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

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年10月2日—1991年4月3日），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1932年，以《斯坦布尔列车》成名。1950年，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一生获得21次提名，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1976年，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最高荣誉奖——大师奖。1981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1986年，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英国功绩勋章。直到格林去世，他一直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威廉·戈尔丁将他评为“20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最卓越的记录者”。同时，格林也是马尔克斯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马尔克斯曾对他说：“我是你的忠实读者，格林先生。”

作家生平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年10月2日-1991年4月3日），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他的作品探讨了当今世界充满矛盾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他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种能力使他获得了广泛好评。

格林患有躁郁症，这对他的写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他的“性格和家庭生活格格不入”，他还说：“不幸的是，这种毛病也是一种财富。”

格林出生在英国赫特福德郡伯克姆斯特德，全名亨利·格雷厄姆·格林，共有六个孩子，格林排行老四。他的弟弟休（Hugh）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理事长，他的哥哥雷蒙德（Raymond）是一个著名的医生和登山运动员。

他的父母，查尔斯·亨利·格林和马里昂·雷蒙德·格林，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家族中的表兄妹，这个家族里包括英国知名品牌“格林纳大王”啤酒厂的业主、银行家还有商人。查尔斯·亨利·格林是伯克姆斯特德学院副校长，校长是托马斯·弗莱博士，他娶了查尔斯的表妹。他的另一位表兄本·格林则是一个右翼分子，在二次大战期间因为政治问题被逮捕。

1910年，查尔斯·亨利·格林接任弗莱博士成为了校长，格雷厄姆在这个时候也进入了这个学校。做为寄宿生，他一直遭到别人的欺负，几次企图用枪自杀，对外则声称是在玩“俄罗斯轮盘”。1920年他16岁，在伦敦接受了6个月的心理治疗后又回到学校。他的同学中包括克劳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英国著名记者，激进分子）和彼得·昆内尔（Peter Quennell，著名历史学家）。

1925年，格林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完成了他的处女作诗歌集《潺潺的四月》（Babbling April）。

格林以二级乙等的成绩从历史系毕业之后开始接触新闻事业，早先在《诺丁汉日报》担任副编辑。在他同事维维安·戴雷尔·布朗宁（Vivien Dayrell-Browning，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天主教，1926年初改投天主教门下，2月接受洗礼。1927年他和维维安结婚，生了两个孩子露西·卡罗琳（1933年出生）和弗朗西斯（1936年出生）。1948年他离开了维维安，虽然他和其他女人也有关系，但他从来没有违背天主教教义离婚或者再婚。

格林第一本出版的小说是1929年的“The Man Within”，这部作品销量不错，因此他辞去了泰晤士报副总编的职务成为全职作家。然而紧接着1930年的《行动代号》（The Name of Action）和1932年的《黄昏的谣言》（Rumour at Nightfall）均以失败告终。他第一部真正成功的作品是1932年出版的《斯坦布尔列车》（Stamboul Train），1934年被改编成电影《东方快车》（Orient Express），他的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

1937年，格林开始编辑《夜与日》（Night and Day）杂志。格林撰写的关于电影《小威廉奇遇记》的评论，谈论到了当时年仅9岁的好莱坞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结果卷入一场名誉权诉讼并失利。格林在他的评论中以一个“中年男子和神职人员”的身份，认为秀兰·邓波儿“装可爱”，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对童星现象的第一个批评。

格林的小说分为两个类型：侦探小说以及悬念惊悚小说，分别偏重于娱乐性和文学性。作品中还经常包含有深刻的哲学思想，比如《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因此他认为作品具有文学性是他的特点。

格雷厄姆·格林是一个天主教徒，宗教主题是他最擅长的创作主题，但是他强烈反对人们将他描述成天主教作家。他最著名的四部以天主教为主题的小说是《布莱顿硬糖》(Brighton Rock)、《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命运的内核》(The Heart of the Matter) 以及《恋情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ffair)。

他的另外几部作品如《密使》(The Confidential Agent)、《第三人》(The Third Man)、《文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我们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 以及《人性的因素》(The Human Factor) 也可以看出他对国际政治或间谍题材也非常感兴趣。

