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

近代爱国者、教育家

冯庸（1901年10月23日—1981年2月15日），原名冯英，字振雄，奉天省（今辽宁）海城人，盛京副都统冯德麟的长子，近代爱国者、教育家。曾任东三省航空处参谋、中校参谋长、少将代理航空司令、装甲部队司令。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冯庸1901年10月23日出生，与爱国将领张学良同岁，自幼关系密切，为通家之好。先祖是陕西人，因此常自称“秦人冯庸”。

从军经历

民国九年（1920年），他从北京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东北军任职。历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少将航空司令、装甲部队司令等职。

办学经历

民国十三年（1924年），辞去军职，投身实业，任大冶铁工厂的总办，从事武器弹药的生产，兼任大冶厂工科学校的校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底，时任东北航空处少将司令的冯庸奉父冯德麟之命毅然辞去军职，转而投入教育事业。

民国十五年（1926年），清理家产，捐资310万元创办冯庸大学，自任校长，从事英才教育事业。冯庸在东北首开私办大学之先，其教育思想别具特色，重视军事体育教育。把传统道德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其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在东北有相当的影响。

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在冯庸的倡议下，第一届东三省秋季联合运动会，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于9月下旬在沈阳市铁西汪家河子冯庸大学体育场召开了。会期五天，比赛项目中有足球、篮球、排球（当时为九人对球）、网球和田径赛。参加者不是以省、市为单位，而是以大、中、专学校为单位。这次东三省联合秋季运动会，正如冯庸校长在闭幕词中所说：“开辟东三省体育运动之先河。”对于东北的体育界影响很深。从此，在东北三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大搞体育运动的高潮，北起哈尔滨，南至旅顺大连，不仅是各项球类运动普遍展开，而且在田径赛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产生出来以刘长春、孙桂云、于希渭等为主的强大田径队伍，在华北与全国运动会中，创造出较高的记录，并破天荒地派出刘长春、符宝卢、于希渭（未出席）三人参加世界奥运会。

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他倡导下成立“国光体育社”，亲任主席，开展活动。

抗战生涯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9月21日，日本关东军冲进冯庸大学，将校长冯庸带走软禁在沈阳大和旅馆，并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但日本人劝其归降而未成功。当晚，冯庸大学大部分师生有组织地在马三家子火车站乘车撤到北平。张学良特将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用来收容这些师生。日军占领冯庸大学后，将其改建成飞机修理试飞机场（即后来的滑翔机场）。被劫持到东京后，经日本朋友帮助逃回香港，由港返回北平。回北平后，他继续主持冯庸大学校务。11月1日，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冯庸带领这些义勇军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抗战。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路总指挥参加长城抗战。后历任第三战区昆山戒严司令、武汉卫戍区中将军法执行监、军官训练团中将处长、第九战区中将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回沈阳，担任过国民党的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统一接收委员会监察处长、第二区军法执行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冯庸以接收员的身份由重庆回沈阳，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重庆等地校友集资和募捐法币百余万元，拟在四川省万县筹办冯庸中学，未及开学，抗战胜利，改议回沈阳复校。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他出任东北体育协进会主席，为发展体育事业作出一定贡献。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冬，在沈阳同学组织“冯庸大学校友会”，以康德一、赵世英为理事，曲柏峰为干事。不久，沈阳即将解放，同学多数离去，遂告中辍。

晚年生活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冯庸携眷去台湾。任高雄港口司令。

1955年，任“国防部”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委员。

1959年，因为台湾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私人飞机一事，他受牵连退伍，改任台湾电力公司董事。

1971年，冯庸70岁时，曾立下一份遗嘱。遗嘱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生于变乱，鲁钝无成，民德日颓，隐患无穷。当兹伦常崩解之世，能得埋于母坟阶下，吾心安矣。”

1981年2月5日，病故于台北，享年81岁。临终前，胸前还抱着张学良送给他的一条电热毯。

主要影响

冯庸痛感国家积贫积弱，寄希望于工业救国，于是他创建了一所冶铁工厂。当时，工程技术人员极其缺乏，他一边派一些人留学德国学技术，一边在冶铁厂内设立了大冶工科学校，来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后来冯庸认识到即使这样，仍不能培养足够的人才，工业救国依然遥遥无期。他索性停办工厂，拿出全部私产，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10月于沈阳创办了一所名为“冯庸大学”的私立公益性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经费来源断绝，难以维持正常办学，冯庸大学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结束，合并入东北大学。

