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平原

江苏省、安徽省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一带的平原

江淮平原位于中国江苏省、安徽省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一带。主要由长江、淮河冲积而成。地势低洼，海拔一般在10米以下，水网交织，湖泊众多。

平原地貌

流水侵蚀切割，多冈、冲相间地貌。滨江和江心发育有面积很大的江心洲和滩地。处在北亚热带区域，水、热资源丰富。年均温15.5～16.5℃，无霜期多在230～240天之间。作物一般一年两熟，也可一年三熟。作物主要以水稻、冬小麦为主。年均降水量1100～1500毫米。产水稻、棉花等，也适宜柑橘等亚热带果木栽培和油桐等经济林木生长。矿产资源有煤、铁、铜、硫铁矿、金、银等。常患内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辟苏北灌溉总渠，修建运河堤闸和江都水利枢纽等工程，是重要农业区。

历史变迁

江淮平原是指苏、皖二省淮水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地域。淮河源出河南伏牛山，流经安徽、江苏入海。淮水以北，苏、鲁间沂、沭诸水所在，已列入黄淮平原章作了讨论。淮水下游在江苏境内的出海口，历史上曾有过重大变迁。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宋开封尹、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1]，黄河由是夺淮入海。往后，淮水且大量地经长江入海，淮河水流极为紊乱。不过，在南宋以前，淮水长期是独流入海。《汉书》卷28上《地理志》，南阳郡平氏县，“《禹贡》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浦（今涟水县）入海”。《水经注》卷30淮水，“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太平寰宇记》卷工24楚州淮阴县，“淮水，在县西二百步”。水南曰“阴”，是人所习知。由此可证，自西汉经北朝以至唐、宋之际，淮河长期是由楚州淮阴入海。因此，本书讨论汉唐间的淮南地域，以独流入海的淮水为界标，淮水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大地，地形相当平坦，因称为江淮平原。淮南以南的平原大地，以种植水稻为主，与淮北平原以旱作为主有别。

先秦时期

秦汉以前，江淮地区早已有人生活栖息其间。《后汉书．东夷传》云：“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东夷、淮夷以外，《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记西周初，吴君受封，“其一吴，在夷蛮”．吴君生活在夷蛮中，实亦夷蛮。寿梦立，始称王，开始与中原有交往。《吴越春秋》卷工《吴太伯传》称：“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同书卷2《吴王寿梦传》，记他与“鲁成公（前590—前573年）会于钟离（濠州），深问周公礼乐”。至是，吴已比较注意儒学，并与楚国争雄。　那时，吴国领域跨有江淮间与大江南北。吴王阖闾居东南之地，险阻湿润，地域辽阔。虽然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但其国内仍是“田畴不垦”，也没有城郭、仓库，经济相当落后。有关吴国的经济概况，拟与吴越平原一道集中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吴王阖闾之前，《吴越春秋》卷3《王僚使公子光传》记吴王僚出席公子光酒宴时，“被堂铁之甲三重”[1]。汉代堂邑（今六合北）产铁，是否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了呢?当然，铁剑并不等于是铁农具。江淮以至吴越地区在先秦时尚未见有关铁犁、铁农具的记事。《史记》卷31及《吴越春秋》卷3，都记载吴王僚时，“伍子胥退而耕于野”。他是如何具体耕作，实情今不可晓。

楚迁都寿春，大概和春秋时已在淮南兴建人工陂池，有利农田灌溉，发挥了巨大经济效益密切相关联。

楚是先秦时的南方大国。以江汉为据点，北上攻灭黄、杞、陈、许、蔡等，东向与吴、越交争，占地宽广，江淮大地也在它控制之下。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所赐铜节，揭示了当时楚国水上通航和在其境内征收关税的盛况[2]。《史记》卷129《货殖传》所称“三楚”中之东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说明江淮平原即在东楚之内。春申君黄歇是楚国宰相，《史记》卷78《春申君传》记楚败于秦，“楚于是去陈（河南淮阳），徙寿春（安徽寿县）。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相事”。东晋伏滔《正淮篇》云：“淮南者，三代扬州之分也。当春秋时，吴、楚、陈、蔡之与地，战国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3]说明战国时的楚国已独自据有淮南。《汉书》卷28下称：“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淮南已是皮革、木料、鱼类的集散地。

《史记》卷29《河渠书》云：“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响其利。”楚国在江淮发展灌溉事业，大约非止一端。

西汉人说：“叔孙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楚）庄王（前6工3—前591年）知其可以为令尹也。”东汉人高诱注：“雩娄，今庐江是也。”两汉地志均记庐江郡有雩娄县。可见很早以前，已有人用期思水灌溉淮南田野。唐人樊询说：“昔叔敖芍陂，能张楚国。”[1]直接指明水利对楚国强雄，具有密切关系。

关于“期思”，《荀子》卷3《非相》记：“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长左，轩较之下，而以楚霸。”《太平寰宇记》卷127《淮南道•光州固始县》引《太康地志》云：“孙叔敖本期思城人，为楚令尹。期思城在县西北七十里。期思，楚之下邑。”同书卷l29《淮南道•寿州安丰县》云：“芍陂，在县东一百步。……又《舆地志》、崔富《月令》云：孙叔敖作期思陂，即此。故汉王景为庐江太守重修起之．……楚相孙叔敖庙，在县东北二里。崔寔云：孙叔敖作期思陂，以功冠历代，遂于坛上立庙。”《水经注》卷32肥水，记：“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敷所造。”谨按光州、寿州实非一地，期思与芍陂也大有参差，二者本非一事，详情在此难以深究。如上所述，汉、晋人士似是已视期思陂即是芍陂．

