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禄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

张世禄（1902－1991），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字福崇。浙江浦江县人。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前身国立东南大学，获文学学士。1928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先后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校任教。著有《中国音韵学史》。

人物生平

张世禄于1902年11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东乡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里。自幼生长在书香家庭，一家三代都以教书为业。祖父张有烈，号梅卿，是清代的贡生，为地方上有名的村塾老师。父亲张道型，号仪甫，是个秀才。叔父张道垲，号爽甫，也是个秀才。擅长诗文、书法、绘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

张世禄学龄前即由父辈授以“四书”、“五经”一类的古书，所以从小就爱上了古文。十二岁那年，才进乡办小学，主要还是诵读古文，因之对后来研究古代汉语打下了基础。小学毕业后，考入省立金华中学，校长是金兆梓先生，那时仍是学习古文。直到五四运动，才开始接触到白话文和英语。1921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胡小石、陈中凡、顾实、柳诒征、竺可桢、梅光迪、吴宓诸老师都教过张世禄，使张世禄开始认识语言文字学的重要性。在大学期间还听过章太炎、梁启超等先生的讲学。

张世禄先生既有国民党的家庭关系，也有共产党的家庭关系。他的胞兄张书旂是有名的花鸟画家，任教于中央大学，很为国民党当局所器重。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张书旂创作了一幅《百鸽图》，由蒋介石题上“信义和平”四个字，作为中国政府的贺礼，由中国国家代表团带到美国。这幅画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被悬挂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现收藏在罗斯福纪念馆中。后来张书旂侨居美国，客死在那里。但是，张世禄先生的堂弟张纪恩却是共产党的干部，1928年就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载有张纪恩对当时情况的回忆。后来向忠发叛变，中央机关被破坏，张纪恩被捕，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中还曾提及。据说张世禄先生就是为了营救张纪恩而与国民党发生关系的。其时主管教育的，正需要拉拢张世禄这样的名教授来支撑门面，张世禄也需要利用他们的力量来营救堂弟，这样就有了交换的条件。张纪恩死里逃生，判为5年徒刑，而张世禄却陷入了圈套，参加他们主持的大学教授联谊会。张先生正是由于社会关系复杂、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吃尽了苦头。

任职学校

曾任职于福建厦门集美学校、上海商务印书馆、暨南大学、光华大学、云南大学、坪石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贵州大夏大学、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校。

自我评价

张世禄先生是在90高龄逝世的。1947年，他45岁，正走到人生旅途一半的时候，曾作过一首《自嘲》诗云：“书剑飘零作客频，莲花落里探真情。分明别有青云路，犹把儒冠自误身。”这是对他自己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后半生的预言。

人物年表

1902生于浙江浦江。

1926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获文学学士。

1928年至1932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兼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校语言文字学教授。

1940年至1947年先后任教于昆明云南大学、坪石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贵州大夏大学、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

1947年到中央大学任教授。

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2年到上海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出版图书

学术活动

1934年应日本中国语言学会之邀，曾赴日讲学。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后在上海语文学会、上海教育局、常州教育局、安徽大学、杭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江苏省语言学会、华东师大、山东省方言学会、浙江省语言学会、上海中医学院、中国训诂学研究会讲学或作学术报告。

1956年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

1958年参加《辞海》编辑工作，任语词分科主编。

1974年参加“二十四史”标校工作。

1977年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担任《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学术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中国汉语音韵学研究会、中国汉语训诂学研究会、上海古籍整理小组学术顾问。

学术研究

张世禄的研究面较宽。他在古汉语音韵、文字、训诂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在现代汉语语法、词汇、修辞方面也有自己的贡献：同时，他对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也有独到之处。

音韵学研究

他早期的研究以中国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为主。他认为中国的语言学需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指导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并身体力行，以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音韵学。他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表述中国音韵学的发展，著有《中国音韵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38年）一书是其音韵学方面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该书共9章，从整个文化发展的角度阐明了音韵学发展变化的轮廓，指出中国音韵学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两次外来文化的影响：因印度文化的输入，产生了反切的注音方法、四声的名称、字母等韵的建立和排比等；西洋文化的输入，则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科学化和国际化。该书是20世纪30年代继王力的《中国音韵学》（1936年）之后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系统地分析、研究中国音韵学的又一部力作。