随着他的写作生涯越来越长，他和他的读者都发现，他的作品的娱乐性和文学性之间的界线越来越不清晰。格林的最后一部作品，1958年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就被指称太过娱乐。《与姑妈同游》（Travels with My Aunt）发表11年后，许多评论者指出，格林采用了全新的，甚至带点卡通味道的语气，这种风格似乎更接近他最后两部小说。他们推测格林似乎已经放弃了给自己的小说分门别类。之后出版的1970年－1982年22卷《格林作品集》证实了这一点。

格林还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和剧本，而且深受欢迎。他曾获得1948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

格林在1986年被授予英国功绩勋章（Britain's Order of Merit）。2009年，《海滨》杂志开始连载新发现的格林作品《空椅子》（The Empty Chair）。

格林的一生都在旅行，前往他称之为的世界上最原始和偏远的地区。他的这种爱好使他经过姐姐伊丽莎白的介绍进入英国军情六处工作。二战期间他被派往塞拉利昂，在那里他和军情六处的金·菲尔比成为了朋友，金也是他的主管，日后成为一个苏联双重间谍。作为一个小说家，格林所接触过的人物，去过的地方都成了他作品的创作素材。

1976年，格林被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授予最高荣誉奖项——大师奖。

1981年，格林被授予耶路撒冷奖。

格林最后的作品之一《尼斯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Nice，1982年），他和他的家族因此卷入了法律纷争。他宣称，在尼斯，有组织犯罪盛行是政府上层保护以及司法腐败造成的。这一指控引起了诽谤诉讼，结果格林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并从此在这个阴影下接受煎熬，直到他死亡。

在格林死后三年，1994年，尼斯市雅克·梅德桑前市长因腐败和其他罪名被逮捕，格林才得到了平反。

格林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住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沃韦镇。他的著作《菲舍尔博士》（Doctor Fischer，1980年）就是以当地的故事为基础，结合了哲学主题而创作的。20世纪50年代他就已不再去做弥撒了，但在最后几年，他开始和一名西班牙神父莱奥波尔多·杜兰进行接触，并成为了好朋友。

格林死于1991年，享年86岁，被安葬在沃韦河畔的墓地。

作品年表

间谍生涯

1923年，俅·辛克莱上将接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尉，担任军情六处处长。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工作逐渐由他的几位副手斯图尔特·孟席斯，瓦伦丁·维维安和克劳德·丹西接管。这三人中孟席斯权力最大，格雷厄姆·格林就在他手下工作，基姆·菲尔比也是根据他的命令被录用进来并得到提拔的。孟席斯精明强干，但墨守成规、不合潮流，在他任职期间发生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思的变节事件。

“卖国贼”的儿子

1939年冬，格雷厄姆·格林虽然通过了体检，但未被批准入伍。后来经过种种努力，他终于被录用为情报部战时参谋人员。格林发现他所在的部门存放着一些像休·沃尔波尔、迈克尔·阿伦和杰弗里·温这样一些著名作家的信件档案。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当时也在情报部工作，他们俩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些表示愿为国王和国家效劳的信函。

格林的父亲，查尔斯·亨利·格林是赫特福德郡伯克哈姆斯德学校的校长。读初中时格林快活得很，但进入高中后不久，他就觉得不自在了。他在1971年出版的自传《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离开了文明，进入了一个有着奇异风俗但充满着困惑的野蛮国度，我成了异乡人，嫌疑犯，一个不折不扣的猎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猜疑的国度。因为我父亲是个校长，所以我就像个‘卖国贼’的儿子”。

格林的哥哥雷蒙德不仅是个级长而且还是学生会主席，毫无疑问，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卖国贼”的帮凶。格林觉得自己处于各种反抗力量的包围之中，要么背叛父亲和兄长，否则永远被周围的人排斥在外。他的堂弟本是格林家族中的“有趣人物”之一，当时是初中年级长，他却没有这种压力，格林认为他暗中反对雷蒙德。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被不公正地投入监狱时，格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

为了减轻学校生活给他造成的痛苦，格林一头埋进书堆，并渐渐迷上了约翰·巴肯的主人公理查德·汉内。他会藏身于伯克哈姆斯特公地，把自己想像成巴肯笔下的主人公。随着校园岁月的流逝，他的孤独感愈益加剧，他觉得这是由于他不知倾向于哪一方造成的。背叛的主题由此根植于少年格林的脑海里，并构成了1939年出版的小说《特务》的写作基础。这部突出被追捕者的小说大受基姆·菲尔比的推崇。虽然格林对自己的作品一贯很挑剔，但这部作品他一直非常喜欢，因为它用道德原则揭示外国间谍进退两难的精神世界。