然而，《汉书•地理志》记庐江郡灊县（霍山县东北），“沘水（渒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后汉书》卷76《王景传》记建初八年（83年），“迁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李贤注：“陂在今寿州安丰县东。陂径百里，灌田万顷。”[1]经过王景重修的芍陂以及六七百年前孙叔敖所建水利工程，很可能是面貌全非。《王景传》云，在他任庐江郡守前，“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经过他修建荒废的芍陂后，教民犁耕，才导致垦地成倍增加。由此推测，直至东汉前期，淮南民尚不知以牛犁耕作，种植业显然比中原大地落后。春秋时，初修芍陂，自是创举。如果当时是利用水流种稻，自应属于火耕水耨之列。东汉王景在淮南庐江地区推行铁犁牛耕，垦地大量增多，极大地促进和发展了当地的稻谷生产。1959年，安徽省兴修水利，在寿县南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是混合草土筑成，并在那里发现了铁锯、铁锄、铁斧、铁鱼叉等物，人们推测很可能是汉代王景所筑芍陂的遗存[2]。《王景传》还载他在庐江“训令蚕织，为作法制，……”认真推广蚕桑丝织业，有助于推动地方农业经济的日趋繁荣。

秦汉时期

九江郡始置于秦，位于庐江郡东北淮河中游南岸。西汉辖十五县，置有陂官、湖官，负责水利事宜。《汉书》卷29《沟洫志》云：“九江引淮……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显示九江郡民引淮水溉田已有一定数量。不过，该郡开发程度不能过高估计。东汉光武帝时，九江郡守宋均面对“郡多虎暴，屡为民患”。他对所属诸县说：“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3]平原存在如此众多虎、豹，足见所在开发尚浅。《风俗通义》卷5《十返篇》记汝南范滂（范孟博）葬母后，难以为生，“因将人客于九江，田种畜牧，多所收获，以解债”。正好是九江郡内荒地多，垦田和畜牧大可发展作实证。《后汉书》卷42记刘秀子延，明帝时，“徙为阜陵王，食二县”。章和元年（87年），章帝行幸九江，在寿春会见刘延夫妻，“形体非故”，“以阜陵（全椒县）下湿，徙都寿春，加赐钱千万，布万匹”。下湿原因是低洼地排水不畅，导致生产不佳；湿热也不宜于健康。《后汉书》的顺、冲、质、灵诸帝纪以及滕抚、阳球等列传，备记九江、庐江郡民多次武装反叛，如质帝本初元年（l46年）二月诏：“九江、广陵二郡，数罹寇害，残夷最盛。生者失其资业，死者委尸原野。……其调比郡见谷，出禀穷弱。”社会矛盾激烈的基本原因，在于粮食严重缺乏。

淮水下流今江苏境内淮南地域，汉初功臣韩信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封地即在江淮。汉封陈婴于堂邑（六合县），封项伯于射阳（宝应县），封地都在淮南。同姓诸侯吴王刘濞，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始封。“王三郡（丹阳、豫章、会稽）五十三县。”他利用章郡铜山，招纳亡命盗铸，又煮海水为盐，以此用费充足。孝景帝前三年（前154年）正月，起兵广陵（扬州），西渡淮，自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那时淮阴人枚乘任吴王濞郎中，他曾对比汉、吴情况，劝诫吴王说：“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并具体指出，汉朝长安政府的珍奇宝物，“不如（吴）东山之府”；汉代仓廪，“不如（吴）海陵（泰州市）之仓”；汉朝园苑，“不如（吴）长洲之苑”[1]。可证七国之乱首犯刘濞以广陵为据点，拥有鱼盐之利，府藏珍奇，苑中禽兽，海陵仓粮，都是不比长安汉政府差。海陵的仓粮必是来自大江南北。南朝鲍照撰《芜城赋》云：“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辑，人驾肩，歌吹拂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2]显示吴王濞时，广陵正处于极盛，汉以后荒毁．《续汉书．郡国志三》记广陵郡东阳县（盱眙县东）“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又记射阳县多麋，注引《博物记》云：“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随此峻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可知汉代今盱眙一带地势低洼，野草滋生，麋鹿（犴）为吃食草根，践踏其泥很烂，当地居民利用此污泥种稻，收获颇多。清楚地反映出淮南农作尚处于初拓阶段。王充《论衡》卷4《书虚篇》云：“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鸟田象耕，报佑舜禹，非其实也。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海陵糜田，若象耕状，何尝帝王海陵都邪。”汉朝人对当代海陵麋田的解说是多么清楚透彻明白啊！《汉书．地理志》记堂邑县（六合北）、盐渎县（盐城县）均设有铁官。至迟自西汉后期以来，淮南江北地区已有不少铁制工具供应。汉武帝儿子刘胥为广陵王，恃势夺取淮安县东南射阳湖畔草田为已有。宣帝采纳其守相“胜之奏夺王射陂（按，射陂在今苏北射阳县境）草田，以赋贫民”的建议，揭示官、民对耕地的争夺。仪征汉墓所出竹简《先令券书》记墓主朱浚生前有桑田二处，稻田、陂田各一处”[1]。表明西汉后期江北淮南地已较注意陂塘水利。

汉元帝时，何武任扬州刺史五年，他广泛了解和通晓属县工作状况，“出记问垦田顷亩，五谷美恶”，大受吏民敬重。光武帝时，扬州牧樊哗，“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视事十余年”，备受欢迎。章帝时，马稜任广陵郡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赈贫羸，薄赋税，兴复陂湖，灌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注引《东观记》云：“稜在广陵，兴复陂湖，增岁租十余万斛。”[2]以广陵郡为中心的淮南农田水利，在两汉之际显著发展起来，比较一二百年前刘濞在淮南追求盐、铜之利，尚不关心陂塘农田水利，已是大不一样了。随着水利发展。粮食生产迅速走上新台阶。

汉末，世荒民饥，徐州牧陶谦使东阳县（盱眙东）长陈登为典农校尉，“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这位下邳人很注意本土田地差异，大力发展水利，导致了稻谷丰收。他对刘备说，“徐州殷富，户口百万”。那时，包括淮南地区在内的徐州，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太平寰宇记》卷123，载江都县“爱敬陂，在县西十五里。魏陈登为广陵太守，初开此陂，百姓爱而敬之，因此为名，亦号陈登塘”。登为广陵郡守是曹操在许昌任命的，他在淮南工作多年，很注意凿溉，《先贤行状》说是，“甚得江淮间欢心”[1]。