此外，他还有《广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年，是一部很好的音韵学入门读物）、《中国声韵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29年）、《中国古音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音韵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等。这都对音韵学知识的普及及前人研究成果的介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普通语言学研究

在普通语言学方面，他著有《语言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0年）、《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语音学纲要》（开明书店，1935年）等。译有《语言学通论》（[英]斐力司，合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

词汇、语法、修辞研究

他后期的研究试图用唯物辩证的观点与方法来解决汉语中的一些问题，研究工作集中在汉语的词汇上，兼及语法、修辞与汉字改革等。著有《小学词汇教学基本知识讲话》（杭州人民出版社，1956年）、《普通话词汇》（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小学语法修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年）、《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等。其中《小学词汇教学基本知识讲话》《普通话词汇》和《小学语法修辞》，是为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而写的。以简明的笔触，细致的讲解，丰富而生动的实例，介绍了词汇学的理论和规律以及语法修辞知识。表明作者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心。另有10多篇词汇方面的论文，如《词汇讲话》《词义和词性的关系》《汉语历史上的词汇变化》《基本词汇的性质》等，对词汇学的研究与教学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与指导作用。《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作者说明汉字本身不可能发展成为拼音文字，必须采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来实现中国文字的拼音化。澄清了当时人们对文字改革问题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一文，指出了“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是中国语言学界当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他对汉语的研究，受到了他所翻译的高本汉的《中国语与中国文》（商务印书馆，1931年）和《汉语词类》（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影响。学林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论文集《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

学人轶事

张先生由于社会关系复杂、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岁月里吃尽了苦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起以前，领导人物时常警告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并且不时要用棍子去敲打一下使之比较服贴，文革期间就更不必说了。但张先生却是一直很自觉地夹起尾巴做人。在政治上张先生极为谨慎，决不敢标新立异，不管什么问题，只要一觉出与政治有关．张先生便马上放弃自己的意见，举双手表态认同。然而一涉及学术领域，张世禄先生的态度却硬得出奇，与他在政治态度上的驯服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比如，他根据汉语的特点，一向是反对汉字拉丁化的，但建国后看到用政治力量来推行汉字拉丁化，意识到这是政治问题，马上改变态度，撰文表态赞成。又如，对于大跃进时代的大兵团集体科研方式和日日夜夜持续作战做法，他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也坚持参加，不敢懈怠。虽然有时也会压抑不住，难免会蹦出一句惊人之语。有一天晚上，挑灯夜战编教材的教室里，电灯突然熄灭了，张先生脱口而出：“电灯都感到吃不消了！”这本是一句幽默话语，却被当作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从此，张先生就更加谨慎了。

60年代初，语言学界发起了“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许多本来主张用“语法”的人，都投至“文法学派”的大旗下，独有张先生仍坚持“语法”。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这是解放以来，陈望道的一次登上张家之门，其目的是想说服张世禄先生并使之同意“文法”的提法。但张先生就是不肯答应，他说：“我的观点，我会在报纸上发表。”——他发表的仍是语法之见。

复旦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当时上海滩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声名爆矣。在复旦一次名曰“落实宽严政策”的大会上张世禄先生的政历问题在历次运动中都已交代清楚，态度向来不坏，要挖反革命，他再三再四认罪，甚至还认定自己“没有资格当教师”。而当时另一位学者严北溟却面目殊异，小小个头，依然犟头倔脑，搞得上海机床厂来的那位工宣队领导相当难堪。于是张世禄被定为“从宽”的典型，严北溟则落得“从严”的出路。日后人们常说“严北溟胆大如斗，张世禄没得胆”。

“四人帮”倒台后，“没有资格当教师”的张世禄先生终于重新手执教鞭，甚至还终于被他的复旦大学的老少同事们公认为“课上得最扎实、最会带研究生”的导师。

主要著作

《中国声韵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29年4月出版）

《中国古音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12月出版）

《朱翱反切考》（载1944年《说文月刊》第4卷）

《杜甫诗的韵系》（1944年《中央大学文史哲学丛刊》第2卷第1期）等论文。

《语言学原理》（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语言学概论》（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

《语音学纲要》（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

《汉语词类》（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广韵研究》（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音韵学》（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