寻求刺激

格林最初的间谍经历有些不同寻常。1924年当他还是牛津大学学生时，他读到一本杰弗里·莫斯写的书名为《战败》的短篇集。莫斯在书中描写了德国被占领区的情况，有一次法国当局试图在廖泽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组建独立的帕垃坦共和国，并已经把德国罪犯从法国监狱和马赛等地转移到那儿，目的是让他们为法国当局效劳。但英国和美国政府反对这一计划并阻止了这一行动。

格林之所以会写信给德国大使馆，自荐当他们的通讯员，是因为他既喜欢冒险，又十分关心那儿的局势。他寄去了他当通讯员和担任《牛津展望》刊物编辑的证书。也许编辑这一职务打动了德国人，他竟很快得到了答复。一天傍晚当他回到巴利奥尔的寓所时，发现有个陌生人在他屋里喝着白兰地酒。这个自称康特·冯·伯恩斯托夫的男人是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不过这身份是格林以后证实的。格林还发现这个白白胖胖的冯·伯恩斯托夫是个穷奢极欲的同性恋者，常去“阿比西尼亚”——一个相当隐蔽的黄色夜总会。但冯·伯恩斯托夫不完全是个享乐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通一条帮助犹太人从德国逃往瑞士的秘密路线，最后在莫阿比特监狱被处死。

不久，经常去格林宿合的不仅仅是冯·伯恩斯托夫，还有其他德国侨民，他们中许多人酷似音乐喜剧里的人物角色。来访者中有冯·伯恩斯托夫的表兄，他十分引人注目，他的一只洒了香水的手套遣忘在格林那儿；还有一位头衔繁复的年轻人和一个脸有疤痕、人称P上尉的诡谲老头。格林以后在军情六处的经历，使他得出与莫格里奇相似的结论：谍报活动是一种游戏，玩者通常是一些古怪的人。

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

几星期后格林被召到德国大使馆，在那儿冯·伯恩斯托夫亲手递给他一只内装25英镑旧币的信封——去德国“度假”的费用。为了预防万一，冯·伯恩斯托夫叫格林烧毁信封。

格林的父亲看见儿子与一些陌生人来往，很是担忧，主动提出承担这笔旅游费用，但格林拒绝了。他仍沉醉于冒险的遐想之中。于是他与作家克劳德·科伯恩一起去了德国，格林的堂兄图特（爱德华·格林）因为会讲德语也随同前往。此行是以一个略带戏剧色彩的场景为开端的：当他们安然登上去哈维希的火车，在包厢内坐定时，门突然被打开了，P上尉溜了进来，在他们身旁坐下，他脸上因决斗而留下的伤疤瞧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狰狞可怕。后来格林在《一种生活》里描写道：“车厢里的笑声戛然而止，我们竭力想使自己看上去像个符合身份的观察员。”

令他们扫兴的是，此行并未和风云诡谲的间谍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尽管P上尉的出现带有神秘色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平淡无奇的旅游。在科隆他们会见了一位政治领袖和一位实业家，在埃森他们目睹了一家工厂因工人罢工而变得一片死寂。他们开始集体构思一部巴肯风格的惊险小说，可毫无结果。在爱德华·格林的记忆中，那次旅行是一次充满困惑的体验：“我们坐在克虏伯斯的会议室里听人演讲，格雷厄姆在作记录。旅游期间，他是个热情的同伴，但喜怒无常——情绪波动很大。我们受到热情款待，住的旅馆都是非常豪华的。旅行过程中我注意到格雷厄姆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锐的观察家。”

直到进入被占领区附近的海德尔堡时，他们想体验间谍生涯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但非常有限。在访问帕垃坦流亡者救济基金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头子是一名身穿灯笼裤，人称“埃伯莱因医生”的男子。埃伯莱因雇佣年轻打手以最快速度驾车驶入法国占领区，绑架与法国当局合作的德国官员，然后在没有正常法律程序的边地法庭上以重大叛国罪被判决。格林回到英国后给冯·伯恩斯托夫写了封信，暗示资金难以从秘密的民族主义组织那儿运送进被占领区，他还指出，让一名牛津大学的在读生当信使，极不容易引起怀疑。冯·伯恩斯托夫回信说，柏林的“朋友”问他，是否有兴趣返回法国占领区，与分裂主义者的领导接触一下，弄清他们未来的计划。这个建议使格林欣喜万分，心想他终于在十九岁的时候走上了间谍之路——这是一种将脱俗与“冒险”相结合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格林热衷于“冒险”，他在《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猜想……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密切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人物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

