应从维护社会稳定角度出发, 采取严厉取缔的方针, 直至彻底铲除。

历史评价

反动会道门是旧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掌握、利用的一种反动的封建迷信组织。从历史上看,会道门决不是什么宗教团体,而是以封建迷信思想的手法进行政治活动的反动组织。会道门种类繁多、解放前有几百种,其中主要的全国流行较广的有一贯道、九宫道、同善道、真空道、先无道、归根道、大乘教等等。他们长期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勾结,以焚香、念经、扶乩、仙水治病等封建迷信手法,欺骗、压榨和毒害人民,为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效劳。解放后,他们制造反革命谣言,杀害干部群众,散布变天思想,企图煽动一些人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解放前这些组织的道首多数是地主、恶霸、特务、土匪、汉奸,为反动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分子所掌握和利用。解放初期多数道首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人民政府明令取缔。1950年新中国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反动会道门被定为五个方面反革命组织之一,受到毁灭性打击。1953年春,全国开展了一场取缔会道门的群众运动,惩办了少数罪行严重的道首,教育和争取了其成员中的绝大多数。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反动会道门残余分子妄图死灰复燃,利用一些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进行反革命活动。为此,必须坚决打击各种组织、利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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