广陵地区在西汉时已出产桑蚕。汉景帝子刘建为江都王，《汉书》卷53记建“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闽越王也以本地土特产回赠，“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通过物品交换，以锦帛作礼物，换取外援。盱眙北境泗洪县曹庄发现一批汉画象石，纺织图的织工前有一突起横木，画有空心梭子[2]，实为汉人纺织丝绢的劳动形象。

淮南地区生产在发展，剥削也在加重，受害群众被迫武装反叛。《后汉书》卷56记顺帝时，“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干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张纲出任广陵郡守，只带随行十余人去张婴营垒。对他们说：“前后二干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过失在官府。他为此下令：“散遣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非常清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相。他任民所居，安心生产，化解了矛盾。《太平寰宇记》卷123扬州广陵县，记“张纲沟在县东三十里，……纲为广陵太守，济惠于百姓，劝课农桑，于东陵村开此沟引湖水溉田，以此立名”。《太平御览》卷75《地部．沟》引《扬子图经》记事相同，但地点是在六合县东三十里。由此可知，张纲在淮南采取的措施，很有利于推动淮南生产的发展。

《后汉书》卷75《袁术传》，记建安二年（197年），术称帝寿春。被曹操击败，走淮南，“众情离叛，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士兵们只能以蒲赢煳口。《三国志》卷32《刘备传》注引《英雄记》云：“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汉末江淮地区的困境，既是战争破坏结果，也是所在生产尚不够发展的具体反映。

三国时期

汉末以后，全国混乱。汉、魏之际，曹魏、孙吴分统江淮平原。西晋统一南北，江淮分隶徐州（广陵郡、临淮郡）、豫州（谯国、汝阴郡、安丰郡）和扬州（淮南郡、庐江郡）。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江淮平原的分属很不稳定。南方之东晋、宋、齐、梁与北方十六国的后赵、前燕、前秦和北魏、齐、周都曾据有江淮的部分地或全部；行政建制复杂，难以一一细述．且因民户迁徙，东晋南朝在江淮地区设置了大量侨州郡县，分画建置，详情难明。南北朝后期，南朝国力日衰，江淮平原逐渐为北朝齐、周所有。最后，周隋交替，隋出兵南下，重新统一全国。几百年的混乱对江淮居户和社会生产都产生重大影响。

《太平御览》卷169《州郡部》引《寿春记》日：“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数百里，无复人居。晋平吴，其民乃还本土，复立为淮南郡。”《三国志》卷51《孙歆传》记孙权称帝时，“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几百里内竟无人居住，遑论生产建树。建安四年（199年）六月，割据淮南的袁术身死，孙策乘机进据庐江。此后，孙权逐渐占有江东，“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1]。相当长时期内，只能对曹魏外示和好。魏、吴双方在江淮的占领区内，各自着手生产与战备双重任务。

那时，魏、吴均在淮南各自设置庐江郡，魏郡在今六安市北，吴郡治今潜山县，遥相对峙。

建安中，曹操“恐江滨郡县为（孙）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2]。大批淮南民众南徙，就曹魏而言，自是重大损失。为力挽狂澜，建安十九年（214年），任命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安庆北），“大开稻田”。孙吴大将吕蒙说：“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曹）操态见矣，宜早除之。”北军南屯及皖，兵威已及于长江北岸孙吴占领区。《太平寰宇记》卷125，记淮南道舒州怀宁县西二十里，有“吴塘陂，皖水所注，此塘即朱光所开”。稻田需要充沛水源，吴塘陂即前引《刘馥传》所云吴塘竭，是淮南重要水利工事之一。孙吴君臣严重关切北军在皖屯田的危害，孙权亲自领兵征皖，俘获敌将朱光。

孙吴力图据有淮南，青龙二年（234年），孙权自领兵十万至合肥，“三年春，权遣兵数干家佃于江北。至八月，（曹魏前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满）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吏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诏美之”[1]。农历八月，稻谷将熟，那是孙吴在江北推行军屯的成果。显而易见，出于战略需要，魏、吴双方都在淮南推行屯垦，藉以解决军粮供应。同时又都是千方百计毁坏对方的屯田。曹魏推行的两淮屯田，已在黄淮平原区叙及，此不复述。概括地说，在如此战火纷繁的年代，江淮间的田作都不甚兴旺。

司马氏取代曹魏后，江淮间成为晋、吴对峙局面。晋初，王浑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人大佃皖城（潜山），图为边害。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顷，船六百余艘”[2]。清楚地展示了孙吴在江北推行军屯的生动画面，既有先年收获的存粮，又有正在成长的稻苗。《世说新语》卷上之上《言语篇》记满奋对晋武帝说：“臣犹吴牛，见月而喘。”梁刘孝标注云：“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而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如前所述，东汉中期，牛耕已传入两淮，魏晋间的淮南水田大概是使用水牛耕作。

创始于先秦并在汉代重修的芍陂是淮南最有名的水利工程。自三国魏、吴开始，芍陂便长期成为南北争夺的焦点。

东晋晚年，执掌朝政的刘裕积极筹措北伐后秦，“先遣（毛）修之（修）复芍陂，起田数千顷”，集存粮食，供应军需。十多年后，刘宋元嘉中，刘义欣任豫州刺史镇寿阳，“义欣陈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疎，顷年以来，荐饥相袭，百城凋弊，于今为甚。……芍陂良田万

余顷，堤竭久坏，秋夏常苦旱，义欣遣谘议参军殷肃循行修理。有旧沟引淖水入陂，不治积久，树木榛塞。肃伐木开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1]。由此可知，晋、宋间的十几年内，至少两次修复芍陂，刘义欣主持的这次修治比较彻底，溉田万余顷，远比毛修之修治起田数千顷为多。