两面人

1924年的整个秋季学期，格林在自己的寓所里继续接待陌生的外国客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要听指导教师的课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另一方面他又要同伯恩斯托夫接触，他还完成了第一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不久，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一名双重间谍。《爱国者》是一份右翼杂志，老板是诺森伯兰公爵，此刊物支持过主张独立的分裂主义者。格林非常殷勤地表示愿意充当他们在特里尔的通讯员。他们对这一提议甚感兴趣，因为格林不计报酬，而且还是一名巴利奥尔的学生。假如格林能反映他们的观点——不夹杂任何其他观点——《爱国者》将乐意雇佣他。格林随后给伦敦的法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他将在特里尔为《爱国者》撰稿，如果他们有什么指示的话，他乐意接受。

遗憾的是他想当双重间谍的梦没有圆成。着手解决德国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已经制定，欧洲各有关国之间已达成一致的协议。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不再需要格林了。马里耶·弗朗索瓦斯·阿兰在他的《另一个人：与格雷厄姆·格林的谈话》一书中引述了格林的话：“与其当特务，还不如当个双重间谍。可我得到通知，他们不再需要我所提供的服务了。作为我学生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的那些神秘的德国人，全都不可思议地销声匿迹了”。他在《一种生活》中评述道：“谍报工作是一门奇特的职业——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根本不讲道德，不考虑经济利益，甚至不考虑国家利益的职业——为当间谍而当间谍。”

菲尔比其人

格雷厄姆·格林是由他姐姐伊丽莎白介绍进军情六处工作的，他姐姐在特务机关当私人高级助理。当命令下达后，格林相信谍报机关大门是很容易进的。这就是为什么格林始终觉得菲尔比所说的他畅通无阻地打进了英国情报机构的话是非常确切的。菲尔比案件发生后，他们按照名字查阅了他的档案，答复如下：“历史清白”。他比格林更幸运，因为格林早已在警察局备过案。电影明星秀兰·邓波尔指控他有诽谤行为，这起因于他发表在新文学杂志《日日夜夜》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格林的材料不仅被呈送到C（孟席斯），而且还转送到检查总长那儿。格林相信菲尔比有一阵子甚至吃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打进了秘密情报局，因为他最初的报告使得与他联络的苏联情报官得出结论：也许他应该离开这个并不是他们要打入的组织。

格林喜欢菲尔比写的《我的无声战争》一书。在他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评述道：“我们听说有大量说教内容，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除非他庄严阐述自己的信念和动机的话可以称作宣传。”不过，格林用犀利的批判眼光评论了菲尔比对第五部主任费利克斯·考吉尔的控制，并视之为自我放纵的权力游戏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格林最后没有接受菲尔比提供的晋升机会。但是《我的无声战争》中菲尔比承认他排挤走考吉尔是为了便于“接触枯燥乏味的材料”。格林意识到他当时把菲尔比看作一个喜欢操纵别人的利己主义者是错误的，他认识到菲尔比只是在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事业服务，在军情六处根本没有任何个人野心。

格林愉快地回忆起他们星期天经常在圣奥尔本斯餐馆共进午餐的情景，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因为他们只有在中午才有数小时的消遣时间。当在执行火灾警戒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伦敦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个酒吧里碰头，并喝上一盅。格林回忆，如果有人判断错误的话，那肯定是因为菲尔比用非常风趣的话遮遮盖盖地淡化或掩饰这一切，“他对自己的同事很讲义气，当然对于他对另一种事业的‘忠诚’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潜伏非洲

格林和莫格里奇一样，也是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菲尔比派往国外的。1941年冬，他搭乘一条小货轮“埃尔登—登普斯特”号，沿着一条曲折迂回的航线，在军舰的缓缓护送下穿越北大西洋，前往西非的塞拉利昂。他将途径弗里敦去拉各斯接受训练。这已不是他首次前往法属西非，1934年他访问过那儿。格林通过写一部篇幅不长的书《英国剧作家》，或在船上图书室内苦读来消磨时间。他还随身带了一箱书籍，但他在塞拉利昂的逗留期间要靠这些书来消遣，所以在船上他不愿去翻动它们。航程大半过后，格林替《忧虑重重的内阁》设想好了情节，也读完了侦探小说家迈克尔·英尼斯写的一部书。躺在睡铺上，格林犯起了乡思病。蓦然，他决定写一部逃避现实的惊险小说。

