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

民国时期有名的世家子弟的统称

民国初年，京津沪的上层社会把当时四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称为“四大公子”,此即后世所说的“民国四公子”。

版本流传

版本一

最早提出“民国四公子”概念者是名报人包天笑。1924年9月15日，他在《晶报》以“曼妙”笔名，发表同题文章，称：“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洪[宏]业、孙文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小嘉。……这四位公子，帮着他老太爷，正在出风头的当儿，而且都是反直派。”

包文发表时适值齐燮元与卢永祥江浙战事初起（1924年9月初）继而引发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

此前一年，曹锟以贿选手段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德不配位，引发了众怒，致使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支持浙督卢永祥，挥师南下，在山海关、热河一带与直系吴佩孚、冯玉祥联军对战。

此前，张段孙三方已结成三角同盟，张作霖曾秘密拨付段祺瑞巨额军事活动费，由后者将部分资金转给冯玉祥以示拉拢（差不多同时期，报上也曾传出卢小嘉从奉天携百万军费返沪的消息）。这场战争终以冯玉祥阵前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吴政权而收尾。由此可见，民国四公子概念的提出十分贴合政治形势，与历史上合力抗秦的战国四公子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能喧传一时。因此不妨将之目为原始版本。同年12月17日，《时报·小时报》有短讯，称：“黎黄陂公子，近日崭然露头角，与张公子学良大联络，张段孙卢四公子外又增一人。”算是对上述版本的重述与强调。鉴于包天笑时任时报记者，这则短讯不排除同样出自包氏手笔。

延至1930年11月26日，《铁报》刊有“素衣”《四公子》一文，中谓：“民国十二三年间，孙段张三角联盟抗曹吴，当时有所谓四公子者，即孙中山公子哲生，段合肥公子骏良，张雨帅公子汉卿，卢嘉帅公子小嘉，皆名重一时，为少年中有希望之人物。”将四公子概念一成不变地传承下来，惟对于时间的掌握已略见参差。1934年，《风月画报》4卷33期刊“实翁”《古今之四公子》，文中依次列举战国、明末、清末四公子之后，指出“第四次，为民十一二时之孙科、张学良、段宏业与卢小嘉”，尚与包氏版本保持一致。乃至1958年3月27日香港《工商日报》刊“春痕”（刘麟生）《卢公子暗恋坤伶》一文，亦将卢筱嘉与段宏业、孙科、张学良并列为民国四公子。可谓一脉相承。

版本二

袁寒云、刘仲迈、伍朝枢、唐榴：

1931年4月6日，《金钢钻》刊出《拟以袁刘伍唐为最近四公子议》一文，作者似乎对于此前已有的民国四公子一无记忆，乃重起炉灶，称“最近，世禄之家，成就复不逊于古人”，先是举出谭组庵（延闿）、张汉卿（学良）和孙哲生（科）三人，分别述及其职位，并说他们虽为名门公子，然已功成名就，“谁得而公子之”？暗含否定之意。然后话锋一转，指出“最近四公子，宜推袁寒云、刘仲迈、伍朝枢、唐榴”。其中刘仲迈为湖南省都督刘人熙次子，作诗精于宛陵、山谷两派，又习内典医经，“虽逃名匿影”，“然品之优、学之粹，久为三湘七泽所羡称”。总之名实相符。而伍朝枢、唐榴为“外交人才”，前者为伍廷芳之子，后者是唐绍仪长子，时均在外交部任职。至于袁寒云，虽已作古，论年龄与刘伍唐三人在伯仲之间，若论才气造诣，亦不遑多让。故混为一谈。此文署名“佩珍女士”，不知伊谁，观其行文古奥，佶屈聱牙，略不似女子。三个月后的7月6日，《上海画报》第720期载“石翁”《谈四公子》，称榴花初绽之日，半淞园里有人聚此饮酒赋诗，适有卖小报者至，某女青年“见报端有所谓四公子者，曰张学良，曰伍朝枢，曰孙科，曰唐榴”，便约略承袭了《金钢钻》报上佩珍女士的“创新”版本。