南北朝

南朝齐、梁时，北方拓跋魏的实力日益强大，不断派兵南下，南朝政府为了抗御，并充实粮储，对芍陂水利仍很注意。《南齐书》卷25，记建元二年（480年），齐高帝“敕（垣）崇祖曰：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耶?所少者食，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残丑。敕崇祖修治芍陂田”。但修治效果不明。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大军北伐，“是冬，始修芍陂”，由豫州刺史裴邃主持，同样不明其修治效果。邃侄裴之横“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积”[2]，表明官僚贵族们是在分割侵吞芍陂水利，以遂其私欲。

《水经注》卷32记“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北入芍陂”。注云：“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陂水北迳孙叔敖祠下，谓之芍陂渎。”谨案郦道元撰《水经注》时，芍陂等淮南地尚非北朝所有。关于芍陂的正名、面积和陂门等等重要内容，必是采自南朝很确凿的资料。水流经白芍亭，东积而成湖，陂周长一百二十多里，陂内设有五个水门。它很可能是在天然湖泊基础上将湖周筑堤而形成的大型陂塘。芍陂修建遂使寿春附近成为著名粮食产区。

南宋初，薛季宣《浪语集》卷24《与郑景望书》云：“古人多于川泽之地立塘以遏水溉田，……安丰有芍陂，即孙叔敖所作期思陂。汉王景、魏刘馥、邓艾、齐垣崇祖皆修复之。首受渒水，西度六安，北界驺虞石，东自濠州之南，横石水皆入焉，灌田万顷。”这位温州学者所提邓艾修芍陂事，正史未见有明确记述。但邓艾在曹魏正始时，兴办两淮屯田很有名。《晋书》卷26记艾在淮南屯田，“遂北临淮水，自钟离（凤阳）而南，横石（寿县西北）以西，尽沘水（淖水，今称沙河）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至京师（洛阳），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两淮田兵五万，淮南占居三万，他们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寿春附近为种植业要区，是以稻作为重，他所修治诸陂自应包括芍陂在内。

芍陂经过魏、晋时一再整修，《晋书》卷92《伏滔传》记滔在东晋后期撰《正淮篇》，纵论寿阳地位的重要，“龙泉之陂（芍陂），良畴万顷”，突出显示芍陂在淮南农作中所占重要地位．《南齐书》卷14《州郡志》，记豫州治寿春，“有陂田之饶”，农田发展是与芍陂灌溉密切相关的。不过芍陂水利，只是淮南广大地区的某一局部而已。

曹魏两淮屯田取得了巨大成果，杜预在晋初疏称，“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堉，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他没有具体指明“东南”是何处?疏文明确说，“东南以水田为业”。又说，“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谨案《晋书》卷27记晋咸宁四年（278年）“七月，司、冀、兖、豫、荆、扬郡国二十大水，伤秋稼，坏屋室，有死者”。由此推知，杜预是在当年秋冬上疏，所称“东南”应是包括黄淮平原南侧诸低洼郡县和江淮平原的淮南不少地方。疏文强烈要求废陂排水，特别指明，“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他上疏时，孙吴尚未亡国，上距邓艾两淮屯田不过二三十年，竟出现了“陂竭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等等困弊。他建议决陂泄水，春种五谷，可部分解除民困。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包括淮南在内不少陂竭被决毁，水田改为陆田，从事旱作。

西晋八王之乱引致京城洛阳仓廪空虚，尚书仓部令史庐江（今霍丘西）人陈敏提出建议说：“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以此任命他为合肥度支，迁广陵度支[1]。自杜预疏罢东南诸陂，至此亦不过二十年，说南方米谷积数十年，显系夸大。合肥、广陵皆在淮南，当地颇有不少存粮，当是事实。

东晋元帝大兴二年（319年）“五月，淮陵、临淮、淮南、安丰、庐江等五郡蝗虫食秋麦”[2]，五郡地处淮南、江北间，反映江淮徐扬地区是广泛种麦。值得注意的是，淮南为东晋南朝侨置州郡的重点地区之一。如徐州、南兖州曾治广陵，刘宋且侨置徐州于钟离（凤阳）。《宋书》卷35《州郡志》云：“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宋世分扬州为南徐，徐州为南兖’扬州之江西悉属豫州。”由此不难明白，广陵地区的侨寓人数众多，北人习于面食，对淮南地区推广种麦自有帮助。曾经担任南兖州刺史、广陵相的谢玄便以广陵为基地筹组北府兵而驰名于世。

东晋穆帝时，华北后赵主石虎死，国内大乱。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受命督晋军北伐。永和五年（350年）出镇寿春，他以淮南太守陈逵等“开江西嘐田千余顷，以为军储”[1]。开嘐田乃是垦殖淮南荒地。嘐：《说文》十三下《田部》：“嘐，烧穜也。《汉律》曰：昭田、茠草。”《玉篇》卷2：“疁，不耕烧种也。”可是，《颜氏家训》卷4《涉务》谈到农作：“耕种之，茠锄之，刈获之。”即是说，袜草，未必一定是烧种。唐人何超《晋书音义》卷下：“疁，《说文》，烧种也。案通沟溉田亦为疁。”他已是明显对传统解释提出了异议，对疁田别有新解。《通鉴》卷99称：“殷浩连年北伐，师徒屡败，粮械都尽。”桓温为此疏斥其罪，浩被贬，两年后（356年）亡故。故吏顾悦之为之讼冤，说浩“出镇寿阳，驱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罗向义，广开屯田，沐雨栉风，等勤台仆”。冤案沉清，追复殷浩本官。是知浩在寿阳“开疁田”，是进行屯田。拓荒除草，开渠灌溉，都使用铁农具；并不是几十年前应詹所说，“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的古老原始烧荒播种，而是在淮南发展水田农业的新措施。