1941年12月30日，漫长而又单调的航行因突然瞧见葡萄牙班船上闪耀的灯光而显得有了些生气。这种中立国家的班船将支配格林在弗里敦的生活，因为它们涉嫌走私不纯的金刚钻，而他后来将这些素材写进《事情的实质》的情节里。

1942年1月3日，格林终于抵达弗里敦。他在日记中写道：“天气酷热，大约上午10点。弗里敦背后的山冈笼罩在薄雾和高温之中。中午之前我们进了港。港湾很大，但十分拥塞，许多船在忙着装运。奇异的水泡状山脉，黄色的海滩，具有诺曼底建筑风格的英国圣公会大教堂历历在目。”随即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在那儿他刻苦学习编码和译码的技术。他和一名同事住在一栋以前归警方用的平房里，这房子坐落在一条小河边，蚊子成灾。夜里他们不得不打着火把捉蟑螂。

训练结束后，格林回到弗里敦。他住在欧洲人住宅区，那儿全是平房，地处山脚，上面有避暑山庄。他住的那栋房子是一名叙利亚人建造的，两层楼结构，有楼梯间。起初，格林还弄不明白，为什么地方军医认为这房子不符合医生要求，后来雨季来临，房子地基很快变成一块沼泽地，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且对面的运输营地还招引来了许多令人惊恐不已的苍蝇和秃鹫。不过，他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将平常仅有的一些空余时间用来写《忧虑重重的内阁》一书。

早晨6点用早餐，7点格林通常驾驶他那辆莫利斯牌轿车前往市区采购东西，并从警察局长那儿领取密码电报。他以假身份为掩护，通过这些密码电报与特别行动部保持联系。回家后立即破译电文，然后起草回电，写报告。吃过午饭，午睡片刻，醒来后喝点茶，4点30分他通常沿着一段废弃的铁路轨道散步。这段铁轨位于避暑山庄下面半山坡上，欧洲官员曾经使用过它。从那儿他可以俯视弗里敦海湾。“玛丽皇后号”常常停泊在港内，搁浅的“爱丁堡城堡号”在废酒瓶堆上腐烂。黄昏时分，他便回家。这里耗子很多，且喜欢傍晚出来透透空气，他想赶在成群耗子出现之前洗完澡。有一次他回家迟了，发现一只耗子竟蹲伏在浴缸边沿上，令他气不打一处来。更糟的是没法对付耗子夜间出来活动的怪癖，醒来常常发现一些耗子咬住卧室里的窗帘快活地荡来荡去。要不是蚊帐起了隔离作用，他的床连同他的身体早就成了它们嬉戏的场所了。格林觉得正是这种插曲使得《忧虑重重的内阁》失去了一些原本应该有的幽默。

葡萄牙班船上的嫌疑犯

尽管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38岁的格林还是爱上了非洲。他日子过得很快乐，问题是他没时间写作。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完成了《忧虑重重的内阁》，用打字机把书稿打出后寄给了出版商。有时他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内地旅行，这是他最愉快的经历之一。第一次是1934年，他搭乘窄轨火车去靠近利比里亚和法属几内亚边境的彭登布，这在《没有地图的旅行》中有描写。他发现这些年来那儿没发生什么变化，他坐在火车上的“服务员”专座上，睡在“服务员”的铺位上，以“服务员”的身份领用油灯和食物。火车在泊站停下过夜——乘客们下来住进政府管理的休息大楼，第二天一早火车喷着气，缓缓爬坡朝彭登布驶去。由于格林对彭登市宾馆内的厨师存有疑心，所以他在铁路边吃起了罐头晚餐，野餐桌轻巧地支在铁轨上，十分有派头。

格林在弗里敦是能享受就尽量享受，但很快陷入了经济困境。伦敦来的电报毫不客气地指出，离开驻地的官员每天所能得到的津贴是3畿尼——足以支付旅馆费用，电报还要他确认他会调整好开支的。格林对此的反应是打开办公室的保险箱，取出40英磅纸币，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回电声称已调整好开支。

