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李欧梵，男，1939年4月9日出生于河南太康，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人文学院创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荣誉博士。

早年经历

李欧梵（Leo Ou-fan Lee），1939年4月9日出生于河南太康，后随家迁往台湾，1957年台湾新竹中学、1961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61年赴美，先在芝加哥大学念国际关系，后转到哈佛大学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兼及文学，1964年获历史及东亚语文硕士学位，1970年获博士学位。

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1970年-1972年）、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1972年-1976年）、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1976年-1982年）、芝加哥大学教授（1982年-199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1990年-1994年）和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94年-2004年）。

2004年8月，李教授从哈佛大学提前退休，并到香港中文大学继续其学术研究、文化评论及中英著作，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获聘任为人文学科教授。现任哈佛大学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荣誉教授。

李欧梵曾与作家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同学，是著名作家聂华苓的女婿。

李欧梵教授是海内外声誉卓著的著名学者，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也是美国汉学界屈指可数的重量级学者。他先后出版有中英文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铁屋中的呐喊》《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中西文学的徊想》《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狐狸洞话语》《李欧梵季进对话录》等近二十种，并出版有长篇小说《范柳原忏情录》《东方猎手》。

家庭生活

李欧梵父亲李永刚和母亲周瑗都是毕业于中央大学音乐系的音乐教育家。在其所著《我的音乐往事》中自述：“音乐毕竟是我一生的挚爱，没有音乐我也活不下去、写不下去”、“我的日常生活也被音乐填满了：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唱片机听音乐”。

曾与名作家聂华苓的女儿舞蹈家王晓蓝（Lan-Lan Wang）结婚，但以离婚收场。2000年9月与邓文正的前妻李玉莹结婚，白先勇曾著文《李欧梵与李玉莹的倾城之恋》描述他们离奇的相识及结合经历。李欧梵与妻子把两人的恋爱经过合撰成一书，书名为《过平常日子》。李欧梵在书中把妻子称为“莹娘”。

出版图书

社会荣誉

李欧梵教授曾获得王安研究奖金（1985）、顾景汉奖金（Guggenheim Fellowship）（1986）、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荣誉博士（2001）等学术荣誉，2002年当选第24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2015年，李欧梵教授获选第26届香港书展年度作家。

出版著作

李欧梵：作为狐狸的一生

文/孤云

作为“他者”的李欧梵

读书如坐地铁，到达终点之前必要一站一站地经过。李欧梵对我而言，也是一个站点。一度迷恋李欧梵，未曾谋面的老友绿茶寄来小说《范柳原忏情录》。在老家书房那硬木沙发上，曾为这本小书的文字倾心不已。如今在千里以外的寓所遥想那段可以静心读书的岁月，竟恍如隔世。虽然那不过是2001年的事。

后来，只要见到李欧梵的书便会不由分说地买下，包括《铁屋中的呐喊》《狐狸洞呓语》《东方猎手》《上海摩登》等等，学术论文、文化随笔、小说无所不包。那本《狐狸洞呓语》还多买了好几本送人。其中有一本送给了一位素不相识的杭州少女，她在网上留言寻找此书，便要了地址给她寄了去。她回赠了一套黄磊的正版CD。来回通过几次电邮，便各自混迹于茫茫“网海”。

这也算是与李欧梵老先生的一段书缘吧。于今想来，却有点儿莫名其妙的。到底自己喜欢这老头儿什么？其实，买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现代性的追求》，这才代表他的正业现代文学研究。也许是因着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才慕名拜读《范柳原忏情录》这本续貂之作？找出当时读书札记，却只得一句评语：TMD，说多文学就多文学！《范柳原忏情录》写得再好，与他自嘲为票房毒药的第二本小说《东方猎手》一样，不过都是他的“玩物”而已。可见，从一开始自己就没有正儿八经了解过李欧梵。

想来许多人也是如此。李欧梵得以确立其学术地位以及在美国大学里安身立命的现代文学研究，除非专业人士，想必许多读者都兴趣不大。他那本研究鲁迅的大著《铁屋中的呐喊》，有几人认真读过？而他的文化随笔倒是在内地大行其道，出了一本又一本。他自己也是一点儿都没有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的派头，一会儿出书（《过平常日子》）大曝个人隐私，一会儿对话无厘头影星周星驰，乃至被称为“小资偶像”、“时髦教授”。即便是这本新书《我的哈佛岁月》，一开章就摆开要学《哈佛女孩刘亦婷》写畅销书架势，让人苦笑不已。

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笔墨来描述作为“他者”的李欧梵，无外想说明其人其文某种程度上被“简单化”了。如今，藉由《我的哈佛岁月》这本自传，他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作品便有明晰脉络可寻，进而对他的学术生命及个人旨趣当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狐狸教授”