东晋时寿阳所处重要地位，有如伏滔《正淮论》所言：“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2]加以芍陂水利，因而很受各方面重视，所受战争损害亦大。《宋书》卷51，记宋文帝时，刘义欣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于时土境荒毁，人民凋散，城郭颓败，盗贼公行”。也正在此时，沈亮奏称：“缘淮岁丰，邑富地穰，麦既已登，黍、粟行就。”[3]寿春所在缘淮地域，并不像刘义欣所说那么“土瘠民疏，荐饥相袭”。芍陂西有穷陂。《水经注》卷30记淮水支流穷水（安风水）“流结为陂，谓之穷陂，塘堰虽沦，犹用不辍。陂水四分，农事用康”。地点就是在今霍邱县附近。至南北朝时，人们还在很好利用穷陂水流灌溉。在两淮，夏秋粮食作物已是盛行轮作。

不过，就总体而言，南朝时淮南诸地实多荒废。南齐初，左仆射王俭上奏：“江西连接汝、颍，土旷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寿春为阻。”随后，南豫州别驾殷弥奏称：“颍川、汝阳，荒残来久，流民分散在谯、历二境，多蒙复除，获有郡名，租输益微。……庐江（舒城）属南豫，滨带长江，民黎租帛，从流送州，实为便利。郡领洒（霍山）、舒（舒城）及始新左县，村竹产，府州采伐，为益不少。”既是土旷民稀，租输自然大减。齐明帝时，尚书令徐孝嗣表请建立屯田，他说：“寻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聚粮待敌，每苦不周。……臣比访之故老及经彼宰守，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异。……今水田虽晚，方事菽、麦；菽、麦二种，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开创之利，宜在及时。……田器、耕牛，台详所给。……”[1]孝嗣建议所设屯田因故未能兑现。淮南农田荒废，陂塘失修，当地适宜水田和旱作，广泛实施牛耕等等，依然历历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梁书》卷28记夏侯夔任豫州刺史，“豫州（寿春）积岁寇戎，人颇失业。夔乃帅军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干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以充储备，兼赡贫人，境内顾之”。他在州七年，威望布于远近。足见成事在人，注意水利，便可使稻产大为增加。

另外，上引南豫州别驾殷弥奏疏，说庐江郡始新左县竹产丰富。左郡、左县乃是南朝政府在蛮、俚人聚居地所用行政建制。淮南原是豫州蛮的重要居住地之一。《宋书》卷97《蛮传》称：蛮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分布地域很广。《南齐书》卷14记淮南设有南陈左郡、南陈左县、太湖左县、吕亭左县等等。蛮民通常“酋豪世袭”，多居深险。所在林木茂密，开发程度较低。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十月，“霍州西山蛮率部落内属”。陈宣帝太建十年（578年）十二月，“合州庐江蛮田伯兴出寇枞阳（安徽枞阳县），刺史鲁广达讨平之”[1]，淮南蛮民的归顺或反叛，显示他们在政治上的活跃与生产上的不稳定。

东魏、北齐为了抗衡宇文周，大力开拓淮南．《通鉴》卷16l记太清二年（548年）八月，齐高澄派“辛术帅诸将略江淮之北，凡获二十三州”。第二年岁末，“东魏尽有淮南之地”。高欢病故时，东魏河南大行台侯景反叛，被东魏击败于涡阳（蒙城）。齐天保元年（550年），侯景征江西租税，藉以投靠建康政府，北齐淮南经略使辛术率军渡淮邀击，烧其稻谷百万石”[2]。侯景在很短期内，于淮南征收稻谷百万石以上，反映淮南的稻谷生产比汉代是有了重大进展。

淮水下游的淮南地区，六朝时也有不少农作。《太平寰宇记》卷124楚州淮阴县，“白水塘，在县南九十五里。故老云，邓艾子吴时（?）修此塘，置屯四十九所，灌田以充军储”。又记楚州宝应县西八十五里，有白水陂，“邓艾所立，与盱眙县破釜塘相连，开八水门，立屯溉田万二千顷。大业末，破釜塘坏，水北入淮，白水塘因亦涸竭，今时雨调适，犹得灌田”。关于淮阴与宝应的白水塘记事，虽很难肯定无误，但在淮水下游低洼地修建陂塘以利农作，必已有久远历史。

东晋元帝在建邺称帝，《晋书》卷26，记太兴元年（318年）诏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叹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东晋徐、扬二州，虽包括长江以南的不少地方，但首要是江淮平原，官府大力提倡在这一地区推广种麦。其后，《宋书》卷5记文帝元嘉廿一年（444年）七月诏：“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间专务陆作。可符二镇，履行旧陂，相率修立，并课垦辟，使及来年。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伫，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宋文帝时，徐州治彭城，包括了淮南钟离、马头（当涂）在内；豫州包括淮南历阳、庐江、晋熙等地。说诸地水田虽多，民间却惯于旱作，诏令修理旧有陂塘，努力垦耕，并依据土地所宜，分别栽桑树和麻纻，显示南朝政府是努力在淮南比较全面地发展种植业。

盱眙是东晋南朝在淮南的重要屯田区，淮阴是北兖州所治，《南齐书》卷14，记晋穆帝永和中（345—356年），北中郎将荀羡说：“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阳平石鳖，田稻丰饶。”《晋书》卷75，记荀羡“北镇淮阴，屯田于（盱眙东）东阳之石鳖（宝应西）[1]。可证在今盱眙至宝应一带，开拓农田水利，屯田种稻很有成就。

宋元嘉中，江夏王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镇盱眙，文帝以“兖土凋荒”，废南兖并入南徐州，拟“别置淮南都督住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设想并未兑现，亦可反映盱眙是当时生产要地。北魏太武帝率大军攻宋，缺乏后备资粮，沿途虏掠为生。“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但始终未被攻克[1]。很可以反映宋朝盱眙地区生产发展，存粮不少。从睢陵（盱眙）人陈伯之年轻时偷刈邻里稻谷事，亦足以展示盱眙地区民间种稻相当广泛。