他同住在拉各斯的顶头上司合不来，其实一开始他们就互没好感。他的老板是个对非洲情况根本不了解的病态者，他发觉格林会耍花招，而且脾气暴躁不易对付。而格林以洗练的文字写出的不无讽刺意味的报告，搅得他寝食不安，弗里敦送来的文件袋他常常有意拖延几天才打开，为的是尽可能迟点读到格林影射的文字。他视格林为粗鄙的业余密探，难以约束的人，他甚至试图断绝格林的资金来源。不过格林能向他的朋友警察局长借款，所以这一办法没有奏效。当格林计划去利比里亚边境的凯拉汉旅游时，他与老板的冲突更为明显了。他很快接到一份电报，要他别离开弗里敦，因为葡萄牙的一艘班船马上就要到了，所有来自安哥拉的葡萄牙船只都必须接受检查，以防混入非法邮件和走私工业金刚石。但格林认为这纯属警察局的工作，于是拒绝执行。他甚至向伦敦提交了辞职书，但伦敦没有同意，菲尔比帮他摆脱了来自拉各斯方面的麻烦。

突如其来的解脱，使格林重新精神抖擞地开始了因忙于应付矛盾而一度放弃了的写作。其实船上很少发现有金刚石，邮件也从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令人诧异的是从一名受到怀疑的乘客身上搜出一本通讯录，上面有格林的法国朋友翻译家德尼·克莱罗万的名字，而这个法国朋友后来被德国人发现是英国特工人员，最后死于集中营。

不光彩的审讯方式

在弗里敦写作困难重重，而将书稿寄回国也是个问题。格林意识到，如果他将仅有的手稿作为邮件托运回国，万一遭到潜水艇的袭击，那他就有可能遗失整部作品，所以每天晚饭后，他用一根手指费劲地打字，复制书稿。

《忧虑重重的内阁》仅仅因为题目吸引人而被美国一家影片公司悄悄地买去了版权，尽管格林对小说的结局并不满意。他希望自己能用不太离奇的手法处理一连串的间谍事件。不过，他认为特别行动部的普伦蒂斯先生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一角色是依据在军情六处工作时结识的某个人所创作的。

确实，格林在后期创作中大量使用他在弗里敦时所观察到的材料。他保存着一本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他在那儿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他觉得这些材料没准会闪现一些将来可以用作小说主题的思想火花。其中一部分已计划用在以弗里敦为背景的小说《命运的内核》里。

许多发生在他执行任务期间的事情不是令他恼怒就是令他作呕，特别是那个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员的案件，那人被怀疑是法国间谍。格林的任务是讯问他，但他得到指令，用一种特别不光彩的方法胁迫嫌疑犯就犯。这位年轻人有个情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假如他供认不讳，就能回到她身边，要是他拒不承认，格林就不得不告诉他，他将作为残余战俘而遭拘留。格林大为恼火，因为他知道这也是警局的分内事，结果却踢给了军情六处。他不认为自己是被雇来干这种卑鄙的胁迫勾当的。于是他毫无结果地提前结束了讯问。

为了从同伴那儿得到些慰藉，格林常常用密码电文与在洛伦索马贵斯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互通信息。他们以前并不亲密，在英国的时候他们还互存戒心。然而在这里，他们俩都忍受着某种孤独。相同的境遇成了一种巨大的安慰，甚至成了一种粘合剂。在拉各斯度过的三个月和在弗里敦工作的一年里，为了安全起见，格林没有写日记。他为未能留下记载他那段奇特经历的材料而深感遗憾，只是依稀记得并无恶意的军情五处人员逼疯警察局长和自己与两千英里以外的上司争辩这样一些插曲。他并未意识到，一部小说将产生于那些岁月。五年后当他开始写作《命运的内核》的时候，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材料，他的情绪大为低落。

在那本书里，斯科比少校——日益衰败的西非殖民地的一名警官因默默无闻而得不到晋升。为了送幻想破灭的妻子路易丝回伦敦度假，他向叙利亚商人约瑟夫借钱。斯科比是一位天主教徒，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使他妻子幸福，他什么都愿意干。可后来他追求异性，爱上了一位年轻姑娘。于是，他的良心和他对上帝的真诚的爱使他陷入了危机，最后惹出了祸。格林大量利用了他在弗里敦的经历。