冯庸在学校提倡军事教育，他的出发点是救国。冯庸试图通过军事教育，造就强壮体魄的国民，改造民族性，培养救国人才。在实践中，冯庸大学的军事教育系统全面，贯彻在大学的管理、教学和学术研究各个方面。冯庸大学办学时间虽短，但军事教育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冯庸大学学生组成的义勇军先后参加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东路之役、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上海抗战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热河抗战。

作为东北第一所私立大学——冯庸大学（1927年-1933年），冯庸大学以爱国救国报国的办学理念，强调军事体育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杰出青年，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过很大贡献。尽管仅存在六年，可与当时其他学校比，冯庸大学有许多特殊之处，尤其是其独有的教育理念以及创办方式，直至今日，仍对教育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历史评价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师杨云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北教育还不发达，加之军阀穷兵黩武，致使财政匮乏，政府无力兴办教育。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冯庸大学虽然创办历史短暂，却以明确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办学宗旨，在东北近现代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甚至在整个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也理应占有重要一页。

辽宁大学教授胡玉海：冯庸教育兴国的理念，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他毁家兴教的伟大实践，更具有脱俗的现代意义。冯庸在民族危难时刻，提倡学生要有“义勇侠烈”的精神，要冲当民族先锋，要承担起救国大任，这些思想都具有普遍价值和当代意义。冯庸的爱国情怀，弘扬了抗战精神，对于激发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继承先辈们抗击外侮的民族主义精神，并最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复兴大有裨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责任编辑田小燕：冯庸一直是军人做派，虽然和张学良朝夕相处，也没有染上不良恶习，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对社会上那种纸醉金迷的风气嗤之以鼻。冯庸重义轻利，他爱国主义之情操，毁家纾难之壮举，在民国年间树立了一座丰碑，其矢志报国、不畏强敌的冯大抗日义勇军精神，更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轶事典故

重义轻利

冯庸重义轻利，民国十五年（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冯庸作为长子清理家产时，效法先秦冯谖的义行，将贫困者欠债的债条和典押土地退还，并作出规定：凡有据可查，过去霸占的土地房产一律无条件归还；过去巧取豪夺的财产，听凭原主意见，或按实值补价，或按原价赎买产业；北镇县中凡是有与当地中小学毗邻的冯家房产，一律捐献给学校。此义举当年轰动一时。

积极抗战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淞沪事变”后，冯庸组建冯大义勇军，远征上海。冯大义勇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实战的大学生军队。“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冯大义勇军150人从北平出发，在得到了政府批准后，赴上海浏河参战。2月20日，冯大义勇军开展了首次浏河保卫战，击退了日军的突袭。3月1日，日寇派海陆空部队再次突袭浏河，被打退后，在七丫口突破我军防线后登陆。冯大义勇军顽强战斗，但由于腹背受敌，不得不撤退。随后奉令先后抵太仓、唯亭、金鸡湖、苏州等地构筑工事、保护难民、救治伤兵。4月18日在防御工事全部竣工后返回北平。冯大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表现英勇顽强，被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享誉海内外。在之前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冯庸就曾组织冯大学生组成抗俄义勇军，阻击苏军。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军侵犯热河，冯大义勇军第三次出征，进行长城抗战，越长城进驻热河凌源（今辽宁省凌源市）。

婉拒肥差

陈诚曾拟任冯庸为“国有财产”局长，对于战后台湾，“国有财产”局长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缺，很多人求之不得，但冯庸担心稍有不慎有玷晚节，婉拒了此“肥缺”，体现了他一生清廉、严于律己的品质。

主持丧务

冯庸“居赁窄巷，行乘巴士”“仍分赠墓地以葬故人”“张作霖五姨太在台中病逝，冯庸出面主持丧务，笃念旧谊之情，深为东北同乡所钦佩”。五姨太即五夫人寿懿，是张作霖最宠爱的夫人。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作霖被炸身亡，为了防止日本人趁乱有所动作，五夫人每日浓妆艳抹不露戚色，协助东北当局瞒过了日本人稳定了局势，是张氏家族一位重要的家庭成员。五夫人去世时，张学良还在监禁中，冯庸可以说是替张学良为五夫人料理后事，体现了两人的深厚友谊。

人际关系

人物争议

冯庸究竟毕业于何所学校，截至2021年，可以看到的版本包括但不限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北京陆军讲武堂”“陆军讲武堂”“东三省讲武堂”“东三省讲武堂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转入北京第二陆军讲武堂”。

有学者认为，“冯庸自幼与张学良常在一起，关系亲密”，“二人同期毕业于讲武堂”。张学良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这是毫无疑问的。民国八年（1919年）3月，张作霖恢复东三省讲武堂办学，并将校名变更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同年张学良进入讲武堂炮兵科学习，成为东三省讲武堂第一期学员，并于民国九年（1920年）毕业。说冯庸与张学良同期毕业，那也就是说冯庸同样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这是毫无历史依据的。

