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年1月17日~1991年12月1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同弗里德曼一起并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生平简介
家庭状况
斯蒂格勒是移民的第二代，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的
西雅图市，出生时他的父母都已经获得
公民权。父亲是第一代的
德国移民，母亲则是第一代的
匈牙利移民。斯蒂格勒先后得到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学学士（1931年）、
西北大学企业管理学硕士（1932年）和
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1938年）。
教执生涯
斯蒂格勒的教执生涯首先是从
爱达荷大学开始的，从1936年至1938年担任助理教授。1938年至1946年任教于
明尼苏达大学，当中于1941年升为正教授。1946年，斯蒂格勒得知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希望他参加教授征选的面试，跟他同一天前来应征的另一位教授候选人是
米尔顿·弗里德曼。结果，由弗里德曼获得了这仅有一个的教授缺额。落选的斯蒂格勒来到
布朗大学短暂地任教一年至1947年。1947年至1958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这段时间斯蒂格勒的
经济思想趋于成熟。1958年芝加哥大学再度有一个教授缺额，斯蒂格勒终于得偿所愿被聘为正教授，其后在芝加哥大学里经历了
芝加哥经济学派引领风骚的二十年多个年头。1977年在斯蒂格勒的指导下创立了“芝加哥大学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ate）并出任该所主任。1981年斯蒂格勒从经济系教授职上退休，但持续担任研究中心主任至1991年去世为止。
在斯蒂格勒的早期学术生涯中，他对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都感兴趣。在1938年，他着手于
价格理论方面的研究并发表著作。他在
芝加哥大学负有盛名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社会福利和差额价格》。不久，他就着手撰写他的第一本专著《竞争价格理论》（1942年）。1946年，他又推出了《价格理论》。
当时，他刚刚定居于艾姆斯，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于193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
哲学博士学位。这时，他已在
爱达荷大学任教两年。这时，弗雷德里克·加弗邀请他去
明尼苏达大学任职，他接受了。在这里，他与弗朗西斯博士和阿瑟·马吉特共事。
教学生涯
1947年，斯蒂格勒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达11年之久的教学生涯。
1958年，斯蒂格勒被认命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美国制度查尔·R·沃尔格林讲座的教授。这样，他就开始了在这所大学的长期任职生涯。在此期间，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一道，帮助领导了主张自由
市场经济的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由于重视
货币主义和降低政府作用而闻名于世。
1957——1958年，斯蒂格勒离开了芝加哥大学赴
加利福尼亚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他与肯尼思·阿罗、梅尔文·里德、米尔顿·弗里德曼和
罗伯特·索洛一起度过了他在回忆中所称的“辉煌的一年”。这些人中除里德外，后来全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蒂格勒在1971—1974年担任安全
投资保护委员会副主席，1969—1970年担任尼克松总统的法规管理改革顾问，这使他有机会将他在法规管理上的学术成果应用于公共政策上。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任命和职务头衔接踵而来，这是由于他的成就被世人认识而致。1964年，他被选为
美国经济协会主席。1974年，他成为享有盛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一年后，他被选为美国全国科学院成员。
1977年后任芝加哥大学国家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自1947年开始，一直兼任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高级研究员。1982年，斯蒂格勒获得了经济学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70岁的这一年，斯蒂格勒进入了安逸的半退休生活，他拥有了较多的时间从事他所喜欢的业余爱好：收集书籍、摄影、木刻和打
高尔夫球。他放弃了大学的领导岗位，但被命名为查尔斯·W·沃尔格林杰出
荣誉退休教授。
著作
乔治·斯蒂格勒认为专心地做一个知识分子，投身于“枯燥”的经济学研究是一件惬意并具独特刺激性的生活，他有意避开能使他离开学术的一切非学术的职业和活动。他从教学研究和
学术交流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也留下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归纳一下有：《工业价格的行为》（合作，1970年）、《现代人和他的公司》（1971年）、《现代人和他的公司》（1971年）、《公民和国家》（1975年）、《作为传道士的经济学家，及其他论文》（1982年）。
人物贡献
微观学代表人物
斯蒂格勒是
芝加哥学派在微观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是
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消费者在获得
商品质量、价格和购买时机的
信息成本过大，使得
购买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从而造成了同一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斯蒂格勒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场和市场现象，并不需要人为的干预。斯蒂格勒的观点更新了
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中关于一种商品只存在一种价格的假定。在研究过程中，斯蒂格勒还把这种分析延伸到
劳动市场。这些研究建立了一个被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批评社会管制政策