《我的哈佛岁月》书分两部分，一谈其哈佛八年求学经历，二述哈佛十年教学经历。此外尚有“附录”凑数，吹捧有之，可不必读。特别是他夫人的回忆文字，浓情腻歪，更可不读。

作为学者的一生，研究成果才是生命之花，灿烂无比，而人生经历或如缓流之江水，表面平静、方向明确，偶有暗流潜底、激荡不已。李欧梵从赴美求学至哈佛退休（2004年）的大半生历程，大抵也是如此。他出生于1939年，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随后赴美，先是在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国际关系学，而后转学哈佛在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现代文学，1970年获博士学位。1969年始，李欧梵先后就教于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后一站是哈佛大学，历时三十余年。看似平淡无奇，却又十分精彩。

或曰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李欧梵身上再恰当不过。李欧梵十分服膺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之说。按之以赛亚·伯林原著，意思是：

“一边的人凡事归系于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成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另一边的人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前一种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属于刺猬，后一种属于狐狸。”（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P26，译林出版社2001）

狐狸狡猾多变，刺猬专一精深。李欧梵常以“狐狸”自喻，所以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

实际上，应该是先有李欧梵性格上的“狐狸”式之多变，才有其学术上的“狐狸”式之研究。李欧梵大半生经历与治学与此休戚相关。从本书“序曲”一节便可看到，李欧梵大学毕业之时，决定他前往美国留学的原因并非有明确目的，而是“当时到美国读书是一种风气”，以至于到美国后究竟该学什么，他自己都迷惘不已。于是，也才有先到芝大读国际关系学，尔后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转哈佛大学学历史，再转而随史华慈教授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最后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却又兼顾思想史与文学的这么一连串“变数”。

把握此一关键，于李欧梵的求学、教学、治学等等一系列问题，便可了然于胸、无所滞碍。就连他在学生时代，为什么会上午到一图书馆，下午到另一图书馆，晚上再换一图书馆这样的小细节，都可以此观之。而他为什么前前后后就教的大学达七家以上，也不难理解了。

李欧梵的哈佛求学生涯，一言以蔽之，可以用费正清教授对他的称呼——freespirit（放荡不羁者）来形容。这指的是他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所以，在博士资格口试的时候，费正清狠狠地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破天荒地考他历史的具体日期这一类细节问题——据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把他考得个丢盔弃甲，斗志全失。不过，费正清还是让他通过口试，并反过来安慰他“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云云。

让人艳羡不已的是，伴随李欧梵整个求学生涯的，是一位又一位的大师、名家。从就读于台大时的英美文学著名学者夏济安，到进哈佛后的费正清、史华慈、杨联升，乃至对他产生实质影响的普实克教授（该书附录有专文介绍）等等，大多是一代学术巨擘。这在一般人眼里，恐怕是想也不敢想象的。不过，所谓名师出高徒，李欧梵却似乎并未追从上述诸大师的脚步，却拐到另一条路上去了。

至于李欧梵的教学生涯，该书亦有详细介绍。当年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时候，美国这方面的专家屈指可数。但总体来讲，在具体教学上，李欧梵并非十分出色。特别是教本科生班，自己也承认失败。惟有五六人的小班，他得以因材施教（又是“狐狸式”的教法），故有“狐狸教授”美名。

《我的哈佛岁月》一书正解如上。不过，李欧梵似乎有心想写成一本畅销读物，所以书中还费了些篇章来介绍哈佛的典礼仪式、院系实力以及申请哈佛的十大“秘诀”。有兴趣者可直接翻到该书后半部分。凭李欧梵混迹哈佛近二十载，既当过学生又当过老师，这等事情由他来做当然比“哈佛女孩”权威多了，也算为挖空心思求上进的内地子女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二流学者与一流作家

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这话的确精当，与李欧梵自承为“狐狸型”学者可谓款曲暗通，遥相呼应。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李欧梵的著作更是纷芜庞杂，极尽“狐狸”之所能。

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鲁迅打回“人形”。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虽然有人说毛尖女士译得不好，并挑出毛病不下五十处。但至少在我当年读来，依旧让人心潮澎湃，茅塞顿开。特别是将《子夜》里的小资成分“揭发”出来，以及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为之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凡此种种，可以参见他的新著《清水湾畔的臆语》。

在某种意义上，李欧梵并非甘于固守书斋学院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现代性理论是他的“手术刀”（当然不止于这一把，“狐狸型”学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理论之“刀”又多又快），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对此，俨然已是老“狐狸”的他，当然深自明了。

如果对李欧梵这大半辈子作反思的话，径直可以参见《我的哈佛岁月》“结语”一节。我对此节几乎全部赞同，除了有人说他是“二流学者”，而他却变本加厉地自嘲为“二流学者、三流作家”这一点有不同看法之外。我的意思是，我只同意前半句，不同意后半句。如果将李欧梵与他的业师们比起来，“二流学者”他是当定了（这就是吃了“狐狸”的亏）。然而，就写作水准与写作数量来说，李欧梵不遑多让，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流作家，包括他的情书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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