北齐占领淮南后，《隋书》卷24记乾明中（560年），“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廪充足”。说明北齐在石鳖屯田收获相当可观。南朝陈宣帝派吴明彻领大军攻齐，进驻寿阳，江淮间诸地几乎全部光复。《陈书》卷5记太建六年（574年）四月诏：“仍出阳平仓谷，拯其悬磬，并充粮种。劝课士女，随近耕种，石鳖等屯，适意修垦。”说明盱眙、石鳖等地，自晋、宋以至南朝末年，长期是历代重要屯作垦殖区。

长江以北广陵地区，《南齐书》卷14《州郡志》云：“南兖州镇广陵，汉故王国”，后因战争破坏衰颓。两晋之际，大批受苦难的流民来到广陵地区，难以为生，只好投靠权势，充当佃客，“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东晋政府为此正式规定给客制度，想把自发的投靠转为法定的佃客制，“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淮南佃客人数，朝廷仍未能有效控制。郡所属“海陵县（今泰州市）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淮南太守毛璩率千人往讨，“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2]。数万逃亡者在荒野菰封中隐慝生活，

渔猎而外，必有一些人在近处从事粗放耕种。《南齐书》卷28记刘善明在宋明帝时任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民种榆、槚、杂果，遂获其利”。可知在沿海地区种树，带来不小经济效益。刘宋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始以广陵为州治所。“土甚平旷，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泰州市）观涛，与京口对岸，江之壮阔处也”。谨按海陵观涛，据汉人枚乘《七发》所述，早在西汉时，已是如此。可以概见当时江海的位置，也说明广陵诸地开发不畅。南齐永明元年（483年），南兖州刺史柳世隆奏称，尚书省规定土断和并省侨郡县条格，流寓者本无定居，“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今专罢侨邦，不省荒邑，杂居舛止，与先不异，……谓应同省”[1]。可知淮南、江北诸地侨郡县和原有郡县大多荒闲，民户少，生产不旺。《太平寰宇记》卷123扬州江都县：“按阮升之《南兖州记》云：齐高宗建武五年（498年），遏艾陵湖水，立裘塘屯，移（故齐宁）县于万岁村，中兴元年（501年），废县。”遏湖立屯，是为了进行开拓，引湖水以溉屯田。其后果不明，大概没有多少成就。

青州原治黄淮平原，其地为北朝占领。《南齐书》卷6记建武二年（495年）三月，“停青州麦租”。所称青州，乃是在今江北六合。《州郡志》记“建元初，徙齐郡，治瓜步”。史称南齐初，拟置青州齐郡于建邺，“议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归，乃治瓜步，以（刘）怀慰为辅国将军，齐郡太守。……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垦废田二百顷，决沈湖灌溉，不受礼谒，民有饷其新米一斛者，怀慰出所食麦饭示之，曰：旦食有余，幸不烦此”[2]。清楚显示江北地域在宋、齐之际已盛产麦、稻．此后且有新的发展。《陈书》卷9记南谯州秦郡（六合）人吴明彻出身官僚家庭，幼孤，“勤力耕种”。侯景叛乱，攻陷建邺时，民生困穷，“明彻有粟、麦三干余斛”，计口分予邻里贫者，这一旧官僚家中的存粮，曲折反映当地旱作农业兴旺。《太平广记》卷16《张老条》记梁天监中，扬州曹掾韦恕居六合县，招同县园叟张老为女壻。张老“负秽锼地，鬻蔬不辍”。受到指责后，张老使妻骑驴戴笠，和他一块走了。数年后，韦恕令其男往访，“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这一则出自唐人李复言所撰《续玄怪录》的传奇故事，反映南朝时江北地区以牛耕地，不能遽尔否定其为子虚乌有也。

另外，淮南、江北地势低洼，六朝时尚未很好开拓利用，不少人尚以渔猎为业。《太平寰宇记》卷124楚州盐城县，引阮升之《南兖州记》曰：“上有南兖州盐亭一百廿三所，县人以渔、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能致饶沃。”此乃因地制宜，捕鱼、制盐，胜于田作。北齐占有淮南后，初许十年优复，齐武成帝时，征税烦杂，在扬州，“断渔猎，人家无以自资”，同样反映出淮南一些民众长期是以渔、猎为生。

总之，六朝时期兵乱频仍，江淮间农业生产大受影响。但和秦、汉时期相比，生产广度大为拓宽，芍陂、石鳖形成新的重要种植据点。淮南滨海一带，地势低洼，盐碱土重，居民长期以鱼盐为生，直至六朝末年，尚未能根本改观。

隋唐时期

隋唐全国大一统。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于寿春置淮南行台，杨广任尚书令，筹组大军灭陈。陈亡以后，隋在江淮平原分置淮南、钟离、庐江、同安、历阳、江都六郡。隋末，全国出现近十年社会大动乱，江淮间同样破损严重。唐统一全国后，江淮平原属淮南道，统辖寿、濠、庐、和、滁、舒、楚、扬八州。唐末混乱，经历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等人六七年交争，“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通鉴》卷259，记景福元年（892年）八月，庐州合肥人扬行密任淮南节度，“招抚流散”，“保据江淮之间”，建立吴国。其后，养子徐知诰（李昪）夺权，建国南唐，最终亡于赵宋。

隋末，江淮地区受炀帝暴政摧残和多年社会动乱影响，户口大减。唐武德六年（623年）三月诏：“江淮之间，爰及岭外，涂路悬阻，土旷人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1]按《隋书．地理志》记扬州上述六郡，大业时为二十五万六干四百六十九户，《旧唐书．地理志》记上述淮南八州，贞观中为五万七千三百五十户，只有隋代盛世户22%，确证江淮土旷人稀，相当严重。高宗时战败高丽，《新唐书》卷220记“总章二年（669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徙民自是为了补充江淮户口。

另一方面，唐初以来，江淮粮食已有不少北运。《册府元龟》卷498记武德二年（619年）“八月，扬州都督李靖运江淮之米以实洛阳”。《旧唐书》卷5记永隆二年（681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许遭水处往江淮以南就食”。在江淮，粮食外运和吸引饥民就食，都需要以农产品丰富为前提。《唐会要》卷27，记长安四年（704年）洛阳都尉杨齐哲上书云：“神都（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久流衍。”《文苑英华》卷605宋之问《为东都僧等请留驾表》称：“东都有河朔之饶，食江淮之利，九年之储已积，四方之赋攸均。”《通鉴》卷209记景龙三年（709年）关中饥，“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淮海、江淮所产粮食年复一年地运输给京师，自是所在生产有了重大发展的反映。