斯蒂格勒的另一贡献是对社会管制政策的精辟批评，他力图论证“
看不见的手“在当代仍或获得良好的效果，而
政府管制则常常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主张实行
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
国家干预。他是被称为“
管制经济学”的新的重要研究领域的主要创始人。
弗里德曼赞誉斯蒂格勒是“以
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
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
出版图书
学说主张
研究方向
斯蒂格勒是“
讯息经济学”该研究方向的提倡者之一，自其论文〈讯息经济学〉于1961年发表至今，该研究已经成为今日经济学科中的
显学，近年来产生过很多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在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当中也很有知名度，他经常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因而被政治人物所引用。其最为人所知悉的贡献便是证明“自由的
市场机制”至今仍是最有效的模式，并且使用
计量经济学新进的研究成果，举出很多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做的管制其结果要不是毫无帮助就是产生反效果。
人格魅力
斯蒂格勒也是一个颇受尊敬的经济学史家，1977年任美国经济学史学会（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会长。
在
芝加哥经济学派中，斯蒂格勒的实证性格为学派带来了理性讨论的气氛。他继承了恩师法兰克·奈特将经济学视为科学的强烈求真欲望，身为一个
新古典经济学者斯蒂格勒却能够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本位主义。当经济学的研究者将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这两位芝加哥经济学派第二代人物做比较时，多会注意到弗里德曼的好辩、争胜跟辩才无碍，相较之下斯蒂格勒则显得幽默、温和与实事求是。因此斯蒂格勒偶尔会赢得来自不同阵营者的赏识。
主要著作
《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1946年，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讯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1961年载于《政治经济学期刊vol.69》
《知识份子与市场》（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Market Place），1963年
《经济学史论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196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
《人民与国家：管制经济学论文集》（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Essays on Regulation），1975年，美国
芝加哥大学出版。中文版：1994年，台湾远流出版社
《经济学布道家》（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1982年，美国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中文版：1993年，台湾远流出版社
《史蒂格勒自传：一个不接受管制的经济学家》（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1988年，美国基础读物出版社（Basic Books）。中文版：1994年，台湾远流出版社
管制经济学
第十四届获奖者乔治·斯蒂格勒——“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
乔治·斯蒂格勒长期从事有着鲜明
经验主义导向的研究工作，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尤以在市场
活动研究和
产业结构分析中所做的贡献最为重要。他的研究工作之一是调查
经济立法如何影响市场。他对经济立法效力的研究使得管制立法的产生，并为经济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斯蒂格勒的成就确立了他在市场及产业结构应用研究中的
领导地位。由于斯蒂格勒研究的突出特色，他还被公认为是“
信息经济学”和“
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经济学和法学
交叉研究的带头人之一。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斯蒂格勒1911年1月11日生于美国华盛顿州雷登的西雅图郊区。在美国经济
大萧条即将到来之时，他进入了
华盛顿大学，并于1931年获得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来到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斯蒂格勒进入
芝加哥大学。1936年离开芝加哥来到艾姆斯地区的
依阿华州立大学任助理教授。
主要学术贡献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斯蒂格勒就对一些公共管制政策进行研究，诸如：各州的
公用事业委员会对电价的管制、
证券管理委员会对发行新股的管制以及
反托拉斯法等。斯蒂格勒之所以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因为斯蒂格勒对经济学界普遍的做法——把
法律条文视同实务运作——深表怀疑。斯蒂格勒的研究发现常常颇令人诧异：电力事业的管制并没有帮助到家庭用户；而对发行新股的管理，也并没有帮助到购买这些股票的孤儿寡妇。
提出问题
斯蒂格勒直到很晚才提出了一个最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公共管制？斯蒂格勒尝试从不同团体的
成本效益来看问题。这样的
分析法，显然和主流的
政治学研究方法不符。后者认为，引进管制政策，只是单纯地表示立法当局回应高涨的公众需求，以保障
公共利益。而追溯
公共需求的起源、则是因为某种社会之恶的存在与滋长，导致力主改革的人士希望唤起社会大众的注意。然而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理论，难以说明
保护性关税或是农村方案等措施，更无法解释
政策制定的时机，例如，为何
社会安全制度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实施，而不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