版本三

段宏业、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

1933年10月9日，《社会日报》刊载“徐行”《四公子》，称“民国以来，亦有为人艳称的四公子，即是先总理的哲嗣孙哲生公子、段执政的长公子段宏纲、先大元帅的长公子张学良、卢永祥将军的公子卢小嘉。……风流跌宕的卢公子，据传已病死于天津，在先前，四公子中，有人除去孙哲生公子，而代以南通张季直的公子张孝若”。首先，段祺瑞长公子应为段宏业，段宏纲乃其长侄；其次，1933年实为卢永祥去世，卢小嘉风光不再，然其死讯则纯系误传。透过此人的讲述可知四公子中，孙科的存在感逐渐走低，有被张孝若取代之势。

经查核，1932年12月18日《福尔摩斯》，“木公”《不堪回首之张孝若》一文，篇首断言：“昔年声势煊赫之南通张啬庵之公子张孝若，名列四公子之一。”再往前追溯，则查得1931年5月6日《小日报》“龙居士”《所见略同之张汉卿与张孝若》，起首写道：“张汉卿张孝若卢小嘉段宏业，昔以四公子为世艳称。”张孝若的“晋级”时间也许就在此时左近。

延至1935年8月20日《社会日报》刊“慕云”《四公子死生异路》，言称“在北洋政府时代，煊赫一时之中国四公子，遂应时而生焉。四公子者谁？段祺瑞之段宏业，张作霖之公子张学良，卢永祥之公子卢小嘉，及张季直之公子张孝若是”。再次印证张孝若取代了孙科。然而该文亦谬误百出，如称卢患疾不获根治，“于数月前与世长辞”，与事实严重不符。

五日后的《上海报》有“一公子”撰《民国四公子与季子九录》为之补苴，如谓卢小嘉并非年龄最幼，其艳史亦属“完全子虚”。后文着重谈及《季子九录》的作者实为其父张謇，孝若不过任编辑之职。然而令人错愕的是，或许当年消息闭塞，不易核实，文中竟丝毫未提卢小嘉依然健在。

1935年10月17日晚间，张孝若在寓所中被老仆枪杀，年仅37岁。次日的《社会日报》刊有“逸鱼”的追踪报道，首句中称他同张学良、卢小嘉、段宏纲合称民国四公子。这份名单隐约可视为徐行、慕云版本的混合体。时隔多年，又得见台湾地区有一种说法：即田雨时《国际享名的考古鉴赏家卢渭川》（台北《传记文学》1987年50卷6期），文中附有卢氏的记述：“渭川自幼所受熏陶，足供参考资料的一个小掌故：那时盛传‘中国四大公子’，即中山先生之子孙科（哲生）、东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汉卿）、江苏南通清末状元的实业家张謇之子张孝若、浙督卢永祥之子卢小嘉。”这次孙科保持原位，段宏业凭空消失了。不难揣度，只因增多张孝若这一“变量”，同时又须控制总人数为四人，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排列组合。

类似的混合、重组版本，日后层出不穷。例如尤半狂《毅盦谈话·由卢小嘉想起四公子》（《小日报》1936.10.21）：“民初四公子最为世所称者，以袁寒云、张汉卿、张孝若为最孚人望，末后带一位卢小嘉，因为当年他也代表着卢嘉帅，在外活动，名气倒也不小。”文中又称“段合肥之侄公子，似尚难列其选”，便是针对段宏纲所发的议论。又如《四公子》（作者佚名，载《东方日报》1936.12.24）：“民国肇造以后，一般人咸争传有四公子，此四公子，即袁项城公子袁克文，张謇公子张孝若，张作霖公子张逆学良，卢永祥公子卢小嘉也。”因恰逢“西安事变”发生不久，便临时替张学良安上一个贬称，显得“义正词严”。影响所及，多年后陈定山、郑逸梅均将此版本奉为圭臬。