假情报

当格林1944年回到伦敦时，他发现自己已不适合在军情六处工作了。他回归的是菲尔比的部门，这个部门负责伊比利亚半岛的反间谍活动。格林是专门负责葡萄牙的。菲尔比在《我的无声战争》中评述道：“高兴的是格林被分配到我的部门，我让他负责葡萄牙……他在寄来的信件中发表的尖刻的评论，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复。”

在葡萄牙，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某些官员一直向国内寄送完全编造的报告，报告中提及的情报来源于假想的特工人员。他们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他们想中饱私囊，确保工资和经费源源不断。既然德国政府已处于如此摇摇欲坠的危险境地，人人都想乘机捞一把。当时格林想到过，如果他不满足于自己微薄的工资，在西非玩这相同的把戏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比如他可以利用一份有关法属几内亚的维希机场的报告。写这份报告的特工是个文盲，数学盲，根本不识罗盘上的罗经点。他声称某一混凝土制的车库里藏着一辆坦克，然而格林早就收到另一名特工写来的报告，得知那个车库里存放着的全是破旧的长统靴。凭经验格林知道平淡无奇的报告更可信，所以他认定先收到的那份报告是准确的。尽管格林断定那个文盲是不称职的，但他的上司们却认为他的报告“非常有价值”。格林对“特别行动队”送来的报告也不敢轻信，因为他们的情报来源显然是相同的。靠胡编乱写报告骗钱的主题，十二年后在格林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我们的人在哈瓦那》里终于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由于当时格林认为菲尔比在玩权力游戏，所以他放弃了晋升机会，并在1945年离开了秘密情报机构。他抱着能被派往战后法国的愿望，来到外交部政治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并未履行诺言。于是他去贝德福德街的“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工作。格林觉得他留给军情六处的礼物是他独立编纂的一册只有20本复制品的《名人录》。其中包括在亚速尔群岛活动的德国间谍名单，和两篇简论该群岛行政管理和农业情况的文章。他还收进了一篇基姆·菲尔比写的旨在为英国侵略军提供帮助的文章，是论无线电通讯的。

诺贝尔奖

1950年，格雷厄姆·格林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生提名更是多达21次，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诺贝尔奖有50年的保密期，在已公开的档案里显示，在1967年之前，格林就已获得过11次提名。

至于格林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大致有三点。一个是因为当时格林的作品非常畅销，评委觉得他并不需要诺奖的奖金；二是，格林写过很多犯罪间谍小说，评委认为他不是一个严肃作家。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里写过一个他和格林的故事，格林自己也如此认为的。马尔克斯和格林一次一起乘飞机时，他问格林自己觉得为什么不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格林迅速回答道：“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个严肃作家。”

第三的原因是，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以来对英国作家的忽视，以及平衡获奖人所在地区的关系。在最近瑞典学院解密了50年前的诺贝尔委员会议事纪录，内容显示，1961年，格林距离桂冠仅有一步之遥。

在当年的候选名单上，格林显然排在首位。评委安德斯·厄斯特林（Anders Osterling）当时评价说，格林是个“完全成熟的作家”，应该同时考虑他最近的作品和他的“整体成就”。厄院士指的是此前一年格林出版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1960年）。

但委员们还要考虑文学版图上的老少边穷地区。厄委员是个阅读范围极广的院士，他觉得当时少有人知的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也挺好，且基于波斯尼亚本土历史与文化的原创性更强，因而力荐。

最终，安德里奇后来居上，“以史诗般的力量，汲取其祖国之历史，挖掘其主题，并刻画人类命运，”而获颁196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还有一个更为匪夷所思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也流传甚广，就是格林跟某位评委的妻子有染，该评委说，格林拿奖只能从他尸体上跨过去。

对于，格林最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让很多人耿耿于怀，为格林鸣不平。

马尔克斯说：“虽然把诺贝尔奖授给了我，但也是间接授给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读过格林，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

诺贝尔奖评委拉斯·福塞尔说：“未授予格林文学奖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错误。”另一位诺贝尔奖评委安德斯·奥斯特林也曾说：“他的名字会为我们的获奖名单增光添彩。”

而唐诺甚至直接称，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诺贝尔最终的获奖名单是可疑的。“格林大概是和诺贝尔文学奖关系最纠缠也最奇怪的作家，他破纪录的被连着提名超过二十次，却终其一生没能得奖。当然，这件事较丢脸的一方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文学院）那班人，意思是，长达二十年以上的时光，他们的文学奖最终名单一直是可疑的、鉴赏力大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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