也有人说，冯庸不仅“与张学良一同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又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说冯庸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是不正确的，至于是否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也是存疑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开办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9月，历时11年，招生9期，共496人。在这份名单中，同样没有冯庸的名字，因此认为冯庸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也是不可能的。

台湾学者刘绍唐在其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中，称冯庸于民国八年（1919年）入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翌年卒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军事人物辞典》及《台湾历史辞典》等诸多记载中，皆表达出冯庸于“民国八年（1919年）入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民国九年（1920年）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毕业”观点。陆军第二讲武堂成立于民国六年（1917年）1月，但到了8月14日就同第一讲武堂（原陆军讲武堂）合并，统称陆军讲武堂，如果冯庸进入该校学习，也不能算是陆军第二讲武堂的学生，因此冯庸毕业于陆军第二讲武堂的说法有误。

据《故冯庸先生生平事略》所记，民国八年（1919年）冯庸奉父命进入北京陆军第二讲武堂学习。这也成为后来人们在研究冯庸及冯庸大学时最为倚重的历史资料，无论是台湾学者还是大陆学者始终坚信冯庸于民国八年（1919年）入学北京陆军第二讲武堂。而实际上，曾经的北京陆军第二讲武堂早在民国六年（1917年）即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冯庸如若真的曾在此求学怎会不知，即便说由于历史久远的原因，冯庸误将北京陆军讲武堂记为北京陆军第二讲武堂，那也不足以证明他在该校求学过。冯庸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起过他的军校生涯，即使在回忆自己的过往，也是从19岁以后说起，称自己“十九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在军队里负务。

不同时期，海峡两岸的学者对冯庸就读的学校提出不同的意见，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冯庸从未进入过任何军校求学。如前文所述，北京陆军讲武堂从民国四年（1915年）开始筹办，民国五年（1916年）2月到该年12月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培训，是为第一期。民国七年（1918年）2月到1919年11月又进行了第二期的培训。民国八年（1919年）11月，北京政府陆军部发出通告，“陆军讲武堂，期满停办”。而实际上在1918年底时，社会上已盛传北京陆军讲武堂将要解散，“堂长陈文运刻正结束一切，不日即行解散”，因此北京陆军讲武堂在民国八年（1919年）及之后的招生从未发生。冯庸于民国八年（1919年）入学北京陆军讲武堂，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冯庸自己也从未讲过自己毕业军校。

后世纪念

201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冯庸将军的抗日精神给予褒扬，并颁发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0年5月1日，冯庸大学历史文化博物馆正式挂牌成立，建立在冯庸的故乡海城，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博物馆是在原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协会冯庸大学历史研究中心10余年的发展基础上建成。

2018年8月8日，冯庸大学抗战博物馆在营口市辽河老街开幕。由营口市提供房屋场地，冯庸的外甥张文琦提供有关冯庸和冯庸大学的文物和史料。冯庸大学抗战博物馆总展陈面积1000平方米，共有文物史料300多件，馆内主要将甲午战争和“创办冯庸大学”、“领导学生抗战”等冯庸和冯庸大学的史料文物一一展示。冯庸大学抗战博物馆的建立既加强了两岸同胞对抗战历史的共同认知，缅怀了在抗战中流血牺牲的先烈，也提升了营口百年辽河老街的历史文化氛围，推动了两岸的文化交流。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2012年，赵焕林、于在海、蔡冰、曲野合著《冯庸和冯庸大学》出版，用档案资料撰写传记，记述了20世纪初的东北国内、国际斗争历史，张学良父亲张作霖和冯庸父亲冯德麟两人起家、矛盾、斗争、和好的历史，冯庸将军的成长史、办学史及同张学良将军的友谊史。

2013年，张文琦、冯庆祺、冯荻秋合著的《冯庸评传》出版，是冯庸后人追忆冯庸的专著，分冯庸家世、冯庸大学和冯庸大学的最后岁月三部分，以冯庸大学为中心，详细阐述了冯庸传奇的一生。这两本书是关于冯庸与冯庸大学比较详细的专题性著作。

2017年8月，由张氏帅府博物馆、沈阳冯庸抗战文化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了“纪念‘七七事变’80周年———冯庸教育救国思想研讨会”，此次会议论文集《冯庸教育救国思想研究》，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5月出版。

2018年8月，辽宁张氏帅府博物馆在博物馆展览的基础上，出版了《教育救国与十四年抗战的先驱———冯庸与冯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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