直至1983年8月，金雄白在香港星岛出版社所出《江山人物》书中《袁寒云多才多艺》一节，也称：“以家世而称为四公子的，就有关外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清末状元张謇之子张孝若，洪宪称帝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也并称为四公子。”

光阴荏苒，日月不居。揆诸1938年至1940年的多份报刊，多推段宏业、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为四公子，与原始版本相较，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洪源《民国时代之四公子》（《大地图文旬刊》1938年第1卷第4期）、智慧《北洋时代四公子》（《上海报》1938.1.29）、恼公《民国四公子之卢小嘉》(《力报》1940.7.26)。此版本即为唐大郎所持，若细究起来，似可远绍自1931年5月6日《小日报》上“龙居士”的那篇短文。

版本四

张学良、张孝若、卢小嘉、冯庸：

如今还能找到几种较为稀见的版本。例如1939年11月2日《新申报》上有“湘楼杂写”专栏，作者“楼主”在篇首写道：“张作霖之长公子学良，为中国四大公子之一，四大公子者，南通张孝直[若]，浙北卢小嘉，与冀北冯庸是也。”其中，冯庸为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

1949年4月20日，《力报》所刊“吴稽之”《纪二十年来四大公子》，则“发明”了另一版本：“北政府时代，张少帅、卢小嘉、段宏纲、方达智（据作者介绍，此人为‘方本仁之公子’），人称四公子。”此外，台湾学界也有人提出李壮飞、张学良、卢小嘉和张孝若为四公子的见解，见叶林枋《关于胡若愚其人其事》（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34卷5期）。案，李壮飞为北洋“泰威将军”李长泰哲嗣，曾与张学良结为盟兄弟。但上述三种版本虽说别开生面，自成一系，却因过于生僻，均未能广为流布。

袁寒云、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袁寒云、张学良、张伯驹、溥侗：

张伯驹于1970年代所撰《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九四》中，谈及“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社会评价

祝淳翔：民国四公子概念的提出，实源自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某人的灵机一动，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即便如此，也仍具现实依据，并非平白无故，空穴来风。

而到了1931年以后，社会舆论开始产生分歧，张孝若、袁寒云这两位“候补”公子初露峥嵘，并在日后赢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甚至也会出现“噪音”，即某些公子人选并不具有普遍性，也因无法达成共识而昙花一现。

至于说张伯驹于1970年代所撰《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九四》中，谈及“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云云，则全然于史无征，似不无自我作古之嫌。若翻阅旧报，每当溥侗、张伯驹现身时，因其京昆兼擅，常为人誉称为名票，却从未有人称之近代（或民国）四公子的。不过这也完全不同于故宫学专家章宏伟先生2016年《张伯驹研究辨谬》文中的“立论”，声称由于查不到“民国时期关于‘民国四公子’的消息”，就怀疑它并不是客观事实。只能说章先生由于不熟悉民国小报资源，持论未免偏颇了。

张恩岭：民国时期，人们初开始称他们“民国四公子”确有贬义的戏称，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出身于官宦豪门,性格风流倜傥,生活放荡。后来，由于他们各自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怀、高尚人品和卓越的艺术才华，“民国四公子”才发生了由贬义到褒义的变化。

由于张学良后来的形象改变，加上人们对袁克文反对帝制的同情，再加上这几位“公子”虽出身显赫，却都不以家世炫耀，亦不是那种“高衡内”式的恶少，于是，“民国公子”的称谓便发生了由贬义而到褒义的变化。

著名学者、诗人寓真先生曾说：“民国四公子的著述德业，虽然不可与明清的前烈攀比，而从某种文化意义上来看，似是一脉文辉相映，以至垂耀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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