寿州东南的庐州，是隋代庐江郡所治，庐江县有曹魏时修建的七门堰．《隋书》卷64，记庐江境内有巢湖，水产甚丰。襄安人（巢县）陈棱“祖硕，以渔钓自给”。《云笈七签》卷112记元和时，巢县人“秦万家富，开米、面、采、帛之肆，常用长尺大斗以买，短尺小斗以卖”，反映当地粮食、桑蚕业都比较发展。贞元时，庐州（合肥）刺史罗垧面对“村略阔而土田塉，人产寒薄，井赋尤重”，“豪家广占田而不耕，人稀而病于吏众，艺桑鲜而布帛疏滥”。他提倡栽桑，减吏，“命有不耕之田，有能兴耒耜者听耕之。所耕之田，因为之主，垦田滋多，岁以大穰[2]。在职七年，庐州生产面貌有较大改观，大受淮南节度使杜佑奖赏。《樊川文集》卷18《卢搏除废州刺史制》记唐宣宗言：“庐江五城，环地千里，口众赋重，岂可轻授。”可知直至唐末，庐州仍保持经济繁荣的基本格局。

长江北岸舒州，是隋代同安郡地。《太平寰宇记》卷125记舒州怀宁县，“吴陂堰在县西廿里。吕蒙凿石通水，注稻田三百顷。开皇十八年（598年），刺史梁慈更广沟渠，又加稻田百余顷。自贞元二年（786年），洪水涌溃，畴阜成洲，古之良田，半为沙卤”。据此可知，水堰始建于三国孙吴时，至隋唐时，续有进展，藉助水力发展稻田种植。中唐后因山洪冲击，沟渠水利破坏严重。唐代宗时，刺史独孤及发现舒州三万三千户，只有三千五百户交税，他改行新的口赋，使纳税面增加，负担相对合理，激励大众努力发展生产。不久，外地旱灾，舒州竟能吸引不少流民安居，很可反映当地生产较好。《新唐书．地理志》记舒州“地多猛虎、毒蛇”。宪宗时，县令大力焚毁草木，民免虎、蛇患苦。《册府元龟》卷147《恤下》记开元四年（716年）正月诏：“江淮南诸州大虫杀人，村野百姓颇废生业，……泗州涟水县令李全确……作法遮捕，扫除略尽。……宜令全确驰驿往淮南大虫为害州，指授其教，与州县长官同除其害。缘官路两边去道各十步，草木常令芟伐，使行人往来得以防备”。泗州位于淮北，唐代盛世，沿淮南北虎患严重。草木茂盛，淮南尤为突出，显示淮南荒地的开发尚是很不理想。

和州（和县）位于长江北岸，是春秋时楚地。北齐占领淮南后，始置和州。隋大业时，改称历阳郡。郡属乌江县有韦游沟，是玄宗开元中，县丞韦尹开凿。德宗贞元中，县令游重彦增修，溉田五百顷，是县级重要水利工程。《全唐诗》卷363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记他自长庆四年（824年）八月，由夔州至历阳。那里，“场黄堆晚稻，篱碧见冬菁，……湖鱼香胜肉，官酒重于饧”。晚秋稻谷黄熟，湖鱼肥大味鲜，自是鱼米之乡丰盛特色。《太平广记》卷339引《广异记》载历阳罗元则夺同县张明通十亩田，导致张明通失业，表明历阳土地兼并盛行，并非世外桃源。

滁州地处江淮间，始置于隋初。大业时，废为江都郡属县。中唐时，李幼卿、关播等人任刺史时，社会安定，“饥者粮，流者占”。“既无盗贼，人甚安之”。显示生产比较平稳。

淮水下游地区，唐置楚、扬二州。自唐初以至十国吴、唐之世，官府很注意在楚州推行屯田。《新唐书》卷41记楚州宝应县西南有白水塘、羡塘（白水塘北）。“证圣中，开置屯田”。白水塘陂，前代已开置屯田，唐武则天时又置屯田。穆宗长庆中，再兴白水塘屯田．但屯田具体成效，均未见于史文。《通典》卷2记“上元中（760—761年），于楚州古谢阳湖置洪泽屯”，地点是在盐城县西，据说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直至五代时仍造福于民。之前，薛珏为楚州营田使，曾废罢田官几百人，去烦政简，贞元三年（787年）三月，敕令停罢楚州营田使”[1]。《文苑英华》卷616刘禹锡《论楚州营田表》称：楚州屯田耗费大，收成少，“刈获所收，无裨于国用，种粮每缺，尝假于供司”；因此须做重大改革，“取其田畜，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诚为至当”。将耕地与牲口分给百姓，并按土地质量，酌情分等收税。谨案本文是刘禹锡代淮南节度使杜佑所作，佑在淮南工作十多年（791—803年），对楚州存在已久的屯田，应有相当了解。这一主张废弃楚州屯田的奏文，似乎未经朝廷核准。《金石续编》卷11《楚州使院石柱题名》刊列大和三年至会昌三年（829—843年）十五年内，有十一位营田判官题名，至少显示在唐文宗、武宗时，楚州营田是依旧存在。《文苑英华》卷812郑吉大中十四年（860年）四月作《楚州修城南门记》云：“楚最东为名郡，疆土绵远，带甲四千人，征赋二万计，屯田五千顷，凡兵、赋、食三者相通也。”可证唐宣宗时，楚州仍有屯田。唐僖宗时，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13记“山阳（淮安）沃壤，淮畔奥区，地占三巡，田逾万顷”，以李昭望充补楚州营田。是知唐末楚州营田尚有万顷田地，若按盛唐制度，隶州镇诸军屯田，每五十顷为一屯计算，实有一二百屯，未可小视。楚州屯营田的收入不是很多，在低洼盐碱地由官府集中经营农作，乃是改造碱地为稻田的良好实验。

“淮海唯扬”，扬州广陵郡是大都督府。贞观中，李袭誉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引雷陂水，又筑句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1]。雷陂或称雷塘，唐初已发挥其积极效益。德宗贞元中，淮南节度使杜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据权德舆说：“濒海弃地，茭刍填淤。”这些淤泥堆积、茭刍丛生的废地，通过开凿新渠水流的灌洗，使沿海盐卤地逐渐改变成良田，“多黍、多稌，……连营三十二，积谷五十万”[2]。杜佑在扬州开设营垒三十所，上述存粮，理应是屯田收入。

唐亡以后，在江淮立国的南唐政府仍注意在淮南推行屯田。陆游《南唐书》卷2记元宗保大十一年（953年），“筑白水塘，以溉屯田”。敕令“州县陂塘堙废者皆修复之。于是，力役暴兴，楚州、常州尤甚”。楚州白水塘，前已介绍，相传为曹魏邓艾创修，至是可谓历史久远。《通鉴》卷291，记南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请修白水塘，溉田以实边，（同平章事）冯延已以为便。（尚书员外郎）李德明因请大辟旷土为屯田，修复所在渠塘堙废者。吏因缘侵扰，大兴力役，夺民田甚众，民愁怨无诉”[1]。南唐推广屯田是以淮南为重点，以徐锴为屯田郎中原，高邮人乔匡舜、袁州人刘彦贞、庐陵人陈乔等人分任屯田员外郎，但屯田的实效甚微。那时，中原的后周大军正在日益南逼，陆游《南唐书》卷2记保大十四年（956年），“诏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由于屯田经营不善，严重害民。周军南下时，唐民争相以牛酒迎接慰劳。可是，周军将帅竟以征服者自居，胡作非为，大失民心。屯田劳动者“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屡败周军。马令《南唐书》卷4记保大十四年（956年）三月，“诸郡屯田，相率起义，……处处保聚，号曰甲军，周师苦之”[2]。南唐在淮南屯田，生产上的建树甚少，劳动者为保护自己切身利益，为此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江都有爱敬陂，别称陈登塘，是汉魏之际广陵郡守陈登所开。唐贞元四年（788年），淮南节度使杜亚在江都西引陂水通漕，《新唐书》卷53记修陈登塘通漕事甚详。同时，陂水还“溉夹陂田”。梁肃《通爱敬陂水门记》云：“其夹堤之田，旱叹得其溉，霖潦得其归，化硗薄为膏腴者不知几千万亩。”[3]贞元四年（788年），疏浚填淤的官河以利通航，同时也给夹堤的众多农田灌溉带来良好效益。

元和中，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在高邮县，“筑堤为塘，溉田数干顷”，宪宗大为嘉奖。元和六年（811年）拜相敕称：“淮海大都，……岁属艰食，人多愁声”；吉甫“矗以长塘，潴其天泽，变舄卤为稻粱之壤，致蒸黎有衣食之源”[4]。水利给当地农作丰收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江淮地区早在春秋时，已有桑蚕。《史记》卷31记吴楚二国边民曾在淮南因“争桑”导致战争，争桑当与养蚕攸关。汉代有了桑蚕记录。南朝时，寿春等地所产丝绵绢布已有名。《唐六典》卷3记淮南道赋物，也包括丝、麻二大类。在贡物中，扬州细纻’庐州交梭、熟丝布，楚州孔雀布，和州纻綀，滁州麻、赀布，舒州白纻布，寿州葛布[1]，也是绢、布（纻、葛）二大类。盛唐时的绢布质量评估，《唐六典》卷20记舒州火麻，庐、和赀布，均名列全国第二等，扬州伫，楚、庐、寿州火麻，楚、滁州赀，并居全国第三等，庐州纻为第四等，寿州绢居全国第五等。由此约略概见，江淮平原所产桑蚕、麻布在全国所处地位已是相当重要。

江淮地区是唐代著名的产茶区。《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记“茶自江淮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颇多”。《唐国史补》卷下，“寿州霍山之黄芽”是名茶。《太平广记》卷24《刘清真》记天宝中，刘清真与其徒二十余人在寿州作茶出卖。《旧唐书》卷139记苏州嘉兴人陆贽自关中归乡，路经淮南，寿州刺史张镒以新茶相赠。《新唐书》卷214记元和时，彰义（蔡州）节度使吴少阳“时时掠寿州茶山，劫商贾”。《文苑英华》卷916记大中时，“寿阳岁数饥，有盗贼，……货茶盗，斗变难制”。《全唐诗》卷480，记春二月，李绅至寿州，吏人告知，“霍山多虎，每岁采茶为患。……每岁采茶及樵苏，常遭啖食，人不堪命”。由此看来，淮南产茶以寿州霍山为重点，每年吸引不少茶商，自此源源输出大批茶叶。

史称唐、梁之际，淮南节度使徐知诰主持扬吴国政。其时吴有丁口钱，还有计亩输钱，民众很痛苦。宋齐丘建议免丁口钱，税收以谷帛为准则，并抬高价格。洪迈《容斋续笔》卷16《宋齐丘》条引许载《吴南唐拾遗录》详记其事。徐知诰采纳宋齐丘意见，认真推行，“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通鉴》卷270也说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吴、唐利用税收杠杆，有力地推动了江淮间农桑事业获得了重大发展。

陆羽《茶经》卷下，评寿州茶为下等，质量不如川茶。《新唐书》卷41记寿、庐二州贡茶，茶质应是相当良好。《太平寰宇记》卷125云舒州产茶，又卷103记扬州江都县之蜀冈，“有茶园，其茶甘香，味如蒙顶”。《中朝故事》与《玉泉子》均记李德裕言，舒州茶可消酒肉毒。可证唐代江淮诸州产茶乃是前所未有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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